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心与多元诗性叙述——论罗伟章《谁在敲门》

余红艳

阅读罗伟章长篇小说《谁在敲门》，首先惊异于其家族小说/世情小说的写作特色①，世相描摹耐心细致，细节丰富有趣，议论独到。《谁在敲门》语调缓慢平静、散淡自然，与作家本人的成长记忆、写作习惯保持了相当距离，没了以前写作给人的浓密厚重、苦大仇深感。大量方言俗语的使用令人倍感鲜活亲切。再惊异于其平稳叙述中夹杂着的奇人异事，平顺情节中暗埋悬念、伏笔和杀气。再惊异于其思想的前沿、主题的多元。读完后，我良久唏嘘，一则为故事中人的情感和遭遇荡气回肠，二则感叹作者笔下功夫。罗伟章对中国汉语长篇小说优良传统进行了整合，书中呈现出古典家族小说/世情小说笔法、传奇体叙事特征，现实主义精神，现代/后现代个体诗性叙述。

《谁在敲门》对当代长篇小说、乡土文学做出了贡献，维护了二者的尊严。概述起来，小说无非借“我”一次返乡离乡过程、共三四年的时间对家族生活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沉浸式体验，客观反映了21 世纪初期四川东北大巴山清溪河流域乡土社会的面貌与人心。用罗伟章的话来说是：“如果非要概括，《谁在敲门》写的是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下的人和时代下的情绪。”②但此部小说若没有第一人称“我”的加入，没有“我”的后现代哲学眼光、诗性情感、独特生命意识、悲悯情怀和悲剧精神的加入，则必然逃不出1990 年代以来中国乡土小说通常采用的琐碎写实、田园挽歌、温和批判、宗教救赎、民族情绪和纯粹技术类写作形态，落入乡土小说写作窠臼。“我”的加入是这部小说获得超越性审美品位的关键。

一

罗伟章说，《谁在敲门》对家族小说这种叙事类型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拓新。③“家族小说即以婚姻、家庭、家族为描述轴心、扩及点染世态人情，或者进一步将关怀的层面延伸至家国兴亡的小说，简单地说即以家族为焦点透视世情的小说。”④《谁在敲门》书写了21 世纪初四川东北部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族许氏家族的生活故事，其中有生老病死、人生苦难、情感纠葛。通过描述家族故事，小说反映了中国农业文明转型期内乡土社会各类生活文化变迁及社会运行规则，为乡土中国留下一段宝贵的书写。

小说呈现了许氏家族四代人在不同文明影响下的生活命运、价值观。第一代人“我”父亲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少年失亲、中年丧妻，辛劳抚育六个子女（幺女被送走），晚年还要为幺儿看家、挣彩电。第二代人“我”和兄弟姐妹七人，是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过渡代。“我”大学毕业定居省城，受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思潮影响，是这个家族的异类、理想主义者。大姐依靠当村支书的大姐夫定居镇上，有钱有权，骨子里却是乡土社会农业文明代言人，坚守传统道德，最后也死于传统道德。其余五个兄弟姐妹都在乡务农或外出打苦工，他们眼光短浅、心胸狭隘，始终在为自身生存或儿女操劳。第三代十三人，有两个是大学毕业生，有二三人还在上学。这代人受工业文明影响更多，谋生方式增多，都没在乡务农，一大半人没有从事苦力劳动。这代人物质化倾向严重，伦理道德感减弱，沦为城市空心人的增多。四喜整天招摇撞骗混天度日，李志和秋月则只服从身体的欲望。这代人的婚恋观前两代相比发生了变化，婚恋更自由，离婚率提高。家族第四代八个小孩中有一大半是留守儿童，燕子的儿子、四喜的儿女都是单亲家庭子女。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加深，农村家族家庭组织形式、权力结构和伦常原则发生变化，许氏第三代到第四代，家族形式已无存。大家庭先自然分家成数个小家庭，再在城市化进程中四散，感情产生隔膜。随着家族长老去世，家族宣告解散。农业文明下稳固的家庭结构也遭到破坏。父母外出增多，孩童大部分留守，单亲家庭子女越来越多。居于权力核心的家长让位于晚辈，“一代挤着一代。一代人是另一代人的收割机”⑤。

