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地区对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接受与研究

侯玮红

在刘慈欣于2015年获得科幻成就奖前后，这位眼神略带忧郁的科幻作家的照片以及有关他的生平介绍、作品封面、俄文译作与访谈情况，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俄罗斯各大网站上。在受到俄罗斯科幻爱好者热推的同时，刘慈欣的科幻作品也逐渐受到俄罗斯及其他俄语地区文学研究界的青睐，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旅程中，刘慈欣如此出人意料而又自然而然地打动俄语地区普通读者和专业评论家的心，不只是因为他的国际知名度——获得重要国际大奖、被英语世界率先认可，还因为他蓄积已久的俄苏情结冥冥之中牵起了他和俄语地区之间的红线，而他对全人类命运的深切思考既应和了欧美人的价值需求，又拨动了俄语地区人民——他们常常意识到自己肩负着人类的重要使命——的心弦，由此掀起了这片他曾经为之向往的土地上的刘慈欣热。

有关刘慈欣科幻小说在俄罗斯传播的缘起及过程，在《从挪威到俄罗斯的意外之旅——俄文版〈三体〉三部曲的诞生记》[1](p79-83)《中国文学“走进”俄罗斯的转译之路——以刘慈欣作品的俄传为例》[2](p70-75)《刘慈欣科幻作品在俄罗斯的译介传播研究——以〈三体〉为中心》[3](p193-198)等几篇论文中已经得到详尽梳理与分析，于此不再赘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刘慈欣科幻作品在俄罗斯的翻译与出版，不是通过官方自上而下的宣传与组织，也没有经由专业译者、研究者与出版商的共同策划，而完全是读者自发需求拉动的结果：先是俄罗斯科幻爱好者读到英文版的《三体》，希望译成俄语，进而一位业余译者将其从英文译成俄语后发布到互联网上，在经受时间检验之后，出版商看到了其中的商机，才将这些电子版译文正式出版。

俄罗斯民间对于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如此情有独钟，既源于这些作品的艺术魅力，也与俄罗斯对当代中国文学接受度的提高密不可分。近些年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中俄之间因国家关系的密切而导致文学联系的显著加强，都引发了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文化兴趣的提升，加之中国在海外的文化推广力度加强以及中国文学本身的日益繁荣与开放，最终促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俄译数量的激增。据圣彼得堡大学汉学家阿·阿·罗季昂诺夫统计，与1992—2008 年十七年间俄罗斯共翻译出版20 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相比，2009—2018 年十年间，俄译当代中文作品猛增至90 部，其中69%是21 世纪的作品，包括毕飞宇、刘震云、刘慈欣、莫言、曹文轩、余华等中国当代知名作家的小说，这与早前中国古典作品的重印量几乎占整个俄译中文作品80%的局面相比有了显著改变。在这90 部大多是靠资金支持出版的俄译中国当代作品中，刘慈欣的作品不仅没有依靠补贴，而且还是少有的获得再版的作品；
从发行量上看，刘慈欣仅次于排在第一位的莫言（37000册）而排在第二位（20000 册），[4](p137-149)根本原因在于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这些作品一投入市场，就立即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奋和诚恳推荐，被誉为“真正的杰作”“天才之作”“真正的科幻小说”，读者表示“很久没有读过这样高质量的100%的小说了，它们从各种意义上来看都很精彩”。“小说既不是靠故事，也不是靠爱情勾连，而是一字一句都由科幻编织而成，即科幻本身构成情节，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他们盛赞刘慈欣是“当代的艾萨克·阿西莫夫和斯特鲁加茨基”，说“他的思维方式比今天的大多数人要先进得多”，“是一位能改变你对世界的思考方式的作家”，声称“刘慈欣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他们期待能够看到刘慈欣更多的作品，“祝愿这位作家身体健康，创作长青，以使我们——他的读者高兴”。①以上评论见：https://www.livelib.ru/book/1001577935/reviews-zadacha-treh-tel-lyu-tsysin。可见，刘慈欣的才华与思想已经被俄罗斯这个世界上最早展开航天探索且善于思考和幻想的民族所接受，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拥有自己原创且优秀的科幻作品，其本人也成为继莫言和曹文轩之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代表。

