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话语贡献
时间：2023-02-27 21:3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贾 绘 泽
(山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太原 030031)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同时也适应新时代要求，结合话语主体的特质和国际环境变化的迫切要求，在理论话语上实现了重大创新，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独特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表征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国家战略目标的设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国际上，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世界格局的深刻复杂演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逐步提升，这些都迫切需要和促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创新和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进行了重大拓展和创新，增添了新时代话语群。
第一，拓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话语。核心话语是理论体系的主体性、框架性话语，贯彻理论体系发展始终和各个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等核心话语，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总体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梦、国家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核心话语。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富裕。这一话语通俗地表达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不懈追求的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理想和目标，也契合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的阶段性目标和要求，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凝聚包括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和人民需求的话语，具有强大的包容力、生命力、凝聚力。国家治理是一个综合性话语，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强调在党的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贯彻于国家建设、党的建设和社会建设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部署，提出了顶层设计和安排。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外交战略，也是解决世界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3页。核心话语的提出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在内容和空间上都拓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
第二，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话语。基本话语是核心话语的具体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国梦、国家治理等核心话语，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话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体系。这些基本话语主要包括“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治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时代和实践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它们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内在逻辑关系紧密的有机统一体，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总方略；
五大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明晰了新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体现了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新时代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理论指南；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习近平从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动力等多角度提出的，对当前中国经济所处阶段的科学判断，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是当前经济政策制定和调整的基本依据；
社会治理是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的要求，对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适应性重构”，旨在改善民生，满足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则是有效解决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需求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供给之间的矛盾，促进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1页。基本话语对核心话语起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三，增添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话语。重要话语是核心话语和基本话语的重要衍生阐释和论证性话语，它在话语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说核心话语和基本话语是话语群的骨架，那么重要话语就是话语群的血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核心话语和基本话语，提出了诸多重要话语。比如，围绕中国梦提出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提出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人民的梦以及美好幸福生活、“两个一百年”等；
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三严三实”“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四个伟大”以及司法公正等；
围绕新的发展理念和经济新常态，提出创新驱动战略、供给侧结构改革等；
围绕社会治理，提出网络空间共同体、共建共享、精准扶贫、总体国家安全观等；
围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出生态环境治理、全国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等；
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国家总体安全等。同时，习近平在阐述和论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时还提出了其他创新性话语和构建理论体系的思维性话语。比如，在谈到改革开放时，他强调“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改革发展稳定等的关系”(3)习近平：《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脚踏实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报》2013年7月24日。；
在谈到思维方式时，他提出“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23页等。
习近平还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新的时代内涵，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深化、对解放思想认识的进一步提升、对改革开放地位的进一步总结提炼、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对共同富裕价值的升华等，都体现了新时代和实践对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的新要求，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新时代紧迫的现实需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崭新的因素”，彰显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特质和思想力量，体现了党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进取的精神状态，既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又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创新和拓展。
习近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创新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具体理论内容上，还体现在话语表达上。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理论功底、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厚重的人民情怀造就了他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华传统文化话语和人民群众话语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既高端大气、博大精深，又大众化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
第一，用中国思维和话语深入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达具有抽象性和艰涩性，如果仅凭理论逻辑推演和西方思维方式进行表达，就不能被人民群众较好地理解和把握。一方面，习近平高度重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和中国思维表达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比如，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代表亿万中华儿女心声的目标，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的形象展现或精彩表达，它既使这一主题更富有中国情怀和中国特色，又升华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还以平民化的语气和语调，实现政治主张向平民化的转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反映了人们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富裕的殷切期待。另一方面，习近平经常直接采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话语表达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比如，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厉民之事，毫末必去”等描述重视群众利益、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价值取向；
用“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等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用“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
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等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用“计利当计天下利”“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智者求同，愚者求异”等阐述新时代我国的外交理念；
用“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等表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用“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等表达整体战略思维；
