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制度优势的历史生成:发端、依据和展现

龚世星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制度优势的历史生成:发端、依据和展现

龚世星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1601）

在客观的世界现代化运动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孕育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历史土壤；
在世界历史的宏阔框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实现了“世界观史上的变革”，进而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行了理论论析和实践初探。在此深厚历史土壤和科学理论依据的有机结合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紧紧围绕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摆脱依附性命运，不断展现、持续积蓄、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而生成了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

世界历史；
第三世界；
制度优势

现代史表明：“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1]20世纪中叶，前身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纷纷获得民族解放之后，迎来了真正挑战，即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中，究竟谁可以在业已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成功追赶现代化、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发展？这是一个艰难选择：因为选择前者将意味着，对外将因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地带而面临国家主权独立与依附性地位之间的矛盾，对内将面临资本逻辑与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大众渐被唤醒的正义意识之间的价值冲突；
选择后者则将面临，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和落后的国内现实夹击中，必须在极为有限的经验里建构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尽快将其应然优势转化为实然绩效，实现独立自主与国富民强的现代化目标。尤其后者注定了这种生于残酷困境、内源性经济动力不足的新兴国家将面临重重困境。1986年，当拉尔夫·达仁道夫到访新兴的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政权时，就曾将他观察到的情境戏谑地称为“马蒂内斯谬论”，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没有再分配的增长到没有增长的再分配”。据此，他说：“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进而声称此种失衡表明社会主义“缺乏推动使得两者能够同时向前发展的战略变化的能力”[2]。这是不到半个世纪之前一个保守自由主义者眼中第三世界试图以社会主义推行现代化所面临的典型窘境。

回到中国场域。历史表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以“中国之治”成功实现了发展与稳定的动态平衡。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的制度保障，也说明这对于方兴未艾的世界现代化运动是独具优势的制度选择。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究竟何以可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3]4-8他还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4]这一论断不仅指明了我们的制度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地位，还提示我们：理解这一制度及其优势，不仅需要精确剖析其静态结构，还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去思考其在人类制度文明发展历程中动态演化的内在逻辑。对此，本文将以世界现代化的现实运动为整体框架，尝试在现代化的矛盾运动中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制度优势的历史发端、理论探索和实践生成，进而探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这“两个大局”中制度优势的持续彰显问题。

作为人类文明形态的整体演进，资本主义开启了世界现代化的现实运动，迈入了以现代工业文明整体性替代古典农业文明及其它前工业文明为主题的世界历史，形塑了直至当前仍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回瞰历史，从英国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叶，业已形成三次现代化浪潮，先后席卷了欧美、拉美和加勒比海、东亚以及西亚非洲，使得这些地区或自发自觉或被动被迫卷入以工业化为内核的现代化之中。其中，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约1780-1860年)以煤和铁为主要技术特征，催动了欧美经济和政治的“双元革命”，使得西欧北美首先完成初步现代化；
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约1860-1910年）以电和钢铁带动“电工技术革命”和铁路建设，并经1930年代第一次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转型；
第三次大浪潮（20世纪下半叶至今）是真正全球意义上的现代化浪潮，其中最耀眼的是战后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和洲际性民族解放运动带来的第三世界革命。自此，世界各国和地区基本已纷纷就位于以现代化为目标的不同赛道。

作为世界秩序的大转型，现代化运动被指出具有“一体两面”的特征。其中，“一体”指以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普遍表现为全球范围的城市化、商业化、世俗化和理性化的一般性趋势；
“两面”则指对于置身其中的不同国家地区而言，现代化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和发展路径。这是由于，在漫长的资本主义自然发育后，欧美地区成为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并抢占了历史先机，用资本和枪炮建构了以“欧美——中心；
拉美、亚非——边缘或次边缘”的圈层化、等级化的世界体系；
另一面，被迫嵌构进这一不平等体系、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亚非拉等国家和地区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开始艰难的现代化探索。此间，1885年，日本“脱亚入欧”，效仿西方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现代化的第二种制度方案，为第三世界国家开启新的制度选择。

