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浙边红色革命的发展历程、历史价值和经验启示

巴沂晋 李 晴

2007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经给福鼎市委、市政府并前岐党委、政府回信，勉励福鼎人民：“继续发扬老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带领老区人民加快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步子，推动老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福鼎地处闽浙边界，是福建省革命老根据地之一，老区人口占全市人口的80%，有着光荣和长期的革命斗争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福鼎作为浙南游击根据地和闽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闽浙边地带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赢得了“红旗不倒”的美誉。刘英、粟裕、叶飞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块红色热土上领导革命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推动着闽浙边红色革命不断发展，并留下一系列革命遗址，这些革命遗址如同一座座丰碑，昭示着福鼎的光荣与骄傲，讲述着闽浙边红色革命的发展历程。

从1929 到1949 年间，福鼎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斗争从未间断。在革命鼎盛时期，先后成立了与福鼎有关的红色政权有7 个县委、4 个县苏维埃、3 个县人民革命委员会；
发生了100 多场次的战斗，其中许多战斗是刘英、粟裕、叶飞亲自指挥的，比如刘英、粟裕亲自指挥了王家山、青山岭、李家山、仓边、桐山等战斗，叶飞亲自指挥了楩树岔、松坪、沙埕港等战斗。

（一）星星之火 唤醒民众

1929 年始，一批福鼎籍的共产党人从福建福州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归来，在福鼎沿海一带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如黄淑琮、黄丹岩、王宏文等人返乡后致力于传播马列主义，组织农民运动，发展中共党员。1930年10 月在店下筼筜成立福鼎的第一个党小组，领导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和“五抗”(抗租、抗粮、抗债、抗捐、抗税)斗争。1932 年6 月成立筼筜赤卫队，是福鼎第一支农民武装。[1]1932 年，王宏文返乡后以前岐小学为阵地，开展“学运”运动，传播革命思想，培养了郑丹甫等大批党员干部；
并在乡村兴办农民夜校，借家访之名，走村串户，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会，反抗地主劣绅的剥削压迫，以通俗朴素的革命道理唤醒民众，在城乡播下革命火种，并迅速向闽浙边界地区广大农村发展，为建立闽浙边革命根据地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红色政权 武装斗争

1933年春，福鼎地下党组织在沿海、前岐地区的广大村庄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农民开展打土豪、分青苗、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分掉地主粮食5000 余担，解决了950 多户近3000 人春荒问题，解决了占当地总户数44%的贫苦农民缺粮的困难。至年底，全县建立起40 余个区、乡、村苏维埃政府，同时中共福鼎县委成立。[2]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福鼎蓬勃发展的革命力量，派出重兵抓捕共产党人。1934 年1 月和2 月中共福鼎县委的两位负责人黄丹岩、黄淑琮相继不幸被捕壮烈牺牲。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扩大革命影响，1934 年3 月19 日中共福鼎县委组织了1000 多人在秦屿冷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极大震撼了国民党当局。

1934 年夏秋与初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浙皖边和皖南，遭到重大挫折。1935 年1月，整编为红军挺进师，3 月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刘英、粟裕率领进入浙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1935 年10 月，红军挺进师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独立师会师后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以叶飞为首的闽东特委就将革命基础比较好、地处闽浙边界以福建福鼎为中心的鼎（福鼎）平（平阳）地区和鼎平独立团直接划给挺进师。从此，福鼎的党组织和红色区域归属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1938 年9 月撤消后，成立中共浙江省委）管辖。临时省委以福鼎、鼎平地区为依托和支点，在福鼎贯岭、前岐、叠石等就地开展土地革命，向北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了闽浙边革命根据地。期间，成立了福鼎县、桐霞县、鼎平县人民革命委员会；
相继建立了鼎平独立团、鼎平独立师团、桐霞游击队、鼎泰区游击队等革命武装；
先后在王家山、青山岭、李家山、龟仔山、花亭等战斗中取得胜利，尤其是粟裕取得夜袭桐山城战斗的胜利威震闽浙。挺进师的一系列动作，使福鼎、鼎平、泰顺三县边区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促进了浙南革命的蓬勃发展，缓解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对闽东苏区的压力。

