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研究范式探析

朱宏轩，张汎，张亚孺

青岛理工大学，山东青岛266000

传统工具有别于经典器具，直观地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揭示器物与其最广泛的社会使用者之间所构建的日常逻辑关联。对传统工具设计观念问题进行历史梳理与理论反思，聚焦“工具”“设计观念”“需求”“知识更迭”等要素，进而在设计史学视野之下，形成更加合理的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研究范式，不仅有利于更为完整地呈现工业时代诞生之前人与物之关联的普遍立场与核心价值的演变，同时有利于建设并丰富中国设计学科及理论体系，为回应当前围绕中国设计特色问题的讨论，即设计观念困惑、新旧观念冲突之后的设计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人类的生产劳动本身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在能人阶段，古人类便掌握了简单的工具制造技能；
而古人类迈向智人阶段的进化标志之一则是工具制造技术的进一步复杂化。同时，工具的出现也标志着人类主动改造自然的意识产生。换句话说，“人类不但创造了工具及其工艺技术，在创造工具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自身，创造了文化，创造了历史。[1]”

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具体研究范围为近代动力机械发明以前，与民众生活生产紧密联系的用来对自然物进行加工，在造型、结构、装饰和工艺上具有设计要素的农具、渔具、纺织工具、木作工具、烧造工具等。传统工具的范畴主要界定为两大类型，即为生产的大众化工具和工匠个人制作的特殊工具。研究对象则为工具创造者的设计观念，重点梳理设计观念的演变过程及各观念之间的复杂关联。

在具体的设计实践中，存在着影响作为设计实践主体的设计者与作为实践客体的设计对象之关系的复杂要素。在技艺实践的过程中，设计观念的产生即涉及对各个要素的周全考虑，将其整合并发挥综合性效应。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研究将从设计的观念出发建立问题意识，追问设计主体和客体中形式语言、隐性知识的存在及其存在方式，进而揭示其与设计观念之间或清晰或隐秘的互动关系，见图1。

图1 传统糕点制作工具：扣子

李立新在《中国设计艺术史论》中指出：“将官营的、经典的造物还原到民间的、地域的、一般的造物活动中去把握”，这种研究范式的视角转换有利于“逼近历史的原初所存”[2]。

（一）从经典设计到平视视角

法国年鉴学派、新史学、后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引入，掀起了思想史和观念史研究的热潮；
沈榆的《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为我们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学术途径。

方晓风指出，现阶段设计史研究已从注重“经典设计”和代表人物的上帝视角转向更广泛的取样与非典型意义的平视视角。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工具造物设计观念发展线索为对象，特别从工匠的角度关注设计观念发生、发展的事实和条件，并将其置于中国设计发展史的进程之中进行剖析，再结合具体的技艺流程进行解释，还原观念实施的各种要素条件。而这一过程“必须兼顾设计艺术表层的丰富性和深层的逻辑性，重视整理史料和理论归纳，纵向的演化规律与共时的结构模式的综合，将大量感性的微观材料作有序的显现。”[3]

（二）设计思想与设计观念

一般的设计思想，是指那些超越各个具体设计领域更加具体、更加抽象，并带有总体性意义的思想[4]。设计思想直接影响了设计观念的形成，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研究设计观念，有利于深入理解设计观念的成因及设计作品的时代特征。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的核心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道与器”等关系问题上，表现在“天人合一”“道器合一”“重已役物”“各随其宜”等造物思想的核心作用之中。不同于设计思想史重点研究与社会思想文化的关系，工具设计观念史更加注重考察生活方式的转变及设计观念变化，受社会政治、哲学等因素影响相对较小。在具体技艺活动中，设计观念并非呈现为一种纯粹智力上的构想，而具有内在的动态创造性力量，得以直接激发创作主体的实践意图，并将之付诸行动。

（三）以“工具”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

探寻人类造物历史应从石器时代开始，探索中国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源头及发展脉络，也应从人类造物意识与造物活动的产生之初开始。最初的人类创造性活动主要体现在找寻自然界中的生存之道，通过从自然界中获取原料，并进行简单的加工来抵抗自然带来的威胁。人类从产生造物意识至今，在长期、反复的工具使用实践中，不断找寻合理的工具形态及功能，其中伴随着观念意识的持续更迭。包含了设计者对科学的认识、对美的需求、对设计造型的把握，还包含了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即生产技术对工具设计的观念演变产生着重要影响，而工具本身的发达程度也是决定人类造物水平的重要因素，不断驱动着造物观念的生成与更新。同时，设计观念演变带有流动和交叉的特性，对功能最直接的追求与器物的流通推动了设计演变的发生。

