“古”“今”之辨：时代新人责任教育的应有之维
时间：2023-02-24 14:00: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赖萱萱
（泉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加强时代新人责任教育是回应时代使命的应然之举。近年来，随着“时代新人”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关注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根源的重要价值，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传统君子人格思想”“传统家风文化”等视角探讨对时代新人培育的启示和作用。但是针对时代新人的责任教育问题，发掘和运用传统文化资源的研究还很薄弱。我们认为，时代新人责任教育应坚持“古今之辨”方法论，即根据“今”之社会条件、价值导向与时代要求对“古”之资源进行鉴别、取舍，使传统精髓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实现民族“精神命脉”的赓续与发展。以下我们将在责任教育的过程要素——责任认知建构、责任情感培育、责任意志锤炼和责任行为养成四个方面，运用“古今之辨”的方法，探索“古”“今”的接榫点，实现承“古”开“今”，为青年责任意识培育和责任人格塑造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责任认知是责任感培育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对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的认识，就不可能自觉而持久地履行责任。责任认知建构就是要解决“人应担负什么责任”“人为什么要承担这些责任”“如何承担责任”等关键问题，使受教育者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中国传统的责任认知理念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层次性和包容性等特征，这与新时代责任教育理念在思维方式和价值旨归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通性。时代新人责任认知建构应以传统责任理念为其渊源，并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批判、继承和发展，实现“古”“今”融合，以促进时代新人完善自我、明确使命、勇担责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责任是在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中体认和确定的。中国传统宇宙观强调“连续、动态、关联、整体的观点”，指出“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故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群体应当建立共生和谐的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的责任整体。犹如王阳明指出的：“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然而“天下一家、国家一人”是如何实现的？张载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
慈孤弱，所以幼（其）[吾]幼。”他将血缘同胞关系拓展至天下，天下之人都是自己的同胞，世间万物都是同类，我自然得为天下、万物负责。由此，天下如一家，结成“血脉”相通的“一体”。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秉承传统“天下一家”、民胞物与等共同体智慧，对青年一代提出了对己、对人、对国家、对世界乃至自然界的整体性责任，其中实现“中国梦”的家国责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大历史责任是时代新人最鲜明的责任标识。在中国梦的历史责任、中国梦与青年内在关联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共同体思维的传承与运用。首先，实现“中国梦”是“当代中国青年必须和必将承担的重任”，具体展现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即实现“国家梦”“民族梦”和“个人梦”。这三个责任对象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中国梦是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是“个人梦”汇集合一的“国家梦”与“民族梦”，而“国家梦”与“民族梦”的追求和实现，归根到底是为了“个人梦”实现。于是，国家、民族和个人结合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彼此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其次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责任，即实现“世界梦”。关于全人类的关怀和思考亦是整体性思维模式向世界范围拓展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通，中华民族应该对人类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有家国情怀，也要有人类关怀，发扬中华文化崇尚的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因此，时代新人责任认知的建构应充分认识到人的社会性本质，在责任相关性基础上明确责任对象。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要引导时代新人形成“天下万物为一体”“天下犹一家”的意识自觉，不仅要思考自己民族国家的问题，还要理性思考全人类的发展问题。
