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常州生态绿色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时间：2023-02-27 09:45: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罗 娟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的具体内容表明，生态绿色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实现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长三角作为全国经济发展最为快速与活跃的区域，依旧存在着经济增长内驱力不足，资源约束、环境污染与可持续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而常州作为苏锡常都市圈的成员，需要紧抓机遇，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切实促进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那么，在生态绿色协同发展中，常州存在着哪些制约因素呢？这就需要通过多维度的比较来发现问题，从而优化发展路径。
国外关于生态绿色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研究开始的，工业化进程会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1]，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2008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绿色新政”，此后全球掀起生态绿色发展的研究热潮。国内，刘思华首先提出生态本位价值观，指出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处于优先性地位[2]，胡鞍钢从全球气候的变化引出中国绿色发展的必要性[3]，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研究开始逐步增多。从两者的组织技术与理论模式[4]，到对两者单独的实证研究，包括对长三角区域生态一体化评价[5]、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实证研究[6]等。而对于两者协同发展的研究则是理论研究为主，钟茂初从生态承载力方面构建了指标体系，并判断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的发展超载与否[7]，吴洁等则通过发展效率角度分析出长三角三省一市生态绿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6]。
综上，已有关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性研究较多，而定量研究主要是从生态承载力、发展水平、发展效率等角度构建研究体系，缺乏从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协同融合角度构建指标体系的分析。本文基于对理论和实践的综合考量，认为生态优先为绿色发展创造条件，绿色发展为生态优先提供支撑[8]，二者只有协同发展，才能激发出强大动力。因此，本文从共生、共融、共进、共鸣与共享五个维度构建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框架，从市域层面，多角度评估常州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情况，找准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剖析存在的发展势差，最终提出协同发展的优化路径。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在明确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本质是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前提下，结合2020年6月公示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中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规划核心指标表”为依据，从共生、共融、共进、共鸣与共享五个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同时借鉴目前国内已有的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指标的代表性与可获取性，选择了20个细化指标来进行分析，形成了如表1所示的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表1 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各指标的解释如下：
1.共生指标（A）。共生指标表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从自然生态（A1）与绿色治理（A2）两个角度选取了四项指标，具体包括二氧化硫排放量（A11）、建成区绿化覆盖率（A12）与污水处理率（A2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A22）。
2.共融指标（B）。共融指标表示全域功能与风景共融，因此，从模式转型（B1）和开放空间（B2）两个角度选取了四项指标，具体包括单位GDP能耗（B11）、工业用电量（B12）与城市人口密度（B2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B22）。
3.共进指标（C）。共进指标表示创新链与产业链共进，因此，从创新能力(C1)与产业空间(C2)两个角度选择了四项指标，具体包括发明专利授权量（C11）、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C12）与常住人口规模（C21）、单位建设用地地区生产总值（C22）。
4.共鸣指标（D）。共鸣指标原本表示江南韵与小镇味共鸣，主要是由于示范区地处典型的江南水乡，而本文研究的范围涉及长三角区域，因此，界定为历史保护与生态旅游两个角度，共选取了三项指标，具体包括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D11）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数（D21）、国内旅游总收入（D22）。
5.共享指标（E）。共享指标表示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共享，因此，从公共服务（E1）与基础设施（E2）两个选取了五项指标，具体包括每万人口床位数（E11）、每百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E12）、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E13）与人均拥有道路面积（E21）、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数（E22）。
（二）评价方法的确定
1.数据标准化处理。鉴于各评价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数量级与属性，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有必要在分析前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考虑到处理后若出现零值或负值，会大大削弱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因此，本文采用均值法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xij为第i年第j指标的原始数据，为第j指标的均值,m为年份数，n为指标数。
2.熵权法确定权重。熵权法属于客观赋权方法，是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熵权，再通过熵权修正权重，最终形成各指标的确定权重，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第i年第j指标的贡献度为：第j指标的熵值为：
因此，第j指标的权重为
3.综合指数计算。根据上述计算过程，最终构建出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Wj为各指标权重；
Xij`为标准化后的数值。