小说对农耕文明在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信息文明挤压下面临崩溃需转型的局面进行了书写。书中写农民大量进城入镇，农村凋敝，年轻人不愿回村，越来越多离乡者失去故乡和乡愁，“我”和大姐都是其中一员。小说显示，乡民物质生活改善了，办酒席不喝泉水喝瓶装矿泉水了，不吃肥肉了，房子大多买到镇上。但镇上生活主要靠外地“输血”，一旦外出者寄钱少了，镇子便萎蔫。镇上生活单调，大姐成天擦地板摆闲天，小兰打麻将跳广场舞，李志钓鱼打台球下馆子，他的妻子只负责带女儿。丽丽的公婆移居县城，但生活过得“比村子里的农民更局促，更没有声音”⑥。新的城乡差距显现：“我”的子侄辈中，四喜和子国有胆识有机会获得美丽的女友，但没有足够的诚心和能力去守住美好。

小说中，乡土社会传统信仰如鬼神信仰、阴阳风水信仰虽然都还在，但人们对巫师巫术已不太信任，因果报应论在“我”二哥那里被宣布无效：二哥的师傅诅咒二哥，二哥的生活却越过越好。代表鬼神信仰、祖灵信仰与传统礼制规范的丧礼失去了崇高感与敬畏感，礼制虽仍在，却已沦为礼仪展演和折磨孝子的工具，人们在丧礼上玩闹。传统道德也在，人们仍然对孝子孝道钦佩有加，但许多传统伦理道德已失效。小媳妇们可以过不舒服就改嫁，二哥和晚辈朱占惠偷情，秋月和表姐夫私奔，杨津公然和情人出双入对。

面对文明变迁的不同态度和声音，小说进行了复调展示。“我”大哥是乡土守护者，出于情感保卫老宅，其行为透出无助和执拗。“我”大姐是传统道德坚守者，其女德观已不能与现代女权观相容。“我”的文人朋友独辫子拼命钻研文化遗产的行为，或许只是实现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县级地方官弘扬传统文化遗产，更多是为招徕名利。重建传统道德的红灯笼行动是为全域旅游服务，以儒家八德为核心，以挂红灯笼、与经济挂钩为手段，不仅不符合现代人伦，且会刺激人们的金钱欲望，强化投机心理，导致更多失德乱象发生：“我”大姐夫的被害就与此有丝丝缕缕的联系。而由各级政府牵头执行的扶贫行动，则与乡村振兴初衷有抵牾。如干部小崔在劝贫困户搬迁时说，乡土文化传统尾大不掉，必须融入世界和整体，才不会被抛弃；
乡土社会必然走向城镇社会，都市文明必然否定农业文明，必须“打破封闭的乡土关切，用世界主义取代家乡或者故乡，用资本的务实精神，取代对传统的敬意”⑦。既如此说，又如何留住人、振兴乡村呢？“我”如一个局外人，对这一切都予以关注和思考，却不加以判断。“我”还着意收集即将消失的风俗习惯、风物传说，对丧事葬礼全套流程与制度如抹汗、看期、搭灵堂、念经、守灵、参灵、放哀乐、唱祭文、造灵塔、绕棺、请水、闹丧、饯神、号客、坐夜、盖棺、发丧等，以及丧事中的场景布置、人们的角色分工、阴阳先生的咒语偈文经文都进行了记录。

“我”对文明转型期的乡土社会组织制度、运行规则亦进行了关注。乡土社会本为熟人社会，其组织制度主要依靠现代政治运行体制：中央管地方，县管镇，镇管村，上令下行。乡人因此将政权等级和空间相连。“我”因身在省城而被视为省级干部，其实“我”毫无政治权力。小说表明在乡土社会拥有政治权力的好处，即拥有特权。谭瑞松的弟弟，一个穷山村村支书，通过送礼与县领导建立关系后，比“我”的大姐夫更有钱、职位更稳固。一个市局级干部可以想法子硬化通往老家的泥巴路，“我”这个大诗人却不能。村民广里想要不被欺负，就要拜比自己年轻的村支书为干爹。小说展示了县镇村级政府官员为适应政治运行体制的投机行为。县委书记喜欢标榜传统文化概念，立志建山上县城，拦江造湖，县长为之鼓吹。镇政府在大门前修99 级台阶，搬迁贫困户，用绿漆刷河滩，给上访户发工资。村干部帮镇政府瞒报河难死亡人数并将死者绑在水底，为配合全县道德重建行动炮制不合八德户数。老百姓畏权，当面尊敬干部，背后谩骂。“我”大姐夫一向以为自己受村民拥戴，他被抓时村民竟放鞭炮庆贺。老百姓在有了些微权力后便开始刁难干部，小说称之为“还债”。小说对种种现象予以了活灵活现的记述。