除了受到广大科幻迷和一般读者的喜爱，刘慈欣及其作品也得到俄罗斯及其他俄语地区文学研究界的重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论文主要针对已经译成俄文的《三体》三部曲、《球状闪电》《超新星纪元》《赡养上帝》《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刘慈欣科幻评论随笔集》等作品，包括克里米亚联邦大学联邦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人文—教育学院（分校）瓦列丽娅·谢尔盖耶夫娜·伊先科副教授和克里斯蒂娜·尤里耶夫娜·德坎的《跨文化空间背景下的中国科幻体裁特点——以刘慈欣小说〈三体〉为例》，[5](p276-281)伊先科的《以〈三体〉为例谈科幻小说的体裁特征》[6](p268-269)《刘慈欣〈三体〉中的人物体系》[7](p32-34)《刘慈欣长篇小说〈三体〉中的情节组成元素》，[8](p97-99)国立白俄罗斯经济大学教授P.E.冈察洛夫的《刘慈欣〈赡养上帝〉中的老年弃绝主题》，[9](p97-104)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C.M.马尔科夫的《世界和中国文明镜像下刘慈欣小说〈三体〉中的宇宙智慧》，[10](p168-173)人道主义和教育学院（分校）外国语言学和教学方法系副教授N.A.布留哈诺娃的《刘慈欣〈地球往事〉三部曲中的科幻元素》、[11](p163-166)《刘慈欣〈地球往事〉三部曲中的科学和理论》、[12]《最糟的宇宙和最好的地球：〈地球往事〉与中国科幻小说》等，[13]另外圣彼得堡大学汉学家阿·阿·罗季昂诺夫的《论2008—2019年间当代中国小说的俄语翻译与出版问题》，喀山联邦大学的3.И.扎马里耶娃与P.P.费泽拉赫曼诺娃的《21 世纪当代中国幻想文学的发展》[14](p243-253)《21世纪的科幻小说》[15]等文章也涉及刘慈欣的创作。总体来看，相比于我国从文学、文化、哲学、科学等多角度深入阐释刘慈欣作品的研究状况，俄罗斯及其他俄语地区的相关研究受语言障碍、译作数量较少和部分作品存在转译情况等因素的制约，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深度都远不及我国，其研究大致涉及三个方面：文本内部的分析、跨文化研究以及刘慈欣作品的科幻元素等。不过这些论文也同样为刘慈欣研究增添了新颖的角度和启发人思考的课题。

