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质性差异及其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基于马克思主义语言社会学的分析
时间：2023-02-25 16:55: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邓伯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为什么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语言哲学命题？因为意识形态是在特定的共同体中生长起来的，意识形态是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是共同体的以权力-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语言表达。人是政治性动物，也是语言性动物，判定人与动物相揖别成为政治性动物的核心要素则是“语言”。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在各种动物中，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声音可以表白悲欢，一般动物都具有发声的机能：它们凭这种机能可将各自的哀乐互相传达。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1]人是政治性动物，是说人通过语言交往来确证人作为政治性动物的存在；
人是语言性动物，是说人通过语言表达和语言对话形成对共同体的认同而达成话语共同体。最初共同体的意识形态与物质性活动是浑然一体的，意识形态就发生在共同体的物质性活动之中。“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524也就是说，人类最初是以感性符号来表达氏族、部落等为代表的天然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共同体意识形态从物质性活动中独立出来并逐渐地走向抽象化，“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
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2]534人类晚近以来才以抽象符号来表达阶级、国家等为代表的虚假共同体的意识形态。从感性符号到抽象符号，共同体意识形态中具象化的东西在衰落，抽象化的内涵在累积，并且逐渐转化为基于理论形式的意识形态谱系。在某种意义上讲，语言与共同体意识形态安全有着不解之缘。“语言的‘矛与盾’的功能：语言既具有凝聚力、建构力，能把个体的人整合为紧密的群体、形成巨大的合力及屏障；
语言又具有阻隔力、离析力，能把人分割为不同的群体，消解合力，制造隔阂。”[3]由此可见，语言与共同体意识形态安全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是一柄双刃剑。
语言就其本性来讲是实践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533因此，一切深入至语言的生动本质研究，都必须将连贯的言语理解为实在的和首要的对象，同时也就证明了真正的语言存在于其现实产生的行为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讲，“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
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藩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藩篱进入其内，才有可能摆脱母语藩篱的约束。”[4]72由是见之，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走进一种语言就是走进一种生存方式。意识形态就其本性来讲也是实践的，意识形态外化为具体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就会转变为强大的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巨大的社会制度变革总是以意识形态变革为先导的原因。意识形态内化到潜意识结构之中，默化为心理态势，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从而左右人们的行为，形成稳定的行为偏好，生发出巨大的社会实践力量。意识形态转变为理性的内在信念，祛除常识的零散性，废黜宗教的神秘性，保留信仰的价值内核，释放出信仰的巨大力量。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要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这就是“语言给思想提出的深奥的谜”[5]的最终谜底。语言构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器官，语言中所蕴涵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架构构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深层结构，语言中都内涵着特定结构的意识形态，正是语言将特定结构的意识形态的阶级主体缝合在一起。语言思维惯性构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涵化路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要潜意识结构的语言思维惯性支撑，潜意识结构的语言思维惯性将观念性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信念性的意识形态力量。语言内涵的价值观构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精神信仰力量支撑，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内在价值观高度契合，语言和国家意识形态力量一道成长起来，国家意识形态最为纤细的根茎都生长在语言构造之中，语言构造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内在的认识和外部的表达。
