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山西药号的资金管理研究

刘新龙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明清时期，长途贩运商的经营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汪士信总结其中之一为“行商变座商，出现定行业与栓一头现象”。①所谓“定行业”是指贩运商行业化，“栓一头”是指贩运商不再流动逐利，改为派人常驻产区、中转或销区，占领行业链条“某一头”。长途贩运商的组织形式发生改变，派人常驻继之演进到总分号组织阶段，通过设置分号构建业务体系，并拥有相应制度加以维持，对跨区域贸易开展与全国性市场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可称为传统社会一大创举。

民国时期，学界已认识到总分号组织的重要性，陈其田称山西票号的总分号犹如中央集权，其所言“资本既储总号，获利也归总号计算，以总号为中心，各地分号不过辅助机关而已”点明总分号隶属关系。②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界曾分析瑞蚨祥总号如何控制分号的业务、财务和人事，对传统企业研究作出重要贡献。③改革开放后，学界对总分号组织的探讨，主要聚焦于晋商领域，甚至有学者将之上升到晋商成为全国性商帮的一大利器。④另有翁其银对上海药材东洋庄的研究，马勇虎对志成号布商的研究、卢忠民对万和成等五金商的研究都曾谈到总分号如何运作及其管理特色。⑤由此看来，晚清民国时期各地区、各行业普遍有传统企业运用总分号组织，本文将之称为总分号式传统企业。

学界对总分号组织的认识不断加深，但研究议题多集中于资本构成、人事管理、会计制度、业务经营等方面，对资金管理探讨较少，所见著述多是讨论应收、应付账款等记账科目设置是否合理，⑥尚未有专题探讨总分号之间资金管理模式。所谓资金管理模式是指企业内部调动、使用、监管资金的方法，蕴含着分权向集权过渡理念，主要目的是把资金集中管理起来，具体包括收支两条线、资金池、结算中心等。⑦资金管理模式虽是现代概念，但传统企业资金调动亦须按章循规，古今之间颇有相似可值得借鉴之处。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界在研究瑞蚨祥的财务制度时提及其分号收入提交总号，进货支出由总号信楼付款，⑧这种资金调动实际就是收支两条线，收支分离管理，不可坐收坐支，与当今集团公司所研讨的收支两条线内涵基本一致。⑨再如北京万全堂所列分号合同亦有统收统支资金管理意味。⑩但瑞蚨祥之后学界对资金管理模式的分析散见于业务论述当中，对其重视程度不够。

晚近时期，唯有解决资金调动才能产生长途贸易。换言之，资金管理是总分号组织制度核心，1946年广升远驻禹州分号掌柜张銮所称“做事全在款之有与无，实不再人之多不多耳”一语道破资金重要性的商业真谛。因此本文从山西药号的资金管理入手，抛砖引玉对总分号式传统企业的资金管理模式加以探究。清嘉道年间山西药号内部出现使用总分号组织现象，通过设置分号从事药品贩运，后因经营规模庞大而在祁州、禹州等全国性药市组建山西帮。在总分号式传统企业群体当中具有代表性。目前本文也已搜集整理到山西药号文献，内中包含大量总分号资金往来信息，可作实证研究弥补当前研究薄弱之处。

本文认为山西药号的总号功能以财务管理为主，通过控制资金参与贩运，分号功能以业务经营为主，具体筹划货物采购、运输与销售。一言以蔽之，便是分号经营、总号核算。山西药号的总号作为资金结算中心，顺势建立收支两条线，且这种历史现象必须在总分号组织发展背景下方能理解。

总分号组织应当直接发源于明中叶的伙计制度。明嘉靖年间沈思孝提到“平阳、泽、潞……，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吴慧将这种领本经营归纳为东家出资、伙计经商模式，并称领取本钱经商的伙计以携资远赴外地贩运为主，经营所得全部上交再按资本与劳力分配。此时的伙计经商已有外派分号机构雏形，东家则有作为资金结算中心的资金管理模式意蕴，后世制度化为分号经营、总号核算。明中叶的总分号组织尚未成型，但各类管理制度已在发展之中。