俄罗斯及其他俄语地区文学评论界在对科幻小说进行定义、明晰科幻小说的本质，继而梳理科幻小说出现及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的具体分析与解读揭示刘慈欣对科幻体裁的开创性贡献。他们提出，科幻小说的出现是历史和科学进步对文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结果。随着读者和学者对科幻小说这一体裁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有关科幻小说的定义也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议。然而，大多数人还是比较认同这样的观点：科幻文学是描绘科学中各种现实的和幻想的进程以及与非人类智慧及其他文明交往的文学。从狭义上说，科幻文学是有关技术与科学发明及其带来的正面与负面结果（即各种悖论）的文学，其中的幻想成分与童话的不同之处在于——童话中的事件与现象是超自然的，而科幻中的事件则具有科学依据。玛·加琳娜给科幻小说作了如下定义：“传统上认为，科幻文学是一种围绕着幻想的、但终究还是科学的思想展开的文学，更准确些说，科幻文学最初给出的是合乎逻辑的、内在一致的世界图景，其情节通常基于一个或几个科学假设（可能是时间机器、宇宙中大于光速的穿越、‘超空间隧道’、心灵感应等等）。”[16](p152)所以，科幻的特点就是理性，作家在描述臆想的生活时对各种奇迹运用了科学的而非神秘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科幻小说”一词在俄罗斯的起源至今不明。据考，该术语首次出现在《自然与人》杂志1894年的一篇文章中，但究竟何时开始被大众广泛使用却无从考据。俄罗斯学术界沿用西方的说法，即认为第一个使用“科幻小说”一词的人是雨果·根斯巴克，是他首次提出了对此类文学的定义：“我所说的科幻小说是指具有儒勒·凡尔纳和赫伯特·威尔斯精神特质的文学——与科学事实和预言性愿景交织在一起的浪漫故事。”[17](p5)他们认为总体上西方和东方的科幻体裁发展态势不同，西方较为平稳，东方则起落不定，尤其在中国甚至经历过科幻文学被禁止出版的极其艰难的时刻，但20世纪80 年代开始起步的刘慈欣，用自己丰硕的成果，在西方作家独占优势的领域内取得了重要突破并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继承和完善了这一流派，一跃成为世界科幻创作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明晰了科幻小说的定义和本质之后，俄罗斯及其他俄语地区文学评论界对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展开了具体解读。学者瓦列丽娅·伊先科从结构、情节和人物等方面探讨了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独特性。她指出，刘慈欣小说没有严格的结构框架，也没有主题和体裁的限制，而是涵盖了广泛的时间和空间层次。《三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寂静的春天”，描述“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主人公叶文洁和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第二部分是“三体”，描述“三体”游戏、科学家汪淼对这个游戏的研究和对其真相的寻求；
第三部分是“人类的日落”，叙述了“三体人”入侵地球的意图以及地球“三体运动”积极帮助此外星文明实施计划的过程。在情节方面，她推崇刘慈欣小说中现实性与科幻性完美融合而产生的逼真效果，赞扬它们既以严谨、清晰的科学知识为基础，以专业物理学理论、科技发展现状为依托，具有真正的科幻性质，属于不折不扣的硬科幻；
同时又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以生活细节和情感的真实流动打动人，令读者在明知为幻的情形下却对人物所思所想及故事情节的发展产生高度认同感，作品中那些深奥的科学原理并不妨碍读者对情节的理解，加之小说所给的必要解释，就连非专业人士也能读懂。伊先科认为，《三体》是名副其实的科幻小说，其情节的推动不是完全依靠人物故事，而是切切实实由科幻本身构成，这是对科幻体裁难能可贵的开创。她指出，传统的科幻作品会有序幕和尾声，序幕中一般要介绍故事发生的背景，尾声则描述事件发生后的情况。而在刘慈欣的《三体》中，尾声和序幕都没有了，取代序幕的是对人物的系统介绍，人物成了小说中的重点，这在科幻小说中是一个创新之举。刘慈欣不仅想象出科学和技术发展可能达到的程度，而且善于利用这种紧张而陌生的环境塑造人物，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展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人类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找到出路，才能去探索太空，寻找地外文明。

伊先科认为，刘慈欣甚至在表达人物情感时也渗透着科幻元素，“这在中国科幻小说中也具有开创性”。[7](p33)如“这天叶文洁值夜班，这是最孤寂的时刻，在静静的午夜，宇宙向它的聆听者展示着广漠的荒凉。叶文洁最不愿意看的，就是显示器上缓缓移动的那条曲线，那是红岸接收到的宇宙电波的波形，无意义的噪声。叶文洁感到这条无限长的曲线就是宇宙的抽象，一头连着无限的过去，另一头连着无限的未来，中间只有无规律无生命的随机起伏，一个个高低错落的波峰就像一粒粒大小不等的沙子，整条曲线就像是所有沙粒排成行形成的一维沙漠，荒凉寂寥，长得更令人无法忍受。你可以沿着它向前向后走无限远，但永远找不到归宿。”[18](p202)在这段文字中，宇宙电波与人物情绪的流动交织在一起，刘慈欣就这样实现了科幻与人物真情实感的自然融合，也交代了女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和故事发展脉络。伊先科认为，科幻小说在情节方面的特点是，故事冲突的解决不仅由科学发展成就的水平决定，也由社会状况决定。《三体》中有两个冲突：即科学进步和另一文明入侵地球所带来的冲突。刘慈欣正是在对这些冲突的描述中给予读者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企及的体验，而小说中第三条线索即“三体”电脑游戏，这样的安排在中国科幻小说中也是一个创举。这款由外星文明的支持者所创建的电脑游戏，既介绍了外星文明，又使主人公汪淼与叶文洁和大史等其他重要人物巧妙相连，刘慈欣在一次次将汪淼送入这一虚拟世界时，既能顺利讲述其他两个故事，又能为读者呈现出环环相扣的谜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慈欣对科幻小说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是中国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俄语地区文学界的研究者们尤其被刘慈欣的思维方式及他所建构的庞大学科体系折服，肯定他提出的宇宙社会学——所有的文明都在为生存而努力、宇宙中的物质数量是有限的及由这两点导致的文明与文明之间互为敌人的结论——极富创意。

