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油云岩寺飞天藏、平武报恩寺华严藏斗栱营造研究

冷婕 谢姝婷 饶敏琪

转轮藏是一种集藏经、传教、邀福求利于一体的，形制特殊的宗教法器，常设于佛教或道教的殿宇中，藏身多可绕中轴回转。现研究多认为转轮藏创始于南朝，盛于宋。中国目前现存木构转轮藏实物不超过8 例[1-2]，其中两例在四川，分别为江油云岩寺飞天藏（始建于南宋，元至正年间重修，后文皆简称飞天藏）①江油云岩寺始建于唐，盛于宋、元，据县志记载，“飞天藏宋淳熙八年（1181）建，元至正重葺，明季兵火，唯此独存”，此外，飞天藏于乾隆十九年（1754）进行过补修，2008 年地震后亦进行过修复。目前，官方公布的江油云岩寺飞天藏为宋淳熙八年产物，但根据王书林《四川宋元时期的汉式寺庙建筑》一文的论证，认为现存转轮藏为至正年间重葺产物的可能性更大，笔者根据多年对四川元、明建筑调查及与实物的对比，认为王书林的推测具有说服力。和平武报恩寺华严藏（建于明正统年间，后文皆简称华严藏）②平武报恩寺是巴蜀地区保存最好的明代寺庙建筑群，根据明正统十一年（1466）的《敕修大报恩寺碑铭》记载，该寺华严藏建于明正统年间，其自建成至今未经历过重建和大修，保存较好。。这两例转轮藏形制与《营造法式》所载转轮藏相似，均由藏座、藏身、天宫楼阁与藏顶构成，是目前所存形制最完备、造型最宏丽的转轮藏，研究价值很高。这两例也一直是转轮藏研究中的热点对象，辜其一[3]、潘谷西[4]、左拉拉[5]、赵慧敏[6]、王书林[7]等学者对飞天藏进行过研究，向远木[8]、张磊[9]、赵献超[2]等学者则对华严藏进行过研究；
现有研究涉及两例转轮藏的实物年代、整体形制及源流、结构特征以及社会文化功能等内容。

本次研究将重点放在之前较少被关注的转轮藏斗栱营造上，通过对两例转轮藏斗栱做法的对比、转轮藏与同期大木作斗栱做法的对比，分析这两例转轮藏的斗栱营造特征、形制源流及其设计匠意，展现巴蜀地区小木作斗栱营造的独特性和价值。

两例转轮藏藏身均为八边形，自下而上由藏座、藏身、上下两层天宫楼阁、藏顶四个部分构成。两藏差异在于华严藏天宫楼阁为八边形，飞天藏天宫楼阁在下层八边形基础上抹角变为十六边形；
华严藏下层天宫楼阁只有一层殿宇，而飞天藏下层天宫楼阁施殿宇两层（图1）。在两藏中，除飞天藏藏座为后期改动①据辜其一先生调查所记，下层藏座毁坏，现藏座为“1931 年请双河林木匠培修无法复原而简略装配”。，原状是否施用斗栱不详外，其余主要部分均施用斗栱，且两藏斗栱均只出外跳，不出里跳，笔者就两藏的斗栱配置情况在下文进行简述（表1）。

图1 飞天藏（左）与华严藏（右）全景照片Fig. 1Panoramas of the Feitian Sutra Cabinet (left) and Huayan Sutra Cabinet (right)

表1 两例转轮藏平身科数量对比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Pingshenke of the two cases

2.1 飞天藏斗栱简述

飞天藏各层各面柱头科即角科，其余皆为平身科，角科做法各层较为统一，除天宫楼阁小殿角科施垂直于角梁方向的抹角栱外，其余各层转角铺作皆仅出与左右两面及角梁三方向平行的栱（昂）若干跳。各层平身科做法如下。

藏身腰檐四面用如意斗栱，每面座斗7个；
另四面用昂、栱间出的斗栱（同一斗栱中斜昂、斜栱间层出跳，相邻两平身科昂栱间出顺序相反），每面平身科5 攒；
两种做法间面施用，皆为十五踩（图2）。

图2 飞天藏腰檐斗栱Fig. 2Bracket-sets supporting the middle eave of the Feitian Sutra Cabinet

上、下层平座每面均施平身科6 攒，皆为九踩。下层平座每面施三种不同类型平身科（图3），上层平座各平身科做法相同，且与下层平座中第2、第5 攒平身科相同（图4）。

图3 飞天藏下层天宫楼阁平座斗栱Fig. 3Bracket-sets supporting the lower-level Heavenly Palace (tiangong-louge) balcony on the Feitian Sutra Cabinet