语言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精神性创造活动，只有深入到具体的言语活动的过程中，才能观察到语言活动的真实图景。“语言绝不是产品(Werk〔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Thätigkeit〔Energeia〕)。因此，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发生学定义。”[4]56人类通过语言活动赋予外在对象以概念形式，从而以思维的力量验证自身揭示真理的本性，“语言通过其结构激发人的最高级、最合乎人性的(menschlichste)力量投入活动，从而帮助了人深入认识自然界的形式特征。”[4]74人类通过语言交往活动将不同人的心灵连接起来，创造共同的生存方式，也就会创造共同的价值观，“人同事物生活在一起，他主要是按照语言传递事物的方式生活，而因为人的感知和行为受制于他自己的表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完全是按照语言的引导在生活。”[4]72一个又一个个体的言语活动会像一圈波纹那样在整个语言中散播开来，或多或少地都会在语言中引起一些变化，一代又一代人的言语活动会像古老的地层一样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累积成语言世界的精神创造成果。意识形态活动也是创造性活动。意识形态以思想体系化的形式对社会存在的反思和提升，固然传播和灌输生命意义的保守性教义，但也为探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一个运行的基本架构。意识形态超越现实功利的眼界局限性，鼓励平等、自由、正义、友爱、牺牲等普遍性价值，具有指明方向、凝聚共识、团结社会、激励民众的引领作用。意识形态抵御了世俗生活世界的物欲主义侵袭，探索出公共生活所需要的革命精神和创造动力，增强其变革世界的战斗力。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也是通过语言创造活动来完成的。通过语言创造活动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作出论证，即国家意识形态是要“说事”的，回应对社会矛盾的解释，创造出人们向往的想象中的理想世界，阐明现实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在学理层面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通过语言创造活动对国家意识形态作出价值评价，即国家意识形态是要“论事”的，树立起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标杆和理想诉求，阐明国家意识形态符合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在价值层面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通过语言创造活动提出国家意识形态的落实策略，即国家意识形态是要“做事”的，对社会矛盾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展现出国家意识形态“言必行，行必果”的态势，在策略层面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语言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社会学范畴。语言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没有语言，社会现实的存在状态就是混沌的，正是因为有了语言，社会现实才被赋予意识化的存在特征。也就是说，语言的分解机制、整合机制、创造机制，构建了逻辑空间，现实就是语言符号化的现实，现实是在语言的逻辑空间中得以显现的现实。只有进入到语言的逻辑空间的现实，才能被人所认识、所解释、所改造，现实的逻辑图像构成思想，思想就是逻辑世界的现实。更确切地讲，语言是地道的社会学现象，通过语言的特定的逻辑功能，形成稳定的认知模式，一种语言既体现也造就一种世界观，社会成员以语言为媒介，以相同的世界观分享其感受、经历、思想、道德、审美等，逐渐形成拥有共同语言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形态就其本性而言也是一种社会学概念。意识形态的社会学指向突破了意识形态的语言自身的牢笼，而进入到广阔的社会存在领域。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体系化反映。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525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再是单纯的观念形式，而是已经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现实之中，意识形态变得日常生活化。因此，社会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语言的说教和语言的解释，而是要去分析和解决日常生活的社会控制问题，实现现实生活世界的革命化。“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6]92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通过语言的社会学功能来实现的。语言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意义是属于整个语言的。语言以其社会认知功能为国家意识形态进行合理性论证，以语言的逻辑阐释意识形态的逻辑，以语言的规律论证意识形态的规律，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就存在于语言符号的理解活动和解释活动之中。语言以其社会心理功能为国家意识形态做道义性论证，语言现实就是心理现实，为语言所连线而成的共同的社会心理构成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基本前提，只有建构在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的国家意识形态才具有凝聚力。语言以其社会交往功能为国家意识形态做民族性论证，正是在长期的语言交往过程中得以逐渐形成同质的民族共同体，语言就是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构成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核心“防护墙”。