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始终保持了一种文化人类学的他者眼光，对乡土社会文明文化变迁、社会运行规则、人情人性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体还原。其手法颇类似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人类学经典民族志以科学性为标榜，以较长时间深入观察和使用当地语言为前提，整体如实地记录当地文化：“致力于为全球民族志档案添加比较的材料或待解决的问题”⑧，留存制度和风俗标本。《谁在敲门》为当代中国文明混杂期乡土社会文化生活留下一段可贵截面，可为时代历史参考书。

二

如果仅凭小说对时代社会的关注，就认为《谁在敲门》属宏大叙事，是在写乡土文化变迁史，则失之片面。小说叙述者将社会生活隐为了背景，而将他对人心人情人性、人的悲剧命运的感知凸显出来，于其中包含人性的批判。

罗伟章喜欢深掘人心，张光芒说其在挖掘和表达人心方面居于当代文坛前沿和先锋位置，王春林认为《谁在敲门》“千方百计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以曲尽人情世故之幽微曲折”⑨，黄德清、李云雷认为《谁在敲门》借鉴《红楼梦》传统，有人情小说、世情小说风格。《谁在敲门》设置了繁多的人物关系，展示出丰富典型的人物性格、精微幽深复杂的人心。小说对人心人情人性的体会达到深刻甚至尖刻的地步，几与张爱玲媲美，靡细到了过度阐释的地步——但过度处又满含真实。

小说首先采用去中心化、网状叙事结构，以“我”的见闻联想为轴，串珠式地一个接一个串联起人物的生活故事、人生命运。出场人物达两百多，其中大概170 个人物都有姓名有故事。每个人物自成主体，身边又牵连出更多人物，形成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其中包含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翁婿关系、亲子关系、族亲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情人关系、合作关系、上下级关系、官民关系、同学关系、医患关系等。在处理各类人际关系时，人物性格得到展现。如“我”大姐夫一人就串联起家族中人、何老三、钱文、杨津、黄二妹、广里、张大超、灰狗儿、李前涛、副镇长、医院院长、天然气公司经理等诸多人物。在面对各类人物时他有不同态度。妻子将其当作衣胞内的孩子，他则对妻子诸多隐瞒。他为女儿丽丽找工作花费重金，为女儿买房结婚。他痛恨不成器的儿子，行动上却心软，为儿子一家三口提供生活费用并买房。当别人拿何老三的儿子和自家儿子比时，大姐夫就深觉宽慰，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感恩岳丈当年不嫌弃他嫁女给他，尊重大舅子，看不起二舅子和幺舅子，倚赖三舅子，给舅子们拿烟时他分等级。他对族内亲人、干儿干女尽力照顾，对领导、村民尽职尽责。他与何老三、杨津、李前涛等人合作坦诚无私，与老同学交往谨守礼数把握分寸，与天然气公司经理交手则锋芒毕露尽显才干。对昔日死党张大超，他表面热情内心厌恶：因为张大超坐过牢。对烂人灰狗儿，他则巧为利用，在施舍对方时总会羞辱对方。昔日朋友韩副镇长转为正镇长后他对其有了防备：地位变了，朋友成了敌人。对早年利用他又拒绝他的表叔，大姐夫曾偷钱以报复。对借贷不还的钱文，他动用黑恶势力将其腿弄瘸，导致自己再次入狱。人物的悲剧命运便在这些人际关系中埋下伏笔。

