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陶瓷工业对中国瓷业的影响——以醴陵瓷业的借鉴为切入点
时间：2023-02-24 14:20: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王 琪
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29
中国在东汉时期出现了真正的青瓷，相对而言，虽然自日本的新石器时期就出现了绳纹土陶器，但是日本的制瓷历史并不悠久。自秦汉以来，中国的陶瓷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日本的物质文化。1616年，丰臣秀吉把朝鲜的李参平带回日本，在全国范围寻找瓷土，并在泉山发现优良的瓷石，以此为中心，终于在江户初期，日本首次烧制出了白瓷，并于1646年由酒井田喜三右卫门烧制出第一件彩绘瓷器。日本制造白瓷的历史较短，却在近代有所建树，“近代日本对于世界先进技术兼容并蓄的进取精神、新工艺不断研发的创造精神以及陶艺大师们对艺术孜孜不倦的执著追求精神，成就了日本近代陶艺的迅速崛起。”[1]除此以外，近代日本瓷业吸收了西方的工业制瓷理念，以科学的方式分析和制造瓷土、釉料、颜料等，并以先进的机器制瓷的方式形成了近代日本陶瓷工业体系。
众所周知，“China”是中国的英文名称，它来自于瓷器的英文“china”，可见中国瓷器在世界市场的广泛影响力。中国对外贸易的瓷器从唐代至清代前中期的整体状况是繁荣的，不过清代晚期，中国对外陶瓷贸易出现了逆差。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欧洲和日本制瓷技术的发展；
二是当时的中国遭受到列强的侵略，影响了瓷业的稳定发展；
三是锁国的政策造成了中国的制瓷技术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自八国联军事件之后，清政府迫于列强的压力开放市场，大批日本、英国的瓷器倾销到中国挤占市场，对中国的陶瓷实业造成严重的冲击，其中湖南醴陵的土瓷所受的影响最大。“清末，中国每年进口外国列强生产的工业化陶瓷值在70万至150万海关两左右，其中日本瓷器占半数以上，其余为德、英两国瓷器。‘洋瓷’来袭的势头如此迅猛，在近代对中国本土陶瓷形成后来居上之势，每年陶瓷输入值都要超过出口额数百万海关两之多。”[2]这一时期，尽管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在美术欣赏瓷器的制作和艺术水平上仍然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只是在日用瓷器市场中，被日本和欧洲的瓷器所取代。“凡京、津、沪、汉以及各商埠，无不为东洋瓷之尾闾。”[3]日本的陶瓷制造自古至清末之前都在学习中国的传统制瓷工艺，在近代，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根据欧洲市场有针对性地生产符合欧美地区审美喜好的陶瓷产品。“明清时期，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瓷窑产品销往日本后，受到各阶层人士的喜爱，日本受中国青花、五彩瓷器的影响，烧制出与中国瓷器十分相似的青花、五彩瓷器。从造型、纹饰、色彩上尽力模仿，当欧洲从中国订购大量外销瓷受阻后，曾一度从日本订购同中国相类似的瓷器。”[4]日本近代在瓷业上的发展较之中国而言，“除了对中国瓷器的模仿与发展之外，它最大的成就是突破了当时中国瓷业中日用瓷仍处于粗瓷制作的阶段。”[2]中国近代的陶瓷产业受到日本陶瓷工业巨大的影响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有所反思，进而学习日本先进的陶瓷生产技术，其中湖南醴陵窑的釉下五彩就表现出向日本制瓷学习的痕迹。
“在清朝晚期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醴陵土瓷生产达到了历史最兴盛的时期，这时有土窑480余个，龙窑200余座，土瓷业成为全县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是许多百姓赖以生存的基业。”[5]p57土瓷生产意味着生产百姓日用的陶瓷制品，它关乎到百姓的民生问题，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熊希龄、文俊铎等人认识到醴陵在此时一味地模仿景德镇的传统方式制造细瓷的方式是悖逆社会发展的行为，无疑是行不通的。明治维新之后，西方的科学体系方法被接纳，日本是“实施人工配合瓷料，在亚洲遂成为第一个近世人工配合瓷料，并实行工业化制瓷的之国家”[6]p77。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希望改革醴陵瓷业的熊希龄把目光投向了实行工业化制瓷的日本。
1.科学化生产研究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特别注重地质学、矿物学等自然科学之研究”[6]p77，科学化的研究带来了机械、化学等兴盛。陶瓷的诞生本就是与矿物质密不可分的，自中国商代的原始青瓷至东汉真正的瓷器，再到南北朝的白釉瓷、明代的斗彩等等都是随着烧制技术和材料选择的发展而出现的。熊希龄在考察日本濑户、大阪薮明山等瓷器生产的状况时，他发现中国制造瓷器完全凭借手工和经验，与中国传统的制瓷不同，“日本则是实现了制瓷的机械化，窑温控制更是用先进的仪器，所以成品率高，瓷质优良。”[5]p13釉下彩烧制所需要的是“高火性”的釉下颜料，“湖南醴陵瓷业公司早期所用的颜料，都是从日本进口”[5]p59。
