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新闻工作者“向群众学习”观念之研究
时间：2023-02-25 16:30: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徐 浩
一般认为，1942年4月1日改版后的延安《解放日报》是“真正的党报”“完全的党报”。对延安时期党报思想的探究大多集中在党报与党性、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方面。关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提出了党的新闻工作者要“向群众学习”，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这一思想却鲜见深入系统的研究。事实上，党报要代表人民、服务人民、说人民群众想说的话，首先就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向群众学习”。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发展史,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党的新闻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建党初期开始，直到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之前，人民群众作为党报、党刊的受众，主要是宣传教育的对象。改版之后，人民群众成为党报、党刊报道和反映的对象，并进而成为新闻宣传工作者学习的对象。党的报刊要“面向工农兵”，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要“向工农兵学习，做人民的小学生”，这一观念对党的新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闻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不能把群众仅仅当成被动接受宣传者主张的“客体”，而是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在党的新闻工作者和人民群众这两个“主体”的理解与互动中实现与人民群众“心灵相通”，并在这一过程中用先进的思想武装群众，实现党的先进文化“领导权”。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源泉。人类社会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到生产关系的变革，再到社会制度的革命，都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结果。“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正因为此，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反映他们的根本利益，就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逻辑的必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的办报实践也必然要遵循这样的理论逻辑。
不仅如此，马克思“人民报刊”的思想也影响深远。“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2］这样的报刊要反映人民群众真实的思想和情感，要对当权者进行有效监督，要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仲裁者”。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为后来无产阶级党报党刊的群众观注入了丰富的理论营养。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反映列宁宣传思想的多篇论著，如《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伟大的创举》《论我们报纸的性质》等被陆续介绍到国内。列宁十分强调报纸要反映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重视工农群众的现实需求和实际关心的问题。同时还要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思想性、通俗性，注意倾听普通工农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和反馈。列宁一方面重视和提倡通俗地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一方面坚决反对“庸俗化”的宣传。
在列宁的宣传思想中，工农群众并不只是单纯的宣传教育的对象，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应当深入到群众中，深入了解他们的情感和现实状况，和他们打成一片，在此基础上，使科学理论“内化”于工农群众的思想中，并“外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些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办报实践中形成“向群众学习”观念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了解，已经认识到工农群众的力量，形成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观念。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等多次组织学生“到民间去”，了解工农群众的疾苦和要求，引导群众为自己的利益奋斗。
为了使党的主张被广大工农群众接受，早期党的宣传工作者提出了通俗化的主张，创办了《劳动者》《劳动音》等一系列报刊，向工农群众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这一时期党的宣传工作思想还不成熟，多数党的宣传工作者把群众当成被动接受的客体，宣传效果不太理想，“对内教育‘大半是注入的’,对外宣传,也是‘看轻群众’”［3］。
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思想逐步成熟。这一时期，走群众路线成为党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基本工作方法。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走向成熟，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成为对党报和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的必然要求。在著名的《我们关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陆定一提出，党的新闻工作者“要做学生又要做先生”，只有虚心做人民群众的学生，“向他们去请教事实真相”，同时又在写作技术等方面帮助他们，“制作为完全的新闻”，党报新闻工作者和工农群众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紧密结合”。［4］
1946年6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在阐释党的文艺工作者“向群众学习”“面向工农兵”的原则与之前的“大众化”“通俗化”之间的区别时指出，“它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没有或者未曾明确地提出过关于文艺工作者在教育群众之前，首先要改造自己和向群众学习这种提法”［5］。不光是文艺工作者，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也是一样，不能只满足于用通俗化的语言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而是首先要通过“向群众学习”，消除与群众之间的隔阂，实现自身的改造。循着“走群众路线”的逻辑，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闻宣传观念得以成型。