根据上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与确定的评价方法，本文从时序与空间两个角度来评价常州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综合情况。由于2020年常州与其他大部分省市的相关数据还未正式公布，因此，从时序角度选择了常州2014—2019年的数据进行综合指数与分维度指数的分析。同时，从空间角度选择了长三角的典型城市——苏锡常、南京、杭绍甬，以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中嘉善县所属的嘉兴市，共8个城市进行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常州、苏州、无锡、南京、杭州、绍兴、宁波与嘉兴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环保统计公报与政府工作报告。
（一）2014—2019年常州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评价
1.综合指数分析。评价结果如图1所示，除了2016年有所降低外，常州2014—2019年生态绿色协同发展整体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十二五”期间，协同发展的综合指数均小于1，而在刚进入“十三五”的开局年较前一年有所下降，之后3年的综合指数均大于1。从增幅来看，2017与2018年的增幅最明显，2019年则趋于平稳。
这意味着常州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成员，能够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不断适应区域生态绿色协同发展，但也反映了发展的整体动力不足，没有形成持续改进机制与发展布局。
图1 2014—2019年常州生态绿色协同发展趋势
表2 2014—2019常州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分维度指数
图2 2014—2019年常州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分维度趋势
2.分维度指数分析。基于上述综合指数的结果，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影响常州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原因，需要进一步分析共生、共融、共进、共鸣、共享五个维度的情况，如表2所示，常州各维度指数整体呈缓慢增长趋势，如图2所示。
共进维度对总体的影响最大，权重为53.51%，而且近6年的起伏最明显，此维度指的是创新链与产业链共进，这主要是由于二级指标（创新能力与产业空间）的发展增速较小，而基于二级指标与三级指标的权重，影响创新能力最主要因素是反映创新能力的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共享维度的权重为18.34%，此维度主要指的是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共享，2014—2019年增幅较小，主要是由于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与每百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增幅不明显。
共融维度的趋势线最为平缓，此维度主要指的是全域功能与风景共融的情况，包括模式转型与开放空间，尽管对于总体的影响不大，权重仅为4.99%，但其中单位GDP能耗是导致共融维度增幅较小的主要因素。共生与共鸣维度对于总体的影响较小，并且整体呈现小幅增长。
（二）常州与其他7个典型城市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比较
1.综合指数分析。本文选择了7个典型城市作为比较对象，同样根据上述的指标体系，结合2019年8个城市的多维度数据，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最终计算出的典型城市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综合指数，具体如图3所示。通过比较，综合指数大于1的城市有杭州、南京、绍兴与苏州，其次是无锡、宁波、常州与嘉兴。其中，杭州以绝对优势位居第一，这是由于杭州强化空间、总量、项目“三位一体”的环境准入制度，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此可见，常州目前的生态绿色协同发展水平不高，并没有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图3 典型城市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比较
2.分维度指数分析。鉴于常州生态绿色协同整体发展水平与杭州、南京、绍兴、苏州等的差距较大，接下来进行分维度指数的详细分析，各维度的权重以及具体的指数如表3，五个维度的影响程度差距不明显，由大到小分别为：共鸣、共进、共享、共融与共生。
表3 典型城市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分维度指数
图4 典型城市的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分维度比较
从共生维度（6.79%）看，见图4，浙江的杭州、绍兴、嘉兴、宁波以及南京的指数均高于常州，这表明城市的人类与自然能够和谐共生，自然生态保护到位。杭州坚持走生态优先、环境立市、绿色发展之路，并且出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尤其体现在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硫排放量这一指标上，而浙江各市也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向四周城市辐射的格局。同时，南京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例如关于实施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政政策，并于2019年进行了调整，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由此可见，常州需要借助政策来倒逼经济转型升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从共融维度（17.99%）看，主要体现在区域风景与功能间的融合上，常州落后于杭州与绍兴，尤其与杭州的差距明显，尽管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这一指标上表现较好，但是单位GDP能耗远高于杭州，说明常州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有赖于一些高耗能产业的拉动，需要注重节能降耗与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共进维度（23.98%）看，常州在创新链与产业链共进方面的表现最差，这主要是由于代表创新能力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与R&D经费支出占比这两个指标的表现差强人意，同时常住人口规模的增长速度过慢，人才吸引力不足，这些都影响着创新能力与产业空间的发展。
从共鸣维度（29.74%）看，主要体现的是历史保护与生态旅游的共鸣，由于常州缺少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而排名靠前的杭州与绍兴各有1个，同时，常州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仅有12个，与苏州（60个）、南京（49个）、杭州（46个）的差距明显。这些地区是最具代表的江南水乡，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文物资源丰富，吸引大量的游客，而常州的江南特色不明显，基于历史文化的生态旅游较少，大多是后期开发的项目，导致国内旅游总收入低。
从共享维度（21.49%）看，常州具备绝对优势，排名第一位，这说明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共享方面表现较好，主要是由于常州以一系列重大项目为抓手，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其中每百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指标尤为突出，说明常州对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力度大，注重为居民创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
（三）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背景，首先明确了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概念，其次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2014—2019年常州的时序数据，以及常州与长三角其他7个典型城市的截面数据，采用熵权法与综合指数模型，分析了常州生态绿色协同的发展情况。主要结论可以归纳如下：