用“既要养血润燥、化瘀化血，又要固本培元、壮筋续骨”表达改革要辨证施治，等等。这些话语让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又印象深刻、回味无穷。
第二，遵循生活逻辑，注重嵌入生活的话语表达，形成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列宁曾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5)《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7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如果仅仅包括话语内容和价值理念描述，就会成为空洞的、抽象的话语，不足以在实践中发挥话语的解释、凝聚、感召和引领等作用。习近平高度重视话语的生活逻辑，强调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注重嵌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话语表达，从而使话语更接地气、更贴近群众。一是话语体系贴近百姓生活和需求，体现百姓的“生活逻辑”。早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就严厉批评一些人语言死板的现象，指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7页。习近平用群众话语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贴近群众思想情感，关切群众切身利益，语言充满着丰富的生活逻辑。比如，在谈到党的奋斗目标时，没有用“假、大、空”的语言，而是运用了教育、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居住条件、环境、孩子成长等话语。二是在话语体系中含有大量通俗的“大白话”“顺口溜”“民间谚语”等。习近平的话语表达中包括大量老百姓的语言，以通俗的、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表达抽象思想。比如，用“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来比喻发展道路的选择要符合具体国情，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来生动阐述实现小康社会的标准，用“打铁还需自身硬”强调党员干部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性，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要求党员干部遵守党纪国法、加强自身修养，用“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说明“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这些很接地气的群众语言，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同时又能深刻地说明大道理，从而使主流话语得以有效传播、理解和接受。
第三，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表述话语，使深邃的道理形象化，富有亲和力、感染力。修辞手法在一定意义上讲并不是对现实的描述或反映，“而是内在地包含着作者本人的想象、加工和创造。通过这种建构过程,作者把那些不能以必然性方式说出来的东西以似乎必然的方式说出来,并让人们信服”(7)马建青：《马克思的历史目的论修辞》，《哲学研究》2014年第4期。。马克思是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在1858年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除了对已经写好的东西作修辞上的润色外，我没有什么东西好写了，但是有时为了推敲几个句子，仍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1页。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著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他们处处运用比拟、比喻、对比、引用、夸张等修辞手法的行文风格。在毛泽东的论著中，我们也能深刻感受到修辞在理论阐释、论证和传播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和无穷魅力。习近平高度重视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在他的著作中也处处可以看到精美绝伦的表述。比如，他善于运用比喻修辞。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绿水青山比喻为金山银山；
以“发扬钉钉子精神”比喻干事创业真抓实干的认真态度；
在论述理想信念时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页。。习近平还善于运用排比。比如，在谈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他提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言简意赅，朗朗上口。还有“谋长远”“见世面”“情飞扬”“志高昂”等一系列词句都充满了艺术美感。他谈到工作方法时指出：“摸着石头过河也是有规则的，要按照已经认识到的规律来办，在实践中再加深对规律的认识，而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10)《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3页。他在说到家乡话题时曾讲：“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亲切。”(11)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习近平对修辞的运用使政治理论话语智慧幽默，妙趣横生，同时深刻深邃、意蕴丰厚，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创新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家传播效能。”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逐渐增强，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这就亟须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对外传播，使中国故事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一，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传播话语。话语具有自身的构建规律，对话语的接受同样存在自身规律。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范围内，只有用融通中外的话语策略和方法，才能打造出既能塑造国家形象，又能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一方面，要深入阐释中国思维和中国特色。针对西方国家当前面临的全球治理问题上的话语困境，习近平重视“天下观”“礼义观”和“和谐观”等中国思维和价值观对世界的影响。同时，习近平强调，要讲清楚我们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发展道路，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厚滋养。另一方面，要寻找共鸣，探索新的外交话语。习近平在外交活动发表演讲和谈话时，高度重视通过两国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著名历史人物、熟知的生动故事、形象的比喻手法等获得情感和思想共鸣。比如，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引用拿破仑的话,将中国比喻为一头睡醒的狮子，“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12)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习近平提到了英国的莎士比亚与中国的汤显祖，他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两人都是1616年逝世的。”(13)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3日。2019年3月在意大利媒体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就让远隔万里的中国和古罗马联系在一起。汉朝曾派使者甘英寻找‘大秦’。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地理学家庞波尼乌斯多次提到‘丝绸之国’。一部《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热’。马可·波罗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为一代代友好使者所追随。”(14)习近平：《东西交往传佳话 中意友谊续新篇》，《人民日报》2019年3月21日。这些故事、人物的讲述直抵人心，获得情感的高度认同，对提升话语权具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二，提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国际传播力。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5)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因此，要坚持既体现中国立场，又体现新的传播理念，积极构建国际传播机制，提高传播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通过出国访问、国际会议、媒体文章等手段传播中国话语，构建了特色鲜明的传播模式。2019年3月在意大利《晚邮报》发表《东西交往传佳话，中意友谊续新篇》，6月在朝鲜《劳动新闻》等主要媒体发表《传承中朝友谊，续写时代新篇章》，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愿中吉友谊之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的署名文章，11月在希腊《每日报》发表《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等等。这些文章既讲述中国故事，又传播中国智慧，在推动和影响世界发展走势的同时，为国家和民族在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中赢得更大话语权。同时，要着力通过中国特色学术理论进行国际传播。学术理论研究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渠道。习近平高度重视和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他强调：“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1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一方面，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提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一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比如，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提高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潜力。同时，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下，“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7)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为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作出了贡献。再比如，中国制度文明既不同于西方制度文明，也不同于非洲、拉丁美洲和东亚其他国家的制度文明，为人类开拓了更优秀的制度文明。二是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显著的优势，包括激发社会创造力和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发展；
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实现高效有序的政治运行；
最大程度地动员人民群众，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
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有效化解深刻的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大的动荡和波动等，都是中国对世界的制度贡献。三是传播中国文化，凸显价值贡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凸显了异于西方长期坚守的独特价值，包括厚德载物、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对克服西方国家“资本逻辑”，摆脱西方现代化模式，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要通过文化产品更多地对外传播中国价值，这些价值既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接受的一些基本价值相通，又富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是中国贡献给全人类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