语言就其本性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并不是理性创造物，而是非自然的文化产物，也就是说，文化是语言形成和发展的本体论基础。“所有语言都是一个与其他语言不同的庞大的型式系统，这个型式系统包含了由文化规定的形式和范畴，个人不仅用这些形式和范畴进行交流，而且也通过它们分析自然、注意或忽略特定种类的关系和现象、引导推理过程、构筑自己意识的房屋。”[7]文化是语言意义的来源，语言的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很大程度上由不同的文化、历史和地理因素所塑造形成。文化是理解语言意义的先决条件，从横向看，在不同的文化中，同一个词语的意义可能不同；
从纵向看，文化越是深厚，词语的意义可能越是深刻。从根本上讲，文化成为我们考察语言意义的基本出发点和最后落脚点。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是意识形态的“根”，文化对意识形态提供终极的意义系统，只有深入到文化深处才能理解意识形态的本质。因此，外来意识形态只有在尊重本土文化惯性基础上，通过文化交往，在意识形态的根部寻求共同文化基因的融合，才可能改变原有文化的性质，而且也才可能生成新的文化。文化决定着意识形态的内涵，文化构成意识形态的深刻内涵，缺乏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就会成为空洞的说教，只有蕴涵着丰富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才会调动起文化内在的同化力量和凝聚力量，进而整合成意识形态的社会共识。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与其身处文化的属性是基本一致的。文化决定着意识形态的性质。为什么有的意识形态激进？为什么有的意识形态保守？为什么有的意识形态中和？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文化模式，就在于其文化气质，就在于其文化的性质、结构和机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文化安全的核心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语言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闸门，意识形态渗透主要是通过语言渗透，进而侵蚀、同化、瓦解国家的民族文化，最终颠覆国家的意识形态。因此，就要高度重视语言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语言资源，重视语言文化培育，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守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闸门。语言为国家意识形态输入文化养分，国家意识形态要具有说服力和凝聚力，就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只有开放语言，才能突破语言自身所设置的文化的藩篱，国家意识形态才能获得来自外部世界的源源不断的文化养分。国家是语言打造的共同体，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本质上讲是语言安全问题，为语言所建构的人的最基本的认知能力、知识结构、价值体系以及判断能力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文化基因，进而也就决定了国家的意识形态性质。
语音结构决定着语言的性质。“语言之间的差异主要是通过语音形式构成的。这也是语音形式的本质所在，因为构成语言的只能是物质性的、实际发生的语音。……但语音形式的影响之所以更为有力，其部分原因也是在于它对内在形式本身产生着影响。”[4]97语音的音节越复杂，语言的表达能力就越强，语言的意义就越丰富，语言就越成熟。语音的音节越简单，语言的表达能力就越弱，语言的意义就匮乏，语言就越稚嫩。“一个民族的语言拥有丰富优美的语音，还是只有贫乏单调的语音，一个民族的自然禀赋和感知方式使得它的人民能言善语还是沉默寡言，也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人在以分节的方式发出音时，会感受到一种喜悦，而这种喜悦之情会使语音变得丰富，并获得多种多样的组配可能性。”[4]83-84语言的音节复杂，以语言所建构的文化的内涵就越深刻，在其文化中生长起来的意识形态之花就越繁茂，其意识形态更多呈现出理念色彩；
语言的音节越简单，以语言所打造的文化的内涵就越空乏，以其文化为土壤所繁育的意识形态之花就越稀疏，其意识形态更多呈现出审美色彩。在这个意义上讲，依托复杂音节所建构的成熟型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系数越高，反之亦然。语音的形变越发达，语音才能愈加精细地与其所指称事物联系起来，才能愈加转化为时间和空间之中存在的观念对象，正是由于音变，每一种语音都获得意义，音变越复杂，语言的意义世界越丰富。为此之故，“充满意义的语言真正的是‘精神的生命’。”[8]在某种意义上讲，“语音形变有一个重要的益处，那就是，一方面它在绝对意义上增加了语言的财富，使语音更加丰富多样，另一方面，它使已发生变化的要素仍然保持可识辨的原型。”[4]85音变赋予语言以时间性，由此，音变中包含着反思性力量和记忆，在音变中确证了自身存在与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正是人将自身镌刻在音变之中，人的生存才获得概念性存在，这种概念性存在的体系化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人自身以语音得以澄明的绝对旋律。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存在于音变的无限性过程之中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永远处于流变状态，反之亦然。语音是语言为造就意义所作出的表达，语音对其所指称事物的意义赋予是一个结构化的历史过程，语言通过语音结构化把与指称对象的类似特征尽可能细微地联系起来，语音结构化对可指称领域把握越明确，语音的意义也就越典型化。