许氏家族四代人，性格各个不同：“我”父亲懦弱，大哥坚忍，二哥孤傲，大姐口恶心善，二姐敏感小气，小弟懒丑无能，幺妹要强宠女。“我”的子侄辈中四喜浪荡、燕子仁义、小兰倔强、李志纨绔、丽丽大方、秋月无知。“我”的侄孙辈中聪儿早慧、方圆精灵，天天和沪川已经显出单亲家庭儿童敏感的性格。家族配偶性格也鲜明：“我”大姐夫能干强势，二嫂面热心冷，幺弟媳口快舌拙。家族外人性格也传神：侯大娘深感寂寞，喜欢找人吵架。幺弟“情人”寂寞且有保护欲，王晴光死要面子活受罪。

小说通过四个场景展现人心的碰撞和交汇，于其中表现人物性格、人心幽微。开篇写“我”父亲到大女儿家，表现出对幺儿子的依赖、与大女儿的客气、与三儿子“我”的无话可说。幺儿子走后，他转而依赖“我”，“我”为此不习惯且感到怒气冲冲。但当他真的走了，“我”又失落。父亲的寿宴上，大姐被二哥一怼，方寸大乱，一再说错话。二嫂一听别人家说好消息就呵斥二哥撒气。二姐给父亲打电话，一听父亲说她偏心就挂电话：她不喜人说她。幺弟喜欢夸大他在万源大面山那段吃苦的经历，更喜欢说他在传销组织里的经历，因为那段时间他受人尊重。再是父亲病中，住院部轮番上演的亲人、朋友、同学、病患关系。重头戏是“我”见到父亲病体时的尴尬，见到美丽护士时产生的不该在这种场合产生的爱慕之意，由此“我”愿待在病房照顾父亲。而父亲的丧礼则成了人心的展台，亲人之间、乡邻之间、“英雄”之间、美女之间在这里各式较劲，偷情男女于此暗度陈仓、各自筹谋，产生了许多逸出掌控之外的情节、情绪。比如侯大娘与二姐斗嘴，四喜和洪泉暗中比拼，秋月和达友暗生情愫，燕子对达友过分在意而达友内心焦灼因此与四喜打起架来。小说写占惠与二哥两个偷情男女之间的彼此伤害和最终因一头肥猪钱而了断情缘的设定真是令人叫绝。

叙述者还特别注意到了人心不受性格意志控制的情状。比如张大超偷钻锚，旁人甚至他自己都想不通缘由。但即便时光倒流，他仍会去偷。又比如“我”始终都没想明白大姐夫的专车司机杨津为何告诉“我”许多大姐夫的花花事。又比如“我”怕兄弟们担心，提出由“我”全部负责父亲的住院费这类事，“我”称之为心血来潮，做了往往后悔，但还是会做。

小说呈现了人物在面对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时累积起来的生存智慧，即人情练达与世事通明。“我”大姐夫一人便储存了许多人生箴言，诸如不要转送别人送的礼物，免得送礼人寒心。人要本分，要认清自己的等级，不能越份儿去要求，对人也要分等级，不要给人越份儿之想。要和有出息的人交往。不要和人结仇，结了仇要迅速化解。怀疑和恨都是最磨人的牵挂，比爱一个人更揪心。诸如当官的不能伤卑微者的心。为官之道在于让老百姓信仰，老百姓若信了，当官的做什么都好。规矩固若金汤，也脆若累卵。“我”大姐、“我”、谭瑞松也都有各自的人生感悟和世事体察。比如“我”就意识到人是通过别人来建立生活趣味的，所以喜欢说人闲话；
家人的错误只能由家人说，旁人说不行；
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某些时候，敌人可成朋友，而朋友地位一变就可能成敌人。谭瑞松虽宣称自己想变傻，但经常发些稀奇古怪的议论，显出其对人生的观察与思考，小说中他对小人当政与得权势的一番讲解就颇为乖觉。“我”大姐则在小说上半部金句频出，似若人精。