图4 飞天藏上层天宫楼阁平座斗栱及藏檐斗栱Fig. 4Bracket-sets supporting the upper-level Heavenly Palace balcony and the top roof of the Feitian Sutra Cabinet

藏顶每面补间6 攒，为两种类型间插使用，皆为九踩（图4）。

飞天藏下层天宫楼阁又分上下两层殿宇，两层殿宇的配置方式、斗栱样式完全一致，与藏身平行的八面用凸字形殿，另八面施一字形殿，中间以行廊相连（图5）；
上层天宫楼阁仅一层殿宇，凸字形殿与一字形殿位置较下层天宫楼阁互换，仍以行廊连接。上下两层中一字殿、行廊的斗栱做法保持一致，凸字殿的斗栱做法不同。凸字殿斗栱无平身科，角科皆为七踩（图5，图6）；
一字殿施平身科2 攒，皆为五踩（图7）；
行廊施斗栱2 攒，皆为三踩。

图5 飞 天藏 下 层 凸字 形 殿 斗栱Fig. 5Bracket-sets of the Tuzi Hall on the lower level of the Feitian Sutra Cabinet

图6 飞天藏上层凸字形殿斗栱Fig. 6Bracket-sets of the Tuzi Hall on the upper level of the Feitian Sutra Cabinet

图7 飞天 藏一 字形 殿 斗栱Fig. 7Bracket-sets of the Yizi Hall of the Feitian Sutra Cabinet

飞天藏各斗栱皆不施令栱、耍头，横栱多为单栱素枋，部分施用鸳鸯交手栱。

2.2 华严藏斗栱简述

华严藏同飞天藏，各面柱头科即角科，其余皆为补间斗栱，角科做法各层较为统一，皆仅出与左右两面及角梁三方向平行的栱（昂）若干跳。各层补间做法如下。

藏座为如意斗栱，十一踩，每面施座斗9 个（图8）。

图8 华严藏藏 座斗栱Fig. 8Bracket-sets supporting the base of the Huayan Sutra Cabinet

藏身腰檐每面补间7 攒，十三踩，各补间做法一致（图9）。

图9 华严藏藏身腰檐斗栱Fig. 9Bracket-sets supporting the middle eave of the Huayan Sutra Cabinet

下层天宫楼阁平座为每层出单向昂的如意斗栱，十三踩，每面座斗12 个（图10）。

图10 华 严藏 下 层 天宫 楼 阁 平座 斗 栱Fig. 10Bracket-sets supporting the lower-level Heavenly Palace balcony of the Huayan Sutra Cabinet

上层天宫楼阁平座斗栱为单攒斗栱与如意斗栱组合，十一踩。平座每面皆施单攒斜栱（昂）两组，两组间搭配如意斗栱，共有三种不同做法（图11）。

图11 华 严 藏上 层天 宫 楼阁 平座 斗 栱Fig. 11Bracket-sets supporting the upper-level Heavenly Palace balcony of the Huayan Sutra Cabinet

藏顶为昂栱间出斗栱，与飞天藏腰檐同类，每面施补间14 攒，十五踩，各面做法一致（图12）。

图12 华严藏藏顶斗栱Fig. 12Bracket-sets of the top roof of the Huayan Sutra Cabinet

天宫楼阁分两层，皆为八边形，一层天宫楼阁每面中央置龟头殿，角部置一字殿，中间以行廊连接。二层天宫楼阁龟头殿与一字殿位置互换，仍以行廊连接，上下两侧同类型殿斗栱做法一致（图1，图13）。一字殿施平身科3 攒，龟头殿施平身科2 攒，行廊施斗栱2 攒，皆为七踩。

图13 华严藏下层天宫楼阁各殿斗栱Fig. 13Bracket-sets of the lower-level halls of the Huayan Sutra Cabinet

华严藏各层斗栱皆施用耍头，令栱为单栱和通长横木两种；
斗栱皆为计心造，主要为重栱和单栱素枋两种做法，部分横栱为鸳鸯交手栱。

3.1 相同点

与其它现存转轮藏相比，巴蜀地区的两例在斗栱营造上最突出的共同点就是均大量施用斜栱（昂）。就平身科做法来看，飞天藏除天宫楼阁行廊、华严藏除天宫楼阁各小殿及行廊外，其余各层平身科皆施用斜栱（昂）。

从具体做法上看，两例转轮藏在部分特殊的斜栱（昂）样式上也表现出直接的关联性。其一，两例转轮藏均施用如意斗栱，这种斗栱在同期现存大、小木作中都尚未发现。其二，表现在单攒斗栱中斜栱、斜昂间出的做法上，这类斗栱是现存实例中非常少见的做法，而两例转轮藏中都施用了这种斗栱。从两例转轮藏的做法上来看，华严藏在延续了飞天藏的斗栱类型后又继续对其进行了发展（图14）。