1936 年11 月，蒋介石政府调集10 万兵力重点对浙南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围剿”，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军民，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以化整为零、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形式开展了八个月的反“围剿”斗争。期间，福鼎人民为保护革命同志，不畏强敌、英勇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208 个根据地村庄被敌人夷为平地，房屋被烧19402 座，绝户2175 户，千余名革命志士不幸牺牲，万余革命群众惨遭杀害。[3]福鼎作为闽浙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福鼎人民以坚定的意志、顽强的斗争渡过黑暗，保存了革命火种和力量，为推动闽浙边红色革命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三）北上抗日 隐蔽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福鼎虽然不是抗战的主战场和正面战场，但福鼎革命老区是组建新四军的策源地之一。在党的召唤下，1938 年3 月，有近400 名的游击队员和热血青年分别加入粟裕率领的由红军挺进师编入的新四军二支队4 团3 营和叶飞率领的由闽东独立师改编的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北上奔赴抗日疆场，投身抗战洪流。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福鼎全县参军参战的青壮年达10000 多人，大部分壮烈牺牲，连名字都未留下。

1937 年11 月，闽浙边省委决定成立中共浙闽边区委员会，郑丹甫（福鼎前岐人）任书记。委员会在郑丹甫领导下一方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和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在福鼎前岐成立了妇女、青年抗日救亡团体和有1200 余人的农民抗日自卫队及民族解放先锋队；
另一方面着力恢复在八个月反“围剿”中遭敌破坏的福鼎、鼎平、泰顺三县委的组织工作。边区委员会采取“白皮红心”的策略，派一部分党员打入敌人内部，充分利用国民党稍有缓和的政策开展合法斗争。“白皮红心”策略是将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乡村基层政权机构即乡、保、甲，这些政权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其实质是掌握在边区委员会手中。[4]由于领导正确、措施有力，福鼎的革命斗争形势日益好转。1938 年5 月，中共浙南特委成立，龙跃任书记，9 月中共福鼎县委恢复；
但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想真心实意团结抗战，在蒋介石“北和南剿”的政策下，福鼎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39 年，福鼎各个抗日救亡团体被迫解散。1941 年6 至7 月，中共鼎平县委的两任书记陈伯弓、欧阳宽相继被捕牺牲，在这种形势下，中共福鼎县委和鼎平县委转入“地下”活动，坚持隐蔽斗争，保存了大批党员和干部，积蓄了革命力量，为迎来抗战的最后胜利和解放浙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恢复壮大 走向光明

解放战争时期，福鼎的党组织得到恢复并迅速发展。1946 年11 月4 日，恢复了中共闽浙边区委，郑丹甫任书记，同时恢复了福鼎、鼎平、泰顺县委。中共闽浙边区委一边开展恢复老区、开辟新区工作，领导群众开展“六抗”(抗租、抗粮、抗债、抗捐、抗税、抗丁)斗争；
一边建立武工队，开展除恶分粮、武装自卫等斗争，取得了攻打南溪乡公所、前岐警察所、金沙溪敌碉堡等一系列战斗胜利。闽浙边的武装力量再次壮大，形成连片的根据地和乡村包围城镇的大好态势。1949 年6 月11 日中共福鼎县委和鼎平县委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福鼎县城，至1949 年10 月8 日解放福鼎全境，福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迈进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一）在革命低潮期续存革命力量，推动中国革命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因“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和敌我双方力量的悬殊，在国民党的残酷“围剿”下，红军失去大部分革命根据地。在这一革命的“低潮”中，闽浙边革命根据地能够开辟并逐渐发展壮大，是个奇迹。首先，闽浙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内，经过1934 年、1936 年两次10 万重兵“围剿”下艰苦创建起来的。国民党通过强化保甲、移民并村、烧毁零散房屋、按人头逐日配给食物等手段来切断红军的供给来源。福鼎军民在闽浙边临时省委的领导下，开展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革命低潮期续存了革命力量。其次，闽浙边是方言繁多复杂的地区之一，境内分布着闽语、客家话、畲话等方言。因为语言交流的障碍，红军要在闽浙边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其难度难以想象；
而福鼎红色革命的时间早、延续长、机构全、斗争烈、群众基础好的独特优势为闽浙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中国革命的全局观察,在刘英、粟裕的领导下，闽浙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南方三年游击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1935 年至1936 年期间，刘英、粟裕主要在闽浙边开展武装斗争，在全国革命态势转向防守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局部反攻，牵制了敌人，缓解了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压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闽浙边红色革命发展历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革命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培养了一批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

1932 年，革命先驱王宏文在闽浙边的福鼎前岐小学开展“学运”，传播革命火种，培养了郑丹甫（曾任浙南特委书记、中共闽浙边区委书记、浙南游击纵队副司令）、王烈平（曾任中共福鼎县委书记）、陈伯弓（曾任鼎平县委书记）、谢鸣銮（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新四军某部指导员）、刘清扬（曾任中共福鼎县委书记、浙江台州特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后勤部部长等）、郑衍宗（曾任中共鼎平县委书记）、郑嘉顺（曾任中共浙江省委文书、瑞安县委书记）等十多位优秀革命战士。抗战期间，福鼎人民以民族大义为重，组织动员一批游击队员和热血青年参加新四军北上抗日，后来不少人都成为军队的重要将领，驰骋于一线战场。