当然，也有个别评论提出，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人物的塑造则不被重视，“即使是主角，也描绘得有些简单……几乎没有什么生动的人物”，“人物……在小说中的存在纯粹是为了配合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支持叙事……都服务于一套明确的功能……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情感，更像是机器人或情节所需的风景”。①参见：https://www.livelib.ru/book/1001577935/reviews-zadacha-treh-tel-lyu-tsysin。

但更多学者给予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以正面评价，还有一些评论揭示了刘慈欣《三体》三部曲的史诗风格，认为其笔触并不局限于百年之间，而是时而穿越到遥远的过去，时而展望无尽的未来，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科幻史诗”。[19]

俄罗斯及其他俄语地区的学者在刘慈欣作品中也强烈体会到深蕴其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特性，认为尽管其作品多处关涉西方文化，但它们在本质上依然是与西方世界观完全不同的非常中国化的作品。他们认为刘慈欣幻想的世界里没有上帝或其他神灵，在那个空间无限广阔、时间无限循环的宇宙中，每个生命都存在危险，不仅人是人的敌人，文明也是文明的敌人。这套理论有着非常强大的哲学基础，与西方文明中的基督教信仰完全相悖，甚至“试图游戏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欧洲价值观”。而且，虽然刘慈欣在构建科幻故事情节时运用了久经考验的美国科幻准则，但具体细节都建构在中国的历史及现实上，并且在描述人类、人类的叛逆者、外星人等等之间的关系时，刘慈欣运用的更多是《孙子兵法》，而非数学的博弈论。②参见：https://www.livelib.ru/book/1001577935/reviews-zadacha-treh-tel-lyu-tsysin。

当然，俄语地区的研究者还透过刘慈欣作品发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相通之处。冈察洛夫在短篇小说《赡养上帝》中看到的是老年弃绝这一独特命题，并由此阐发东西方文明的相通与差异。据《俄罗斯大百科全书》解释，“老年弃绝”一词由希腊语的“老人”和拉丁语的“杀害”一词构成，是一种杀害老人的习俗，包括自杀、遗弃等形式。③参见：https://kartaslov.ru./。在原始社会，由于自然资源有限，部落往往面临人口过剩的危险，迫使部落通过处死一些老人达到调节人口的目的。这种做法后来在很多文化中沿袭下来——视那些年老体衰、行动不便或被疾病所累的老人为拖累，为减轻自己的沉重负担，或是让老人自己摆脱不必要的长期痛苦，就将他们杀害或带到一个荒僻的地方，任其自生自灭。

在轴心时代的大多数宗教和哲学教义中，都把尊重和孝敬父母的规范，作为塑造文明和文化模式的基础，从《圣经》十诫中的第五条诫命到儒家的孝道原则都是如此。然而，与这种祖先崇拜对立的则是老年弃绝习俗的遗留，它不是由我们遥远祖先的残忍之心造成的，而是由整个部落在最困难条件下的生存需要以及人们在一定文化发展阶段所特有的泛灵论宗教观点所致——它们通过童话、传说、传奇故事等被编码在许多现代民族的文化记忆中，例如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和斯拉夫民族都有这样的故事。19 世纪的乌克兰民间传说中就记载着如何在冬天将老人带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再像坐雪橇一样用树皮把他们滑到深沟里。后来就变成把老人隔离在一个空荡荡的小屋里，任他们冻饿而死。在人们观念中，这种情况下的谋杀不被认为是罪恶，而是对“被上帝遗忘”的老人的一种帮助。冈察洛夫将乌克兰作家科修宾斯基写于1910 年的作品《写在生命之书上的东西》与《赡养上帝》进行对比，提出刘慈欣触及的是科幻体裁中的老年弃绝主题，以一个中国家庭为棱镜，讲述了关于人类道德状况和整个世界存在方式的哲学寓言。

