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兴衰及教训

仝 菲

1969年9月，受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地处非洲北部和地中海南岸的利比亚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卡扎菲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国王的统治，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而后40余年，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经历了不断的转型和发展。2011年，席卷西亚北非地区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在内外交困中，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伊斯兰社会主义在利比亚宣告终结。伊斯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其在利比亚的兴与衰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通过对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兴衰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进一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信心。

(一)建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利比亚王国在原意大利北非的殖民地上成立，这是一个以伊德里斯一世为元首的世袭君主制国家。1952年，利比亚禁止政党活动，逐步形成了亲西方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50年代中后期，利比亚发现了大量的石油，石油收入迅速积累，在石油的开采和销售过程中，利比亚国王与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利益牵扯。与此同时，日渐严重的政治腐败、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问题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一场革命势在必行。1969年9月1日，青年军官卡扎菲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以卡扎菲为首的革命政权，并成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扎菲的成长经历和利比亚反殖民主义、反意大利人的斗争，使他对西方、对与西方有联系的当地精英以及现代国家的官僚结构深感厌恶。这也是卡扎菲将人民力量、泛阿拉伯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作为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推行政治、经济政策改革关键词的根本原因。[1]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利比亚加入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行列。“阿拉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曾广泛流行的政治思潮是叙利亚人阿弗拉克和比塔尔在1944年提出来的。[2]它是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与阿拉伯文化传统通过历史交往形成的一种新思潮。其理论主要来源于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马克思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作为重要的思想流派和社会运动，是阿拉伯思想家将哲学抽象、理性认知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核心理念是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推动阿拉伯民族统一以及在经济上践行社会主义。[3]历史上曾有7个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国家，它们各具特色，分别是埃及和苏丹的纳赛尔社会主义、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和利比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反抗。它经历了早期以伊斯兰教为主、社会主义为辅，到逐渐整合伊斯兰教、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漫长实践过程。伊斯兰社会主义是阿拉伯国家为争取独立、繁荣、进步，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进行调和的产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这段时间，是伊斯兰社会主义理论成熟并付诸实践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伊斯兰社会主义作为一股流行的社会思潮，席卷了伊斯兰世界。[4]

伊斯兰教是利比亚的国教，卡扎菲上台后格外强调利比亚社会主义的伊斯兰属性，把伊斯兰教视为阿拉伯革命的动力，认为只有伊斯兰教才能引导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卡扎菲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指“社会正义(公正)”,“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公正没有不同”。他认为:“伊斯兰教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同社会主义并无不相容之处,即使这些原则不如今天的社会主义那么明确。”[5]鉴于伊斯兰教在利比亚的巨大影响力，利比亚社会主义具有典型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特征。

执政以来，卡扎菲在“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直到2011年席卷西亚北非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执政42年的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伊斯兰社会主义才在利比亚宣告终结。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政局持续动荡，可见伊斯兰社会主义对利比亚政局发展影响之深远。

(二)从阿拉伯社会主义到“世界第三理论”

1.接受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

在伊德里斯国王时期，利比亚对外依赖西方，通过提供军事基地换取西方经济援助；
对内疏于管理，禁止组织政党、禁止新闻媒体发表不同意见，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利比亚君主政权软弱不作为，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九月革命”爆发。“九月革命”在构想、筹划、组织与执行等方面都是在军队的领导下进行的，在此过程中既没有任何平民百姓参与，也没有知识分子群体参与。政变的成功更大程度上归功于旧制度的僵化，而不是挑战者的精神活力及支持的广泛性。[6]

卡扎菲笃信伊斯兰教，他在政变当天首次发表声明时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伊斯兰社会主义,是真正宗教信仰的社会主义,是在我国人民的遗产和信仰中生根发芽的社会主义。”[7]卡扎菲是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追随者，1956年他在中学就读时，就组织了多次支持纳赛尔的示威活动。卡扎菲所领导的“九月革命”以埃及总统纳赛尔为榜样。卡扎菲把纳赛尔革命的口号“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作为“九月革命”的目标。他把这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作用,把社会主义当作实现自由和统一的途径。