以工具设计观念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揭示中国设计对于世界设计所具有的典型意义。“观念”作为一种人们对事物主观与客观认识的系统性集合体，具有主观性、实践性、历史性、发展性的特点[5]，而工具作为设计者和设计对象之间的媒介，在观念的传达与表现上必然展现重要作用和价值。工具设计观念能反映出民生的核心内涵，只有深入到民间技艺活动中考察传统设计观念，才能真正挖掘出中国设计蕴含的丰富的造物价值和实践智慧。

针对民间传统工具设计观念进行系统化梳理，挖掘工具的创造过程和传统民间技艺中，对于人类发展具有永久建设性意义的某些精神或因素，可以提炼出现代设计可借鉴的工艺智慧和工匠精神。传统工具及其独特的民间审美特征和对使用性直接提取所体现出的温度和灵性，都是现代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方式所无法实现的，这就需要人们重新审视工具与人、观念、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有利于使中国设计回归生产生活本质，即对于创作主体的关注，见图2。

图2 陶器制作工具：搭子

目前，国内外学界针对中国民间传统器具或涉及传统工具设计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早期有霍梅尔的《手艺中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彭泽益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刑三林的《中国生产工具发展史》，以及集众多学者研究之力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这些论著为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性材料。许多学者从民间传统手工艺考察的角度，对民间器具及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工具进行了挖掘和研究，如周昕的《中国农具发展史》、徐艺乙的《中国民间美术集·工具编》，潘鲁生的《手艺农村》讨论了生活形态、生存观念与农用器物之间的关系。王琥等学者的《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研究》用举证的方式来探寻中国传统工艺设计的科学历程，以及《设计史鉴》系列丛书从中国传统设计的技术、思想和审美等角度进行了论证。李立新的《中国设计艺术史论》和《设计价值论》提出了设计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沈榆的《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对中国设计史研究观念、范式与实践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建立提出了新角度。邹其昌则通过对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的系列研究拓宽了传统工具研究的方法视野。

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研究强调以近千年来中国传统技艺活动的史实为基础，寻找工具设计观念发展史的主线，并通过比较研究，阐述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的特色。观察工具设计者的实践，不仅将之看作一个单纯的设计结果，更是看作行动和实施的过程，有针对性地选择相对自成体系的“单元”进行专项考察，以此作为工具设计观念史叙述的主要对象，见图3—4。

（一）形式作为信息的载体

针对传统工具的研究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聚焦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以生产工具决定论为方法展开分析；
也可以从装饰类器物的形式出发以分析古人的设计观念——“虽然它们呈现的是装饰物件的形态，却是精神信息的载体，更是有效探索早期人类思想观念的重要窗口”[6]。民间传统工具设计的技术促进因素不是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以需求为出发点的实践经验总结，本质是一种经验主义设计观念的体现。因此，工具的形式解读具有特殊性，是以需求为出发点的简单、朴素的实用美，是设计者造物观念的体现。传统工具独特的视觉美感和触觉体验反映出民间朴素的造物观念。如日本民艺之父柳宗悦先生所说：“拙于知的民众，在制作上却是卓越的民众。”粗糙的材料、笨拙的工具、困顿的环境下，却有民众自在、自由的创新。工匠的手工艺实践成为推动工具设计不断发展的载体，传统工具的形态、结构、装饰纹样及其驱动系统等要素都将是探寻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和设计智慧的重要抓手，见图5。

图4 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单元设置

图5 自制制缸工具示意

(二）以技艺流程为语境

将传统工具置于其对应的技艺流程中考察，有利于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的动态还原和工艺价值提炼，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新的设计资源与启示。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研究视野需要不断被扩展，不能只停留在造型、图案、纹样、使用方法等方面，如果忽视与技艺的整体流程的联系，工具设计观念也就成了无本之木，对于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的研究也将失去本身的生命力。

通过选取传统技艺的案例，从支撑技艺工序流程的角度分析工具设计观念，而不仅关注能代表传统器具设计特征的某个工具。重视工具之间的联系对某个技艺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用动态的、系统的视角来看待工具设计观念。技艺流程视角有利于深入解析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的本质。针对民间传统技艺中的工具进行系统化梳理和成组研究，在挖掘中国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的同时，重点关注工具的使用语境（即在具体的技艺工序流程中考察某个工具和成套工具的关系），从而对传统工具进行深入探讨。在考察工具的外观、结构、功用、原理、文化寓意的同时，深入分析工具在技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各环节与工具之间的联系，分析其中蕴含的设计观念，提炼其对现代设计和生产制造的启示，见图6。