3.2 差异性

通过细节对比，笔者发现两者在斜栱（昂）形制上存在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飞天藏多用斜栱而华严藏多用斜昂，昂嘴细节亦有差异

飞天藏仅在藏身腰檐及藏顶两处施用斜昂，其它部分均仅用斜栱；
华严藏中斜昂的施用比例大幅上升，除部分如意斗栱仅出斜栱外，其余均施用斜昂或昂、栱间出（图14－图16）。另外，两例小木作中斜昂昂头样式也明显不同。飞天藏斗栱中昂嘴长而扁，而平武报恩寺华严藏昂嘴变短、昂头加厚。飞天藏仅在藏顶一处出现了卷鼻昂头，而华严藏藏身腰檐、平座等多处施用卷鼻昂。

（2）较飞天藏而言，华严藏平身科斗栱间距加密，补间数量增加，且斗栱出跳数增加

两例转轮藏底圆及藏身尺寸都非常接近，飞天藏底圆直径7.4 m，华严藏底圆直径7.3 m[2]。从各部位平身科的数量来看，华严藏皆明显多于飞天藏，斗栱整体呈现更为繁密的效果。飞天藏腰檐补间施用5 攒，而华严藏腰檐补间7 攒。飞天藏平座各面补间为6 攒，华严藏因施用如意斗栱而达到8 ～12 攒（表1）。这一情况在栱、昂间出的做法中更为明显。飞天藏腰檐中该类型斗栱两平身科之间还具有明显的间距，而华严藏藏顶中同类做法的斗栱间距已缩减至最低，其繁茂程度让人乍看误以为是如意斗栱（图14）。在如意斗栱的做法上，飞天藏为两跳相交一次，华严藏则为每跳相交，施用斗栱的攒数远大于前者，斗栱交织呈现更繁密的效果（图14）。

图14 飞天藏、华严藏同类型斗栱的做法对比（虚线代表斜栱，实线代表斜昂）Fig. 14Comparison of the same type of bracket-sets on the Feitian Sutra Cabinet and Huayan Sutra Cabinet

（3）两例转轮藏的斜栱（昂）营造重点不同

飞天藏重点探索单攒斗栱中斜栱的不同施用方式，且在同一面中斗栱配置差异化特征突出。飞天藏中除腰檐采用如意斗栱外，其余皆为单攒补间中施用斜栱（昂）的做法，根据斗栱出跳数的多少，改变斜栱施用的位置和出跳的数量。在整体配置上，飞天藏在腰檐（三种）、下层平座（三种）、藏顶（两种）中皆采用了多种不同的斜栱，同一面中变化颇多（图15）。

图15 飞天藏、华严藏中单攒斜栱的类型简图（虚线代表斜栱，实线代表斜昂）Fig. 15Schemat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ingle xiegong (diagonal bracket arm)on the Huayan Sutra Cabinet and Feitian Sutra Cabinet

华严藏则重点放在如意斗栱和组合斗栱的探索上，且除上层天宫楼阁平座各面做法有所不同外，其它各层各面斗栱做法均保持统一。华严藏施用斜栱（昂）的单攒斗栱仅有两种类型，其余皆为如意斗栱或繁密似如意斗栱，除了沿用飞天藏中已出现的不出正心仅出斜栱的如意斗栱外，华严藏还发展了每层仅出单向昂及如意斗栱与单攒斜栱组合的新做法（图16）。

图16 华严藏如意斗栱及组合斗栱简图（虚线代表斜栱，实线代表斜昂）Fig. 16Schemat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uyi bracket-sets connected by diagonal bracket arms to form a dense network and the bracket-set combinations of the Huayan Sutra Cabinet

综合来看，从飞天藏到华严藏，出现了从普遍用斜栱到多用斜昂、补间逐渐加密、从探索单攒斜栱样式到探索如意斗栱和组合斗栱、从各面补间配置差异化到逐步趋于统一的变化趋势。

3.3 形制源流

3.3.1 两例转轮藏斗栱营造的相似性，既源于临近区域的技术传播也与同期地方大木斗栱营造风尚密切相关

其实，这两例转轮藏均大量施用斜栱（昂），具体做法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绝非偶然。从区位上看，两例小木作所在的江油和平武均位于四川西北部，两者相距仅约100 km，江油又是由四川腹地进入平武的重要入口，因此两例小木作中存在直接技术传播的可能性非常大。与此同时，江油云岩寺飞天藏在整个四川地区都颇负盛名。据南宋绍熙三年（1192）的《龙藏寺碑记》谈及新繁龙藏寺兴建转轮藏时说：“绍熙三年又建转轮藏，与遂宁广利寺、江油豆圌山、简州天宁寺及洪雅月珠寺诸转轮，著称一时。”[10]可见在南宋时期，飞天藏已经非常出名，它很可能成为各地转轮藏营造争相模仿的对象。