传统的整体性责任思维决定着人要承担的责任是多元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世界中，个人又如何去现实地承担起对国家、对天下、对万物，这些看起来较为远大的责任呢？对此，《大学》依据认知发展规律，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次序，由内向外、由近及远地划分为四个层次，即对自身的责任、对家庭家族的责任、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宇宙万物的责任，先尽了切己能及的自身责任、家庭责任，再将这种精神推出去，以尽对国家、天下、万物的责任。这种责任次序上的安排，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因责任目标太过远大而无处着手。另外，处于不同位分的人要承担的责任也不同，如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按照宗法等级原则确立主体责任的等级内容与大小，使各阶层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当然，传统强调宗法等级名分是建立在封建特权制的基础上的，具有历史局限性，与现代社会的公平民主意识是存在明显冲突的。
时代新人责任认知建构还需要充分吸收传统社会责任的层次性、务实性等有益理念，抛弃其消极元素，从认知层面和实践层面引导时代新人切实地将个人理想融入于“国家梦”“民族梦”和“世界梦”之中。首先，从认知上强调“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个人理想只有融入于历史责任之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而“一切视探索尝试为畏途、一切把负重前行当吃亏、一切‘躲进小楼成一统’逃避责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难以成功的，难以真正获得人生快乐的。其次，勉励时代新人承担起历史重任要从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做起，学习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内在素质，使自己的思维视野、思想观念、认识水平跟上越来越快的时代发展。从“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入手，为实现伟大历史使命积蓄力量，做好准备。因此，在责任教育实践和责任教育内容设置上，都应充分考虑学生的成长规律和实际的责任水平，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分层次展开。引导学生从点滴做起，从“修身”“齐家”做起，再进一步升华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万物的责任与担当。
责任情感的培育是责任教育的重要环节。列宁曾经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如果说追求真理需要感情，那么追求善、形成责任意识则更需要感情。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主情”“重情”“尚情”，李泽厚先生称其为“情本体”的文化。由此，重视情感教育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特色所在。时代新人责任情感培育需要做到将传统“理”与时代“境”的有机统一，即从传统中汲取理论精髓，同时与新环境、新形势相结合，营造出与时代新人日常生活融于一体的情感教育氛围。
关于道德情感的培育，传统儒家主张以仁爱作为核心教育精神。而作为道德情感的深层次构成部分，责任情感的培育更需要仁爱精神的滋养，仁爱情感教育可以激发受教育者内心“善”的情感与强烈的道义责任感。在情感培育的过程中，传统仁爱教育领域有两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以“仁者爱人”思想奠定情感教育基础。在孔子的思想中，爱人是仁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者爱人”从人们的血缘情感出发，即“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并由此扩而充之，进一步做到“泛爱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爱人情感根源于血缘关系的爱亲之情，从爱亲之情中发育生长而来的。这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方法以感性经验与心理体验为出发点，合乎道德意识形成的基本规律。孔子、孟子等古代教育家，通过“仁者爱人”思想的传授，为受教育者深刻理解并建立自觉的道德责任感奠定感性经验的基础。
第二，以“仁爱之心”建立互相尊重与信任的师生关系。孔子教育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爱心和尊重交给了学生，他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教师始终怀着一颗仁爱之心，毫无保留地教育学生、循循善诱地劝勉学生，用真心、真诚拉近与学生的距离，由此尊师爱生、互相信任的师生关系就建立起来了。这种充满爱、关心、尊重的情感氛围和人际关系，能够有效促进受教育者正向地看待群己关系，在良性人际互动中体验责任、认同责任并逐渐实现责任内化。
仁爱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教育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然而，由于受到现代工具理性观念的影响，“仁而爱人”等一些有益的教育观念在实践中遭到冲击和淡化。学校教育重“知”轻“情”，弱化情感教育，由此造成部分青年学生缺乏同情心、感恩心和责任心。因此，新时代责任情感培育应继承和弘扬传统仁爱教育精神，并将其贯穿于培育过程的始终。