清乾隆年间褚华在《木棉谱》中称其六世祖在明朝末年经营布牙行“秦晋布商皆主其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戒行李时，始估银与布，捆载而去。”也即布牙行派出门下客外出设肆为秦晋布商收买布匹，此时布牙行与门下客已有总分号组织表现，门下客设肆犹如分号收买布匹，等待秦晋布商准备返程时再由布牙行作为总号核算布匹价值。分号已有固定居所且总分号分工明确，故而笔者推测明朝末年江南地区布牙行最早采用总分号组织形式。

其后，褚华再次提到其所处乾隆时代“近商人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采择，而邑之所利者，惟房屋租息而已。”可见，清前期随着牙行管控交易模式被削弱，秦晋布商等贩运商遂从寓居布牙行改为自行设立分支机构，派驻相应人员出银采择，乾隆年间总分号组织应已相当成熟且推广开来。而且无论是东伙、还是布牙行，其首脑都延续着作为结算中心的习惯，可谓是资金管理与总分号组织诞生发展相始终，后世传统企业绍继之并发展出多种资金管理模式。

清嘉道年间，山西药号相继演进至总分号式传统企业阶段，出现在各地设置分号现象。嘉庆十三年(1808)太谷广升聚成立，道光六年(1826)出现在禹州(今禹州市)关帝庙重修碑刻当中，道光三十年(1850)见于佛山《重修山陕会馆福地碑记》之内，同光之际祁州(今安国市)药王庙《众商义捐布施碑记》山西帮捐施银钱名录中有“太谷广升聚、广庆和”字样。以上碑刻资料展现太谷广升聚驻禹州、广州、祁州分号设置情况。

清道光以后山西药号大量增加。咸丰十一年(1861)平遥广成瑞、太谷广聚盛驻广州分号通过日昇昌办理汇兑。1898年大义长信稿提到太谷广升蔚、广信恒、广茂兴驻包头分号经营甘草，大义长、大有谦驻包头分号收购枸杞。广庆和信稿提到太谷广升远、平遥延寿裕、祁县永春原、长治万盛高、万盛顺驻广州分号贩运洋广药材，太谷广信恒、广恒懋、蔚泰和在河口镇(今托克托县)专办甘草。根据大义长、广庆和信稿所见山西药号的分号情况，绘制表1如下。

如表1所示，广庆和等11家山西药号的总分号组织包含总号、分号、派驻点三大层级。其中，祁州、禹州、天津、广州、香港、包头、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分号属于一级分号，常年设置可与总号直接通信，直到1946年广升远的分号管理依旧如此。另有河口镇二级分号设置源于甘草采集季节性，1898年广庆和伙友吴登春仅在河口镇与总号直接通信3次，待甘草收购完便撤回归化城，可见河口镇分号隶属归化城分号管制，尚不具备常驻条件，但地位远高于派驻点。派驻点主要是一级分号所设办事机构，必须经其直属分号转达方可与总号通信，1946年广升远驻西安分号便设有宝鸡派驻点，指派其收购川芎、发菜。

表1 1898—1899年大义长、广庆和信稿所见山西药号的总分号驻地分布

清末民国时期，山西药号的分号因经济格局变化面临调整，并总体呈现由传统市镇向近代化城市转移趋势。如山西药号在陕西素以驻三原分号为首，其后因铁路修建，西安地位上升，1946年广升远在陕西经营中心已从三原改驻西安。再如1904年胶济铁路开通后，永春原、广升远、广全聚先后设置驻济南分号，作为穗港与京津之间中转站。“七七事变”后山西药号驻祁州分号纷纷迁往津、京。天津等近代化城市遂取代祁州等传统市镇成为山西药号经营重心。