世界现代化史表明，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加入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时序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发展环境。客观的环境差异又决定了制度需求的多样，以及多元的制度安排和实施路径。这集中地表现为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启动和维系现代化进程中实际呈现出的制度差异。制度环境方面，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彼此隔绝且相对稳定、发展差距不大的农业世界生成、发展，其建构起的是以己为中心、占领工业文明优势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被动处于业已形成并不断扩张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劣势地位，面临依附性或者被排斥的困境。制度目标方面，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建构并全力维系其主导的霸权体系，从中汲取资源、转嫁风险；
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则需谋求独立自主发展机会、争取公平发展空间。制度动力和安排方面，先发型现代化国家生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脱胎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日益壮大，具有高度自发、渐进演化的特征；
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落后分裂且主权益衰的内外交困中，必须建立强有力国家政权以全体动员、在高度规划中实施赶超战略。制度伦理方面，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往往警惕国家权力以维护个人自由，崇尚个人权利以激励财富欲望；
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往往讲求集体力量以克服外部风险，注重抱团发展以凝汇有限资源。

以上是从理论层面所做的一般性概括。显然，现代化不仅是全球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从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自然演化过程，还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5]。历史表明，多面的现代化史表现为总趋势的普遍性和具体路径多样性的统一：一方面，现代化的总体趋势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可以概括为：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变革→政治制度变革；
另一方面，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是在业已形成的世界体系中进行现代化的，因此在复杂困境中探索出的制度路径明显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典型地表现为“政治制度革命→经济制度革命→生产力发展”。历史还表明，现代化内在地包括了制度的现代化。在历史地生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厚培了用超越资本主义的先进制度引领现代化的现实土壤。对此，长期以来在国际上深具影响力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分别是：站在先发现代化国家立场的传统西方现代化理论，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理论抗争的依附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这三者分别从不同立场或角度对现代化史进行阐释、辩护，但对于追求更优越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马克思主义才具有彻底的科学解释力和现实指导力。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中，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得马克思“在整个世界观史上实现了变革”[6]，而这一思想变革的现实土壤正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7]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科学的世界观史、特别是现代世界观史中，“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一种自觉的创造活动”[8]。

（一）世界现代化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理论论析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明确提出“现代化”概念，但他们正是将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这一世界现代化的核心机制——作为解剖对象，先后用法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学等理论工具解析此新兴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和演化规律，从而用“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9]，来揭示此轮以工业化为内核的新文明崛起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首先，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框架中，他们分析两种现代制度的生成机理，揭示出制度优势本源于其推动的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过程，以制度效率和制度价值作为评断制度优势的基本依据，进而阐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先天、内生的普遍性优势。相对于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逻辑撬动社会化大生产、催化科技创新换代、催生“自私自利的海洋”的市民社会，使试图阻碍其运转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因而，在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过程中，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显示出卓绝的历史进步性和比较优势。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日益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构成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会导致资本逻辑统驭下从私人生活到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到政治国家、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的全面异化，最终会在制度性的异化中不可逆转地走向异化的制度化。故而，社会基本矛盾又决定了这一制度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和优势有限性。就未来共产主义制度，马克思从制度效率和制度价值维度论证其在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所具有的普遍性优势，即后者将在对资本逻辑的克服与超越中更加适应现代化大生产要求，也将能超越政治解放最终实现劳动解放和人类解放。总之，资本主义制度与现代化的结合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只是人类制度文明的果实之一；
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化结合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更是人类制度文明的崭新形态。二者相较，前者的相对优势将随生产力和价值合法性的流失而丧失；
更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趋势和人类本真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不断昭示其效能力量和价值魅力。

其次，他们深刻指出，现代化的阶级本质催生截然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制度需求。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开启的现代化实质上是“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0]。不同于之前彼此分散、秩序稳定的前工业文明世界，这一“新”世界“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除了历经早期渐进积累的经济、科技等基础之外，资本主义的生产追加与市场扩张将世界各文明强纳其中，“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以中国、波斯等古老文明为例，其深重的现代危机正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利用这一从生产到市场的世界体系，掠夺财富、转嫁危机，“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0]。在此世界体系中，东西方位列不同却“两级相联”、互动依存。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新”世界意味着资本逻辑超越国家和文明的全球性统驭。而对于其它制度文明，这一“新”世界意味着异己的、等级化的世界秩序，亟需能化解现实危机的制度优势。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两种制度存在两种可能的出场关系，即“前后相继”的历时性关系和“并存竞争”的共时性关系，初步探讨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早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欧美资本主义先行发展的事实、将社会主义视作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并“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的制度性克服与超越。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现代化历史画卷持续铺陈，马克思恩格斯也充分认识到“历史常常是跳跃地和曲折地前进的”[11]13。1881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跨越论”，指出俄国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2]、进而“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1]83，以社会主义制度展开现代化。此后，恩格斯针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新特点，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进一步指出：这种跨越“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13]。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是基于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所提出的天才洞见，即：除了“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变革”式的历史发展一般道路之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往往是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能否以社会主义制度对经济基础施加积极反作用？这就暗含了两种制度共时竞争中社会主义制度何以优越的命题。