传统思想精髓要在新时代情境中发挥重要作用，还需要与新时代情感教育环境相融合，找到合适的呈现方式及存在形式。新时代责任教育的情境营造具体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第一，借助故事叙述，创设仁爱氛围，实现责任情感的共鸣共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十分重要”。“讲好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故事讲述的过程即是情感体验场景的构建过程，“在情感场的氛围中，积累道德情感的感受与体验，从而使道德情感得到内化与升华。”因此，教育者讲述故事时，一方面话语表达要充满仁爱之情，并用青年人喜爱的方式把故事中一个个感人瞬间和细节生动地呈现出来，使学生的责任情感得到激发、达成共鸣。另一方面，故事选取应注意时代新人的生活经验、兴趣爱好以及其社会责任感所处的阶段，从新时代语境中、从日常生活中汲取鲜活的、感人至深的教育素材，如历代共产党人的担当故事、扶贫青年先进人物故事、抗疫青年医务人员故事等等。在故事的叙述中，突出榜样人物的大爱和无私奉献精神，从而引导大学生领悟责任担当，产生思想情感共鸣。
第二，利用新媒体新技术，营造自由、平等、互动的教育情境。时代新人处在一个传统交往方式与互联网媒介共生的社会，关注“互联网+”特定生态，创新教育的方式和手段是新时代责任情感教育必须面临的挑战。教育者应顺应时代潮流，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将传统教育理念灵活运用于责任教育过程，如借助的声音、动画、视频、虚拟仿真等手段创造特定的场所与环境，使青年学生如身临其境，充分体验责任和爱等情感；
通过微博、微信、钉钉等数字平台与青年学生开展课程交流，能够创造一种相互尊重、民主平等的教育氛围，使青年学生在责任问题、责任冲突的讨论中反复体验、思考并作出选择，从而有效巩固在选择中产生的责任情感。
责任意志是责任认知、责任情感向责任行为转化的关节点。意志（will）是指为了实现这样或那样的目的，对克服在达到目的过程中的外界障碍或内部障碍有积极的能动的主观条件。具体表现为人们在履行义务时自觉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坚韧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对意志的培育和锤炼有着深沉地关切，几千年来形塑了国人铁肩担道义、以血荐轩辕的责任心理情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时代新人肩负着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需要汲取传统个体修养智慧，涵育坚定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和人生各种风险与考验。
在儒家传统文化中，意志中的“志”包含两重含义，相当于现代意义中的“意志”和“志向（理想）”。两者互为一体，志向以意志为保证，意志以志向为依归。因此，古人认为道德意志的培育首先应以志向的确立为首要前提条件。纵观中国民族五千年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立志”已成为历代中国人前仆后继、发愤图强的精神动力。从孔子的“志于道”、“博学而笃志”，到二程的“志立则有本”，再到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的“学莫先于立志，立志则为豪杰，不立志则为民”，都将“立志”“笃志”视为社会责任培养过程的第一步，强调青年一代要立高远之志，要有追求远大理想的高度自觉和坚定信念。古代仁人志士为何能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什么能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根本原因还在于“志”的引导，正是这种精神追求支撑着主体意志迸发出超越自我、不畏牺牲的伟力。孟子在与弟子公孙丑的对话中指出：“夫志，气之帅也；
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孟子认为，“志”是“气”的将帅，人的意志关注到哪里，意气就会汇聚到哪里。“志”在精神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已形成了立志、尚志、明志的修养传统，这些富于智慧的思想是时代新人责任意志培育与锤炼的文化基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时代新人应该具备“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三个核心素质，其中“有理想”是首要内容。“有理想”是“立志”传统在新时代的表达。时代新人要确立的理想信念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从理论层面看，理想信念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它本质上表达了人超越现实生活、追求理想的精神发展需求，以及对某种理想生活状态及其观念的价值认同需要。因此，“有理想”首先是时代新人作为个体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理想的确立，可以使人方向明确、精神振奋，即便前进的道路曲折，仍能看到未来的希望，永不迷失方向。其次，“有理想”是时代新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源泉。“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时代新人的理想信念坚定与否，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在责任教育过程中，应勉励青年学生志存高远，自觉投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有信念、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时代新人的人生意义要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创造。
在品德修养的理论和方法上，传统儒家极力强调道德自觉，即个人的自律意识。孔子指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要求君子人格塑造、道德修养要“内省”，反思自己的言行和责任。孟子在性善论基础上，继承发展了孔子“内自省”观点，提出修养之道要从“心”内求，主张“反求诸己”，他以射箭做比喻：“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