小说同时对乡民受金钱刺激产生的人心变异与普遍人性中的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揭露。在叙述者看来，老百姓从不意味着老实人，老百姓中也有懒人、烂人、恶人。清溪河流域，人们因历史地理原因穷怕了，工业文明带来强烈的金钱刺激，人们做梦都想有钱，疯狂赚钱，互相攀比、猜忌、悭吝，借钱不还。在金钱面前，连道德也不要了。人心变得锋利、坚硬、残忍。为了钱，回龙镇人可以毒打偷灯笼的疯女人亚琼——挂灯笼意味着旅游收益。为了钱，幺妹一家决意将秋月肚子里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扔给男方。燕儿坡上流浪的狗儿生了小狗没饭吃，找人讨饭，被郑三儿把小狗都捅死了。小说感叹道：人心真恶啊！“以前的人没有这么恶，总会留一口给畜生。现在的农民不爱畜生了”，“农业文明是与爱畜生血肉相连的。农业文明的衰落，正从不爱畜生开始。”⑩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中说：“苦难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会让人变得心胸狭窄，苦大仇深。”⑪小说把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因财穷而导致的心穷、德穷，导致的人心贪婪、卑微、狭隘、粗野、暴戾写得淋漓尽致。

在批判与揭露的同时，小说对乡民的悲剧人生也给予了书写。譬如大姐大姐夫的悲剧，大哥二姐幺妹被儿女拖累、陷入生活泥潭，幺弟的没出息等。小说对诸多被个性、欲望、生活、社会所毁掉的小人物，包括何老三的儿子、亚琼等，都表达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但叙述者深知人生悲剧与痛苦不可避免，因为个体命运受自然、历史、社会、个人性格能力等因素综合而成，因此写来充满无可奈何。

三

《谁在敲门》反映了作者对时代人心的敏锐洞察。时代变幻，世事纷繁，小说只取一片乡土来写，以切进当前语境。而“我”的加入，则使小说避免沦入家族世俗生活的琐碎写实，田园挽歌或温和的批判现实主义书写，提升了小说的审美品位。

首先，“我”的后现代思想意识提升了小说的哲学审美意趣。小说中的“我”，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人。“我”经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社会思潮影响，既不像鲁迅那类基于现代理性对乡土人性进行批判与审视、同情和怜悯的启蒙知识分子，也不似沈从文那种基于现实失望而对乡土人性进行理想化建构的遁逸者；
不似1980 年代里对乡土文化进行重新挖掘与建构、原始崇拜的寻根作家，不似新写实主义作家笔下屈从于现实的苟活者，也不似当代乡土文学中常有的面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表现出苦难悲吟、文明与生态焦虑的哀号者。“我”只是社会与自我的体察反思者而非行动派。作为特殊年代稀缺的农村大学生，“我”一贯受人尊重。毕业后留城，成为画报社编辑、诗人。但工业文明价值观流行，“我”不再受尊重，“我”尽力抵抗，工作中以超脱和抵抗来掩饰卑微，人际交往中尽量不卑不亢。在乡人面前“我”保持着有钱有权的脸面，不告诉父亲“我”的职业和身份。当乡人识破了“我”的伪装、戳穿了“我”的卑微无能，“我”反而感到解脱。

“我”始终处在低处，以世界主义者的眼光理解万物，“把同情的触觉伸向大地万物”。“我”看到了真挚的邻里情、爱情、亲情，看到了美女和聪明可爱的孩子，但眼前所见更多的是事物的局限。“我”对许多事物逐渐丧失信任，对什么都不敢轻易热爱和产生兴趣。许是受个体人格偏于理解轻于行动所致，或时代大势面前个人无力所致，更可能是受后现代解构思潮、多元价值观、文化相对论影响，“我”没有确定的价值观或心力去对世界表达支持或反对，更不想参与世界的改变。“我”只是理解、怀疑、逃避或违心地接受，这让“我”显得虚伪、心软。