抗战期间大量山西药号收撤分号倒闭歇业，1946年仅剩山西药号所设驻天津、北京、西安、广州、济南、禹州等六地分号尚可正常运转。1952年“五反运动”后，广升远陆续收撤各地分号，经历公私合营改造为太谷广誉远制药厂，其后又与广源兴、延龄堂合并。1956年广全聚驻天津分号以锦全庆名义加入天津市药材联合出口公司，至此山西药号基本结束运营。

总体来看，山西药号的分号多位于通商大埠，总号多位于家乡，本土市场狭小，故而总号参与贩运业务最佳途径就是控制资金调动。山西药号的总分号组织对资金管理模式的选择随时代特点而变化，但首要因素是为配合分号业务开展。

山西药号的分号是为完成指定任务所设,每一地分号职能各有侧重，无法独立经营，必须相互配合方可构成贸易链条。1898—1899年广庆和等11家山西药号通过设置分号构筑洋广药材、西北药材两大贩运业务体系(见图1)。每一地分号采销职能无法独立，必须经由总号协调处理内部资金调动关系。

资料来源：《光绪二十四年太谷广庆和药店各路来信稿》，出自刘建民：《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29-483页。箭头指明各驻地分号的药材商品流动方向。

(一)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贩运体系

1898年6月8日、8月1日广庆和驻广州分号先后收到驻祁州、禹州分号所寄冬季药会水程折即采购清单，10月16日广庆和驻广州分号致总号信中称：

咱号南北两会货，日前业已办毕，祁字和记共办二百一十九件，成本实银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五两八钱二分；
亨记共办一百八十七件，成本实银一万零二百六十九两五分；
津字共办货一十三件，成本实银三百零六两四钱二分；
禹字共办货三十九件，成本实银三千四百八十三两四钱六分，至于结账亦皆分寄各处矣，至祈勿念是荷。

所谓“南北两会”是指祁州、禹州冬会，“祁字和记、亨记”是指广庆和、广庆亨驻祁州分号。1898年6月至10月广庆和驻广州分号相继为广庆亨驻祁州分号，广庆和驻祁州分号、驻天津分号、驻禹州分号办理冬会所需洋广药材。其余山西药号也在加紧采办，如“广升远买到保安泰王头各一箱，照今春祁会之市，难以望利也”“延寿裕买到茂生之货各半箱，该号祁会今冬意在必赶”。所谓咱帮是指山西药号驻广州分号，说明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采购步调一致。

在山西药号驻广州分号办货期间，其运输过程亦随之开展，天津是洋广药材重要中转站。1898年广庆和驻天津分号先后提到其在8月28日“收到津字货一十三件，祁字和、亨两号货共卅件”、10月10日“前后共收到广来祁字货二百廿二件俱已装船发运祁州也”，祁县永春原也在10月28日完成运输任务，“前后三帮共来广货一百六十二件，来之过晚，装船、起车各半发祁”。至此，山西药号驻天津分号的洋广药材冬季运输任务基本结束。

山西药号驻祁州、禹州分号自接收洋广药材之日起便对外出售。1898年12月4日广庆和驻祁州分号称“会事已毕”，12月11日广庆和驻禹州分号亦称“刻下禹冬会约已完竣”。山西药号以祁、禹药会为核心的洋广药材贩运业务顺利完成。冬会贩运结束后，春会采购随之开展，1899年1月5日广庆和驻广州分号收到“统来祁字和、亨两号正副水程四页，遵式采办”，1月19日收到“咱禹会春会正副水程”，进行采购。由此开启又一轮洋广药材运销循环。

(二)山西药号的西北药材贩运体系

山西药号的西北药材主要从河口镇、包头收购。1898年8月11日河口镇广顺和称“今年众号共收草一百一十船之谱，大、贰草约有二千八百捆上下”，若按1船3万斤计算，河口镇汇集甘草330万余斤，内部又分大草、二草、皮粉草、通草、河奎草等甘草规格，足见山西药号经营规模之大。1898年大义长驻天津分号提到“近闻宁号枸杞收得甚好，又闻咱与兴盛凝赴宁贪杞未知贪得多寡”，即是前往宁夏宁安堡采办枸杞。甘草、枸杞每年两季收获，在产地初加工完成后就近运至黄河渡口集散到河口镇、包头，再往天津等东部地区运进。