冈察洛夫分析，刘慈欣在讲述整个故事的缘起时遵循了西方科幻小说的悠久传统，向读者展示了一种“高科技版本”的《圣经》创世论概念：小说的情节基于一个全球性事件——一个外星文明的代表来到地球。一天，数以千计的巨型宇宙飞船包围了地球，之后，地球各个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数百万具有相同外貌的人：同样老迈，有着长长的白色头发和胡须，穿着白色长袍。这些神秘的老人用各种语言说着同样的话：“我们是上帝，看在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份儿上，给点吃的吧——”[20](p245)事实上，这些老人是一个逐渐消失的古老宇宙文明的代表，他们花了数十亿年的时间（按地球的标准）离开自己的星球，乘坐星际飞船在宇宙中旅行。他们预计到自己的文明会灭亡，所以在几个星球（包括新形成的地球）上播下了生命的种子，然后在智能机器的帮助下支持那里的生命进化，并帮助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和基因所创造的人类发展。他们来到地球并不是想延长生存时间，而是想感受人类的爱与关怀：“如果我们在地球上仍然集中生活，那还不如在太空中了却残生呢。我们想融入你们的社会，进入你们的家庭。在上帝文明的童年时代，我们也曾有过家庭，……如果我们能够……在家庭的温暖中度过余生，那真是最大的幸福。”[20](p250)作为回报，他们将自己所有的科学知识提供给人类。人类认为这些资源能够为地球带来快速的技术突破和解决所有紧迫问题的方法，于是各国政府达成协议，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关爱时代”：20亿位“上帝”被分配给世界各地的15亿个人类家庭。

在主要情节发生的西岑村，有106 位“上帝”被当地家庭收养。农民秋生的家庭（包括妻子玉莲、小儿子兵兵和秋生的无名老父亲）也迎来了自己的“上帝”。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秋生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和谐很快就让位于冲突。事实上，这个小村庄里的情节发展映射的是全球文明观念的碰撞：“上帝”文明所带来的科学远远领先于地球上的科学，以至于在可预见的未来，科学家不仅无法使用、甚至无法理解从外星人那里得到的科学资源。秋生借供养“上帝”来谋求经济条件大幅改善的希望破灭了，“上帝”成了无用的负担，沦为脾气暴躁的女主人发泄不满的对象，也受到兵兵和秋生老父亲的抱怨，只剩下秋生还愿意照顾这位老人。“上帝”从起初被供养转为去照料全家，接着干脆就被驱赶遗弃。这并不是一起孤立事件，当时村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上帝”因类似的原因被抛弃，集中在村外的临时营地里勉强维持生活，而世界各地的城市中也涌现出同样被赶出家庭的长胡子流浪人群。冈察洛夫将此解释为一种老年弃绝，并与科修宾斯基的故事进行对比，认为在科修宾斯基的故事中，一个农民决定把他的老母亲带到森林里弃绝是由极端、无望的贫困造成的，而在刘慈欣的故事中，全世界收养“上帝”的家庭则得到了政府的特别津贴。刘慈欣在此借用一位村支书之口给出了道德评判：因为赡养“上帝”，秋生一家的生活得到改善，买了一头奶牛，改用了液化气，还添置了一台新彩电。故事里的秋生也通过行动完成了自己的道德选择：虽然这位外来的“上帝”不是血缘上的祖先和父母，但是当家人将其驱逐出家门时，秋生为了继续照顾他而决定随他一起离开。当秋生的父亲责备他不按照儒家的孝道为自己养老时，秋生回答：“要是创造出咱们祖宗的祖宗的祖宗的人都让你一脚踢出了家门，我不养你的老也算不得什么大罪过。”[20](p263)冈察洛夫指出这样的话语与《圣经》中对于上帝和父母之间关系的阐释颇有相似之处。西尼罗对这种联系解释道：“在十诫的第一块碑文中，有关人对上帝之义务的戒条中的第五条，说人要尊重父母，这一条似乎与十诫中确定人对近亲之义务的第二部分相关。问题在于，父母不只是近亲……而且是透过他们，人才与上帝产生最紧密的联系：人正是从父母那里获得生命，同时人也从上帝本身获得生命，因此，不孝敬父母、侮辱父母的人，就必然是侮辱了上帝本身。”[21](p685)故事的结尾，刘慈欣再次强调了作品的主旋律：“上帝”来到人间的动机不是为了延长他们的生存时间，而是为了重新体会他们早已失去的人间温情，体会子女对父母的亲情关爱。最后，众神离开了他们的星舰，在宇宙的深渊中迎接死亡。在与前来为他送行的家人分别时，“上帝”说：“其实，我们到地球来，……只是想和你们在一起，我们喜欢和珍惜你们对生活的热情、你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些都是上帝文明已失去的。”[20](p265)此处似乎又与科修宾斯基的故事不谋而合：被完全遗忘的虚弱母亲躺在小屋一角的地板上度过她的晚年，灶台被她生病的孙女占据，儿媳妇对她只有讽刺和责备，儿子被贫穷压垮，从早到晚操持一家的生计。母亲要求去森林赴死，儿子假装不情愿地答应了她的要求，儿媳妇开始好好装扮她。与家人告别的时候到了，老妇人怀着愉悦的心情而不是对即将到来结局的恐惧体验着这一几乎是神圣的时刻。此前的她早已无人问津，在病弱中孤独躺着，现在她发现自己成了被关注的中心，有家庭的温暖和关爱包围着，她重新感觉到自己是个人，她与孩子之间疏远的隔墙不见了。多少年以来她第一次用热水洗了澡，换上干净衬衫，躺在长椅上，手里拿着一根蜡烛。家人们围拢来，亲吻并祝福了她。她喃喃自语着，体会着嘴唇上留下的温暖，满足地笑了。在这里冈察洛夫看到了《圣经》和儒家传统在家庭文化上的相似之处，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学成功发展了西方的传统体裁，打开了与斯拉夫文学接触的通道。

