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苏区革命干部教育的特质及其现实启示

陈 陈

鄂豫皖苏区革命干部教育的特质及其现实启示

陈 陈

（河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鄂豫皖苏区是文化教育建设起步较早的苏区之一。苏区的党和政府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开展了多种教育形式，并一直将革命干部教育放在首位。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干部教育具有鲜明特质，教育活动形式多样，教育内容多样化，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学原则，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强化纪律教育等，对苏区干部教育特质进行深入地研究，可以为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推进新时期干部教育提供重要的现实启示和借鉴。

鄂豫皖苏区；
革命干部教育；
鲜明特质；
现实启示

鄂豫皖苏区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大别山区创建的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农村革命根据地。苏区的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党的干部，并将其视为党的骨干力量，能否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填补苏区干部缺口、打破敌人残酷的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对革命干部教育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并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干部教育经验、取得了显著成效，既提高了广大革命干部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领导能力，又推动了苏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毫不夸张的说，党和政府创办和发展革命干部教育事业是鄂豫皖苏区二十八年红旗不倒并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对鄂豫皖苏区革命干部教育事业的历史背景进行梳理、鲜明特质进行归纳、深刻启示进行总结，有利于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推动新时期干部教育事业的深入开展。

（一）军事形势严峻，迫切要求提高党员干部的军政素质

大革命失败以后，鄂豫皖苏区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形势。一方面，鄂豫皖苏区的地主、豪绅等剥削阶级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扶植之下纷纷建立起民团、枪团、警备营、清乡团、反动红枪会等各种反革命武装。这些反革命武装遍布整个鄂豫皖苏区，大力配合国民党正规军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国民党新军阀强迫工农群众建立剿共会、铲共团、联庄会等各种反动组织，并在鄂豫皖苏区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致使大批优秀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鄂豫皖苏区创建之后，这里又成为了敌人会剿、清剿和经济封锁的重点区域，1929年6月至10月，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反动派就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会剿。为冲破敌人的军事围剿、镇压地主豪绅的反革命运动、击退苏区土匪的屡次侵犯，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必须兴办革命干部教育事业，以有效提高苏区党员干部的军政素质和履职能力。

（二）革命干部严重缺乏

随着鄂豫皖苏区的不断巩固和发展，苏区对开展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建设事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而且残酷又频繁的军事斗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量干部的伤亡。另一方面，张国焘为剪除异己、实现个人野心，在鄂豫皖苏区的党政军群等各级机关中掀起了骇人听闻的肃反狂潮，致使大批无辜的革命干部含冤而死。大量冤假错案的发生也使苏区上下人人自危，大家都不愿入党，不愿当干部，因此，革命干部严重缺乏成为了鄂豫皖苏区的突出问题。但无论是组织、动员群众，还是建立、巩固红色政权都离不开革命干部的领导和指挥。于是，请求中央派遣干部到鄂豫皖苏区领导革命事业便成为了苏区干部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频繁提及的话题，如1931年6月，中共皖西北特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亦请中央派几个干部到两中心县工作，最主要的是县委书记”[1]。1932年3月，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此地高级军事干部较少，请设法派几个来”[2]。但是除中央派遣的少量主要领导干部之外再别无他法从外地获得干部资源，因此，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必须刻不容缓地着手兴办革命干部教育事业，以培养革命运动和根据地建设急需的各级领导干部。

（三）贪污浪费现象滋生蔓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苏区党组织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之下，积极在大别山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各级领导干部也因此初次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但其中一小部分人由于意志不够坚定逐渐在权力的漩涡中迷失了自我，如麻城某区委书记用公款为自己买漂亮的帽子，互济会的募捐进入了负责人私人的腰包，有的苏维埃干部为满足口腹之欲甚至去骗取农民藏在后方的谷子。另外，在战事吃紧、财政紧张的情况下，铺张浪费现象在党内依然存在，“工作人员不以节省经济为重，有时常支钱，这买那买，不知耗费了多少经费”[3]，“区委以上同志的生活费是漫无限制的用”[1]121-122，“各指导机关和区委等，每天总是吃鸡吃肉，常常是一餐一个鸡。许多同志是非肉不饱”[1]122。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若不积极采取行动遏制并消灭这些不良现象，不仅会损害党的光辉形象，降低党的威信，而且无法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没有党员干部的引领示范和财政的大力支持，革命斗争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也就无法开展，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更是无从谈起。对党员干部进行无产阶级教育，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有助于在思想根源上铲除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不良现象滋生的土壤。