发而不中，不怨胜己，反求诸己而已矣。”射箭不中应反省自己是否端正姿势，行仁遇困难，也要反求诸己，多从自身寻找原因，磨炼自己的心志。所谓的“反求诸己”就是要返回自己具备一切善性的“心”，遵循善性之“心”去为人处事，使自己的善性之“心”不会消失。由此，孟子还提出善养“浩然之气”的主张，什么是“浩然之气”？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这种“气”是心中的“义”日积月累而产生的，因此通过反身内求，使自身仁义本性经得扩充而产生一种精神力量，相当于“正气”“气节”“勇气”的“气”，它必然体现为坚强的道德意志，是以理性自觉为基础的，它保证了理想人格的实现。孟子“反求诸己”修养观点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论。虽然这种重道德意志存养工夫是以先验的性善论为前提，存在夸大存养内求、排斥感性外求的弊端，但是它强调个体自律意识、强调理性自觉基础上的道德意志，这对于个体道德的生成和社会责任感培育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新时代青年责任意志的锤炼，既要继承传统“内省”“求己”“自反”等自我修养理论的有益内核，又应探索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战略指导性的修养内容与路径。在2013年和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两次在“五四重要讲话”中对青年品德修养提出了明确要求。2013年从如何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提出了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五方面期望。2014年从广大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四点要求。这些期望和要求的实现无疑都需要青年学生克服各种困难，都需要个人责任意志为之努力。时代新人既要修好“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大德，还要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学会劳动、学会勤俭，学会感恩、学会助人，学会谦让、学会宽容，学会自省、学会自律。”如果没有对国家、对社会、对自己有坚定的责任意志，是难以克服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困难和欲望情绪，而真正修好大德、公德与私德的。当今的世界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尤其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智慧化催生的科技大变革将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时代新人作为新时代的奋斗者、开拓者，要勇于在各行各业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修养，锤炼自制自律、百折不挠、勇于担当的意志品质。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评判一个人是否真的有责任有担当，不能仅仅以其责任认识深刻、责任情感炽热等内化因素来评判，最终还是要观其是否能将理论外化为具体行动。因此，责任教育的逻辑落脚点在于使受教育者稳定地、恒久地履行责任，并成为一种日常行为习惯。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征，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亦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两者具有内在相通性。时代新人责任行为的塑造需要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实践教育精髓，与新时代教育制度建设、实践平台建设相结合，形成责任行为养成之合力。
“中国哲学的传统非常重视实践智慧，可以说，实践智慧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主体和核心。”在教育领域中，从先秦、两汉、宋明直到近代，一直不间断地传递着“笃行”“躬行”“习行”“实学”等重行的观点。传统重视“躬行践履”，主张“知行合一”的理论，不仅具有认识论、修养论的意义，也与责任行为养成息息相关。
第一，强调“躬行”，提高履行责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显然，相比于“学文”，他将“行”即道德践履放在更为重要和基础的位置。他反对言行不一、虚坐空谈，反复告诫学生要“讷于言，而敏于行”“言必信，行必果”，还指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其目的就是要让责任落到个人之心上，现于其行上。荀子指出“行”对于认识来说至关重要，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已矣。”王阳明也深刻地论述了知与行的关系：“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其意同样在于指明认知与行为的一致性，以促成责任主体真知、真行，真正成为一个愿意担当、能够担当的有责任的人。
第二，推崇“笃行”，增强责任行为的稳定性。一个人的责任品格只有在躬行中形成，但偶尔的、时有时无的躬行还不能形成责任品格，只有经常的、长期的、一系列的从而成为习惯的躬行，才能形成责任品格。传统文化中将恒久、经常性的躬行称之为“笃行”。如果说《中庸》讲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说明各种认知活动可以提高人的道德认知能力的话，那么，它极力推崇的“笃行之”就揭示了持续不断的实践可以提高人的道德实践能力。只有坚持做到“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才能提高责任行为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古人重视通过在具体的礼仪活动中培育道德责任感、践行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不管是关涉人生重要节点的冠礼、昏礼、祭礼、丧礼，还是日常起居的言语、饮食、洒扫、应对、进退之法，都要求人们在反复践行、持续行动中体验责任、磨砺自我，从而形成稳固的行为习惯。