2.坚持伊斯兰社会主义

1969年卡扎菲上台后，他对社会主义作出初步解释，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全体人员都参加生产,每一个人都参与生产自己的消费品。社会主义就是不知疲劳的集体劳动，从而建立平等和正义的社会。[8]卡扎菲认为，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古兰经》中找到答案，任何违背《古兰经》的思想都是异端的、反动的，是“魔鬼”思想。他宣称，当今世界现有的政治制度都是不民主的，或者说是“虚假的民主”，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是“直接民主”，通过“人民革命”建立“人民政权”，实现人民自我统治和自我管理。[9]

1969年12月，卡扎菲颁布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宪法性宣言》。《宪法性宣言》强调了阿拉伯统一、伊斯兰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等内容，通过立法把“社会主义”确定下来。《宪法性宣言》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在卡扎菲执政期间，利比亚没再制定新宪法或宪法修正案。《宪法性宣言》在前言中再次明确革命的目标是“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并在其中的第六条注明“国家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在社会中建立社会主义关系,努力实现充足生产和公平分配,以达到和平地融化阶级差别和抵达富裕社会”。此外，卡扎菲对社会主义还有其他明确的论述。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在经济上把人们从吃饭中解放出来、保证他们的工作权利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指集体、民族和人民共同参与分享财富和利益，共同负有义务和职责。他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国家是指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而不是指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围着苏联转的国家是共产主义国家，属于共产主义阵营。

3.创立“世界第三理论”

取得政权后，卡扎菲逐渐摆脱对纳赛尔社会主义的仿效，开始创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1973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世界第三理论”。卡扎菲认为，资本主义的理论是世界第一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第二理论，而他的理论则是世界第三理论。卡扎菲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充满仇恨，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也持反对态度，主张建立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即“世界第三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目标，是在利比亚建立以伊斯兰教为指导准则和法律依据，由人民直接掌权，实现“直接民主”，消灭剥削和雇佣制，建立合作制经济关系的伊斯兰社会主义。1979年3月，卡扎菲出版的《绿皮书》系统地提出了实施“世界第三理论”的具体方案，该书从民主、经济、社会等方面阐述了“世界第三理论”。同时，卡扎菲辞去总人民大会总秘书长职务，不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将主要精力投入意识形态领域和组织群众工作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对国内外政策都进行了调整。在政治上加强对反对派的镇压，加速群众武装力量的建设；
在经济上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并放宽对私人企业的限制；
在外交方面大力宣传泛阿拉伯主义，对外输出革命和他的“世界第三理论”。此后，卡扎菲的有关思想和理论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实践中成为“不是宪法的宪法”。

4.进入民众时代

自“世界第三理论”提出和《绿皮书》的出版以来，卡扎菲强化了对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权的掌控，采取了一系列更加系统的措施和更加严密的手段。为了消灭外来意识形态的威胁，卡扎菲在利比亚发动了“人民革命”，取消各级政府，确定了各级政权的基本形式为人民大会和人民委员会。1977年3月，利比亚总人民大会通过“人民权力宣言”，宣布利比亚进入人民掌握政权的“民众时代”。同时，改国名为“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并改组政府机构，解散了革命指挥委员会和部长委员会，设立总人民代表大会总秘书处和总人民委员会，卡扎菲担任总秘书处秘书长。1986年4月，又改国名为“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在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下，实行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国家都采取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实行的是威权统治，在经济上采取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受到极大冲击。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卡扎菲以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利比亚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政策不断进行调整。