（四）干部群体来源多样、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从鄂豫皖苏区干部群体的来源来看，主要有早期回乡传播革命火种的革命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和三省省委派遣来的高级领导干部、被提拔的大批工农干部以及在战争中弃暗投明的地方精英势力四个方面。早期回乡践行革命理想的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农村且大多数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自身难免存在着本位主义、地方观念、英雄主义等不良倾向；
上级部门派遣来的干部虽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但他们不了解苏区的实际情况，也难免因观念、行为方式的不同与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发生冲突；
地方精英归附势力的政治立场不坚定，必须对他们加强无产阶级教育。此外，在中央干部政策和苏区肃反运动的影响下，大批工农积极分子被火速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从政治干部到专业干部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但鄂豫皖边界地区的教育在实行武装割据之前完全被统治阶级所垄断，广大工农劳苦大众“一向沉沦文化低落的黑暗地狱中间”[4]。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祖孙三代目不识丁的群众充斥着整个苏区，“不少人甚至连‘苏维埃’是什么都不知道”[5]。这些被急速提拔的工农干部的政治领悟力、文化水平较低，他们不能正确领会上级的决议，不善于战略战术、不擅长开展苏区的各项建设事业。鉴于以上原因，为保证党的方针、路线、政策能够得到贯彻执行，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必须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努力提升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政治理论水平以及管理能力。

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紧密结合苏区实际，积极开展具有鲜明特色的革命干部教育事业，其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活动形式多样

为了使革命干部教育事业取得显著成效，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开展了多种类型、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为鄂豫皖苏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培养了一大批既有文化知识、又有政治觉悟的革命干部，有效缓解了苏区革命干部严重缺乏且内部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局面。

首先，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从革命战争的需要和干部培养的目标出发，创办了不同层次的学校和培训班。在红军干部教育方面，有红军学校、随军学校、教导队、赤卫军训练班等形式，如彭杨军政干部学校、皖西北军委教导队、红一军随营学校、鄂东北军政学校等等。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提高了红军干部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在党政干部教育方面，有干部学校、列宁高等学校、党团训练班等形式，如鄂东北党务干部学校、青年干部学校、少年共青团训练班等等。它们为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另外，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为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还开办了税务干部培训班、农业干部培训班、教育干部培训班等多种班次以“造成苏维埃政府各方面需要的人材”[4]203。其次，鄂豫皖苏区的党组织通过创办党报党刊来推动革命干部教育事业的开展。“从1927年到1934年，鄂豫皖苏区各级党政军及群团组织创办的各类新闻报刊，据不完全统计共有50多种”[6]。这些通俗易懂、思想性强、实事求是的党报党刊的出版，不仅极大地提高了革命干部和工农群众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而且坚定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最后，鄂豫皖苏区的党组织充分发挥支部生活在党员干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召开支部会议，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苏区党组织还明确规定，在支部生活会上要进行政治理论讨论和政策讨论。丰富的支部生活既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认识，又促进了党员干部的团结统一。

（二）教育内容多样化

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干部教育从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的实践需要出发，实行政治化、生产化、军事化教育。

第一，实行政治化教育。鄂豫皖苏区的文化教育同剥削阶级的文化教育有着本质区别，它发展的是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培养的是为工农谋福利、有坚定政治信仰的无产阶级领袖。为保证革命干部教育的正确发展方向，鄂豫皖苏区的党组织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引导、武装党员干部，明确指出一切教材“严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据”[7]、努力“求得今后文化教育工作有个彻底的转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来武装广大工农群众”[4]224。另外，鄂豫皖苏区革命干部教育在课程设置上更是突出政治教育，如鄂东北党务干部学校开设了马列主义、社会进化史、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等课程；
皖西北党员干部学校开设了马列主义概论、党的基础知识、中国革命三门主课；
鄂豫皖苏区师范学校的政治课包括列宁主义提纲、共产主义ABC及形势政策。

第二，实行生产化教育。在物资匮乏、经费无固定来源的情况下，教育是无法脱离生产劳动的。鄂豫皖苏区的党组织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明确提出“实行生产训练班，每个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实行生产化的教育”[4]203。苏区党组织还将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如列宁高级小学每周上课24小时，社会活动与劳作每周十小时；
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里有不少学员在校学习一个时期就去工作或参加战斗，工作或参加战斗一个时期又重新回到学校学习；
新集农业学校制定了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制度。另外，各级文化教育委员会还将生产化教育的执行情况列为定期巡视的内容，以确保生产化教育的有效实行。

第三，实行军事化教育。鄂豫皖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各级党员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军事常识和军事技术。为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苏区党组织贯彻实行军事化教育，如彭杨军政干部学校的学员一律过军事生活；
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将军事课作为主课之一；
就连纺织干部学校都十分重视军事课程的开展。总而言之，政治化、生产化、军事化教育的实行为鄂豫皖苏区打造了一大批思想作风过硬、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党员干部。