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以理论论证的方式来论析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但这一论证绝非无源之水、空穴来风。作为对人类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科学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事实依据是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而理论依据则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14]。正因如此，他们的思想兼具“求真”和“至善”的理论品格和实践指向，使人类制度文明从自发迈向自觉、从被动驱使走向主动创造的新境界。

（二）帝国主义阶段列宁等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

当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等依循马克思恩格斯的宝贵洞见，在理论和实践中探索落后国家“先革命、后建设”、在两种制度的竞争对抗中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课题。

20世纪初，资本主义深重的发展性危机促发了意在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革命胜利后，面临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和围追堵截，俄国不得不同时展开破除旧政权的革命运动与创造新国家的建设运动。针对1922年孟什维克者苏汉诺夫在《革命札记》中提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15]776-777，因而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列宁在1923年《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5]776-777针对“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了西欧所有多少有些影响的国家也被卷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诘问道：“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5]776-777这种“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正是对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在具体阶段中特殊机遇的敏锐把握，即：上层建筑革命→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也就是说，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赶超发展，从而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一开创性思路开启了围绕社会基本矛盾、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命题。此后，列宁将能否彰显制度优势视为事关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和政权稳固的紧要问题。他告诫：“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6]即社会主义制度要在全新的实践中求得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优势也要在现实绩效中获得验证。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而言，赶超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最集中的绩效呈现，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最紧迫的历史课题。1920年，国内战争之际，列宁即领导成立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调集200多名科技专家，于当年底编制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电气化计划》。他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如果俄国布满了由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组成的密网，那么，我们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17]

当然，这种开创性的探索是“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15]179。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现代化全新道路的磅礴力量，也给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留下惨痛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引导人民为之斗争。”[3]4-8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奋斗史，就是不断探索以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从追寻现代化中一度“世界失我”，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探索、追赶现代化中“世界有我”，再到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世界向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制度优势。

（一）新中国现代化初始探索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初步建构和展现

新中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是否具有以及如何体现制度优势？只有将这个问题如实还原到彼时客观的世界历史环境和国内实际条件，才能更好理解这一时期我国紧紧围绕基本矛盾，大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定向和制度合力有机统一的普遍优势，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卓绝努力。

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视野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正在于因长期“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最终落伍于现代工业文明世界。因此，进行工业化、追赶现代化是解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唯一出路，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守初心、艰苦奋斗的主题。对此，毛泽东曾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视域拷问如何以更快的发展速度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18]但不同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工业化一旦开启，势必要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完备循环。这意味着全社会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再到思维方式的全面转型，必将构成对转型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双重考验。而现实是，新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艰苦卓绝，彼时外部环境是“一球两制”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面封锁。我国工业化的生产环节无法获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物资技术，流通消费环节也得不到业已成熟的国际市场支持。这意味着我国工业化只能在国内展开经济循环；
而彼时国内除了解放前作为依附性国家而被许可拥有的极为有限的轻工业和资源开发型企业之外，整体上仍是生产力低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这意味着国内无法提供基本的原始资金和物质技术以启动工业生产，更没有现代消费市场以吸纳产品维持再生产。在这一极度艰难的境遇下，我国采取“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同步开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双重革命，以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发展生产力。期间，对于当时国内存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不必同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而应当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指出：在遭遇西方国家封锁、而现代化势在必行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两件事，绝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一穷二白基础上“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而轻重工业的生产也“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因此，没有农业改造，“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大国工业化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的产品如拖拉机、化肥等，“所有这些，只能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即工业化产品需要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才能提供充分的消费市场，如此才能构建起工业化从生产到消费的完整循环。基于此，毛泽东总结：“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所以，“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19]。