（三）为粟裕游击战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策源地和练兵场

红军挺进师进入闽浙边后，1935 年至1936 年两年期间，刘英、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和叶飞率领闽东红军独立师，在福鼎地方红军、游击队和老区人民的配合下，与敌军进行过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多次成建制的全歼敌军，缴获大批武器和军需。其中较著名的有梗树岔、沙埕港、青山岭、王家山、龟仔山、李家山、花亭等战斗。这一时期，由于挺进师人数较少，难以一次消灭大量敌人，挺进师带领福鼎群众实行“突击队”与“牵制队”结合的斗争方法，形成流动作战的进攻态势。在长达八个月的反“围剿”斗争中，红军挺进师在频繁的对敌作战中生存下来，并逐步发展壮大闽浙边红色革命根据地，标志着粟裕游击战思想的又一次胜利。因此闽浙边红色革命根据地为粟裕的游击战思想提供了策源地和练兵场。

（四）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坚定的革命信仰。在闽浙边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福鼎的革命先烈们与敌人展开殊死斗争，千余名革命志士不幸牺牲。如，1934 年1 月和2 月中共福鼎县委的两位负责人黄丹岩、黄淑琮相继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1937 年10 月12 日，怀有身孕的地下交通员金维娇和丈夫蔡宗竹、小叔蔡宗木、蔡宗梅及村里群众等56 人被捕后，面对敌人几天几夜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敌人一无所获，于10 月19 日被杀害，造成“六尸七命”的高滩事件；
1941 年6 至7 月，中共鼎平县委两任书记张柏弓和欧阳宽相继被捕壮烈牺牲，等等。粟裕大将曾在《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描述：敌人的烧杀惨无人道，对我们的同志不仅是枪击和砍头，甚至把他们当众“开膛”，割了心肝去下酒，被捕杀和活埋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不计其数。[5]在其回忆录中也写道：“为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洒下了最后一滴血，还有更多的，我不知道的无数的无名英雄。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们，他们的革命精神是永垂不朽的！”“我以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英勇奋斗而牺牲的烈士们，是夺取这些胜利的最光荣的功臣！”[6]直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福鼎人民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代代相传，成为镌刻在福鼎人民心中的精神印记。

永不放弃的斗争精神。在土地革命时期，从全国各地的根据地发展来看，闽浙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环境恶劣是十分少见的。一方面是自然环境特别险恶。闽浙边交界地区群山连绵、交通不便、生存环境十分艰苦。另一方面是政治环境特别险恶。闽浙边距离蒋介石的家乡奉化不远，属于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管制十分严密，实行保甲制。特别是在南方游击战争三年期间，红军挺进师在与中央和上级党组织联系通道被切断，在得不到中央的指挥和命令的情况下，依据当地实际积极主动开展斗争，和福鼎的革命先辈、群众创建和开辟了闽浙边革命根据地，在蒋介石的后院建起革命堡垒，似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腹。闽浙边红色革命的斗争形式有其特殊性，除了南方游击三年公开期外，其余大部分时间以隐蔽的形式开展，党的机关和组织都不公开，是一个半公开以至秘密的革命根据地。[7]在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中，闽浙边红色革命根据地一直是远离中央、远离主力，革命先辈们没有半点气馁，以不怕牺牲、不惧艰苦、永不放弃的精神状态在重山峻岭中、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在曲折的困境中不断发展，既壮大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纵队的革命力量，又为闽浙边的最终解放打下坚实基础。

血浓于水的军民情。福鼎的农民运动爆发的时间比较早，于1930 年就开展了“五抗”运动，这些运动受中共影响，但仍有农民局限性。红军挺进师的到来促进了闽浙边革命运动的升华，使广大群众对红军、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拥护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心更加坚定。挺进师到达闽浙边之初，坚持执行党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制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思想上始终认可相信群众，把群众当成党的组织的一分子；
宣传上用最朴素、最接地气的语言让群众知道，共产党是为穷人谋福利的；
行动上领导群众开展分田、抗税、抗租等运动，让老百姓真正获得土地、粮食；
纪律上严格管理部队，纪律严明、作风亲和，这一系列举措很快让闽浙边的老百姓明白红军始终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是老百姓的红军。因此，红军挺进师也很快得到了群众的拥护，越来越多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在福鼎前岐至今还传唱一首《合抱枫之歌》，生动的表达了当时的军民鱼水情。