将考察视野拓展，我们发现两例小木作之所以大量施用斜栱（昂），其实也是这一时期巴蜀地区木构斗栱营造的普遍风尚，除了上述两例转轮藏外，重庆合川净果寺转轮藏（已毁）也大量施用斜栱[11]（图17）；
同时，斜栱（昂）也广泛存在于同期的大木作之中。据笔者往期研究[12-13]，两例小木作所在的川北地区从元代起就一直是斜栱（昂）的主要流行地，现存的元代大木作中有一半案例都施用了斜栱，典型代表有芦山青龙寺、眉山报恩寺、阆中五龙庙文昌阁、盐亭花林寺等。到明代，巴蜀地区斜栱（昂）的施用出现了明显的地区差异，因受官方主导思想的影响，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建筑中施用斜栱（昂）的案例大幅下降；
但在川北地区，斜栱（昂）营造依然活跃，笔者调查的20 处川北地区保宁府、顺庆府案例中有14 例仍施用斜栱（昂），占调查总数的70%。同时，平武报恩寺各主殿皆施用斜栱（昂）的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人对斜栱（昂）的高度认同。平武报恩寺不同于一般寺庙，为皇家敕建寺庙，并有专门来自京城的官员进行督造，其大木斗栱营造在平身科数量、斗口尺寸及其与攒距的关系上都显现了迥异于当地民间建筑的营造特征[14-15]，而与京畿地区官式建筑基本保持一致。但其在主要殿堂的斗栱营造中却大量施用斜栱（昂），这在同期的其他官式建筑中是非常少见的，由此可见，斜栱在当地绝不仅是短期的流行，其营造文化在当地得到了高度认同。因此，这一地区不仅民间建筑广泛施用斜栱（昂），皇家敕建建筑中依然施用，不仅大木用，小木营造也延续并将之发展。

图17 合川净果寺转轮藏Fig. 17The rotating sutra cabinet of Jingguo Temple in Hechuan, Chongqing

3.3.2 两例转轮藏斗栱营造的变化显现了与元明巴蜀大木斗栱营造同样的变化趋势

据笔者以往研究显示，受到官方“弃元扬宋”主流观念和大木承力关系进一步清晰、简明的影响，明代巴蜀木构建筑营造逐步抛弃了元代斗栱的部分做法，向统一化、秩序化和简明化转变。明早期元代做法还多有出现，到中期斗栱做法发生变化，外檐各面斗栱做法渐趋一致，斗栱尺寸减小、补间数量进一步增加，施用假昂、耍头、令栱、重栱造的做法明显增加，中后期斗栱的用材尺寸进一步减少、装饰性功能进一步增强。两例小木作中出现的做法变化恰与大木作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

（1）平身科斗栱间距加密，补间数量增加

小木作中斗栱补间数量本身就比大木作的多，但从两例转轮藏的比较来看，斗栱营造中明显出现补间进一步加密的趋势。明代大木平身科尺寸的减小主要源于大木结构承力关系的进一步简明而导致补间斗栱结构作用的弱化[15]，而补间斗栱数量的增多则是为了满足装饰功能的要求，这一时期建筑等级的高低在斗栱上的标识已非用材大小（民间很多建筑用材都远大于官式建筑），而代之为补间斗栱数量的多少。巴蜀地区元代大木作正面明间补间斗栱多为1 ～3 攒。到明初，补间4 攒的做法开始出现，特别是官方敕建建筑表现得更为突出，平武报恩寺大雄宝殿下檐4 攒，万佛阁下檐则通过采用栱昂间出的做法使明间补间达到6 攒。上文已分析，转轮藏显现了上述变化趋势，明代的华严藏补间数量较飞天藏亦大幅增加，随着斗栱进一步加密，华严藏已不再探讨单攒斗栱中的变化转而将如意斗栱变为其营造的重点。