在语音结构化过程中，语音会呈现出定型化趋势，阻止音节发生形变与组合，也就阻断语音的新的意义的生成。“语言形成的关键在于使意义真正渗透入语音，使感知言语的听觉完整地从语音中提取出其意义，而摈弃所有与意义无关的东西，并且使语音仅仅根据意义得以限定。……语音越确定所包含的实体性成分越少，它们就越能彼此清晰地区分开来。”[4]95在本质意义上讲，语音结构化导致的音节定型化会造成意义的超稳定状态，带来为意识形态供应养分的文化土壤的贫瘠，意识形态因失去创新性文化养分最终丧失生命活力。因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从语音做起，开放语音，多元语音，复杂语音，丰富文化的意义，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语言的本质特性是逻辑，语言的逻辑规则是语法。“思维的逻辑性规定了语言的语法结构，语言的语法结构是对思维逻辑性的观照。一种语言应该向思维提供纯正且合乎逻辑的语法形式，语法形式将促进思维获得普遍的清晰明确性，纯粹形式化的认识也将逐渐地生长起来。”[9]158也就是说，语言是思维的官能，思维借助语法形式才能变得清晰明确，思维的理性化程度就越高，同时思维也会被语法形式所格式化。“语言的本质正是在于切分；
语言中的任何东西都既是整体又是部分，而语言经常不断的运作效果如何，便取决于它的分解和组合是否容易进行，是否精确和始终一致。所以，切分的概念既可以说是语言的逻辑功能，也可以说是思维本身的逻辑功能。”[10]105-106语言的语法结构是思维活动形式的历史凝结和历史积淀，当语法结构走向纯粹形式的时候，使含混不清的思想观念获得确定的形态和模印，语言中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就被激活，意识形态获得结构化语言的支持，也将努力开辟新的领域，深入至事物的本体深处。“纯形式的兴趣一经苏醒，就要着手改造语言；
而一旦语言以另一途径采用真正的形式，纯形式的兴趣则会被突然激起。”[10]46在某种意义上讲，从一个民族语言的语法结构中就能够透视出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性质和意识形态倾向。语法结构越复杂，其所编制的意识形态就越理性化，语法结构越简单，其所编制的意识形态就越感性化。语法结构“决定了概念如何呈现于心灵之中，是以杂乱拥挤的方式还是以轻松灵便的方式出现，辅之以自然流畅的联系还是生硬断续的联系。此一或彼一特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或不可避免，原因即在于语言的稳固和原初结构；
而其结果则见于精神最细腻的、通过教养而变得异常活跃的运作。”[10]86在某种意义上讲，语言语法结构的差异在意识形态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语法结构构成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有什么样的语法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结构。语法结构是测试意识形态结构的最佳试金石。语言的语法结构越是形式化，意识形态就越是富有创造性，进而由意识形态所展现出来的精神活力越是呈现出高级化态势。也就是说，语法结构形式越完善，通过语言结构而生成的意识形态能力也就越完善。因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要从语法抓起，语法结构朝着形式化方向发展，意识形态就在逻辑结构上得到细腻地处理，意识形态也就越加深刻，从而使意识形态能够更加稳健地发展。
语义是语言形式对现实世界进行编码时所对应的内容。“语言的本性决定着它要关注一切现存的、物质实体的、具体的和偶然的东西，同时也要将之转化为一个观念的、精神的、普遍的和必然的领域，并赋予它某种使人一望便知其起源的形式。”[10]271语义是对现实世界的语言呈现，现实世界从哪里开始，语义就从哪里开始，现实世界构成语义的本体论基础。语义并不是对现实世界本身的反映，而是以语言对现实世界在精神世界中所留下模印的逻辑化再造，语言以其逻辑功能对指称对象再加工从而升腾出普遍性的意义。语义结构是对语义内容的逻辑抽象，构成语义内容的“骨架”。在某种意义上讲，语义结构在本体意义上参与了观念的构成，语义结构起着组织观念的作用，语义结构决定着观念的联结方式，也就决定着观念的意义生成问题。“在观念活动中，语言所起的不只是某种形而上的、限定着概念实体的作用，而是也影响着概念的形成，并且将自身的特征铸入了概念。尽管概念具有种种客观的差异，语言却始终以自身独有的特性对概念产生影响，将一种与观念相维系的、均衡和谐的形态赋予了全部观念。”[10]267语言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器官，语言的语义结构构成意识形态普遍性意义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语义结构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内在性原则，意识形态借助语义结构的自我生成力量获得创造性活力，并且在语义结构的自我创新中繁衍开来，确定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方向，并且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人类的全部命运。任何意识形态必然处于某种语义结构之中，受语义结构的支配，为语义结构而存在。因此，文本的创造活动必然就是意识形态活动，无论这种意识形态的生产是否符合“科学性”原则，它都是在文本中通过语义结构的表意方式，把“真实的不在场”转变为“真实的在场”。质言之，语义结构就是文本深处的意识形态结构。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和行动中的效能就取决于语义结构对现实世界所具有的穿透力，语义结构形成一种强大的内在的力量，意识形态搭载语义结构的快车进入到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处，这就意味着语义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达成契合，形成意识形态的认同。哪怕是再陌生的个体，只要是有相同的语义结构，就会在意识形态中找到共同的归属感。