山西药号所购西北药材主要销往天津、禹州和祁州。1898年10月16日广庆和驻天津分号称“咱号所到之货如数售完”，11月初驻禹州分号在“禹地之陈草俱各消完”，12月1日祁州分号亦相继“售清”，西北药材秋季销售至此结束。1899年正月底西北药材开盘，山西药号驻天津、禹州、祁州分号再次迎来春季销售。若按1898年“七月完盘”习惯，西北药材春季销售亦将于7月结束。继之进入西北药材秋季运销阶段。

山西药号驻广州、香港分号也是西北药材销售端之一，主要承接驻天津分号运来的甘草、枸杞。1898年10月16日广庆和驻广州分号提到“北来之货疲而且臭，以今岁论之，惟甘草一色，大众赔钱不少”。除销售西北药材外，山西药号驻广州分号曾因销售参茸在广州被称为“山西行”。1899年2月22日广庆和驻广州分号称“咱与广两帮大众鹿茸昨日平安抵广，此色近年业已底空，西口虽则价高今岁无防赔本也”。鹿茸来自西口即归化城，因穗港两地无货故可得利。广庆和驻广州分号还曾请驻天津分号“贪办北茸”。可见，山西药号还拥有驻归化城、天津分号采购，驻广州、香港分号销售的参茸贩运体系。

此外，山西药号的总号还往各地分号投送包括龟龄集在内的山西药材，与分号构成供销关系。山西药号的各类业务规模顺应时局变化，1920年直隶实业厅统计祁州药市中的山西帮所售药材来自西口、广港与山西。直到1946年山西药号依旧维持洋广药材、西北药材、山西药材贩运业务，仅是规模发生变化。

总体而言，山西药号每一地分号的采、销、运输功能被拆解，分别组成洋广药材北上和西北药材、参茸南下等运销链条。如山西药号驻广州、香港分号作为洋广药材采购端，同时也是西北药材与参茸销售端；
驻天津分号作为洋广药材中转与销售端，一并担当西北药材销售重任。1959年学界称分号相互供应货物方式为“代购”。每一地分号的采购与销售业务，都不能由其自身掌握，必须与其它分号配合才可完成。这就为总号插手分号业务，作为资金结算中心与每一地分号建立收支两条线，保证分号之间“代购、代售”业务循环提供逻辑前提。

收支两条线是现代资金管理模式之一，具体是指总公司要求分公司收入与支出分流，不可坐收坐支，并开设两个账户分别对收、支进行管理。收支两条线首见改革开放后的政府单位，其后广泛应用于集团企业资金管理领域。具体到晚近时期山西药号而言，收支两条线主要表现为总号根据每一地分号运作时节，向其支付采购资金并接管销售收入。山西药号的各地分号职能分工各有侧重，故在收支两条线之中的表现略有差异。

(一)资金拨付一条线

前文述及1898年6月、8月广庆和驻祁州、禹州分号相继寄来水程折要求驻广州分号采购洋广药材，广庆和总号也于同期启动资金拨付行动。山西药号的总号拨付资金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由总号在平祁太委托票号将银两汇往分号驻地，第二种是由分号主动向同一驻地票号分号借款，再由总号与该票号总号清偿。如表2所示，1898年6月8日广庆和驻广州分号称已知晓总号“由协成乾汇来银一万两”即是第一种资金拨付方式，广庆和总号与协成乾总号约定，由其将一万两分两次汇至广州，7月30日广庆和驻广州分号称“一万两之数，两期业已收清”，此时正值山西药号整体为祁、禹冬会所需洋广药材筹备之际。