(一)整肃政治秩序，不断巩固自身统治

“九月革命”胜利后，卡扎菲着手在利比亚建立既不同于君主制也不同于西方民主制的全新的政治体制。他将阿拉伯统一、反对帝国主义和复兴巴勒斯坦作为政治目标。为了将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卡扎菲调动利比亚的各种力量实现其政治追求，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一是取消了一些大部落的行政权力，摧毁君主制度时期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二是对原来的官僚机构和军队进行“重组”或者“革命化”。三是成立了由12人组成的革命指挥委员会(简称“革指委”)，卡扎菲任主席。“革指委”的职能是制定国家的总政策、维护国家安全、批准条约、颁布法律、选择以实施革命指挥委员会确定的政策为职责的政府组织。实质上，“革指委”成了利比亚最高权力机关，卡扎菲也就成为利比亚最高领导人。[10]“革指委”也是制定外交政策的非官方机构。然而，卡扎菲的执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政府部门和“革指委”都有不少与他政见不同的成员。卡扎菲通过各种斗争对持反对意见的成员进行打压，巩固其统治地位。1970年1月，卡扎菲出任政府总理、国防部长、“革指委”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政府中的关键职位也都安排了效忠自己的军人。通过改组，卡扎菲加强了对政府的控制。1971年6月，卡扎菲仿效纳赛尔，在利比亚成立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该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动员和组织支持者使卡扎菲的执政路线合法化，同反对派斗争。该机构也是利比亚唯一具备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但于1975年解散。1973年，在卡扎菲“人民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利比亚建立了人民委员会体系，人民委员会的大部分职能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相同。1973年4月，卡扎菲发动“人民革命”，并宣称“人民革命”是革命的真正开始。“人民革命”和人民委员会制度的建立是卡扎菲扩大个人权力过程中的重要步骤。[11]1979年，卡扎菲辞去所有行政职务，只保留了“革命领导人”的称号。此后，通过政治改革和“革命运动”，卡扎菲逐渐成为利比亚的独裁者。

(二)以石油工业为核心，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九月革命”后，利比亚在经济上迅速完成了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到国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卡扎菲除了控制政府和军队外，还兼任利比亚“最高计划会议”主席的职务，这个机构主要负责国家经济规划，直接控制石油、工业和农业发展计划。他制定和推出了一系列摆脱西方控制、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例如，保护石油资源，以石油工业为核心，带动民族工业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多样化。1961年,利比亚开始出口石油，成为石油输出国，石油收入在利比亚政府收入和GDP中的份额大幅度提升。1968年，政府出台了更为独立的石油政策，成立了国家石油公司，收回了外国公司在石油开采区的所有权益。利比亚的石油工业体系得到迅速发展，同年，利比亚的石油收入已经占GDP的60.2%，占外汇收入的90%以上。石油及其相关产业已经成为利比亚绝对的主导产业。1969年初，利比亚成为世界第六大产油国和第四大石油出口国。[12]依靠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利比亚曾一度富甲非洲。该国人均GDP在2011年之前达到1.38万美元，2001-2005年通货膨胀率只有3.1%。由于国库充足，卡扎菲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实行医疗和教育费用全免政策，新婚夫妇会收到政府5万美元的“红包”。据2010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显示，在所有非洲国家中，利比亚的生活水平最高，婴儿死亡率最低，人均寿命最高(超过77岁)，营养不良人口不到5%(比美国还少)，贫困人口的比例比荷兰还低，但这一切在2011年戛然而止。卡扎菲政权垮台后，利比亚的石油出口量急剧下降，由战前的每天160万桶，降至30万桶左右，这使利比亚每天损失1300万美元。利比亚亦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警察，没有公共服务；
废弃的污水处理厂任由粪水直接流入地中海，居民把自家垃圾运到荒废的军营。卡扎菲和他领导的革命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巨大财政资源的结果。利比亚民众国作为一个食利国，其政权能够存在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快速资本的持续流入，它赋予利比亚政府可以在不太担心政治或者经济后果的情况下追求其独特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契机。[13]