图6 技艺流程视角的工具研究

（三）古代典籍中工具设计的观念史料

工具伴随人类历史发展而延续至今，在对其所蕴含的设计观念的理解中，古代工艺典籍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文献参考。这些典籍在中国传统“重道轻器”的文化环境中，为古代工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当今中国设计观念的形塑与设计实践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民族基础。《考工记》是中国最早的传世手工艺专著，集中呈现了先秦时期的设计观念；
《梓人遗制》详细记录了元代木作机具的结构构建及技术，是中国古代设计的珍贵文献；
《天工开物》则为我国晚明时期历史传统造物思想之大成；
此外，重要的工艺典籍还包括《营造法式》《三才图会》等。古代工艺文献中均描绘有大量的工具制作和使用规范标准，为工具设计观念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从设计学角度，选取古代工艺文献中记载工具的章节，结合考古资料和田野考察，运用归纳、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其中所记录的工具生产工艺及设计观念进行分析，总结出不同文献典籍中工具设计的内容，梳理工具设计观念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演变规律，能够为中国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书写提供重要的文献验证，见图7。

图7 古代文献中的工具信息

（四）挖掘“隐性知识”

张朵朵在《隐性知识：传统手工艺设计创新研究的微观视角》中指出：隐性知识涉及那些非正式、难以表达的技能、技巧、经验和诀窍等，以及必须通过人际互动才能产生共享的知识，是一种默会的、经验性的、情景依赖性的知识[7]。工匠的造物知识体系，许多是以隐性知识的方式构建的。以“师徒传授”的手工艺和工具传承方式为例，因为很多技艺是通过潜移默化与自身感受才得以学习理解，因此师傅的观念会直接影响徒弟的造物设计水准与方向，同时徒弟在不断学习和实践工艺的基础上，会形成自身的造物设计观念，如此不断传承下去，形成了鲜明的经验主义特征。

传统工具在技术材料上体现的自然观，注重对自然的模仿及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在设计活动上体现的伦理观，强调天人合一和以社会伦理为本的设计观念；
在形制观的形成中以设计过程及设计成品的使用效果和需求为导向，注重生存之需、实践之真、精神之美和心灵之趣。要想深入理解中国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的特质，需要对工具进行全面多角度的审视，将物性与人性结合起来，以全面认识工具设计观念的文化复杂性。

（一）创作主体的价值观

工具的产生为人们开展各类活动带来了便捷。从哲学的角度思考，传统工具体现出人作为创作主体的设计价值观，是基于人体本身的思维感官的一种理解和辩定[8]，而不同的社会语境也催化着相异价值观念的出现。

人在实践中为自身创造价值的逻辑过程表现为“人—实践—创造物”。每一个逻辑过程完成后，人自身便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主体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并在反复得到满足、发展和提高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价值[9]。在此历程中，人的设计创造观念贯穿始终，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传统工具在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其创造主体受到自身社会分工、文化背景与性别等方面的影响，因而其设计观念也对工具的演变起到了或推动或制约的作用。以传统工具“墨斗”的造型与装饰为例，丰富的形态和纹样承载着创作者不同的精神追求，体现了工匠自身的价值观念、个人信仰以及精神认同，同时也显现出其技艺水平之高超，见图8。

图8 墨斗

（二）技术的自然观

自然观是指对天地万物运行之道的理解，即对天地万物存在的本质和运行的规律的认知。中国古代思想理论体系以“道”为“自然”。人、工具与自然是互为联系的有机系统，在进行造物活动时要从整体的角度尊重自然，涉及时间、流程、选材、功用等，此即“师从自然”观念的内涵。

在材料和技术的运用方面，中国人强调要取之自然，顺应自然。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历史分期也是以改造自然的技术嵌入度和认知度为重要基准的。民间造物虽没有形成丰富的理论体系，但不可否认其观念中所体现的科技理性。通过对自然力量的探索，找出有利于工具发挥最大效能的动力驱动系统，也是传统工具设计自然观的重要体现，人们竭尽所能地利用好周边的水力、风力、畜力、火力等自然赐予的驱动原动力。工具设计所体现的技术理性都是工匠通过反复手工实践逐步积累的，对工具的材料工艺、结构原理、操作方法等的规律性总结。同时，工具设计的技术性是由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对自然物的改造和简单利用，呈现出美与善的本质。工具之美是从自然现象中的总结抽象出来的，其质朴性特征是最符合自然界美的规律。立足“百艺济于用”“敬物惜物”的技术观念，为现代设计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意义[10]，见图9。

图9 传统农具

（三）设计活动的伦理观

传统工具设计观念中的伦理观，在众多著作中有所提及。例如《吕氏春秋》等典籍中讲述的“天人合一”、《天工开物》中所体现的合乎自然和循环往复；
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1]，荀子认为“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12]，墨子也提出“食必常饱，然后求美；
衣必常暖，然后求丽；
居必常安，然后求乐”[13]等观点。《考工记》论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意思是说：百工的各项工作，都是神圣庄严的事情，是关乎伦理道德的。可以隐喻为工匠自身的行为道德和与之合作者的伦理关系；
创造工具和使用工具劳作时的设计平衡，即强调“文质彬彬”，要达到设计的适度、适宜的境界。

