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校园欺凌的干预与治理：路径、经验与启示

谢 雯， 沈 洁，2

(1.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常州大学 教务处， 江苏 常州 213164)

校园欺凌是一个世界性的议题，呈现出跨文化的普遍性。20世纪60年代，挪威心理学家丹·奥维斯的开创性研究让校园欺凌问题成为学界新的关注点。奥维斯认为欺凌是两方或者多方力量不平衡的结果，是一种旨在造成伤害的重复行为。[1]2018年9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UNICEF)针对13～15岁儿童的调查报告表明，全世界范围内一半的学生(约1.5亿人)曾经历过同侪暴力，超过1/3的学生经历过校园欺凌。[2]这种攻击性的行为会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无论是校园欺凌的施害者还是受害者都会经历一系列的社会心理问题，甚至导致自杀。[3]施加欺凌的学生有药物滥用、少年犯罪、实施性骚扰等倾向，受到欺凌的学生则容易产生焦虑、抑郁、身体不适、厌学、攻击性倾向等负面表现。[4-5]

20世纪90年代，由于几例青少年谋杀和自杀案件的发生，北美公众对于校园欺凌的关注度急剧提升。[6]在加拿大，校园欺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近几十年来，各级政府对欺凌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实践项目。

梳理并明确加拿大相关法规对校园欺凌的概念内涵及其本质特征的界定，是研究加拿大校园欺凌干预和治理的前提条件。

(一)校园欺凌的内涵与本质特征

在教育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加拿大各省拥有较高的自治权。安大略省颁发的《教育法》对校园欺凌行为进行了概念的界定和解释：“欺凌指的是学生具有侵略性和典型性的重复行为。(1)该行为是学生主动实施的，或者学生知道该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后果包括：对另一个学生造成伤害、恐惧或痛苦，包括身体、心理、社会交往或学业上的伤害，个人名誉或财产的损害；
或者给另一位学生营造消极的校园环境。(2)该行为发生在学生和个体之间存在真实或可感知的权利不平衡的情况下，诸如体型、年龄、力量、智力、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宗教、民族、性别、家庭环境、性取向、种族、残疾等因素造成的不平等。”[7]《教育法》对校园欺凌的内涵界定表明：首先，校园欺凌的施受主体是学生；
其次，欺凌意味着故意伤害；
再者，校园欺凌的施受双方权利失衡，即双方处于某种意义上的地位不平等。

校园欺凌具有攻击性和侵害性，但攻击性行为是否构成欺凌需要理解其本质特征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评估儿童和青少年之间的互动行为时，需要准确地区分欺凌、侵害和戏弄(表1)。[8]通过对比和区分欺凌、侵害与戏弄的行为特征，可以发现，加拿大校园欺凌具有单向性、重复性、伤害性和权利失衡等本质特征。

(二)校园欺凌的类型与手段

校园欺凌行为包括使用任何物理的、口头的、电子的、书面的或者其他的手段。欺凌不仅仅是通过物理形式造成创伤。身体欺凌在小学期间更常见，而在高中期间，社交欺凌和网络欺

表1 加拿大相关法规对于欺凌、侵害和戏弄的区分

凌等更隐蔽的形式开始占据优先地位。在加拿大，校园欺凌的主要类型有身体欺凌、言语欺凌、社交欺凌、网络欺凌、种族欺凌、宗教欺凌、性暴力和残疾欺凌等八种类型，欺凌的主要手段有五种(表2)。[8]

表2 加拿大校园欺凌主要手段及其行为表现

(三)加拿大校园欺凌问题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校园欺凌问题在加拿大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超过80%的加拿大人认为欺凌是当今学生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调查报告显示，加拿大在全球被调查的欺凌率最高的35个国家中排名第九，13岁学生的欺凌发生率超过了40%。[9]加拿大促进关系发展消除暴力网站数据显示，加拿大校园欺凌发生率超过2/3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10]根据加拿大心理健康中心1977—2021 年的调查数据,近1/3的安大略省学生曾在学校受到欺凌,超过1/5的学生曾欺凌过他人。[11]47%的加拿大父母称自己的孩子曾遭受欺凌。[12]根据安大略省学生吸毒和健康调查(Ontario Student Drug Use and Health Survey, OSDUHS)的数据显示，22.9%的7—12年级的学生曾在学校受到欺凌，最常见的欺凌方式是言语欺凌，占18.3%，身体欺凌占2.3%。大约有7.1%的学生每天或者每周受到欺凌。在性别方面，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受到欺凌，且欺凌形式也存在差异，女生更容易遭受言语欺凌，男生更容易遭受身体欺凌。学生的年级和欺凌行为烈度呈现递减关系。[13]校园欺凌的主要发生地点为学校的走廊或楼梯、教室内、餐厅、校外、校车上以及浴室或更衣室等。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欺凌也逐渐引起关注。可以说校园欺凌已经成为加拿大青少年学生主要安全威胁之一。CBC News评价认为，校园欺凌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紧急事件。[12]