语用就是要在语言的具体使用中把握其意义。对语言意义的探讨要放在特定的情景之中，要学会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离开语境就使话语本身的意义扭曲或者失真。“在语言的使用中，并不是单纯地要表达语言成分和符号单位的静态意义，而是要通过对语言的上下文、交际场合、前提预设、会话结构、文化背景等的语用分析，全面地探讨语言在不同的语境中体现出来的语言形式的恰当表达和准确理解。”[9]159通过对词语的上下文即语言性语境进行语意分析，绘制出词语的语用网络，从位置信息、层级结构、词语匹配所形成的语义场中透视出词语谱系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进而展示出词语谱系之外的意识形态主题。通过对交际场合的时间词汇、地点词汇、话题词汇、场合词汇等和交际参与者的身份词汇、职业词汇、教养词汇、心态词汇等的语用结构的情景分析，在交际场合时空背景与交际话语模式中准确把握话语背后的真实的意识形态主旨。通过对文本的语用预设的探究，在交际双方的共知性话语的文化背景的铺垫中，在交际双方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契合框架下，在预设话语和正式话语的序列关系中，总能发现交际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背景。通过对以会话为核心的语用结构的经验分析，“可以揭示会话构成的规律，解释自然会话的连贯性，有益于话语意义的准确理解。”[11]同时也从会话者话语的前后衔接关系模式中就能透露出会话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倾向。通过对文本的文化背景的挖掘，对话语主体的阶级地位、民族种族、道德修养、性别年龄、艺术素养、宗教信仰、认知图式等作出解释，发现话语背后的文化语用期望，反映出话语中最为隐秘的意识形态对文化身份的前提预定与现实生态。因此，意识形态最集中地、最纯粹地、最隐蔽地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之中，在语言的运用之中就能展现出话语背后的认知态度、权力关系、身份地位、政治立场、文化背景等意识形态倾向。从这个视角讲，语言的运用乃是“测试它们所具价值的最佳试金石，只有那些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语言才会具有最自然的优点和最丰足的禀赋，从而适用于变幻无穷的运用。”[10]87在某种程度上讲，语用规范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语用打破了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二元确定性关系，语言符号的意义呈现出漂浮状态，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也开始从绝对的确定性走向相对的非确定性，意味着意识形态隐喻走向复杂化。这势必导致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稳定框架的解体，如何在语用学框架下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话语机制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语言是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体系是借助语言来展现和表达自身的。“语言是理解意识形态的出发点，是实现意识形态的手段，是意识形态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意识形态一切成果的凝聚物。”[12]59一部语言的历史，就是一部对意识形态的澄明史。通过语言揭明、去蔽、展现意识形态的真相，换句话讲，意识形态通过语言实现了自身。“一套成功的意识形态，首先必须经过心理说服过程，使群众认同其理念，这是意识形态确立的首要步骤——符号化。”[13]语言以符号成就了意识形态，正是语言使意识形态获得一种体系化的思维框架，并且使意识形态升华为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形态并不是纯粹中立的，意识形态总是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2]550-551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总是利用话语主导权，将统治阶级自身的特殊性利益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同时也“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552在现代社会中，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初步成型，各种意识形态粉墨登场。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其实，衡量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看这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对国家核心价值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靠语言来塑造的。从这个角度讲，语言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将大有作为。以语言揭示意识形态的真理性，语言以其逻辑结构论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现代意识形态因接入语言的技术逻辑，不再诉诸于神秘主义，而是诉诸于知识论。语言调动知识为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做出论证，这也就导致科学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形态的论战，这既是语言的考场，也是知识的考场。以语言澄明意识形态的公共性，语言的意义与利益-权力合谋，构筑了意识形态公共话语的基本框架，广而言之，“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14]7。语言调动意义为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做出辩护，这也就导致了基于不同的权力-利益的语言意义之间的斗争，这既是语言的战场，更是权力的战场。以语言展现意识形态的道义性，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理念系统，语言调动价值为意识形态的道义合理性进行论证，“语言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功能的价值体现，它直接影响了语言使用者的价值形成以及价值取向”[15]。这也就导致了基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既是语言的战线，更是价值观的战线。
