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的士兵委员会

■ 郑林华

士兵委员会是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前身，也称战士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军队中建立的维护士兵民主权益的群众性组织。1927年，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时决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团以下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规定了士兵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1932年，士兵委员会被取消，以列宁室、俱乐部等形式代替。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恢复和重建了士兵委员会组织。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有些部队成立了革命军人委员会（有的称战士委员会）。1948年，全军连队普遍设立士兵委员会，并成为一项组织制度。1949年12月以后，士兵委员会统一改称为革命军人委员会。转入战略进攻的一年。为了进一步提高部队战斗力和军政素质，1947年冬，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有领导、有组织地落实政治、经济和军事民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士兵委员会作为一项发挥人民解放军三大民主的有效制度载体而被恢复。

由于解放战争中有大量国民党军俘虏兵和翻身农民加入人民解放军，面对

士兵委员会的恢复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1947年是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新形势新任务，如何溶化这些解放战士，教育新战士，巩固部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大多数是从红军时期成长起来的，对红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记忆犹新。如1946年，中共辽吉省委书记兼辽吉军区政委陶铸在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巩固部队有许多方法，譬如增加菜金，按月发津贴，棉衣做好些，但主要的是靠干部关心战士生活，融洽官兵关系，并加强阶级教育，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懂得当兵受苦流血拼命是为了什么。现在我们部队的官兵关系是不够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还不是由于我们干部来到东北后，学上了些军阀派头所致吗？我们所有老干部都可以回想一下：井冈山时代，那是非常之苦了，可是因为朱总司令能亲自和战士一道背米，同甘共苦，士兵委员会有很大作用，干部都没有官架子，所以那时红军虽然艰苦异常，但是红军仍是巩固而坚强的。”再如1948年2月，贺龙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参谋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部队中的民主是有限制的。而在苏维埃初期，民主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对各种工作都要检讨，命令也要讨论，甚至连长都可以选举。因为当时红军中有不少从旧军队来的军官，这样做，对改造旧军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士兵委员会的恢复，首先是各地试点的结果。晋察冀中央局与晋察冀军区于1947年底作出决定：“连队与伙食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给予士兵以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凡属群众性运动，均可由行政提出，通过士兵委员会讨论执行。士兵委员会按时审查伙食账目，讨论改善生活，并进行对干部的批评与鉴定。连队士兵委员会，应以工人、贫雇农的优秀分子为骨干，经由民主选举之。”西北野战军也采用类似士兵委员会的办法，由战士以民主讨论，推选一些优秀分子，经行政批准，提拔一批新干部后，连队工作气象一新。西北野战军与晋察冀野战军均曾在战斗中放手发动连队士兵，开会讨论如何攻克敌人堡垒，收效极大。

渤海军区也在连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当时叫“学习委员会”）。1948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向中共中央报告：渤海整军通过民主检讨，在各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发动战士对干部与党员进行批评与审查，战士阶级觉悟和积极性极高。此种士兵委员会，即成为经常制度，由士委会自己管伙食、管娱乐、管学习，自己维持纪律，一切连排长之升降都通过士委会，党员之吸收与洗刷亦征求士委会与军人大会之意见。我们认为这种制度是加强部队团结、防止军阀主义、提高战斗力的最好制度。一周后（28日），毛泽东在批转邓子恢关于渤海整军经验报告时明确指出：“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之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益处，没有害处。”

在恢复设立士兵委员会的过程中，对于是否采用“士兵委员会”这个名字，曾出现过不同意见。1948年1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委罗荣桓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士兵委员会的制度和组织形式，似已过时，不适合当前军队的需要，目前已有许多新的形式，如拥干爱兵运动、立功与战评运动等，在内容上教育效果上均比士兵委员会要好。以上拟于最近召集政治工作会议加以确定，是否有当请指示。”3月，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也向中央军委提出：“军委提出组织士兵委员会，我们除执行外，并有两点建议：（一）士兵委员会名义，因误解为士兵对付干部的一种组织，且士兵名词为战士不欢迎，以改为革命军人委员会较好；
（二）因干部民主作风未很好养成，且能力、经验较差，部队中俘虏成分太多，又在残酷的战争情况下，故对其具体权利，开始稍加约束，加强民主教育，视上述情况改变，逐渐放手。”