20世纪末21世纪初，校园欺凌的“零容忍”成为加拿大政策研讨中的热点。通过资助相关研究和项目，收集校园欺凌的数据并研究解决问题，加拿大在积极探索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干预和治理体系，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校园欺凌在加拿大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从联邦政府到省政府，都对校园欺凌的干预和防治十分重视，并针对校园欺凌事件探索构建了多元参与、共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一) 联邦政府：宏观调控

在加拿大，校园欺凌被视为是影响青少年健康的关键因素之一。[14]作为联邦制国家，加拿大各级政府虽然有着分工和职责不同，但是都服务于同样的目标——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联邦政府主要从宏观层面制定政策法规，指引各省政策具体落实。1998年，加拿大政府启动《社区安全和预防犯罪战略》，以帮助减少犯罪行为，提出要为当今的儿童和青少年建立弹性和健康的环境，强调对年轻人的早期干预。2013年6月，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红十字会开展了一项名为“直面加拿大欺凌与歧视”的反欺凌项目。[15]

欺凌是一种暴力行为，防治校园欺凌，就是预防犯罪。刑事司法属联邦政府权责范围，加拿大预防犯罪中心主要负责从数据层面支持校园欺凌的防治。[16]

(二)省政府：制定权责分配的政策

中小学教育隶属于各省政府的管辖范畴，因此各省政府都制定了反校园欺凌法。如2013年，安大略省相继颁布施行《可接受学校法案》《反欺凌法》，以及启动“校园欺凌预防和干预”项目。

尽管各行政省之间的立法存在差异，但大多数省都要求学校报告、记录、调查学校发生的欺凌案件，相关法律还要求学校采取行动来制止校园欺凌行为。省际校董事会要求每个委员会都必须为所属学校建立一份预防和干预欺凌的计划，并在计划实施前听取学生、教师、校长、社会公众及其他相关人员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与本地特殊教育委员会、土著教育委员会等社会服务机构进行协商，以保证计划与政府教育政策倡议的一致性。此外，校董事会要求学校成立安全接纳校队，以负责创造和维护一个安全的、包容的、可接受的校园氛围，团队成员包括学生、家长、教师、学校管理人员、社区人员和校长。[17]

为强调对欺凌意识的预防及其对学校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安大略省《教育法》第300条规定，每年11月第三个星期日为起点的那一周为“欺凌意识预防周”，并于2018年10月修订“校园欺凌预防和干预”项目，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包容的校园环境。校园欺凌的预防与干预有利于营造积极的学习与教学环境，支持学生的学业成就，帮助学生发挥潜力。同时，法案要求学校校长对实施欺凌的学生实行包括停学和退学的处罚。学生的欺凌行为将被记录在案，记录档案至少在安大略省学生档案中保存一年。加拿大各省政府在政策层面通过释放信号、表明态度并明确权责，积极引导着中小学校校园欺凌的防治实践。

(三)学校：建立全纳的支持体系

中小学校是加拿大校园欺凌干预和防治的主要阵地。学校层面构建了全纳支持体系，以预防和干预为主，减少加拿大校园欺凌的发生率。

1.“全学校方法”

为创造平等、友好的校园环境，加拿大提出“全学校方法”(Whole School Approach)，即将每个人(包括学校管理者、教职工、学生、家长和社区)聚集在一起，努力创建一个安全、包容和可接受的学校。在这样的环境中，欺凌问题将得到及时有效的预防和处理。[18]个体在参与共同建设校园环境时，通过提供一致的信息、回应和支持来解决欺凌问题，促进积极、健康关系的建构。“全学校方法”不仅涉及课程，还涉及整个学校以及学生的学习环境。这意味着学校、社区、监护人、教师、学生等群体要相互协作，共同参与到校园欺凌的治理中来，以改善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行为和福祉。生态系统理论认为，所有个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儿童和青少年是社会网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表现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特定社会交往关系中发展而来的。学生的行为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反映其社会关系。因此校园欺凌的干预也要考虑到学生所处的环境。微系统是直接环境，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对儿童行为有着最重要的影响。通过系统内外的链接，所有儿童和青少年都可以参与到欺凌的预防当中来。