长期以来，中苏和中俄的文学与文化交往都呈现不平衡的态势。相比我国从普通民众到专业人士对俄苏文学艺术的由衷热爱与深入研究，在苏联及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及其他俄语地区，除了汉学家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保持持久而浓厚的兴趣外，一般民众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较为陌生和疏淡。因此，刘慈欣在俄罗斯及其他俄语地区所受到的热烈追捧显得极其难得。其实，细推之下，这一切的发生既始料未及，又都在情理之中，不经意间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范。

首先，刘慈欣作品中思考的很多问题都是超越种族和国界的，是当代世界共同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当今，人类社会的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但与此相悖，人类的困境却愈演愈烈：显见的有资源过度开采、全球生态破坏、国际局势动荡、经济衰退、人口老龄化、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网络世界干预现实世界等问题，隐形的则有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认同问题、人与人之间爱的缺失以及灵魂归属的迷茫等等，这使大到国家民族、小到家庭个人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意识与思维也得到空前的拓展和跃迁。当在现实世界越来越茫然的人们回归内在，继续追问“我是谁”等一系列亘古永恒的根本问题时，昔日稳固的世界观、价值观开始动摇：从生命奥秘到人类文明，从地球源起到宇宙探源，从时空观念到世界本质——既有的理性认知几乎全部受到颠覆，一批新新人类已经在欢呼所谓的量子世界、量子世界观的到来。刘慈欣正是因应了这个时代，其创作不仅有瑰丽的科学幻想，也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的人文关怀，镜头可以拉到遥远的未来，也可以回溯远古的创世之初，既有宏大的宇宙妙思，也可以触摸最微细的心灵世界，由此他获得了作家—哲学家的美誉。《三体》的主角汪淼曾深有感触地问刑警大史：“你——考虑过一些终极的哲学问题吗？哦，比如说人类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宇宙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之类的。”[18](p95)刘慈欣何尝不是在用自己的作品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解答呢？