造物活动的核心是人类制造使用工具的过程，工具作为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媒介之一，不仅需符合人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且要符合人伦理道德的需要，造物必须受到来自人伦理关系的需要的约束[14]。

（四）效果导向的形制观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下，中华大地上先民们创造了灿烂瞩目的文明。彼时的劳动实践与原始信仰、巫术活动、审美活动在许多情况下常常是混沌统一的[15]。在追溯艺术的起源时，有学者持有艺术起源与工具起源同步的观点，即工具在产生之初就具备了艺术美的潜质。以生活所需为出发点，工具的形式美同样服务于功能的实现，即符合“形式追随功能”的设计原则。“工械技巧，物究其极”，随着工具功用价值的不断提升和技艺成熟，工具美的观念也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标准，成为工匠技艺水平的衡量标志。因此，许多工匠会主动创造、改进工具的形态和装饰，让美观与实用逐步完美结合。

工具的材料、技术、工艺、样式、装饰纹样等设计特征通过传承得以延续，使用者又基于对功用的追求而不断创新。同时，功能上的简单和实用成为既定设计观念，进而“顺手”“好使”等成为效果导向的工具设计关键词。工具设计进程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对坏旧工具的反复修补，使其保持原有的功能，通过修补的工具与设计之初的形态大相径庭，焕发出新的审美气象，我们称之为“生长性工具”，是“致用、惜物”观念的体现，也是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不可忽视的研究内容，见图10。

图10 药滑及其示意图

（一）材尽其用

材料是设计的基础，工具设计必须以材料之特性为依据。因此，当制作不同用途的工具时，其所采用的制作材料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工匠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逐步对材料特性进行认知，并能总结出识别和使用材料的规律、技巧。材料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工具的功能使用效率，应基于特定的客观规律以最佳的方式使用材料，这就要求工匠对材料持有忠诚的态度，根据所处环境和客观条件，发挥材料的最大效能，尤其是对边角废料的再利用，经过巧妙构思和简单改造，便会创造出一件称手的工具，也正因如此，中国传统工具设计呈现出丰富的样式和材质构成。

（二）物以致用

致用的务实观念在传统工具设计历程中贯穿始终，工匠们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下，因地制宜、因材施技，审曲面势，将大自然赐予的“物”应用到极致，发挥“物”最大的效能，基于“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的想法，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工具。人类为满足生存与生活的需求开始了有意识的工具设计活动，对实用的追求不仅规范着设计者的行为，同样也影响着设计观念的演变与传承。李渔在其代表作《闲情偶寄》中，也针对彼时器物出现脱离实用、脱离生活的现象，反复强调了造物的实用功能，认为“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皿皆所必需。”这种“物以致用”观念是广大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劳动实践所形成的稳定意识，是劳动人民朴素的造物实践的直接反映。

（三）物以载道

工具是反映社会文化特征和造物观念的重要物质载体，具有实用性、审美性、象征性等综合性特征。人创造了工具，人也会淘汰工具，那些能够保留下来的，并对其有一定认同感的器物具有特定的文化生命力，深厚心理是其重要的生态土壤。手工艺人对于生活有自身的追求，对人生的价值有自己的见解，他们不尚浮华，以自己诚实的劳动换取人生价值的实现[16]。在这些大都是自制自用或是定制的工具中，蕴含的是民众“好用”之道和“巧用”观念，既表现出一种朴实、严谨的风格，而又在朴实之中又流溢出情趣和机巧。工具中含有自然之美，最能反映民众的生存活力，所以工具往往体现出自然和谐的温润之美。如图11 所示女红工具的代表缠线板：质朴的材料和巧妙的结构设计完美结合，体现出工具设计的朴素美感和实用价值。同时，缠线板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女红工具，其设计制作却往往是男性来完成的，这也指向了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性别主义视角下的工具生产及使用研究。

图11 缠线板及其内部结构

（四）惜物用物

中国先民的工具设计观念与其爱物惜物的传统心理相似。他们秉持着万物有情的情怀，将自然物与人造物皆视为人类的财富，而并非与自然抗争和劫掠的对象，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从观念上建立起了天人合一、平衡生态的基本认知。因此广大手工艺人在对工具的使用过程中，十分珍惜工具的使用寿命，或者拓展工具的功能用途，在过程中显现出真挚的惜物用物的感情色彩。

对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的研究可采取历史纵向梳理和专题单元印证的方法。将考古出土材料、历史文献史料和田野调查相结合，运用设计学、民艺学、民俗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为使中国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研究更具有可操作性，可借鉴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方式，重视科学思维词源研究的重要性，将社会学、消费学、心理学、语言学与观念史研究融合研究。同时，尝试改变以往书写设计思想通史的宏大叙事结构，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纵向梳理历史产生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将会挖掘出更多利于当下设计探索的理念传承与方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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