（2）斜栱做法由柱头科、平身科异化配置向做法统一转变

巴蜀现存元代大木中斜栱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同一面中斗栱配置的差异化；
在大木中具体表现为，同一面中或仅补间施用斜栱、柱头不用斜栱，如眉山报恩寺、芦山青龙寺大殿，或柱头、补间都用斜栱，但斜栱类型不同，如五龙庙文昌阁、盐亭华林寺等（图18）[13]。这种差异化的配置可能是早期斜栱施用特征的残留，抑或具有丰富外檐的目的。现有研究多认为，斜栱最早出现在转角铺作，后来在补间中大量施用，一方面在补间数量少的情况下增加挑檐枋下的受力支撑点，一方面起到美观和突出重点的作用；
因此，早期斜栱常常不是所有斗栱都用，而仅在部分斗栱中施用。巴蜀地区元代的斜栱配置上显然还延续了这一早期特征。到明代，在官方营造风尚的倡导下，大木营造明显朝着严谨和统一化的方向发展，外檐斜栱（昂）做法趋于一致，现存施用斜栱（昂）的33 例中有29 例同一面斜栱（昂）做法都一致，整齐划一，其面貌与元代的大为不同。从上文比较可见，两例转轮藏在斜栱（昂）的类型配置上也保持了与大木同样的特征。飞天藏中各层同一面多施用多种斗栱；
华严藏在同一层中斗栱做法则更统一。

（3）从以斜栱为主流向以斜昂为主流转变

两例小木作在斗栱营造上呈现了从斜栱向斜昂过渡的情况。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巴蜀地区宋至明代的大木作中也有类似情况。现存巴蜀地区南宋及元代的大木遗存中目前仅见施用斜栱、未见施用斜昂的案例；
再考察同期仿木构遗存发现，也以施用斜栱的案例为主流，斜昂仅见于广安华蓥安丙墓[16]。由此笔者推测，巴蜀地区宋元时期，斜昂有可能在大木中已经出现，但并不是当时的营造主流；
而到明正统年以后，巴蜀地区大木构中施用斜昂才渐渐成为主流[13]。

再从巴蜀地区斗栱营造中真、假昂施用的变化过程考察，斜昂在明代的流行其实与巴蜀地区元明时期真昂退出、假昂流行的营造转变密不可分。与北方很多地区（如山西、陕西等地）金、元时期真昂使用大幅减少、假昂已普遍流行不同，巴蜀地区元代还处于真、假昂使用的转换期，且真昂的流行度还很高。现存用昂的案例中不仅有真、假昂结合施用者，也有各跳皆为真昂者；
真昂不仅出现在平身科，还广泛出现在柱头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早期。但随着明代大木构架承力关系的进一步简化，檐部荷载主要由柱头科上外挑大梁直接承托，因此平身科外跳承檐的功能有所减弱，随之其里转构造也趋于简化，后尾平置不出斜向构件承金檩的做法越来越多，真昂随之退出主流营造舞台。到明代，斗栱功能的装饰作用更为突出，假昂因其构造的便易与造型上的独特优势被延续并大力发展，到正统年间假昂在巴蜀地区大木斗栱营造中已全面流行。

综上可知，假昂尽管在宋、元就已使用，但在那时的巴蜀地区并未达到全面流行阶段，同时由于斗栱营造中仍多施用真昂，真昂斜置会遇到极大的构造难度，因此在这一时期现存大木中还未见斜昂做法，在实际情况中可能有但少见；
同样地，同期飞天藏中斜昂的施用比例也是非常低的。到明代，随着真昂隐退、假昂全面流行，斜昂的施用越来越频繁，其构造原理原本就与斜栱没有本质区别，仅构件端头的形态差异而已，因此斜栱做法的成熟早已为斜昂的出现做好了技术准备，待假昂一流行，斜昂随之流行了起来；
到华严藏，斜昂已成为了主流做法。

（4）其他

除了斜昂施用比例显著增加外，两例小木作中斜昂昂头样式也与同期大木基本保持一致。飞天藏斗栱中昂嘴长而扁，与其南宋藏殿昂形相差甚远，但与巴蜀元代建筑遗存中的真昂样式较接近，这种扁昂嘴在明代早期建筑中还偶有出现。而华严藏昂嘴变短、昂头加厚，同时大量施用卷鼻昂，与平武报恩寺大木中的昂嘴样式一致，是巴蜀地区明代早中期昂头的典型样式；
到中后期，巴蜀地区昂头装饰性越来越强，象鼻昂卷曲越来越饱满，且栱头、昂头常处理为龙头、凤头等，装饰性大大增强。

令栱、耍头的变化在大木上也有所体现。巴蜀南宋飞天藏殿和仿木砖塔中还常见施用令栱、耍头者，但现存的元代案例中斗栱最上一跳与挑檐的交接关系都异常简单，不施令栱、耍头而直接承挑檐枋。到明代，施用令栱、耍头的做法再次恢复，且案例数量大幅度增加。飞天藏各斗栱均不施令栱、耍头，华严藏则普遍施用令栱、耍头。