对故乡，“我”报以怀疑。作为凤凰男，从农村“飞入”城市，身上带着光环，却也背负着前现代文明、故乡、家族“三座大山”。在城市与乡土间，“我”倾向于选择城市。“我”回乡后，看到故乡的衰朽凋敝、穷困落后，乡人的钱权价值观、人性的卑微狭隘贪婪，亲人的疏离、明争暗斗，“我”不仅想从空间上逃离故土，还想从精神情感、文化传统甚至生物基因上逃离故乡——这种由出生地和血缘蛮横绑定的人身情感文化关联，但却逃不掉。“我”无法也不愿参与对故乡的改造，不想参与家族事务，但不得不参加，并且必须搁置自身的现代理性正义价值观，附和乡亲们的钱权价值观，顺从其社会规则行事，因此被妻子嘲笑“假正义”。小说对“我”的种种痛苦进行了描述：怀疑带来厌烦，不能帮助改变带来愧疚，努力压抑自己带来扭曲，被亲人误解感到怅然。

对城市文明“我”同样报以怀疑，视之为某种“假”：“所谓文明，就是曲折，就是暧昧。”⑫也即，“我”在任何自然人文空间、对万事万物包括“我”自己，都感到局限，都产生怀疑。“我”身上携带着强烈的后现代游离情绪，个体对任何可供皈依的母体都想逃离，没有能够安稳身心的家园。但“我”并不是愤世嫉俗的苦行者或佯狂者，“我”只是逃避或违心地接受。文字艺术成为“我”寄托身心的家园，“诗歌是我最私密的灵魂，也是我最私密的肉体”⑬。“我”在诗歌中追求“骑墙”艺术，既不明确给出世界的解释，也不明确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

在小说叙述中，“我”同样持“骑墙”艺术，不肯定任一种价值观或文化生态。“我”持多元价值理念、文化相对论，对文明变迁时代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予以了全面展示和思考，并不给出价值的评判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我”虽然对人心人性进行了揭露批判，却没有给出完善理念，也没有给出人心人性人生的标准。“我”希望侄儿侄女有人能超越世俗，“不怕吃苦，不怕受穷，敢于走一条别样的路，这条路，与众口一词的标准无关”⑭，但“我”也马上提出了质疑：生活真的需要那么多执着和淡泊吗？执着和淡泊可能是理想主义的陷阱，也可能阉割骨子里的生命力和活力。“我”虽没有陷入价值评判误区，没有呈现单一劝世价值，超越前现代、现代价值观，体现后现代多元价值理念，但“我”并没有放弃改善人性的希望，没有陷入价值失范陷阱。“我”仍模糊地希望人心向好、人们有向好的内驱力，不再穷钱、穷德、穷心，不再受欲望挟持，能摆脱“脏”的诱惑。在写作家族第四代时“我”寄予了微弱的希望：聪儿、方圆、天天等小孩都显出与父辈也就是第三代人不一样的特质，并提示改善人性可从教育和物质两方面入手。

丁帆在评论21 世纪初的乡土小说写作时说：“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也即前工业、工业、后工业）这三种文化模态共时存在中国大陆上的时候，作家无意识的书写，暴露出了从‘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由‘乡土经验’的一成不变所造成的乡土小说难以跳出阈定的单一化主题模式的弊病——非批判即颂扬。”⑮《谁在敲门》跳出了主题单一陈旧、非批判即颂扬的怪圈，既没有沦入价值观单一陷阱，也没有陷入价值观多元失范陷阱，使小说呈现出主题的多元和思想的延展。

其次，小说采用的第一人称现代个体诗性情感叙写，为小说增添了艺术审美效果。小说以“我”之情绪情感统摄全书，以“我”的一次较长时间的返乡和更远的离乡为情感线索，以“我”想脱离故乡为情感主题，以“我”的四种情绪来书写祝寿、住院、丧礼、丧礼后四个部分。四个部分连风景描写都带上“我”的主观情绪，分别为：厌恶、怜悯、轻松、淡漠。

一、“我”回乡给父亲祝寿，感受到父亲的衰老卑微，对故乡亲人持抵触态度，“我”眼中回龙镇的风景肮脏简陋。二、父亲病重住院，病痛唤起“我”对亲人的怜悯和对静好人生的向往，对老病死的思考，“我”对人事不再苛刻。三、父亲的丧礼上，死亡带来轻松和解脱，带来亲族团聚，“我”对丧事过程进行全记录。整个丧事活动充满热闹欢喜美好，有悲伤，但没有厌恶恐怖，是喜丧，风景描写大多明亮。枫树垭口山景、燕儿坡人家李子、荒废的村小、回峰岭夹夹石传说、老君山上民居、占惠家肥猪、山野稻田、飞蛾扑灯、黄昏暴雨、燕儿坡晨光等，都写得声色俱全、真切动人。四、丧礼后，“我”离乡，故乡在“我”心中已接近死亡，笔下风景指向“消失”和“腐烂”二词。大姐的自杀猝然又在意料之中，故乡最后一个与“我”有亲情联系的人没了，“我”彻底脱离故乡了。