表2 1898年广庆和等驻广州分号与总号间资金调动信息节选

1898年12月24日广庆和驻广州分号提及“远记收汇乾记银一万两”属于第二种资金拨付方式。如表2所示，也即广升远驻广州分号先向协成乾收银一万两，再由广升远总号于1899年太谷夏标交还协成乾总号。广升远虽用汇兑术语，但本质属于借贷，若依票号本平计算广州番银92扣与太谷镜宝银995扣，两者每千两仅银色便差75.4两，广升远驻广州分号所收“补用主水银”即汇费与75.4两之间差额自然便是利息，票号“补用主水银”越大，药号所付利息越小，本文遂将这种汇兑业务称为汇兑借贷。并且该借贷方式规模颇巨，乃至发展出金融市场，1898年广升蔚驻广州分号“做开谷明秋标期盘”，广恒懋、万胜高、万盛顺、广庆和驻广州分号参与此盘借贷若干。山西药号的分号汇兑借贷实际可称为总号超前拨款，同时也是票号将信汇与放款相结合的表现。

山西药号内部普遍存在先由分号主动招揽汇兑获得资金，再由总号按标期交汇还款的资金拨付一条线。如广升蔚驻广州分号所办“秋标期盘”，再如1898年9月16日广庆和驻天津分号称“咱号在津收汇到东阳义生晋化宝银400两正，订明在谷冬标交伊竟宝，共得过伊汇水银八两”亦是在汇兑之间获得总号超前拨款。分号借贷总号还款，更能照顾到分号采购时节差异性，且总号定期收到分号书信所报借贷金额信息，便于及时干预分号举债，以免造成巨额债务无法偿还。

(二)销售收入上交一条线

除资金拨付一条线外，山西药号各地分号还接受其他分号与总号送来药货。

因此还有销售收入上交一条线。如表2所示，1898年7月6日广庆和驻广州分号称“与德兴行赵近仁兄定汇售茸银三千两，咱在谷本冬标期交伊”。德兴行是广源兴所设驻广州分号，若从德兴行角度而言，实际就是通过广庆和将参茸销售收入上交给广源兴总号。“售茸银”也有专项资金含义，总号收取销售收入才能对外结算债务，对内结合支出计算利润，其后拨付采购端分号继续采购。

山西药号各地分号除委托票号将销售收入汇往总号外，还有兑使给商号和现银运送两种方式。1899年4月2日广庆和驻禹州分号称“咱谷晋生祥兑使咱号竟宝银二千两正，言明兑至谷本夏标无利交咱”。晋生祥是祁县茶庄，其驻禹州分号向广庆和驻禹州分号借银2 000两，再由晋生祥总号于1899年太谷夏标时交还广庆和总号。晋生祥“兑使”有互换含义，属于异地借贷关系，通过此次交易，晋生祥驻禹州分号获得2 000两现银，广庆和驻禹州分号与总号建立收入上交一条线，且不用票号汇兑免于交纳汇费，仅需按标期结算即可。

1898年11月22日广庆和驻祁州分号称其预想将洋广药材与黄连销售收入32 400两“汇谷明春标期”交给总号。但广庆和总号为防范1899年太谷春标发生顶标事件，要求驻祁州分号起现送谷，12月1日驻祁州分号称“春标汇项尚未顶真，比去年准少，三二日内着伙先为送回现标四千两上下之数。”所谓“顶真”即是顶标，极易损害商家信誉，广庆和驻祁州分号宽慰总号1899年春标顶标事件准少，但依然遵从指示将现银4 000两运往太谷。

山西药号各地分号招揽汇兑超前获取资金或接收总号汇款与采购活动相匹配时间各有不同，但收入上交时间节点却统一为标期，总号接收销售收入一条线在标期最为明显。前文述及德兴行委托广庆和驻广州分号交汇日期是1898年太谷冬标。1898年11月4日广庆和驻天津分号称其所售甘草、枸杞银两已经收结“在津交汇与祁县长盛湧西公砝化宝银一千两正，明年春标在谷交咱竟宝”，即是委托长盛湧票号于1899年春标将收入上交给总号。