第三，坚持“身教”，引导责任行为的实行。在教育生活中，教师、家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在受教育者心中留下痕迹，对他们责任养成、人格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此，古人有着深刻的见解：“圣人先之以躬行、浸之以口语、示之以好恶、激之以赏罚，日积月累，耐意精心，但尽熏陶之功，不计俄顷之效，然后民知善之当为、恶之可耻、默化潜移，而服从乎圣人。”教育者率先遵守道德，履行责任，受教育者便会与之发生情感共鸣，从而引发执行实际行为的动机；
相反地，如果教育者仅仅言教、奖惩而不能做到身教，只要求受教育者来实行，那么受教育者便会产生反感，从而弱化行为的动机。犹如孔子所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许多古代教育者不仅是真才真学的思想家，还是脚踏实地的行动者。比如，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理论，但他对“知行合一”最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解读，并非是学术理论本身，而是他自己的示范。当他在官场深受多方猜忌和遭遇罹难时，仍然以自己的“行”、以自己的“事功”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讲授、传播和践行，扭转社会腐败、道德虚伪的弊病，这充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王阳明的这些举动也感染和影响了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
传统实践理论从先秦开始，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到明清、近代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为今天的时代新人责任行为养成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方法借鉴。当然，从现实看，传统理论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我们需要在新时代的广阔场域中继承与发扬。
相比于理论教育，责任行为的养成对教育者和教育管理者来说，难度更大、执行更困难，它不仅需要主观条件，更需要宏观领域、客观条件的系统支撑。
第一，加强制度建设，为时代新人“躬行践履”提供有力保障。制度本身具有行为的规定性。制度中包含的大量行为规则为时代新人指明了行为方向，是规范和引导青年责任行为的“标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把对时代新人的道德要求体现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中，用法治的力量引导青年向上向善。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公民承担社会责任的约束力相当薄弱。法律上的各种漏洞必然会给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以可乘之机，不利于时代新人“躬行”社会责任。因此，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如推动社会诚信、见义勇为、节约粮食、保护环境等方面科学立法，让青年群体明确权利和义务，从而自觉去履行分内的责任。同时，在社会公共政策制度、各行各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充分体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突出尊重人性、体现行业特点的道德规范。一个社会道德越优良，它给予一个人的愉悦和满足便越多，于是践行道德责任的动力、动机和意志就越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也更加迫切地需要完善制度建设，为时代新人责任行为养成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支持。
第二，加强实践平台建设，为时代新人“躬行践履”创造丰富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要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教育引导学生把人生抱负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中来，把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立鸿鹄志，做奋斗者。”广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着力强调的教育改革方向，但实际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社会和学校应充分挖掘实践教育资源，加强实践载体、平台建设，从客观条件上保证时代新人“笃行”责任。在国家层面上，传承传统礼仪文化，制定国家礼仪规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规范开展升国旗、奏唱国歌、入党入团入队等仪式，增强青年学生对党和国家、对组织集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
社会层面上，充分发挥各类平台阵地的责任教育作用，如民族团结、科普、国防等教育基地，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场所，可以根据各自功能特点定期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实践活动，让青年学生在实践中了解社会、奉献社会；
学校层面可以围绕重大活动、扶贫救灾、敬老救孤、文化支教、环境保护等方面引导教师和青年学生共同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让教师在实践中“身教”示范，一起将志愿服务作为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从而增强青年责任行为的恒久性和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