其次，刘慈欣在关注全人类宏大命题时依托的是中国国情和历史，而他思考和解答的方式既运用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如评论家马尔科夫指出刘慈欣建构整部小说的方法论基石是意识的量子理论），也借助了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智慧——为了探究宇宙本质，汪淼潜入了“三体”电脑游戏，在那里他遇到了周公和哲学家伏羲，以伏羲为首的智者们试图借助《易经》中的卦象来解决“三体”问题。刘慈欣一方面向西方展示了中国领先世界的科技发展水平，打破了他们对中国生产力的固有认知，同时也揭示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正反两面效应，反映了科技无止境竞争下世人对人类未来的担忧，并用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把东方的天道理性与西方的科学理性结合起来，从而在古老的中国智慧里找到了正面平衡的力量，彰显出文学的责任、尊严与力量，这是打动世界读者的根本所在，再次证明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道理。

再次，刘慈欣作品中充溢的他对俄苏文学艺术的至诚热爱和精神、语言及风格上的深得其味，及其对俄苏科技发展水平、科幻文学的熟稔，都使得他和俄语地区的读者之间有了沟通的桥梁。刘慈欣曾公开承认俄罗斯文学对自己有深深影响，他的短篇科幻小说《全频带阻塞干扰》直接以俄罗斯为背景，他还在采访中表示：“我整个语言风格，就是俄罗斯文学那种很沉甸甸的、很土里土气的，而且很粘滞的那种语言，……我这种小说的语言整个就是被俄罗斯文学塑造的，不灵动，不空灵，很沉重。这和我的年龄无关，我就是受到这种影响，受的很深。”[22]这鲜明体现在《三体》里叶文洁产后的那几段描写中：身处大兴安岭深处的村庄齐家屯，叶文洁因为帮助村里孩子辅导功课而受到朴实热情的村民厚待，他们把产后没有奶水的她和女儿接到家中精心照料，对她敬重又呵护，那些由油灯的光亮、粗糙烟草的烟气、火热的炕头、农妇丰满的轮廓、熟睡婴儿的面庞组成的油画一般的情景融化了叶文洁对人类生出的绝望与冷峻的冰原一样的心，成为这部惊险而又迷局重重的科幻小说中最温情、最动人、最细腻、最真实的画面，不禁令人体悟到一些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俄国经典作家的韵味。当然除了语言风格，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及磅礴大气的史诗气势，也都印证着他深厚的俄罗斯文学素养。除此之外，刘慈欣的很多小说还带有俄苏文化与科技的印痕：从叶文洁所做的宇宙探索可以看出，刘慈欣显然读过苏联天体物理学家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的早期著作《宇宙、智慧、生命》，并对其提出的“遗迹辐射”及其研究的宇宙无线电辐射的起源理论甚为熟悉。此外，小说中还提到苏联于1955年在普尔科沃天文台发现了微波辐射，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卡达谢夫曾建议将想象中的宇宙文明分为三种类型等等，这些知识是刘慈欣展开科学幻想的基础，也使俄语地区的读者读来备感亲切。

最后，刘慈欣在人类现有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发挥纵横恣肆的科学幻想，讲述着人类未知的世界和常人无法想象的外星文明，像哲学家一样思考着人类的过去与未来，像科学家一样寻求着宇宙和人类终极问题的解决方案，使俄罗斯评论家对他所依凭的科学理论和假设生发出无穷的兴趣。马尔科夫在与哲学家维维安娜·亚库西合写的《作为当代人文主义现象的形而上学》一文中介绍了为解决“三体”问题以及21世纪形而上学问题而进行的物质和意识的量子理论革命（以海森堡、普朗克等为代表）。他认为：“小说中，所有人，包括纳米技术工程师汪淼、天体物理学实践者叶文洁、侦探大史、联合国、三体协会成员以及三体游戏虚拟世界中的人，都在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稳定参考点，即衡量作为大爆炸后果的混沌的原始坐标。解决了这一问题就解开了宇宙智慧之谜。”[23](p57-58)马尔科夫回顾了“三体”问题的提出过程及后世科学家提供的解决方案，指出庞加莱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不可能有普遍解决方案的猜想从未被推翻，而刘慈欣恰恰以人与宇宙之间困境的幻想为折射，把三体作为解决世界生态危机的一种方法。

弥足珍贵的是，俄罗斯及俄语地区的研究者在刘慈欣看似悲观的宇宙观之下发现了他对人类未来的乐观态度，因为《三体》三部曲其实有一个共同观点：人类并不是处在时间的尽头，相反，人类刚刚开始漫长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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