山西药号每一地分号都与总号建立收支两条线，最明显者如驻广州、天津分号都有收支两条线资金调动记录，驻禹州、祁州分号以销售收入上交一条线为主。山西药号的收支两条线虽有商号间汇兑与现银运送事例，但总体以委托票号承揽为主，资金拨付与票号放款相结合，收支上交成为票号存款，两两相对构成共生关系。各地分号在收支两条线中表现不同，并跟随分号驻地、业务种类调整而变化。迨至民国时期，山西药号的经营重心从传统市镇转向近代化城市，驻天津分号成为众分号之首，业务经营之下的资金管理模式亦随之发生变动。

(三)民国时期山西药号的收支两条线变化

民国时期平祁太地区逐渐丧失金融中心地位，山西药号以总号为中心的收支两条线总体呈现崩解状态。首先是山西药号驻天津分号藉由天津金融中心之便，获得资金中转汇集地位。广升远所筹备的洋广药材采购资金都是先行调津，再由驻天津分号调往穗港，1946年4月中旬广升远总号要求驻天津分号“着载备款，赴港看势贪办大路宜货”，驻天津分号则回应称：

前叙与广备妥之款三百万已经汇津，……着再汇津二百万，接济信报自济亦直接汇往百万，前后收进总计八百万，转港贪办三号木香等。

广升远驻天津分号成为总号与驻广州、香港之间资金调拨中转站。广升远驻广、港分号的销售收入也汇往天津，1946年9月18日广升远驻天津分号称“昨前两接港电共汇津款(大洋)一千万”。围绕洋广药材运销的收支两条线中心已转移至驻天津分号。广升远驻北京分号曾将全年收入“至今共售洋一千二百余万元，款均调津应用”。广升远驻西安分号为总号采购木香后唯恐资金周转不开，曾要求总号“将款由晋速为兑安或由津转汇”。可见，广升远总分号内部采购支出、销售收入改由驻天津分号接管，驻天津分号成为介于总号与其他分号之间的资金管理者，在经营重心之外添设金融功能，大有超越总号地位之意。

其次是标期影响减弱，多存在于山西药号的总号与驻天津分号之间。1946年8月广升远总号命令驻天津分号筹备秋标应还货款大洋1 500万。广升远驻天津分号先后在津出借大洋800万，再由总号在太原收汇获取该款；
广升远总号亦在太原、太谷先后借得大洋650余万，之后再由驻天津分号还款。按标期汇兑借贷方向发生重要变化，早先分号借贷、总号还款方式改为总号借款、分号还账。山西药号的总号不再是资金汇入之地，仅能遥控驻天津分号管理资金。其余分号虽曾接到“民国三十五年度标期单”，但仅有驻广州分号按标期将所借王宅树德堂等三家本利银汇往总号，驻禹州分号、西安分号与总号之间汇兑改为员工往家兑款为主。标期不再是山西药号总分号之间必须遵守的资金结算日期。

最后是分号拥有资金自主调动权。其一是分号之间直汇愈加普遍，票号兴盛时期，山西药号各地分号都需将资金汇往总号参与标期结算。但票号衰落后，总号收支能力减弱，分号之间直汇增多，1919年广聚盛驻祁州分号委托当地银号将银两汇申再转穗港。1946年广升远驻禹州分号直接将西北药材销售收入800万法币调往西安，不再经由总号转手。其二是分号可以坐收坐支，1946年广升远驻济南分号“所售之货款已陆续买进货物”，驻西安分号亦曾“将款贪买川陕货”。山西药号的分号自主经营权增加，已不再遵循仅完成指定任务的定位关系，有向独立经营的分公司转变迹象，总号实际已无力控制分号业务经营过程，相应的资金管理模式已经混乱，尤其是在驻西安、禹州分号资金管理方面。