全书贴合反映“我”的心境，细究起来，“我”的心境还受到“老、病、死、消失”四种生命状态的影响，显示“我”的生命意识：老病是脏的，想死而不得、必要经过老病才死、必要经历死亡的痛苦和恐惧才死的生命是脏的。某些时候，死和消失令人遗憾，某些时候，死的来临却令人愉悦。这种对老病肮脏的体认和追求生命美感与清洁的精神，与现代小说家张爱玲笔下苍凉而坚韧的生命感、萧红生死场里的悲悯和呼兰河边的生命美感、沈从文健康而自然的生命美感不同，却也是一种独特的生命审美意识。小说同时表达对于消失的观点：消失并不值得悲伤。家族记忆是否应该长存？对血脉基因的指认并不代表古今相通。这些都体现了“我”强烈的现代个人主体意识。

小说在大姐、大姐夫的身上寄寓了深情，表达了“我”的强烈亲情和同情，这赋予小说以浓厚的抒情意味，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小说在书写其他人的苦难时则持克制与疏离心态，并不着力唤起读者的悲伤怜悯情感，而是引人反思。这种对悲剧的直笔和曲笔两种处理手法，使小说获得了二元对立的双重悲剧审美效果。

汉语白话小说在20 世纪初从古典叙事转入现代主体叙事，呈现出现代个体诗性的多元写作特征。傅元峰认为，现代个体诗性包含悲剧精神和生命意识两大元素⑯。如鲁迅笔下有苦难悲悯悲剧精神，沈从文笔下有和谐圆满的生命景象，张爱玲笔下满是生命感的苍凉，郁达夫是孤独，萧红是苦难悲悯加生命的美感体验。现代个体多元诗性写作经1940 年代政治诗性整合后趋于消失，到1980 年代复苏。1990 年代后，“受意识形态和物质主义的双重侵袭，在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互渗的文化生态背景上，中国小说呈现出诗性的双重沦陷”⑰。一重沦陷是，以新写实主义为代表的物化现实的写作使个体失去诗性情感；
另一重沦陷是，极力张扬个性的写作对现实与人性的关注缺失。罗伟章《谁在敲门》既对时代人心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刻画，又于其中展现了叙述者个体诗性，融后现代哲学意识、主观情绪情感、独特生命意识和悲悯情怀、悲剧精神于叙述当中，使小说接续起现代多元诗性写作道路，在历史、人性、审美三方面取得成功。

【注释】

①杜贵晨、梁晓萍等人将《金瓶梅》《红楼梦》一脉世情小说分为家族小说。参见杜贵晨：《〈金瓶梅〉为“家庭小说”简论——一个关于明清小说分类的个案分析》，《河北大学学报》2001 年第4 期；
梁晓萍：《明清家族小说界说及其类型特征》，《浙江社会科学》2004 年第3 期。

②转引自《罗伟章〈谁在敲门〉：它是乡土〈红楼梦〉吗？》，澎湃新闻，2021 年6 月15 日。

③罗伟章：《真正惊心的，都很普通和日常》，《成都日报》2022 年3 月22 日。

④梁晓萍：《明清家族小说界说及其类型特征》，《浙江社会科学》2004 年第3 期。

⑤⑥⑦⑩⑫⑬⑭⑯罗伟章：《谁在敲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44 页、126 页、623 页、607 页、176 页、273 页、383 页、358 页。

⑧[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2 页。⑨王春林：《乡村浮世绘与人情交响乐——关于罗伟章长篇小说〈谁在敲门〉》，《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 年第3 期。

⑪[英]毛姆：《月亮与六便士》，刘勇军译，南海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87页。

⑮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 年第8 期。

⑰傅元峰：《景象的困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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