除了对制造的科学化研究以外，湖南醴陵瓷业学堂聘请日本的教师来学堂教授制图、陶画、模型、窑务课程。日籍教师安田乙吉编撰《制陶法》讲义一套，“讲义6本，共27万余字，主要是关于制造原料的化学成分与物理特性；
坯釉与制备；
成型、烧制、彩绘、烤花工艺及颜料制造”[5]p20。日本近代瓷业科学化的研究带来的是材料学科的提升，而教育带来制作技法的提高。此二者带给我们现实的启示，即在近代社会中，经验不再是衡量技术的唯一标准，科学的方法能够打破技术保密的壁垒，材料学科的进步则可以促使与人才技术培养相结合。
2.工业批量生产
日本的陶瓷生产并非都是我们印象中柳宗悦所描述的那样强调“心手相应”，除了传统的手工业制造以外，日本近代瓷业的发展，还得益于日本机械工业的发展。除了生产传统意义上的生活日用瓷，还跳出日用器皿和美术欣赏品的范畴，发展成工业陶瓷、建筑陶瓷、实验陶瓷等，这些产品被制造出来以后，又助力了日本工业的发展。在清代晚期，中国的陶瓷生产基本沿用旧工艺，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光绪之后的维新派人士“从日本引进先进的陶瓷盛行和烧造设备，延聘外国技师，建立近代瓷业公司，企图力挽中国陶瓷事业之颓势……湖南醴陵、江西景德镇等地先后建立了半手工、半机器生产的陶瓷工场”[2]。工业制造的瓷器或许不被认为是艺术的，但是在特殊的时代下，在整个中国的陶瓷产业受到日本、欧洲的极大冲击的情况下，陶瓷产业的生存是第一要素。日本采用科学的材料研究和便捷的机器制造生产瓷器带来的结果是提升了日用瓷的品质，降低了它们的价格，所生产的瓷器产品深受欧洲甚至是中国市场的欢迎，这为日本的陶瓷产业积攒下充足的资本。同时，日本的传统手工业的陶瓷也能在一个相对安全、稳固的环境下发展。
16世纪日本出口欧洲的瓷器已经呈现出日本独有的风格，并被欧洲贵族接受，面对于此，中国瓷业采取了模仿日本瓷器风格的方式，并以物美价廉超越日本瓷器。这一时期，日本还未形成与中国竞争的能力。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瓷业发展快速，在湖南醴陵瓷业公司的产品中能够从日本的花鸟作品中找到相似之处，例如《景年花鸟画谱》冬部卷之三十二的《雪松慈鸟》画稿（图1），几乎与近代醴陵釉下五彩的《雪松群鸦》直腹瓶完全相同（图2）。这种模仿，起初看似是不适合中国本土的，从初期的借鉴方面来看，却又是极为重要的。明清时期，外销瓷在图案纹饰方面越来越西洋化，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筹备事务局在《指导出品改良凡例》中指出，“瓷之新式饮食器皿、式样、花色宜注意欧美俗尚。”从湖南醴陵瓷器的某些产品装饰来看，首先是通过模仿图案的改变而改变新式陶瓷的风格创新；
其次生产已经在中国倾销的日式陶瓷图案说明当时的市场已经认可了日本这种风格的图案形式，有利于中国自己的陶瓷公司在初期提高产品的销量，形成良好的销售市场。日式绘画风格出现在醴陵瓷器中不是机械地模仿，而是学习日本瓷器中优秀的地方，并在发展中改造形成自己的特色。
图1 《景年花鸟画谱》冬部卷之三十二《雪松慈鸟》
图2 大清宣统元年釉下彩《雪松群鸦》直腹瓶
中国的外销瓷一直深受欧美市场的喜爱，日本面对这种由来已久的市场形式，“日本幕府为了拓展自己的外销瓷市场，以及展示后来居上的制瓷技术，将品质不错的瓷器运销欧洲，也不惜付出相当大的努力”[7]p127。为此，日本政府鼓励日本国内陶瓷业参加了诸多的博览会，并以此给欧洲展示出与中国陶瓷不同的审美趣味，成功地引起了欧洲市场的关注。“日本拥有一批享誉世界的品牌，从17世纪开始，伊万里瓷、有田烧、美浓烧等就作为日本瓷器的代名词远销海外。”[7]p132这些品质精良、外形独具特色的日本品牌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形成了整体的日本瓷器的形象。向日本学习的湖南瓷业公司，“正式开窑初期为创建名牌，对产品质量要求极严，唯求精良而不计工本……瓷器出窑时凡有缺陷者，都在石墩上摔碎，以免流出厂外影响名誉”[5]p29。通过这样的品质监控，为醴陵瓷器的品质赢得了较好的口碑。醴陵瓷器为了获得更广的知名度，提升新生瓷器的品牌价值，与日本的瓷业一样，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博览会。近代醴陵釉下五彩瓷先后在1909年获得武汉劝业会金质奖牌、1910年南洋劝业会一等奖、1911年获意大利万国制造工艺赛会最优奖，以及1915年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牌奖。醴陵瓷业通过学习日本瓷业的先进经验，并内化改良，成为中国近代瓷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作为陶瓷之国，在近代却被日本、欧洲的陶瓷产业超越，究其原因除了当时清政府的腐败以外，对一直使用手工生产的中国陶瓷来说，需要转变的是制造的思维。在工业革命之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陶瓷生产难以仅仅停留在手工制作和凭借经验生产的水平。湖南醴陵瓷业在发展时购买日本机器，聘请日本教员，模仿日本瓷器风格的同时，并未完全照搬日本，在短暂的时间中发展的釉下五彩瓷享誉世界，这其中的原因与科学化、工业化的瓷器生产有着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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