山重重，叠叠峰，

李家山上挺立两株合抱枫；

债累累，租税重，

千心万眼盼红军！

合抱枫，姿态雄，

千年生根摇不动；

穷人众，力量宏，

红军带领万人从。

万人从，红军红，

李家山下灭“国军”；

合抱枫，年年红，

火烧山头遍地红！

1936年，福鼎前岐李家山村阿掌嫂、陈六某等8 位妇女，将各自原名改为梅英、月英、兰英、秋英、秀英、桂英、玉英、春英，嵌含着姐妹们对红军挺进师和省委领导人刘英的敬仰之情，人称“八英姐妹花”，她们共同为红军将士洗衣做饭，还配合农会干部跋山涉水到熊岭、井头、凤桐等一带斗地主、分青苗，引导广大妇女投身革命、谋求翻身解放，自编自演《抓丁苦》《送郎当红军》等文艺节目，与红军将士同台演出，传播革命思想，得到刘英、粟裕和军民的赞赏。1936 年10 月，在福鼎叠石乡竹阳战役中，郑祖出、吴明瑞等数十名当地群众为掩护红军坚守党的秘密，献出宝贵的生命。

福鼎作为闽浙边红色革命发展的核心区，从1929 年一群深受马列主义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在福鼎沿海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到1936 年作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的根据地，再到1955 年台山列岛解放实现了闽浙边的全境解放，20 多年能够在远离中央、远离主力的状态下，建立武装政权，单独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下来，长期进行隐蔽的武装斗争，使根据地和革命力量得到巩固扩大，为配合全国革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段革命历程给后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不断提升农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为闽浙边红色革命“红旗不倒”培育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一是通过有效宣传教育手段提升群众觉悟。早在1929 年始，以王宏文为首的一批福鼎籍的共产党人回乡后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开办农民夜校，成立农会，走家访户，减免学费教农民识字、记数等实用知识，向农民集中地宣传先进思想、国内形势等理论，既提升了农民的素质又启发了觉悟，为后来农民自愿参加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福鼎县委成立后，通过编唱民歌：“桐树开花白花花，梅花开花荣国家，介岭毒草有人除，苦中险石要人挖。”翻印上级党组织的报刊《星火》《闽东红旗报》中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影响力的评论，如《农民不要相信命运》等，以通俗朴素的革命道理引导农民明白日子苦并不是因为“人各有命”，引导他们寻找“命苦”的根源，即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形成阶级意识，从而唤醒民众，在民众心中播下革命火种。红军挺进师进入闽浙边后通过写大字标语、军民联欢会、入户谈心等方式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革命理念和土地政策，很快赢得了闽浙边群众的支持。二是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毛泽东曾说到：“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8]只有通过发动群众处于革命中来，群众才能亲身体验党的正确性，才能产生认同感。从1930 年秋领导群众开展“五抗”斗争到成立农民武装力量（如筼筜赤卫队、农民抗日自卫队、民族解放先锋队、武工队等）到福鼎县城解放，农民群众从始至终都是闽浙边红色革命的主体力量。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的革命实践对革命发展有其独特的推动作用，它把党的理念、方针与群众实践具体结合，把革命的理论在实践中充分发展又能及时贴切实践，同时又让群众拥有革命主人翁的感受，提升革命参与积极性，推动革命事业发展。三是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福鼎从成立第一个党小组、第一支农民武装开始，组织农民群众展开“五抗”斗争，解决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闽浙边根据地建立后，通过基层党和政权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贫苦农民对土地的需要，从根本上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当地传唱一首《拥护红军歌》：

正月时候接红军，

红军爱护老百姓，

大家都要来参军，

打倒土豪有田分，

地主听了叫叽叽，

农民听了笑眯眯，

红军都是好同志，

共产党是大救星，

谁人敢把可夫欺，

你爸剥他九重皮。

（歌中的“可夫”是刘英的化名）

红军挺进师有丰富的土地革命经验，一进入闽浙边就延用之前在赣东北、浙西南土地运动的方法，将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按照红军家属、贫农、地主、富农等级别依次分给好田、原耕地、差田。这一分田办法实行后既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又提升农民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在《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一文，刘英回忆到：“有时少数的小游击队到某一个村庄去的时候，村民会自动的替站步哨和当侦探，当发现有白兵经过或对宿营的村庄移动时，他们就会适当地引游击队到安全的地方或就化装好隐藏在本村人家内。甚至有的村庄，好象是红军的家一样，当一队常在那一些村庄活动的游击队去了，到达他们村里的时候，村民会好象接待自己人那样去接待游击队。”[9]这说明，土地革命运动使群众感受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其谋利益，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密切了闽浙边老百姓与党的血肉联系，这也是福鼎党组织不但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而且在屡遭破坏后，还能得到恢复和发展的革命力量源泉。