2.将防治校园欺凌融入课程建设

儿童的早期发展奠定了未来成就的基础，而学生学业失败的一大原因则是校园欺凌。加拿大为促进青少年学生的发展，除常规的阅读(Reading)、写作(wRiting)、算数(aRithmetic)外，还将人际关系(Relationship)定位为学术课程中的“第4R”[19]。防治校园欺凌相关的内容也被纳入中小学的科目学习与教学中。如在语言科目中，通过阅读学习关注欺凌问题的书籍，通过创造诗歌和散文来表达对欺凌的感受；
在数学科目中，将欺凌的统计数据作为讨论和探索的基础，分析学校的调查数据，回应并报告调查结果；
在艺术课程中，鼓励学生通过戏剧、舞蹈和音乐等形式探索欺凌问题和解决方案；
在科学和健康课程中，通过了解欺凌行为发生的复杂的动力学及其影响获取科学和健康方面，如社会情感发展、社会行为与大脑、心理健康、压力等知识。

加拿大通过将防治欺凌融入中小学课程教学，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情感教育，引导学生以平等、尊重的姿态互相理解，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纽带。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个体对受欺凌者产生共情，从而激励学生的正义行为，在校园这个微观系统中形成群体共情效应，构建反欺凌的群体身份符号，[20]从而对校园欺凌事件进行良好的干预和防治。

3.营造积极的校园氛围

创造积极的校园氛围可以减少学生欺凌行为。积极的校园氛围是指：学生、员工和家长感到安全；
学校和社区成员之间建立了健康的人际关系，互相尊重、友好和公平；
学校鼓励和支持学生成为领导者和榜样；
校长、教师、学生和家长之间进行开放和持续的对话；
学校环境、教学内容、评估策略体现学习者的多样性；
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支持。为营造积极、安全的校园氛围，加拿大中小学校将预防欺凌活动贯穿于学生整个一学年的学习生活中(表3)。[8]

学校各部门通过贯穿整个学年的预防欺凌主题活动，促进学生参与，从而加强和改善学生之间的社会互动，为教师、管理者和学生营造积极的反校园欺凌氛围。

表3 加拿大中小学校预防欺凌活动时间表

续表3

(四)社区：共筑协同、贯通防线

在一个多元文化国家中，儿童和青少年更有可能因为身处不同的种族或族裔而遭受歧视和欺凌。[21]加拿大儿童权利理事会认为，欺凌问题可能反映了加拿大对侵略的文化容忍程度。而研究表明，更广泛的社区参与会提高以学校为基础的校园欺凌防治倡议的效力。[22]尽管儿童和青少年欺凌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在校园之内，但欺凌不仅仅是校园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需要社区的参与和支持。当校园欺凌的防治信息来自儿童和青少年所尊重的多元群体时，所形成的影响力会更高。社区的参与有助于确保学生在校园之外获取与学校相同的价值观。

社区中所需争取的支持包括当地警方、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消防员、医护人员、当地运动员、青年的信仰领袖、残疾组织发言人、政客、媒体、艺术家、社会正义倡导者、企业、年龄稍大的儿童和青少年，以及有欺凌遭遇的其他个体，青年的工作场所/雇主。[8]

政策文本与实践之间存在落差，完善政策的出台并不代表校园欺凌问题的有效遏制或终止。[23]干预和治理校园欺凌问题，既需要健全的政策法律的支撑，同时也需要详尽的计划和处理方案。因此，有必要从政策执行的角度考察加拿大校园欺凌干预的现状与成效。

从法律条文的颁布来看，21世纪初开始，加拿大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对校园欺凌问题逐渐重视，通过一系列立法实践和探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策体系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从安大略学生吸毒和健康调查的年度报告中可见一斑。OSDUHS始于1977年，是一项针对7—12年级学生的两年一次的人口调查，其中，也对学生的欺凌行为进行了数据统计，样本来自安大略省200多所中小学的数千名学生。[24]2003—2019年的OSDUHS调查数据证明，安大略省的校园欺凌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图1)。从校园欺凌数据中可以判断，加拿大校园欺凌的干预和防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图1 加拿大安大略省2003—2019年校园欺凌发生率