中央军委没有采纳罗荣桓和陈士榘等人的意见。1948年2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向各中央局、各军区、各野战前委发出《关于在部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的通知》，指出：“部队中实行广泛的民主生活，经验证明，很有好处。自各地实行有领导有秩序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等民主以来，对防止军阀主义，加强部队团结，以及提高军事技术上，作用极大。为使这些民主生活，更能经过一定组织形式，当作制度建立起来，经常发挥作用起见，有些部队，已组织经常的士兵委员会。”中央军委总结了晋察冀军区、渤海军区、西北野战军等各地各部队的经验，“拟将此种士兵委员会建成经常制度，由士兵委员会自己管理伙食、娱乐、学习，自己维持纪律”。“我军各部队，似均可在连队中普遍成立士兵委员会，并应将连队党的支部完全公开，使与士兵委员会之民主生活结合起来，更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

《通知》还要求各地各部队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不要照搬已有的办法。“望各地各部队接此通知后，即斟酌情形，在各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以几个月作为试办时期。至其产生办法、工作范围及内容等，晋察冀军区、渤海军区及西北部队的规定与做法各有不同，只能作为参考。而应根据各地各部队情形，在完全有领导有秩序的情况之下具体地进行。”

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指示得到贯彻落实

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为了解士兵委员会试行情况给各野战军、各军区首长及其政治部的电报《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强调士兵委员会是为开展在“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而建立的群众组织，其任务是在直接的行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民主生活。“这次新式整军运动的成绩却是极大，各战略单位都是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在进行。为巩固和发扬这一成绩，现在确实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中共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了的士兵会的组织，似较适宜。在名称上，究用士兵会与士兵委员会，或革命军人大会与革命军人委员会，可由各部酌定，主要的是其权限及其工作方式究应如何方为适当。现在这一组织，除在少数部队已开始建立外，大多数部队都还未着手组织。中央认为必须经过各军自己的实践，才能更有把握地对于这一组织作出适合于今天各种条件的具体规定。”

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指示在各地各部队得到了贯彻落实。1948年3月6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这是根据目前情况所需要的。……大家想办法的群众运动，我们试验成功了，蟠龙战斗就是很好的例子。蟠龙战斗是陕北战局的转折点，是几十个战士坚持得来的。不要以为我们比战士聪明。如果哪一个干部不好，士兵委员（会）有权弹劾，要求上面调动。撤职后，士兵委员会可以推选干部，再由上级承认批准。战士提的往往是正确的，再加上级批准就更稳当，这是对干部的教育。

3月20日，罗荣桓与林彪、谭政致电毛泽东，报告东北野战军政治工作会议情况：对于中央和军委所发整党指示，新区土改重点、在军队内部实施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运动及成立士兵委员会等几个指示，大家感到启示很大。关于士兵委员会问题，一开始意见有分歧，多数人不同意组织，顾虑难以控制，怕发生偏向。经过讨论，现在顾虑打消了，但有人主张改称军人委员会。为了保持部队民主运动以士兵作主体的特点，名称未改。

为便于各地各部队组织士兵委员会，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转发由华东军区政治部于1948年10月25日制定的《关于革命军人委员会条例草案》。《条例草案》规定：“革命军人委员会是连队（或机关伙食单位）全体人员的民主的群众性的组织，同时也是连队主要的政治组织形式之一。它在连队支部和连队首长直接领导下，实行有秩序的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的正常的民主活动。”它的工作还包括领导进行群众工作，对有功人员以及英模事迹有报告与建议表扬奖励之责任，同时可建议提拔班排干部，以待上级之审核和委任等。《条例草案》对革命军人委员会的组织、制度作了具体规定，如由每班推选1名代表，排以上干部共选1名代表，经军人大会通过组成革命军人委员会；
委员会推选正副主任各1人，下设经济委员会、政工组、文娱组；
委员会每月开会2次，每3个月改选1次，军人大会每月开会1次，等等。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士兵委员会或革命军人委员会并不是对红军时代同一组织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更高形态和更高阶段上的发展，它标志着人民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愈来愈丰富、完善和成熟。