（二）党组织长期坚强领导是闽浙边红色革命“红旗不倒”的根本保证

一是党组织的领导。在二十几年的革命斗争中从未间断。从1930 年10 月，福鼎县成立第一个中共基层组织——中共福鼎筼筜小组，1933 年冬成立中共福鼎县委，党组织从成立那天开始，积极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每个革命发展阶段，都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
也因此福鼎党组织屡次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受到严重破坏。仅1933 年到1942 年之间，先后有6 位县委负责人或委员（黄丹岩、黄淑琮、王宏文、工勤聪、陈百弓、欧阳宽）和2 位地方武装力量领导人（陈宝鼎、廖思明）牺牲，但党组织都得到及时的恢复并在斗争中曲折发展（见下图）。

正是有了党组织的坚强领导，闽浙边红色革命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保留了闽东的革命火种，将革命之火燃向浙南。二是注重党组织建设。闽浙边党组织在发展之初由思想先进的返乡人士发动成立，随着红军挺进师的到来，其高度的政治觉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良好的战斗作风大大规范和推动了福鼎党组织的建设。正如粟裕在回忆录里强调：我们分别组成了“突击队”和“牵制队”。其中“突击队”就是负责党组织的党建工作，开展发动群众、扩大党组织、建设根据地等工作。刘英也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挺进师进到闽浙边的时候，政委会作了很大的努力，号召与教育全体党员和每个红色指战员成为“党与苏维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0]这一做法为推动地方党组织建设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为后来闽浙边开展抗日、解放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红军挺进师在浙南三年游击战期间，党员数量由不到千人发展到两万多人，其中闽浙边地区的党员数量占比不少。三是注重提高革命战士的思想认识水平。1932 年，王宏文返回福鼎以前岐小学为阵地开展“学运”，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培养了一批以郑丹甫为代表的进步青年。红军挺进师进入闽浙边后发现，虽然干部和革命战士有较强的革命意识和比较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但是大部分出身贫农，文化水平不高，不利于进一步推动革命发展。于是开办了闽浙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在浙江凤林、玉清岩和大屯多次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刘英、粟裕等领导人亲自授课，提高革命战士的思想理论水平，并为革命队伍输送了一批干部。

（三）始终坚持党的正确理论指导是闽浙边红色革命“红旗不倒”的关键所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中不断总结提升的经验理论成果，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遵循。闽浙边红色革命虽然在地域上远离中央红军，但其革命历程始终坚持党的正确理论指导。在土地革命期间，福鼎党组织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党、政、军几位地方领导人相继牺牲的情况下，坚持用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等理论武装自己，以福鼎山区根据地为依托，实行战略转移，相继建立鼎平独立团、鼎平独立四团、桐霞游击队、鼎泰区游击队等革命武装，在鼎、平、泰三县交界地带开辟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展了革命力量，为浙南游击根据地建设、闽浙边革命发展提供了基础。1937 年3 月至9 月，红军挺进师和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展关于两次联合抗日的和平谈判，在谈判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省委机关和各部队坚持不离开根据地，才使国民党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无隙可乘，从而保证了谈判的胜利，保存了革命根据地，发展了人民抗战的力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福鼎县委和鼎平县委坚决执行浙南特委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和“白皮红心”策略，在困难的环境中开展隐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

穿越漫漫烟尘的历史，作为闽浙边红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福鼎能够坚持二十几年“红旗不倒”，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其发展不是一帆风顺，是历经了许多的挫折和牺牲才得以向前延伸；
是无论如何险象丛生、艰难曲折，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党的正确理论指导下仍然勇于拼搏、百折不挠、永不放弃、斗争的结果；
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积聚群众力量，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支持的结果。重新回顾这部奋斗史、血泪史和英雄史，为我们更好的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生动具体的历史借鉴。

注释：

[1]王汝亮：《浙闽边区革命斗争史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年，第2 页。

[2]中共福鼎市委党史研究室：红色记忆——福鼎革命遗址，第1 页。

[3]庄孝赵：《合抱枫之歌》（内部资料），福鼎：福建省福鼎市阳光福利彩印公司承印，2007 年，第10 页。

[4][7]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5、5 页。

[5][6]粟裕：《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参见《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第127、157 页。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297 页。

[9][10]刘英：参见《刘英纪念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340、3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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