由上文分析可见，两例小木斗栱营造的形制特征及变化趋势与大木营造是基本一致的；
但与大木相比，小木在斗栱营造上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4.1 转轮藏与同期大木斗栱营造差异

（1）转轮藏斗栱在出跳数和补间数上均远大于大木作

从出跳数量上看：明代大木殿堂中出跳数最多的要数平武报恩寺大雄宝殿和万佛阁，均为九踩，但其小木作藏身腰檐采用了十三踩，而藏顶甚至采用了十五踩斗栱；
平武报恩寺万佛阁平座斗栱为七踩，但华严藏中平座斗栱为十一踩和十三踩。飞天藏藏殿采用三踩斗栱，现存其它元代大木出跳多者也仅为七踩，但飞天藏平座皆采用九踩，腰檐则达到十五踩。从补间斗栱数量来看，飞天藏同期大木补间多为1 ～2 攒，最多达3 攒，而飞天藏补间多为5 ～6 攒；
华严藏同期大木补间数量最多者6 攒，而华严藏补间最少为7 攒，多者达14 攒（表1）。

（2）转轮藏中斜栱（昂）样式远比同期大木丰富，且多种斜栱（昂）做法在转轮藏中出现的时间远早于大木

两例小木作中斜栱（昂）做法近20 种，几乎涵盖了巴蜀地区现存大木中出现的所有斜栱（昂）类型。与同期大木相比，其样式更丰富，多种斜栱做法在转轮藏中出现的时间远早于大木。

先看栱、昂间出的斗栱做法。这种斗栱在大木中也有出现，已发现案例中年代最早者为平武报恩寺万佛阁（明正统年间），另有明中晚期的阆中张飞庙敌万楼、阆中观音寺天王殿也采用了该类斗栱，但这种做法在飞天藏殿中就已出现，即便现存飞天藏很可能为元代重修时的产物，出现该做法的时间也远早于大木（图19）。

再考察如意斗栱。巴蜀地区大木中如意斗栱的做法在明代才开始出现。笔者目前发现的、修建年代较为可靠的如意斗栱案例为明成化年间的屏山万寿寺观音殿，更多的如意斗栱案例则出现在明代中晚期。同上可知，如意斗栱在飞天藏中就出现了，至晚是元代；
而正统年间修建的华严藏中，如意斗栱已广泛施用，样式繁多，基本涵盖了后期大木中出现的如意斗栱的主要类型（图19）。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严藏中下层平座仅出单向昂的做法，这种斗栱极特殊，无现存大木实例，但笔者在近期重读营造学社刘敦桢先生的《川康古建筑调查日记》时发现，这种斗栱确在大木中使用过。营造学社20 世纪40 年代曾在重庆旧城西南角的五福宫殿堂上发现过该做法：“……门内堂殿二重，所施斗栱异常特别。即在丛密之坐斗上，置昂四重。第一重固定于正心枋上，昂嘴向右，在平面上与正心枋成45 度角。第二重昂嘴向左，如是反覆掉换，至第四重为止。”[17]尽管没有照片存留，但从文字描述可见该斗栱做法与华严藏斗栱做法基本一致，而据记载五福宫建于清乾隆年间。

图19 大、小木作中出现的同类斗栱Fig. 19Same types of bracket-sets in the minor carpentry(xiaomuzuo) and major carpentry (damuzuo)

尽管转轮藏在斗栱样式探索上的超前性只是笔者根据现有少量遗存观察得出的，样本数量有限，但笔者仍认为这种超前性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下文将重点分析。

4.2 转轮藏中斗栱样式超前创新的探析

（1）与同期大木斗栱兼顾结构与装饰双重功能不同，两例转轮藏中的斗栱营造专注解决斗栱外跳的装饰作用

大木中，斗栱身兼结构与装饰双重功能，在考虑造型的同时还需要考虑斗栱承托外檐的作用，建造时需要保持斗栱内外受力的平衡，而转轮藏斗栱营造的目标非常明确，主要是发展装饰功能。

转轮藏整体可分为内芯支撑结构与外围形象层。尽管看起来富丽堂皇，但外围形象层其实非常薄，天宫楼阁平座外挑部分不超过0.5 m，其荷载主要由转轮藏内中柱、挑梁及边柱承担。对于外观各层斗栱而言，与大木屋面荷载负重大不同，转轮藏各屋面皆无泥背也不覆瓦，仅为一层薄木板，仰视所见之瓦当和滴水均为木质，且仅做檐口部分（图20），因此转轮藏斗栱的结构压力非常小，斗栱均仅出外跳不出里跳，所有的设计重点都集中于外跳所见样式的探索和类型搭配上。同时，较小的结构负担也确实为其在造型探索上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上文提到的斜昂就是很好的例子，宋元时期因真昂还普遍施用，在斗栱受力内外平衡中起关键性作用，所以大木中斜昂的案例尚未见到；
而对于小木作，其里转不出跳，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做真昂，可以全用假昂，假昂在斜昂的制作上就与斜栱无大异，仅头部差异而已。因此，在巴蜀大木中尚未普遍流行假昂时，小木作的实践已提前开始了。