(三)调整外交政策，从反帝反霸权向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转变

在伊德里斯王朝时期，利比亚采取绝对亲西方的对外政策，对地区和民族事务采取超脱政策。“九月革命”后，卡扎菲和利比亚政府长期奉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不结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反对种族歧视，积极中立的政策，主张阿拉伯统一、与其他非洲国家、伊斯兰国家合作，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斗争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主张在公正、平等、尊重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反对大国操纵国际事务。[14]卡扎菲上台后将英国、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关闭，驱逐了意大利殖民者移民后裔，将欧美等国家在利比亚的西方公司收归国有，大幅提高油价。他还要求西方殖民者为他们的罪行进行巨额赔偿，并涉嫌制造了包括洛克比空难在内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卡扎菲的一系列行为使利比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他还有一些过激的行为使他与一些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为了摆脱利比亚在国际社会被孤立的境遇，解除国际制裁，2003年12月，卡扎菲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洛克比空难负责并支付巨额赔偿等。通过对外政策的调整，利比亚缓和了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拓宽了外交空间。

(四)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的衰亡

由于利比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制度严重缺乏民主，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集体领导，并且权力没有制度性约束，卡扎菲的独裁统治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部落家族政治引发了结构性腐败，卡扎菲家族和亲信攫取了巨额国家利益。他的家庭成员和亲信垄断了通信、媒体、石油、电力等重要的国家部门。特权阶层的贪腐激起民愤，在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影响下，2011年2月，利比亚爆发了反政府的抗议示威运动“2月17日革命”。民众要求卡扎菲下台，并进行民主改革。随着事态的恶化，抗议活动发展为国内战争，交战双方为卡扎菲领导的政府军和卡扎菲的反对派。2011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冻结卡扎菲的资产。卡扎菲的反对势力组成了“全国过渡委员会”，旨在推翻卡扎菲的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体。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成员国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随后，以美、英、法为首的西方大国对利比亚政府军实施军事打击。在国内国际势力的联合打击下，卡扎菲政府军节节败退，8月底，反对派武装全面控制的黎波里，并开始清除卡扎菲的残余部队。10月20日卡扎菲被刺身亡，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政权被由西方势力扶植的反对派所颠覆，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彻底宣告失败。

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前后历时40余年，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与教训。卡扎菲执政之初注重发挥民众的力量，但当遭遇重重阻力和挑战后，他逐渐扩大其个人权力，利比亚的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个人集权的道路。在卡扎菲政策的影响下，利比亚凭借着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其财政收入丰厚，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民享有免费医疗和教育，国家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补贴。很多居民都住上了新盖的楼房和砖房，大多数家庭都有小汽车。在通信方面，在利比亚使用固定电话进行国内通话是免费的，手机话费的价格也非常低廉，至2010年7月，利比亚手机覆盖率为103%，利比亚使用的手机号数量已经超过了其人口总数。纵然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也没有摆脱衰亡的命运。总体来看，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衰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执政理念过于理想化，独裁统治不得人心

卡扎菲发动革命初期复制埃及的革命口号“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这强烈显示出纳赛尔的思想对他的巨大影响。这些口号和反西方言论掩盖了革命者没有明确执政计划的事实。[15]卡扎菲以伊斯兰力量来增强他在利比亚进行军事政变和社会革命的合法性，同时还将泛阿拉伯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的思想编织到具有利比亚革命意识形态的《绿皮书》之中。但卡扎菲只是利用这些手段来树立权威，扩大他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卡扎菲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正统伊斯兰世界的质疑与伊斯兰运动的挑战，其针对西方国家的极端主义革命输出更使他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境地。

卡扎菲虽然辞去了所有的行政职务，但他实际上是把持利比亚党、政、军大权的“无冕之王”。卡扎菲试图实现民主、公平，而他亲手建立的“民众国”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造成了更严重的独裁。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是自上而下的、从意识形态领域对利比亚社会的彻底改造，目的在于无条件树立和确保卡扎菲的个人绝对权威，并由卡扎菲人为地来设定比利亚的发展方向。[16]为了巩固和加强自身统治，卡扎菲采取了禁止一切政党活动，限制民众言论自由的措施，并对反对势力进行血腥打压，甚至武力镇压青年学生。他本人不仅没有成为民主的推行者反而成为独裁者。