还原历史、再看成就，会更深刻理解我们的制度优势：作为原住民规模最大的后发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面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封锁、被迫依靠内循环发展的情况下，根据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探索出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途径和方法。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成功地在国内打通了生产-市场、供给-需求的循环，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科技体系，还发展了各项社会事业，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最高效地利用有限资源”等优势，展现了公有制因符合中国人民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和整体的、长远的根本利益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为两种革命同时并举奠定稳固的民意基础。而新中国现代化的初始探索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宝贵经验。

（二）改革开放后现代化飞速发展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系统建构与积蓄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开放包容地融入世界体系，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发展中“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20]，在现代化新浪潮涌动交汇中经历考验、积蓄优势。

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现代化科技浪潮已席卷欧美。占据世界体系主导地位的欧美急寻“新大陆”以转移过剩产能、转化内部危机。为了发展，我国必须抓住此次现代化机会，同时也将面临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的财富剥削、政治压迫和意识形态倾销。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我国始终围绕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中探索将社会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根本利益和当前利益有机统一的制度途径，不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效率和制度价值的普遍性优势，凸显制度定力和制度活力有机统一的特殊优势。所谓制度定力，是指以四项基本原则及其指导下的各项根本制度，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硬核和“定海神针”，并一以贯之于制度理念、制度价值和制度实践，保证了我国制度现代化显著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及其优越性。所谓制度活力，是指通过对经济制度、行政体制、施政行为等方面的结构性调整，改革开放“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1]，突破了封闭僵化的制度模板，逐步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制度体系。制度定力与制度活力的结合，实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稳定性和延续性”与“发展性和创新性”的有机统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历史表明，在二者有机统一中，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效保证了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根本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动态平衡；
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社会主义制度逻辑统御市场经济并发挥其功能；
建立起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分配机制，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价值；
建立开放性经济体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建立生态文明发展体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

二者有机统一、守正创新，彰显出磅礴生命力。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扩展、高速积蓄：结构内涵方面，实现了从以重工业为核心的生产力解放，到以经济领域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再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立体化的结构性扩展，还实现了从重视速度到强调效率再到要求高质量、全方位的内涵式提升；
展现途径方面，体现为以普遍性优势为基础，不断彰显我国制度特殊优势的演化路径；
制度优势及效能评判标准方面，形成了以“社会主义本质”等为核心的普遍性依据和以“三个有利于”等为内核的特殊性依据的辩证统一。历史证明，历经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已大大彰显其正外部性、外溢性，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普遍性和特殊性优势，改变了以北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标准、以美国为霸权的现代化格局。

（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持续彰显与赋能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中、在世界多极化发展大势中持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浓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22]之所以具有这些显著优势，归根到底是由我国制度本质决定的，是源于它紧紧围绕社会基本矛盾和我国主要矛盾、既自觉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又立足并遵从现实国情的实际，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新路的原创性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23]面对两个大局，我们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浪潮，还要处理好明显增加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就必会面临诸多矛盾和困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由矛盾构成、在矛盾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也将在制度体系内外矛盾的双重运动中不断发展。其中，外部矛盾，主要源自新兴国家的日益崛起推动了世界格局由19世纪以来的“东方从属于西方”向“东升西降”转化，围绕单极与多极、遏制与反遏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争日趋激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我们必须有很强的战略定力。”[24]因此，要正确认识当前两种制度错综复杂的竞合关系，要始终以坚强的制度韧性和制度自信在发展中不断彰显比较优势，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不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矛盾，主要源自作为客观规律和主体意志互动生成的文明形式，制度既存在系统自身的结构性矛盾，如各层级之间隶属关系的矛盾、同一层级间并列关系的矛盾、整体与部分的矛盾、一般和个别的矛盾等，更存在制度设计、安排和执行者因各异的立场、观点、方法、能力、利益等而大量产生的人为因素矛盾。这些来自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矛盾错综交织，相互影响，构成我国制度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矛盾体”，形成我国制度优势不断发展的客观场域。有矛盾就有斗争。我们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在新的伟大斗争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愈加彰显。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19.

[2]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M].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17.

[3]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J].奋斗,2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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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7.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8.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1.

[8]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9]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4-405.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25.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3.

[14]陈先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实践解读[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4）：16.

[15]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1.

[17]列宁.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56、158。

[1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8-89.

[1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1-433.

[2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6.

[2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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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096/j.cnki.cn34-1333/c.202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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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9333（2022）05-0092-07

2022-06-24

龚世星（1982- ），女，安徽六安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制度变革思想、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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