图20 转 轮藏 屋 面Fig. 20Roof of the Heavenly Palace of the Feitian Sutra Cabinet

（2）转轮藏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承载的邀福求利功能对其藏身形象塑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斗栱在其中承担了较大木中更重要的作用

大量的现有研究表明[2,8,18-21]，转轮藏是佛教弘扬教义的重要载体，早期主要用于藏经及修行，后期作为信徒邀福求利的物质载体。多位学者研究表明，宋元时期，转轮藏的“转动”甚至成为很多寺院谋求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盛期转轮藏承载的精神寄托作用以及为寺院谋求经济利益的功能已远超其原有的藏书功能（四川地区两例转轮藏均未发现藏书空间）。作为对佛教义理的可视化阐释及信徒精神寄托的缩影，其造型就要与精神象征作用相匹配，为了能够吸引更多信徒前来，对转轮藏的建造无不极尽巧思。由于佛寺竞以经藏富丽相夸耀，使得唐宋以来寺院小木装饰的精美华丽，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现在经藏上。这从巴蜀现存的两例转轮藏及重庆合川净果寺转轮藏中均可见一斑（图1，图17）。

不同于大木佛殿除以外观吸引人外还可使信众进入室内，感受其由空间、佛像、壁画、藻井、佛教法器等一同塑造的宗教氛围，转轮藏的本体塑造主要来自外观，除了加大藏的体量和层次外，重点就是对“表皮”可见部分的精细塑造。因受室内观看距离的局限，转轮藏的主要观看视角为仰视，其屋面上因不可见而做法被大大简化，装饰的重点完全移至檐下，作为直接承托屋檐且极具表现力的要素，斗栱无疑成为装饰的重中之重。在四川两例小木作中，工匠均将斗栱作为设计重点，竭力施以巧思和创新，将斗栱的装饰作用发挥到极致。

首先，工匠通过增加小木斗栱出跳数和补间数量的方式弥补了转轮藏斗栱尺寸的不足。小木作的斗栱用材远小于大木作（藏殿斗栱用材为130 mm×280 mm ～130 mm×300 mm，而飞天藏斗栱用材则仅为20 mm×45 mm），如果转轮藏照搬大木斗栱做法，斗栱就会显得微小而稀疏（同期大木中斗栱的出跳数常不多，补间数量也很少），难以引人注目。为了能使其充分发挥出应有作用，就必须施用具有足够体量感的斗栱。因此，在营造中小木斗栱的出跳数都远远多于大木，同时增加补间斗栱数量后，加强了斗栱层的存在感和震撼力。到华严藏，补间斗栱已大量交织在一起形成网状，斗栱的整体效果和气势进一步增强。尽管普遍增加了出跳数和补间斗栱数量，但斗栱营造的繁简也是经工匠精心考虑的，可见面积大、易于发挥视觉效果的部分，斗栱出跳数就越多，做法也越复杂，因为这样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转轮藏中作为整个藏体重要节点的藏身腰檐、藏顶常是工匠关注最多的位置。飞天藏中离观看者最近的藏身腰檐就采用出跳数最多的十五踩斗栱，且样式最复杂的斗栱都使用在腰檐上。华严藏除对腰檐重点处理外，还对藏顶斗栱施用了出跳数最多的十五踩斗栱，笔者猜测是为了以此进行视觉矫正，加强藏顶的可视度和结束感。值得注意的是，工匠对转轮藏平座下斗栱的处理较大木更为重视，平武报恩寺万佛阁平座下斗栱是各层斗栱中出跳数最少、样式最为普通的，而在转轮藏中，工匠对平座斗栱的处理不亚于腰檐和藏顶的斗栱。笔者认为这还是由转轮藏特殊的观看视角决定的，因为平座下施用斗栱也具有整体气势并易于被观看，对其重点处理能收到较好效果。同时通过对两层平座的处理，进一步增强了轮藏的段落感、增加了视觉的丰富度。而与上述部位形成反差的是转轮藏天宫楼阁各小殿，因体量小且远离观看者，斗栱做法则相对简单。