（三）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学原则

鄂豫皖苏区长期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疯狂掠夺等多重压迫之下，百业凋敝、疮痍满目，各项建设事业举步维艰。为顺利开展干部教育工作，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原则，着力解决革命干部教育事业中存在的师资、教育经费不足，教材重编等重大困难。

首先，针对师资不足难题，鄂豫皖苏区的党组织通过开办教师培训班及师范学校，大胆改造、任用旧私塾教员，广泛吸收苏区以外的革命文化工作人才，聘请党政军干部兼任教师等方式来解决师资问题。此外，为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在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均给予教师适当照顾，如给教师发放劳动工资、给教师分配土地并为缺乏劳动力的教师家庭组织代耕、给生病的教师补助医药费等等。其次，为确保无产阶级教育方针，满足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需要，早在1929年6月，鄂东北特委就规定“教材由苏维埃文化委员会编订”[1]81。苏区党组织还组织领导干部参与教材的编写和审定，将党和政府的政治宣传资料及学习资料作为政治课教材。这些思想新颖、通俗易懂的新教材完全取代了充斥着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旧校本。最后，在战乱频仍、艰苦卓绝的环境下，鄂豫皖苏区的党组织依然要求苏维埃政府和群众团体划出部分经费投资干部教育事业，就连反动的蒋介石都说：“土匪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8]另外，他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初建时以聂氏宗祠为校舍、固始县王楼中学以蔡家庙祠堂为教室。他们还自己动手修建操场、图书馆、列宁俱乐部，为了尽可能的节约开支，即便一张纸也当成三张纸用，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写，最后用毛笔写。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等优良作风的始终保持，有效减轻了苏区群众的负担、减少了苏维埃政府的开支。总之，正是因为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学原则，一个个难题才能被克服，干部教育事业才能被推向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四）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

“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9]。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清晰认识到了妇女在苏区巩固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断加强对妇女干部的培训。早在1929年，鄂豫皖苏区党组织明确将“培养妇运干部”视为妇运任务之一；
1930年，女子识字速成所在六安六区成立，为苏区及乡和村苏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妇女干部；
同年，鄂豫皖苏区党组织在皖西六安金家寨开办妇女干部学校，以专门培养工农妇女干部；
1931年，鄂豫皖中央分局也专门举办了妇女培训班。另外，鄂豫皖苏区党组织还明确规定了妇女同志在招生总额中的占比，如1931年11月苏区党组织规定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在皖西招生140人，其中妇女要有30人；
1931年春，皖西特委连续举办了六届党员干部培训班，培养出的158名干部中有32名是女性。在鄂豫皖苏区党组织的培养、提拔之下，广大工农妇女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养不断提高。为了拥护革命事业，有很多妇女干部像晏春山、晏永香、蒋月英等基层妇女干部一样献出了宝贵生命。

（五）强化纪律教育

针对党员干部内存在的工作散漫、无秩序纪律、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不良倾向，鄂豫皖苏区的党组织严以立党、严以治党，采用“提高纪律同时须提高教育”[1]337的原则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对于违反党纪党规的党员干部，鄂豫皖苏区的党组织首先对其进行纪律教育，如若教育起不到挽救作用，再依据错误的大小给予其相应的制裁。另外，鄂豫皖苏区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纪党规，对违规违纪行为严厉惩处，绝不迁就姑息，如黄陂县秘书罗积南在工作中敷衍塞责，经过多次个别谈话教育后仍不思悔改，最终被开除了党籍；
商城县某乡苏维埃主席张老未为安葬自己的母亲，私用被没收的地主的棺材，最终被撤销职务；
黄安桃花区一位干部因谋私公款而被关押至政治保卫局。这些被通报各地的违反党纪党规的典型案例也能够对其他党员干部起到纪律教育和警戒的作用。因此，在鄂豫皖苏区“一般说来大家会自觉遵守”“破坏纪律的很少”[10]。

鄂豫皖苏区革命干部教育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成功经验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为当下干部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和借鉴。