1.从时序数据分析来看，常州生态绿色协同发展呈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2014—2019年，发展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99.83%，接近于1，并且2016年前的起伏较大，综合指数由2014年的64%上升到2019年的140%，年均增速达16.95%。
另外，在五个维度中，共进维度对总体发展的影响最大，它代表创新链与产业链共进，并且同样在2016年出现大幅下降，之后则是从当年的60%上升到2019年的155%，年均增速高达137.21%。同时共享维度在近4年发展平缓，几乎没有增长，它代表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共享，这是由于常州在这些方面的基数本身较大。因此，从综合指数与分维度指数均说明2016年之后常州的生态绿色协同发展才开始逐渐步入正轨。
2.从截面数据分析来看，常州相比较长三角的其他7个典型城市而言，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以67%的综合指数排名第七，仅以微弱的优势优于嘉兴（62%），而与浙江省的杭州（159%）、绍兴（111%），以及江苏省的南京（122%）、苏州（102%）有较大差距。
另外，在五个维度中，2019年共生、共进与共鸣维度表现出明显的劣势，说明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创新链与产业链共进、历史保护与生态旅游共鸣方面提升的空间较大。这是因为常州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有赖于一些高耗能产业的拉动，需要借助政策来倒逼经济转型升级，注重节能降耗与产业结构的调整；
同时由于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与人才吸引力不足制约着创新链与产业链共进；
而且常州缺乏具备江南水乡特色的文化标识地，生态旅游产业的品质与能级不高，没有形成新产业、新业态。
常州生态绿色协同发展水平正在稳步提升中，但是整体不高，存在诸多短板。如何客观认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践行生态筑底、绿色发展，如何在发展中实现生态、创新、人文的有机结合，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部门、社会、企业等各类组织共同发力，顺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一）推进节能减排，夯实生态绿色协同发展基础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同时结合指标体系中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GDP能耗与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人均公园面积的不和谐，说明常州需要继续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同时，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和依赖无法在短时间解决，需要借助经济战略实现“生态盈余”。首先，可以从供给端入手，持续增加新型能源的投入，挖掘水能、风能、核能等新型能源，坚持绿色供给；
其次，可以加强制造业能源升级，以常州的化工、钢铁、纺织等为重点行业，逐步转换使用新型能源，以可再生能源、绿色清洁能源来替代污染大的煤炭，降低对煤炭、石油等的依赖，从根源上减少“三废”排放，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升级产业结构，催生生态绿色协同发展模式
常州的高污染产业尽管为实现经济增长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资源约束趋紧与生态发展的双重压力下，需要升级产业结构，适应生态绿色协同发展。首先，需要通过政府施压，对高耗能、高物产产业实行绿色税收，倒逼污染密集型企业主动寻求转型，主要包括产能过剩、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制造业，对于环保标准都无法达到的企业，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一刀切”。其次，需要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为发展理念，打造“绿色”产业集群，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聚集，建立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并配套园区环保服务措施，催生高质量产业集群生态化模式，实现产业集群与生态环境高质量双赢的局面。
（三）加强技术创新，激发生态绿色协同发展动力
与长三角其他典型城市相比，常州近几年的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不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发明专利授权量均处于劣势地位，创新能力与产业空间共进的整体水平低，使得生态绿色协同发展动力不足。首先，需要政府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激活创新主体的潜能，利用主体维度强化联合攻关[9]，发挥企业、政府、研发机构与高校院所等组织的联合作用，形成生态化技术创新共同体，从而吸引人才，带动常住人口规模与单位建设用地地区生产总值的提升，扩大产业空间，形成良性互动。其次，基于常州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碳复合材料、5G通信等八大产业链，可以有计划地实施“链长制”[10]，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研究等领域加强投入力度，并依托产业集群与人才保障政策吸引高技术人才，提高产业链、创新链的双向融合与价值能级。
（四）兼顾历史文化，打造生态旅游新业态
基于常州在历史文化保护与生态旅游共鸣在长三角典型城市中排名最后，需要在生态绿色协同发展中，兼顾历史文化，打造生态旅游新业态。首先，需要认识到在文化保护与创造的过程中，旅游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需要在历史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中找准定位，例如，围绕春秋淹城遗址所打造的淹城春秋乐园、淹城野生动物世界与淹城宝林禅寺等旅游项目影响力不高，需要深入挖掘其中的历史文化，选择更合适的表现形式；
其次，需要认识到生态旅游作为一个产业，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常州乡村旅游有发展基础，可以挖掘传统村落历史文化价值，例如郑陆镇牟家村所体现的江南水乡风情与乡村休闲旅游业的整合，可以更好地融入长三角的江南水乡古镇生态文化旅游圈，形成生态旅游的新形态。
（五）加强区域联动，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包括常州在内的长三角典型城市在各维度呈现出较大差异，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长三角生态绿色协同发展目前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态势，各个区域主体均在发力，而如何凝聚成合力，就要加强区域联动。首先，需要正确把握自身发展与区域联动发展的关系，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经济支撑体系的形成，使得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合理优化配置；
其次，需要联合长三角各省市，以项目为抓手，加快推进生态绿色发展联合项目；
再者，需要推进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探索打破行政壁垒的数字资源管理制度，实现信息联动；
最后，需要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既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纵向的保护生态的转移支付，又有各省市通过建立生态补偿保护池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因此，常州需要立足区域联动视角，实现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共赢。
——长三角油画作品选之四大江南北(2022年1期)2022-01-19认识党性的五个重要维度当代陕西(2020年22期)2021-01-18常州非遗 灿烂多彩华人时刊(2019年19期)2020-01-06浅论诗中“史”识的四个维度中华诗词(2019年7期)2019-11-25“首届长三角新青年改稿会”作品选诗歌月刊(2019年7期)2019-08-292019长三角企业100强上海企业(2019年12期)2019-01-17人生三维度吐鲁番(2014年2期)2014-02-28 相关热词搜索：常州，协同，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