（3）转轮藏斗栱营造的特殊性与斜栱策略的结合使超前创新得以完满实现

在四川地区的两例转轮藏中，除了增加体量感，工匠还通过斜栱（昂）做法的多样化配置，使转轮藏产生丰富、炫目的效果，体量感与斜栱策略的结合超前实现了这次形式创新。上文已分析转轮藏大量施用斜栱（昂）是这一地区元明时期木构斗栱营造的一种风尚；
其实，斜栱（昂）在形态塑造上确实有超越一般斗栱的优越性。其一，斜栱因向四周发散而产生如花朵盛开般的效果，造型格外绚丽。其二，“栱斜置”在造型塑造上是一种极为高效的设计策略[22]，仅通过斜向放置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产生极为丰富的变体，这一策略的优势在转轮藏的斗栱营造中的确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转轮藏斗栱出跳层数多，出跳层数越多，斜栱可选择出跳位置、出跳数量的可能性也就越多，因此能产生的变体种类就越多。同时，为了增强整体装饰效果而加密补间的做法可能无意间促成了如意斗栱的出现，而笔者认为如意斗栱也是中国古代斗栱营造发展的最后一个高潮。在四川两例转轮藏中，工匠充分利用斜栱营造的这一优势持续创新，各层斜栱（昂）中少有重复做法，即使是同一做法也在持续创新中。丰富的斗栱样式使观看者初看目不暇接，为之震撼；
静下心来亦能慢慢欣赏，体味卓绝的匠心、匠意与匠技。

尽管小木营造常以大木作为范本，但在巴蜀两例转轮藏的斗栱营造中，其在样式上的探索是远远走在大木前面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转轮藏的特殊文化含义和功能使寺庙对其形态塑造提出了极高要求；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转轮藏中，斗栱营造从一开始主要关注点就是外观样式所能带来的美感和震撼效果。因此它不必顾及结构的负累，工匠可以完完全全地发挥想象力，进行纯粹的样式创新。同时，转轮藏一开始就面临了斗栱尺寸缩小后如何能发挥装饰功能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大木斗栱发展后期才凸显出来，因此巴蜀地区的转轮藏早于大木给出了解决办法。目前我们还不能说所有大木作中出现的晚于小木作的做法一定直接来源于小木作，但从巴蜀地区斜栱、斜昂间出的做法来看，同区内小木作的实践成果很可能为后期大木斗栱营造提供了启发或模仿的样本。

前文分析了两例转轮藏斗栱形制的异同，比较了转轮藏斗栱与同期大木斗栱营造匠意上的差异，从中看到其形制特征及发展演变与大木营造的紧密关联性；
与此同时，也可看到，这两例转轮藏的斗栱营造并不完全依赖于模仿大木，其斗栱营造的技术传播并不仅仅是一个从大木到小木的单向传输过程。巴蜀地区的两例转轮藏斗栱在特殊功能需求下，成为了斜栱（昂）营造的实验场，创造出的斜栱（昂）样式远超同期的大木构，部分做法还很可能直接为大木营造提供了先期试验和样本。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在大小木构的技术关联上，还需跳出川北甚至巴蜀地区去广泛考察。以平武报恩寺中如意斗栱与单攒斜栱组合的做法来看，这种做法没有在川北地区现存的大木营造中出现，但这种做法在川南地区明代大木中有实物遗存（屏山万寿观、宜宾真武山木构牌坊）。屏山是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地，屏山、宜宾两地都出现同一种较少见的斗栱做法是碰巧还是依托民族迁徙走廊而形成的技术传播？再看飞天藏中的斜昂样式，尽管其与现存巴蜀地区所见元代昂形总体趋势一致，但其昂头的具体形态则与甘肃天水市秦安县兴国寺般若殿的更为相似，是否源于技术传播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笔者从以往的研究发现，斜栱其实是木构技术传播研究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不仅适用于巴蜀地区，也适用于更广泛的地域中，对其研究还大有可为。

图片来源

图1：飞天藏玉潘亮摄影，华严藏张成智摄影

图2：饶敏琪摄影

图3、图5、图7、图20：黄沁雅摄影

图4：谭洁摄影

图6：李科林摄影

图8、图9、图10、图11、图12、图13：张成智摄影

图14、图15、图16：饶敏琪绘制

图17：龚廷万《合川净果寺南宋转轮经藏》（《四川文物》2017 年第2 期，第84 页，图3、图4）

图18：陈科摄影

图19：冷婕根据冷婕、陈科《巴蜀地区宋、元、明时期斜栱发展演变研究》〔褚冬竹主编的《“壹江肆城”建筑院校青年学者论坛文集（2015—2018）》2019 年版，第44 页，图8〕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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