通过梳理分析加拿大校园欺凌的内涵以及防治举措，研究总结出以下可供借鉴的经验。

(一)法律政策的完善性

一个强有力的立法和政策框架，是实现体制改革的重要前提。完善的政策法律体系建设是防治校园欺凌的根本保障。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已经颁布保障校园环境安全、教育平等的相关法律政策，如《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加拿大人权法》等，都提出要为当今的儿童和青少年建立弹性和健康的环境，强调对年轻人欺凌行为的早期干预。省政府也颁布了系列政策条例解决校园欺凌问题。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教育部于2004年颁布施行“安全与关爱的学校社区政策”，规定所有学生不得受到歧视、欺凌和其他形式的侵害。在反欺凌立法方面，有安大略省的第13和14号法案，马尼托巴省的第18号法案，魁北克省的第56号法案，阿尔伯塔省的第3号法案等。

完善、联动的政策法案是规治加拿大校园欺凌的制度保障，法律可以规范政府、社区和中小学校的行为。从宏观层面的法律政策到微观层面学校、监护人的职责和干预框架，保障了儿童与青少年拥有安全的学习环境和自我保护机制。

(二)治理方略的系统性

1.确定风险等级和干预水平

欺凌行为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因而不同程度的欺凌问题需要不同类型的支持，即需要确定不同等级的风险与干预水平，以阻止欺凌、促进健康关系的发展。加拿大将校园欺凌的风险程度分成三级：(1)低风险。需要在整个班级中进行干预，以培养儿童/青少年对欺凌问题以及对目击者角色的意识。开展广泛的教育和实践，让学生能够为受害者挺身而出。(2)中风险。需要及时且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旨在解决和防止同伴关系问题的延续。提供个性化支持，提高学生处理同伴关系的技能。(3)高风险。需要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机构提供集中的干预和额外的支持，并针对情感、身心、教育和社会困难提供个性化支持和帮助(表4)。[8]

表4 加拿大校园欺凌风险程度的确定

2.确定解决欺凌问题的步骤

欺凌行为会导致学生失去情感安全。[16]解决欺凌问题关键在于教育者的及时响应，给予学生基本的情感保护。针对校园欺凌事件，加拿大采取“渐进式”的惩罚方式，包括识别、教育、支持与劝导、校内处罚、停学和开除(图2)。在“渐进式”的惩治中，学校对施受校园欺凌的学生进行一系列的干预、支持和教育，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针对不同的欺凌行为以及个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短期或长期支持策略。如对受欺凌学生和旁观者提供导师、自信培训等；
对于施害学生，学校将通过愤怒管理课程、提供个体/家庭心理咨询等方式，培养其长期积极的态度和行为。[25]

图2 加拿大校园欺凌惩治步骤

青少年时期的校园欺凌是成年后暴力、犯罪和其他反社会行为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素，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门将欺凌行为列入“预防犯罪清单”。欺凌是一种创伤性的经历，有些形式的欺凌是非法的，包括威胁、袭击、盗窃个人物品、骚扰、性剥削、仇恨犯罪等。加拿大校园欺凌的惩治工作主要由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但在极端情况下，也会涉及法律层面上民法和刑法的处理。

3.构建事前预防、事中处理和事后干预的完整体系

“校园欺凌治理是一项闭环的系统工程，从事前预防、事中处理再到事后干预，形成了预防为主、处理及时、干预到位的治理体系。”[26]从加拿大校园欺凌的干预和治理策略来看，通过发行反欺凌手册、网络宣传、教师培训等活动，提高家长与学生识别和应对校园欺凌的能力水平；
在校园欺凌发生时，教师和家长按照程序要求，通过确定欺凌行为的风险，及时对其分级、分阶段地进行干预和处理，并对施加欺凌的学生给予相应的惩治；
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后，通过提供个性化支持，持续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三)参与主体的多元性