在人民军队恢复设立士兵委员会，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在军队这样高度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中，如何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1948年5月14日，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1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军事民主是红军历来就有的，比如过去有士兵委员会，现在我们就要把它的作用发挥起来。但民主一定要与领导相结合，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就是要下面经常对上级提意见，上面要经常倾听下面的意见和建议，并加以研究，把所有好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再拿到下面去实行。这就是毛主席讲的“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红军时期取消士兵委员会的重要原因是士兵委员会层次多，机构与党政领导机关重叠，职权分工不清。因此，明确士兵委员会的定位，界定好士兵委员会的职能，处理好士兵委员会与人民军队中其他党政组织机构的关系，是关系士兵委员会成败的根本问题。周恩来在《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这封电报中提出了组织士兵委员会的基本原则：

（一）这一组织不论在连队中，在机关中，必须在其直接的行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民主生活；

（二）这一组织的任何决定，必须得其行政首长批准后，方得实施；

（三）上级命令，这一组织必须绝对服从，无权变更，只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由其行政首长提交讨论这一命令中的实施办法；

（四）这一组织如欲对其行政上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检讨，必须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到上级政治部的批准和领导，方准定期进行；

（五）这一组织中的一般批评与自我批评，亦必须领导其向着有利于战争胜利和部队巩固的方向进行。

周恩来的电报是宏观的指导原则，部队执行起来还需要更加具体化。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6旅政治部主任曹中南回忆：在8团的士兵委员会组织普遍恢复后，我们曾召集有各连士兵委员会正副主任参加的座谈会，专门研究了士兵委员会如何开展日常工作的问题。大家根据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一致认为，要想把士兵委员会的日常活动开展得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群众维护自己民主权利的组织，它同其他群众组织一样，都不能脱离党支部和行政首长的领导，其重要工作活动，都必须在党支部和直属首长的领导下进行，不能闹独立性。同时，党支部和直属首长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也不可包办代替，使士兵委员会形同虚设。

（二）士兵委员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和对某些重要问题处理，都要事先与群众好好商量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反映群众的要求，使群众从思想上当作自己的事情。这样做起来才顺理成章。

（三）士兵委员会开展日常活动，必须同党支部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不仅有士兵委员会委员的积极工作，还必须有党员骨干的模范带头作用来保证，这样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自觉地投入到各项活动中去，使活动落到实处，达到预想的结果。

（四）士兵委员会的工作，要坚持重教育重表扬的方针。组织的各种挑战、竞赛活动，都要从正面进行引导，启发大家自觉地学英雄、赶先进，调动士兵群众的积极因素；
反对不良倾向，应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绝对不可采用侮辱、打骂、斗争的方法。

（五）士兵委员会委员是士兵群众选出来的代表，本身必须以身作则，积极工作，密切联系群众，以自己出色的活动赢得群众的拥护。如果认为自己是自命不凡的“群众领袖”，肯定会受到群众的反对，甚至被罢免，从而有碍于士兵委员会工作的开展。

士兵委员会在溶化国民党军俘虏兵、强化部队纪律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士兵委员会组织的恢复与积极开展工作，使战士们切身体会到自己同干部一样都是部队的主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于是把过去那种害怕干部报复而不敢提意见的心理打消了，干部们工作也做得更细致了，因而官兵关系随之改善，士兵委员会成了官兵之间的桥梁。大家“爱部队就像爱护自己分到的土地一样”。

士兵委员会在溶化国民党军俘虏兵、强化部队纪律性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指出：“两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内，在人民解放军中，实行了有秩序的、有领导的、由全体战斗员和指挥员一起参加的民主运动，开展了自我批评，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军队中的官僚主义，恢复了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间曾经实行有效、而在后来被取消了的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和连队中的战士委员会制，这样就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两年内，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一百六十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

1948年3月6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反攻形势和整党问题的报告》，以18团3连为例，讲述了该连设立士兵委员会之后的变化。关于维护群众纪律，他说：