山西药号的收支两条线，早先以票号作为金融后盾，双方总号基本都位于平祁太，山西药号总分号之间基于票号汇兑网络便可直接进行资金调拨，再加上标期结算习惯，总号完全可以控制分号收支。但民国时期城市规模对应金融层级，金融中心已自平祁太转移至天津、上海等大都市，经济发展逻辑改变，已非传统企业固有习惯所能适应，除非山西药号的总号迁往大都市，否则再无掌握市场与金融之举。1946年2月15日广升远驻西安分号致信总号称西安存款“利息仅为五分，近闻津市利息有八分九之讯”。天津的金融优势已将山西药号的总号统制地位瓦解殆尽，空有名义上的账目体系控制地位，收支两条线已经瓦解。

晚清时期，山西药号的分号所得拨付资金一般在采购筹备伊始便已到账，但距离采购结束尚有时日；
各地分号销售结束日期，与销售收入上交总号按标期清偿亦有若干月份间隔。以上时间差必然导致收、支资金会在分号停留一段时间，成为分号“存款”，且存款机构一般都是票号，这也就是票号所称期银与得空期的由来。于是在资金调拨存在时间空档情况下，总分号内部唯有及时书写账本，方能保证收支两条线资金往来明晰。

山西药号的总号为各地分号设置来往账，与信件相配合实时监管各地分号经营过程。分号向总号寄送信件报告各类信息，故信稿亦可称信账。凡是涉及具体交易或银钱调动时，分号信件往往会用“登账”“录底”等字样结尾，即要求总号书写底账。1898年12月广庆和驻祁州分号致信总号称伙友延吉从祁州带去一枚银锭“至日与和记登账为是”。1946年广升远驻天津、广州、济南、西安分号向总号报告业务时分别要求“照过津账、复核註账、注收济册、注收安账”等语。说明山西药号的总号为每一地分号都开设专门账目，由此便产生采购端和销售端分号账目相互对应效果。如表3所示，1898年11月22日广庆和驻祁州分号向总号报告广东置货结账，与10月16日驻广州分号所报告采购件数与成本实银基本一致。总号通过对比分号财务信息便可把控全局。

表3 1898年广庆和各地分号致总号信中有关账本信息节选

山西药号的分号也拥有所属账本记录总分号内部业务来往。如表2所示，1898年6月8日广庆和驻广州分号向总号报告已知晓将从太谷汇来银一万两之后称“已经照信注底”，即是指明将与总号资金往来书写到底账或称流水账上。前文提到10月16日广庆和驻广州分号完成采购并向总号致信称“至于结账亦皆分寄各处矣”，所谓各处是指驻祁州、禹州、天津分号。由此说明分号及时将与总号和其他分号所发生业务来往记录在账留待日后核对。山西药号的总分号应当各有一套账册，相互记录货款收支，由此产生总分号之间对账核算之故。

山西药号的分号掌柜负责归结任期内所有账目。如表3所示，1898年5月19日禹州春会结束，广庆和驻禹州分号掌柜苏湜向总号报告称已将禹号账本算清，不日将返回总号，掌柜之职由薛锡德接任。10月27日正值禹州冬会进行之际，苏湜换下薛锡德重掌驻禹州分号，但薛锡德并未返回，而是直到12月11日禹州冬会结束账目归结清楚之后，“锡德兄”即薛锡德方才动身回谷。笔者推测掌柜回程应携带账本，总号账本与分号账本应当有一个核对过程。

山西药号的分号通过汇票结算债权，达到交易过程不见现银效果。1898年祁州冬会期间，广庆和驻祁州分号先后收到恒庆公、志成信、新泰厚、大德恒、合盛元、大德通所开汇票，相继送至总号，根据汇票平码、期口如数兑收，仅11月2日广庆和驻祁州分号便“收到汇票十二张，和记四张、亨记八张，共计六千三百八十五两”。汇票收结免去现银交易，作为账目辅助确保资金回笼。瑞蚨祥也是借助钱庄所开期票完成交易。票据交易可谓金融一大创新。