语言是意识形态的记录手段。语言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器官，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任何概念，没有语言记录就不会有体系化的概念形式。因为全部概念形式有且只有在语言记录中得到体现。由此可见，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因为“只有通过它才能把握每一个概念，而且也是因为，语言导致对象发生转变，从而使精神得以认识到自身与世界的观念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语言必须把现实带给感官和感知的印象导向它作为思维器官所独有的分音节的领地，唯有如此，事物才有可能与体现着世界关系的明晰、纯粹的观念建立起联系。”[10]339因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必须调动起语言的国家记忆，国家意识形态认同是以特定的语言叙事手段制造出来的，通过语言的过滤机制，将有益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符号资源呈现出来，将符号资源背后丰富的文化底蕴发掘出来，不断强化国民的集体记忆，最终增进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感。语言的记录功能创制了意识形态世界。语言以符号记录了事实世界，却也创造了语言世界。“语言不仅在于指称和描述事物，它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意义维度。语言导致的多重意义，这为意识形态的栖身提供了可能。正是意义，为意识形态的实现打开了通道。”[12]89换句话讲，人不只是生活在能指的事实世界里，而且是生活在所指的意识形态世界里。语言的意义构筑了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意识形态概念的形成要根据象征形式调动意义来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方式”[14]63。因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语言意义安全问题。语言的记录功能实现了意识形态传承。语言的记录功能使人类的实践经验得以保存、积累、延续，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也会发现经验上的规律，为抽象概念的羽化成蝶打开通道，形成逻辑思维建构，获得概念形式化的意识形态能力。换句话讲，意识形态总是历史的，意识形态是在历史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语言对意识形态的层层记录构成意识形态的历史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要解决好捍卫意识形态传统与推进意识形态变革的张力结构问题。语言的记录功能衍生了意识形态交往。语言记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经验得以相互传递，不同的生存经验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地提纯抽象化，逐渐形成体系化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交往的普遍化最终会导致意识形态的普遍化。“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524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拒绝意识形态的交往，而是要坚持意识形态的自信，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推进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对话，相信意识形态因交流而多彩，意识形态因互鉴而丰富。
语言是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16]，一面联结着音响与形象，另一面联结着概念与意义。语言构成意识形态传播的真正媒介。阿尔都塞称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诸如新闻媒体、家庭、学校、教会、工会，等等，也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将意识形态落到实处。语言对意识形态的传播不只是认知信息的传递过程，而且还是情感信息的感染过程，同时也是价值信息的分享过程。宣传是意识形态传播效果最为显著的方式。意识形态宣传要充分考虑传播受众，根据传播受众的个性心理需求采用不同的宣传策略。“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论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17]意识形态传播可以采用较为通俗化的宣传策略，例如标语口号、理论宣讲、新闻广播、电视节目、报纸杂志等。意识形态传播也可以采取较为艺术化的宣传策略，比如美术展览、音乐舞蹈、体育竞赛、相声小品、戏剧影视等。意识形态传播还可以采取较为学术化的宣传策略，比如学术会议、学术著作、期刊论文、演讲比赛等。解释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学理化路径。通过因果解释寻求意识形态传播变量的内生逻辑关系，为意识形态传播的科学性做论证。通过功能解释探寻意识形态传播的运行机制，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提供数据依据。通过结构解释建构意识形态传播的结构矩阵模型，为意识形态传播提供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科学证明。意识形态通过因果解释、功能解释、结构解释，完成意识形态从“意识的空话”向“真正的知识”的华丽转身。“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6]73重复是意识形态传播成本最低的方式。重复是第一重要的传播方法，没有重复就没有传播的强化，通过重复产生强大的认同效应，通过重复就能够强化话语的真理性和权力的权威性。“换言之，重复预示着律令的降临，预示着父亲之名(Name-of-the-Father)的出现。父亲之名取代了被刺身亡的父亲。通过重复，重复自身的事件回溯性地获得了自己的律令。”[18]通过语言传播的重复机制，就会激发起人的潜意识中的心理认同机制，从而达到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良好效果。