（一）加强党对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视和领导

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程度和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直接关系到了苏区的巩固、革命战争的胜负。鄂豫皖苏区的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历来重视对干部的教育和训练，并将干部教育事业看作是关乎革命生死存亡的大事。早在1929年，鄂豫边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就作出了关于开展干部教育的决议，决议指出消除党内农民意识、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为进一步发展苏区教育事业，苏区党组织在鄂豫皖省苏维埃到特区、县、区、乡五级苏维埃政府中均设置了文化教育委员会，村设文教委员。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使党的文化教育方针得到了贯彻执行，有力推动了苏区干部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另外，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抓教育，管教育，他们积极参与教育实践活动，有的参与授课，有的参与教材编审，有的兼任学校或训练班的负责人。在党员干部的带领和号召下，鄂豫皖苏区的众多工农群众开始关心、支持革命干部教育事业。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使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不仅需要培养和打造一支能担负新时代重任、满足新时代要求、对党无限忠诚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而且需要充分发挥这个关键少数的先锋模范作用，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党对干部教育事业的重视和领导。首先，应切实了解领导干部的思想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据实际情况及学习需求有针对性地安排教育内容，既要凸显教育内容的时代性，又要拓展领导干部的实践体验。其次，应不断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在借助现代多媒体技术的基础之上综合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不断增强教育培训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吸引力，以有效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后，应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在考核评价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评价考核方式的多样化，而且要对参与教育培训的每一个学员的整体表现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此外，在培训结束之后，应定期回访学员，了解他们的表现并及时更正其错误的思想行为。

（二）提高干部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

鄂豫皖苏区革命干部教育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不同形式的教育活动在培训内容的设置、培养干部的类型、学习的期限、对学员的要求等方面皆有所不同。甚至在一所学校里也能够体现教育的针对性，如1931年创办的红色医务学校根据学员的文化和医术水平编班，文化基础差的要先上文化班，医务技术差的要先上技术班，两者都差的要先学文化后学技术；
列宁高级学校按学生成绩的好坏将学员分别编入甲、乙、丙三班学习。另外，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干部教育具有鲜明的时效性。苏区党组织紧密结合苏区当时的政治、经济特点，紧紧围绕党的革命中心任务，为建设苏维埃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培养革命领导者。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党和政府要继续提高干部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应对不同级别、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领导干部进行有重点、有区别的培训，如突出提高农村党员干部带头致富的能力；
着重增强党政一把手宏观决策、科学领导的能力。另外，除了考虑岗位需求之外，还应结合个人需求和组织需求，使培训的内容同学生的层次、类别相一致，同学生的需求相符合。总而言之，只有不断提高干部教育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努力做到按需施教、有的放矢，才能够使党员干部学有收获、学有提高、学能致用，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凝聚起磅礴力量，致使新时代的各项建设事业顺利开展、党的建设目标如期实现。

（三）不断提高教师队伍质量

教师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为确保教育的正确政治方向和质量，在苏区的各级政府里普遍建立了教育巡视制度，以定期检查、监督教育行政干部与教师的工作。1931年8月，文化教育委员会颁布了《鄂豫皖苏区文化教育委员会巡视纲要》，该纲要不仅对苏维埃教员应具备的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且将教师课程教授情况、教材的选择、训练的程度均列为巡视的具体内容。另外，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一方面加强对教师的教育培训，帮助教师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将封建思想浓厚且拒绝改造的老学究从教师队伍中清洗出去，另一方面则要求教师“加紧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提高自己的政治程度”“彻底改良过去教授方法”[4]208“加紧自己的学习”[4]210。在苏区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一支思想品德端正、工作认真负责的革命化师资队伍得以建成，极大地推动了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新时期，提升教师队伍质量依然是做好干部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各级党校应提高对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的重视程度，努力营造创建高质量教师队伍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奖励机制、拓宽师资队伍的来源渠道、加大对教师队伍的培训力度、创建人性化的教师管理模式、关怀教师的工作和生活，从而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上进心，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走上教师岗位，为新时代的干部教育工作成功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总的来看，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始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狠抓干部教育这件头等大事，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困难环境中创造性地开创了具有鲜明特质的革命干部教育事业。苏区革命干部教育事业虽创办的时间比较短暂，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错误，但它的成效是显著的、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鉴往而知今，面对当前的新形势，党和政府必须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干部教育建设的成功经验，致力于打造一支能肩负时代重任、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经得起时代考验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注入磅礴力量。

[1]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488.

[2]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533.

[3]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财政厅.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财经史资料选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 766.

[4]张耀纶等.鄂豫皖苏区教育史[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202.

[5]刘光明.郑位三传记[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74.

[6]胡志国.鄂豫皖苏区时期(1927-1934)的新闻报刊述论[J].新闻爱好者,2020(1):73.

[7]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436.

[8]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 -193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28 -12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41.

[10]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91.

G412

A

1672-1047（2022）04-0006-05

10.3969/j.issn.1672-1047.2022.04.02

2022-07-05

陈陈，女，河南商丘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蔡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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