山西药号依托信稿、账本、汇票构建账目体系，最先达成账面清楚，也即学界所称记账科目整合性，其后才是事实上的资金调动。民国时期，山西药号总分号之间延续互设往来账习惯，但已打破不可坐收坐支原则，1918年广升远驻广州分号致信总号称“齐年终仍无存款，置春会货之款，尚望祁谷接济”。说明分号坐收坐支，以总号为核心的收支两条线制度面临崩解。总号仅能通过账目体系与人事调动来控制分号，而驻天津分号坐拥北方金融中心优势，已取代总号成为事实上的资金管理者。这也是为何山西药号驻天津分号可以存续至三大改造之前，甚至广全聚驻天津分号可以独立经营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晚清民国时期山西药号建立收支两条线资金管理模式，总号按分号采售时节拨付采购资金并接管销售收入，该项制度根源在于票号提供强大金融后盾，山西药号的收支两条线与票号存放款汇兑业务达成共生关系。票号势力愈加强盛则山西药号的收支两条线资金管理模式愈加稳固，反之则愈加松散。民国时期伴随票号相继歇业，山西药号的总号失去金融屏障，空有账面上的资金结算中心地位，整体层面上的资金管理模式已处于混乱重建阶段。

在山西药号发展过程当中，收支两条线最大程度回笼资金保证利润，可称为总分号组织制度核心，也是山西药号发展壮大得以在祁州、禹州等全国性药市称帮的重要原因。以此推之，其余如茶商、布商乃至晋商群体都与票号联系相当紧密，黄鉴晖曾观察到大商业是票号主顾，其资金管理模式应与山西药号相同，都是依托票号建立以总号为核心的收支两条线，参与平祁太标期结算。祁县还有茶票庄，茶叶与汇兑一体办理，茶业收支自然与票号汇兑结合开展。甚至晋商诸多大型商号与票号都是同一东家开设，如太谷曹家、贠家。延伸来看，正是晋商发展出强大的票号汇兑业，其总号位于平祁太，打造出平祁太金融中心，支撑晋商大型商号得以建立收支两条线资金管理模式，才是晋商在明清长途贩运业中举世闻名的根本原因。另有商号间汇兑作为补充，从资金管理角度而言，相互拆借完成异地借贷亦是地域商人结为商帮的重要因素。

其他地域商人也在设法解决资金问题，例如瑞蚨祥总理位于北京，与北京便于资金调拨不无关系。民国时期大型商号聚集于天津、上海，实际也是为借助金融优势构筑资金流通网。当下学界就大型总分公司式企业集团是否与分公司建立收支两条线的讨论方兴未艾，抛开技术与制度层面不讲，单从山西药号角度而言，收支两条线需要强大的金融势力支撑，总公司必须与大型银行总部建立密切关系且能同处一城方能牢固掌握资金管理主动权。

注释：

① 汪士信：《明清时期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4-28页。

② 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9-94页。

③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北京瑞蚨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9、43、81页。

④ 参见张正明：《明清晋帮商人的兴衰》，《文史知识》1989年第12期，第32-35页；
刘建生等著：《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封越健：《山西票号的总分号制》，《中国金融》2020年第22期，第96-97页。

⑤ 参见翁其银：《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158页；
马勇虎：《乱世中的商业经营——咸丰年间徽商志成号商业账簿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107-128页；
卢忠民：《民国北京五金行联号经营模式分析——以万成号联号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35-40页。

⑥兰日旭：《中国近代企业财务制度变迁探析》，《江汉学术》第39卷，2020年第5期，第40-49页。

⑦张永涛：《企业资金管理模式研究——以DYX公司为例》，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⑧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北京瑞蚨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4、56页。

⑨王丽敏：《总分公司式企业集团管控问题研究》，东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⑩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晋商史料全览·字号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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