语言是意识形态的实践路径。意识形态有且只有在语言中得以实现，意识形态通过语言的意义表达功能得以呈现，并且在语言符号的生产、交往、选择、连接等方面彰显其实践策略，这才是话语实践问题的全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通过话语实践来展现的。“在语言中，意识形态得以以言取效，即通过语言，意识形态成为可传播的、可沟通的、并通过这种传播而影响社会行为，从而转化为社会的实践力量。”[12]61语言将意识形态转化为礼仪规范。礼仪规范是话语规范，是意识形态的可操作性的生活规制。意识形态要向普通个体沉淀，就必须转化为礼仪规范，以礼仪规范形式担保个体意识形态的认同，礼仪规范经过长期的积淀，已经转变承载着意识形态规训的礼仪文化，不论是行走之礼、坐卧之礼、宴饮之礼，还是仪态之礼、服饰之礼、宅邸之礼，抑或寿诞之礼、婚丧之礼、祭祀之礼等都彰显出意识形态生活化的礼仪规范建构。语言将意识形态外化为制度安排。意识形态作为体系化的观念形式，要想发挥变革社会的巨大作用，就必须跳出理论的自我诠释圈，外化为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的社会制度安排，才能将内在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外在的物质力量。“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9质言之，意识形态掌握群众就是意识形态外化为具体的社会组织、社会体制和社会制度，通过高度层级化的组织制度安排来保证意识形态落到实处，并且为它们的存在赋予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一定的社会组织、社会体制和社会制度总是一定的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组织、社会体制和社会制度。语言将意识形态实化为行动策略。意识形态要转化为行动策略，就需要具体的操作机制，如激励机制、制约机制、保障机制等，就需要有具体的落实步骤，如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完成阶段等，没有具体的操作机制和落实步骤，意识形态的语言再华美，也难以形成变革现实的社会效果。因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重在行动，寻求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语言生态治理策略，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治理效能。
语言和意识形态是交织在一起的，语言要通过意识形态执行其社会整合功能，并在意识形态中彰显其力量；
意识形态要通过语言开疆扩土，并在语言中增强自身。语言性质与意识形态性质在社会存在的历史演变中相互成就，无论是语言还是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形式，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构成语言性质和意识形态性质的本体论基础。一部社会史就是一部语言史，语言形成的规律是社会学的规律。一部社会史就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意识形态形成的规律也是社会学的规律。语言和意识形态都“不是现成的存在(ergon)，而是永远处于形成和对真实事件(energeia)的描写之中。它们不是活的不相干的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而是活生生的有机体，自身承受自身的目标，自身承受着实现这一目标”[19]502。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述结构是纯粹的社会学结构，意识形态的表述风格是社会学的形式，意识形态话语流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学的话语流，其中间的每一滴都是社会学的，它形成的整个进程也是社会学的。意识形态存在于语言结构之中，语言结构构成意识形态的深层本质。“在语言意识中标书的典型化和个性化外层是如此地被分化出来，以至于它们完全将它的意思内核掩盖了、相对化了，使那种在它里面实现的负责任的社会立场被掩盖了、相对化了。表述好像停止了成为严肃的涵义核算的对象。”[19]516任何语言结构都是意识形态性的，语言结构或简约，或艰涩，或平衡，都受到现存意识形态形式的制约，还受到外来意识形态形式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传统意识形态的素养和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讲，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是语言结构安全，语言结构构成意识形态的生命，意识形态只有深入到语言结构的深处，并且从语言结构中吸收新的乳汁，意识形态才能与时代共步伐，也才能获得旺盛的时代生命力。意识形态的落实体现在语言功能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0]。也就是说，思想只有通过语言才具有了现实的形式，并通过语言表达而具有了变革社会的实践性质。意识形态经过语言的社会客观化过程，就变成现实的社会力量，意识形态拥有社会现实，并在社会现实的舞台上发挥着作用。换句话讲，社会现实是经过意识形态棱镜的过滤而看到的，而国家这个共同体的生存方式也被意识形态视野定位所左右。因此，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捍卫国家这个共同体的生存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