当部队西过平汉路宿营于七村 （新区）时，有个地主保长家里都跑光了，3连副连长到这家拿了一件黑色制服穿在身上，宣传员也拿了一双鞋子穿在脚上。这事被战士们看见，很快反映到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对此非常重视，立即反映给连部，希望严肃处理。连长和指导员研究后认为：
“士兵委员会的意见很对。凡未经上级批准，不管是什么人的东西，拿了一点也是破坏纪律；
两个人都出在连部，如果处理不好，我们今后还如何管理人呢？”这话被刚好站在门口的宣传员听见了，他触动很大，便决定偷偷把鞋子送回去。路上恰巧碰上副连长。副连长问他：
“你这样着急慌忙的干啥去？”他说：
“我拿了地主家的一双鞋，连长、指导员听说了，很不高兴，要处理呢。我得赶快送回去！”副连长听宣传员这么一说，心中一惊，马上告诉宣传员：“今天很冷，我也在那儿拿了一件棉袄临时披一披。你也给捎回去吧！”

还有一个战士拿了一条皮带，别人不知道，也悄悄送回去了。大家对违反纪律的人都非常气愤，议论纷纷。连里领导见这几个同志知过必改，也就没给什么处分。但这时5班又有一个姓范的战士，在房东家里拿了一件上衣穿上了，因怕别人看见，就先对副班长说了一下。副班长纪律观念差，对该战士说：
“穿着吧，别嚷。”可这事却让班里的士兵委员知道了，报告了士兵委员会主任。士兵委员会非常负责任，反映到连部，并提出：
“像这样违反纪律的事，副班长不仅不管，反而包庇纵容，一定要严肃处理。”指导员觉得连里接连发生违纪问题，确实需要整顿一下。首先召开支委会研究这一问题，后来又让士兵委员会讨论。参加两个会的干部战士，虽然都认为要处理得严一点，但严到什么程度尚有差异，没形成统一意见。指导员为了处理得当，于是召开士兵大会讨论。根据大家的意见，最后决定，副班长明知故犯，撤销其副班长职务；
对战士范某除进行批评外还作了适当处罚。通过这次大讨论，全连指战员受到了一次生动而实际的纪律教育，大家对遵守群众纪律也就更加自觉了。

邓小平接着讲述了士兵委员会发动群众制定立功评功标准，根据群众的要求清理账目，建立“士兵小报”（门板报），登记个人物品等方面的内容。他最后说：

这个连过去纪律状况不够好，经几次小的整顿也不见起色。自从搞民主运动，建立士兵委员会以后，干部们注意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士兵们也增强了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所以该连的情况日见好转，各项工作都大有进步。

周恩来指出， “今天我们部队民主化程度之高，连我们指挥的人都没有想到”

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向到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北平一些大学教授作《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指出：

今天我们部队民主化程度之高，连我们指挥的人都没有想到。虽然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了在部队中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但今天的发展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三评运动中，革命士兵委员会可以批评干部，可以推荐下级指挥员，推荐得对的就批准，而且多数是批准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士兵们很了解，指挥员必须是能勇敢作战的，并且必须有智慧，单单勇敢是不够的，然后才是态度。所以士兵们的推荐多数是对的。这是评干部。其次是评党员。公开党员，让群众来批评党员，使党真正受群众监督。第三是评战功。谁有功，群众知道得最清楚，群众来评，自然可以评得最确当，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赏罚分明。民主扩大了，纪律加强了，指挥员们说现在的部队可好带了，士兵们说指挥员的态度变好了。我们的军队不但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的，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有民主。我们有时甚至还准许士兵讨论作战命令。每个战斗小组都开 “诸葛亮会”，取 “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之意。上级命令不可能很具体，下到连队后，战斗小组就开 “诸葛亮会”讨论如何具体执行，这样充分发挥了士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在短兵相接的今天，更是特别需要。……王耀武曾问我们，为什么蒋介石飞到哪里，他们哪里就打败仗，毛主席天天坐在陕北，却处处打胜仗？这是因为人民觉悟了，因为我们这个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大众的，是我们大家的。人民解放军今天的水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所以，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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