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3月16日，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中指出，只有“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6］。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倾听、反映群众实际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呼声和愿望，向群众学习，成为改造党报的一个重要方向。
遵循这样的方向，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劳动群众成为报纸的主角，频频登上报纸头版，吴满友、赵占奎、杨朝臣等一大批在劳动战线上做出成绩的普通群众经由党报宣传成为先进典型。在报道内容上，春耕生产、开荒种地等反映基层群众生产生活的报道大为增加，报纸的群众来稿也显著增长。一位学者对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前后各十个月每月五日刊登的有关边区群众生产生活新闻的数量进行了统计，从1941年6月5日至1942年3月5日，这类新闻的数量为51篇，而从1942年4月5日至1943年1月5日，这类新闻的数量达到95篇，几乎比改版前增长了一倍。［7］
不仅是延安《解放日报》，各抗日根据地党报的报道内容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与党的新闻工作者立场和思想作风的转变密不可分。不少党报的编辑记者背起行囊，走进乡村，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实实在在地体会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
立场的转变和改变文风、学风相辅相成。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对象”，只有彻底改掉“学生腔”，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发誓不让老百姓看”的状况。毛泽东严厉批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洋八股”，提出要用“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取而代之。遵循这样的要求，当时的党报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在新闻宣传工作中，不光要有“群众内容”，也要有“群众形式”，缺乏“群众形式”的内容即使报道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也是空洞的、干枯的。
延安时期，工农通讯员也在党的新闻工作者“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时，党领导下的各报刊都普遍建立了工农通讯员队伍，希望在知识分子“替”工农群众讲话的同时，工农群众也能在报纸上为自己说话。延安的《解放日报》等报刊开辟了“大众习作”“工农写作”等专栏或专版，登载工农通讯员的稿件。但大多数工农通讯员文化程度较低，写作新闻稿有难度，为此，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担负起指导工农通讯员写作的责任，为通讯员逐字逐句修改稿件、逢年过节写信问候，对来稿随到随改，当天处理，对不用的稿件也细心修改、说明原因。党报工作者在悉心指导工农通讯员的过程中，与工农群众的情感也逐步加深。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进一步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党的新闻工作者深刻认识到，只有依靠工农兵，新闻报道才“永远不会‘坐吃山空’‘搜索枯肠’”［8］。从这个意义上看，工农通讯员是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实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重要契机。
从转变立场、作风到改变文风、学风，从反映工农群众的工作、生活到与工农相结合，党的新闻工作者需要完成从“无冕之王”到“人民公仆”的转变。这实际上是以无产阶级的政党逻辑“触摸”到了新闻传播中传播者和接受者这两个“主体”互动的问题。通过由理解而达至的互动交流，党的新闻工作者才能真正消除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隔膜，克服对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隔靴搔痒”的倾向，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也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在当代，无论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还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9］，都和延安时期新闻工作者“向群众学习”的思想一脉相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闻工作要“向群众学习”，不能忘记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工作者转变立场、作风，改变文风、学风，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等宝贵的经验，要努力实现新闻宣传工作者和宣传对象这两个“主体”之间有效的、平等的相互交流。对新闻工作者而言，经常在路上、在基层，不仅要“身到”，更重要的是“心到”“神到”。不能以预先设定好的方式和角度切入现实，从现实中“撷取”媒体认为受众感兴趣的有悬念、有感官冲击力的元素，以此“取悦”受众。这种报道方式表面上看似切合受众需求，实际上仍然以新闻工作者自身为中心，一些现实生活中亟待解决的、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有可能因为不符合预先设定的新闻框架，而被新闻传播者视而不见。
深入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就要“悬置”自身已有的新闻认知框架，从基层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真正了解人们在具体的情境中所碰到的问题领域，掌握基层群众根据其生产、生活经验所形成的概念系统，真正“化到群众里头，从群众中发出来”［10］。
“向群众学习”的思想从提出开始就一直与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紧密联系在一起。尊重人民群众的传播主体地位，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和人民群众心灵相通，并不意味着放弃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主体地位，一切以“底层群众”的价值观为标准。不能对少部分民众狭隘、极端乃至非理性的做法一味认同，把群众中存在的一些与社会发展方向不相吻合的陈规陋习也当作道德典范加以褒扬。当然，也不能把人民群众当成在话语权、交流权等方面毫无主体地位、纯粹被动接受传播者观念的“客体”。只有充分实现党的新闻工作者和人民群众间的交流互动，对民众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观念、行为方式等善加引导，才能“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11］，这也正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倡新闻工作者“向群众学习”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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