加拿大纽芬兰省1999年的一项学生生活质量调查表明，欺凌是学生最关心的问题。[27]从联邦政府的立法规治，到省级政府、校级董事会乃至单个学校校园欺凌干预政策方案的设计与实践，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到校园欺凌防治的体系之中。正如校园欺凌干预项目“我们一起照亮道路”计划所体现的价值观念，通过召集政府官员、商业领袖和社区团体成员与学校教职工、学生和家长进行合作，为儿童和青少年创建一个安全和充满关怀的学习社区，帮助建设和完善学校成功、学业成就、自我意识、安全教育环境、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家校关系、尊重和关怀以及成年人支持等八个防止校园欺凌的保护性要素。[28]多主体共同参与要求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儿童和青少年的校园欺凌问题。一方面，以传统发展的视角，即在实施干预和解决校园欺凌举措时，要关注儿童的发展、需求、优势和挑战，包括社会技能、态度、行为等。另一方面，需要从系统的视角出发，即将关注点扩展到儿童的社会关系，包括儿童朋辈群体和成年人(如父母、教师及其他重要他人)在塑造儿童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社会动力学问题，更全面地看待和解决校园欺凌。[29]发展的视角强调早期干预的必要性，越早发现和解决问题，就越有可能改变学生的欺凌行为。系统的观点强调欺凌问题不能仅仅限于施加和遭受欺凌的学生，也要对学生的同龄人、家长、老师乃至更广泛的社区成员进行干预，以促进儿童的积极互动和社会体验。

加拿大校园欺凌干预和治理体系及其防治举措与路径等方面的经验为更好地构建我国校园欺凌的防治方案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与方向。

(一)尽快推进专项立法，建立系统的反欺凌政策法律体系

政策法案是制度保障顶层设计中的重要环节，校园欺凌的干预与治理建立在法案政策出台的基础之上。由于不同环境下的学生群体存在一定的差异，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的原因、性质也有所不同，各层级教育行政部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必要的政策依据、方法保障和制度规范。通过政策的规约，要求学校以及各教育行政单位健全明确的校园欺凌的预防、监督、干预、处理等机制。同时，分层级制定干预和治理校园欺凌的法规，形成事前预防、事中处理和事后干预的完整体系。加拿大校园欺凌防治始终秉承政策主导和学校参与的一致性，以保障反欺凌的实践可以落到实处。

推进防治儿童、青少年欺凌的专项立法，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要从法律层面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和合作机制，从政策和制度层面建立较为成熟、系统的校园欺凌横向联合治理机制，做到校园欺凌干预和治理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功能，营造全纳的校园文化环境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环境会影响个体与他人的互动过程，而互动的作用效果将影响到个体的自身发展。儿童与青少年的主要学习生活环境聚焦于学校、家庭和社区，这些环境的积极性和支持性能够满足个体的心理安全需要，从而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

营造全纳、支持的氛围需要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功能和人文关怀。对于欺凌行为的干预和防治，学校是最关键的场所，正如安大略省教育部144号备忘录所指出的：“当欺凌事件发生时，存在许多‘可教导时刻’。及时的指导和支持可以帮助所有儿童和青少年发展和他人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技能和理解力。”[30]校长、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学生应共同致力于校园文化氛围的建设。如通过聚焦同侪群体互动过程，改善校园欺凌状况。在学校和班级营造反校园欺凌的环境氛围，从而增加欺凌者实施欺凌时的同侪压力，并将欺凌事件中协助者、旁观者、置身事外者等群体转变为反欺凌力量。

(三)构建反欺凌共同体，建立学校、政府、家庭、社区的联动机制

欺凌行为根植于整个社会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念和社区情境。防治校园欺凌问题不仅是学校和教师的工作职责，家长和社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配合学校的工作倡议。加拿大校园欺凌干预和治理的参与主体涵盖了政府官员、非营利组织成员、商业精英、教师、学生、家长以及社区成员等多元角色。从加拿大的经验来看，需要用全局观来审视欺凌行为，而不是将其看作一个单独的问题来解决。多层环境都对校园欺凌的发生产生着影响，因此，校园欺凌的干预与治理也要通过不同群体的共同努力并借助环境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来完成。各主体树立共同的反校园欺凌的信念和价值观，在合作中构建起一个值得信任的校园欺凌干预和治理的共同体，即将校园欺凌事件放在社会文化背景中，审视其中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文化。

因此，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呼吁社会各领域对校园欺凌问题予以关注，充分调动学校、家庭、社区的多方力量，搭建人力保障机制平台，从而动员多主体在校园欺凌防治过程中共同参与和合作，最大限度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立体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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