(二)经济改革措施脱离实际，发展目标无从实现

卡扎菲在《绿皮书》中谈到的“社会主义”，第一是要解决生产者的地位问题，把他们从雇工变为合作者；
第二是要解决产品分配问题，把生产者从领取工资变为参与分享产品，以满足其物质需要。[17]卡扎菲认为，经济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取消工资,把人们从工资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回到阶级、政府和成文法产生之前确定人们关系的自然法则上去”。“正确的原则应该是谁生产谁消费。”“在社会主义新社会里,不允许在个人财富上有差别。”这是卡扎菲认为的“世界第三理论”彻底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也是他所认为的其理论的优越性之所在。这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严重脱离了利比亚当时的社会情况。利比亚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独立之初不仅经济不发达，教育事业也非常落后。“九月革命”爆发时，利比亚200万人口中只有29万人接受过学校教育，占居民总数的14.5%。文盲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达72%。国家经济建设人才严重匮乏，劳动力不足，缺乏熟练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18]由于长期受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制裁，卡扎菲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无法落实，导致其经济发展目标无从实现。在卡扎菲执政的42年里，利比亚并没有成为消除财富差别的理想国，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以卡扎菲为首的少数派手中，社会贫富差别巨大，贪腐盛行。

(三)执政基础日渐涣散，最终人心尽失

卡扎菲政权的革命主张没有与国家经济建设、政治生活变迁同步。卡扎菲执政后期，其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军队、安全人员及与卡扎菲联系密切的部族，其威权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越来越小，社会系统的等级结构日益明显。[19]“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后，卡扎菲执政的基础和支持者的政治忠诚遭受严峻考验，国内外反对势力都浮出水面。国内方面，一些曾被卡扎菲冷落或压迫的部落都反对他，甚至利比亚王室的后代也加入到反对卡扎菲的阵营，支持民主的人士群起而攻之。国外方面，卡扎菲推行泛阿拉伯主义和联合计划的做法使很多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都反对他；
基地组织反对他；
西方国家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接受他。

(四)饱受争议的外交政策使利比亚陷入四面楚歌

自1978年以来，卡扎菲在确定利比亚外交政策制定的机制和优先事项方面一直缺乏逻辑和清晰的框架。由于外交政策缺乏长远规划和政策制定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利比亚外交政策长期混乱，难以捉摸。利比亚有权制定对外政策的机构除了外交部外，还有一个非官方机构——“革指委”。因此，利比亚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二元论”：官方与个别外国政府合作，以反映利比亚的国家利益，而非官方“革指委”与外国的某些部门合作，以反映卡扎菲本人的个性特点。[20]实际上，很多激进的外交政策都是卡扎菲制定的。

卡扎菲自1969年上台以来，与西方国家交恶数十载。卡扎菲所推崇的泛非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特征，严重脱离了非洲大陆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现实。在推动统一的过程中，卡扎菲借机大力谋求自身领导地位。他宣称“利比亚是阿拉伯的心脏”“阿拉伯统一必须以利比亚为中心”等。此外，他还经常公开指责他国领导人，干涉他国内政，支持他国反政府势力，甚至拿手枪逼迫约旦国王侯赛因退位等，这些做法致使利比亚四面树敌。他的一些偏激的言论引起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强烈不满。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嘲讽卡扎菲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争当“非洲合众国之父”。

(五)西方的颜色革命加速了卡扎菲的倒台

2011年，利比亚受“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影响，民众呼吁卡扎菲下台并进行民主改革，社会陷入动荡。西方国家乘机发动武力干涉，推翻了执政42年的卡扎菲政权。利比亚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跌入严重失序的深渊。西方在利比亚长期培植反政府势力，并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利比亚反政府组织“利比亚论坛”和“透明的利比亚”，均受到美国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资助，在利比亚陷入动荡后表现活跃。后来，担任利比亚临时政府总理的扎伊丹也与西方关系密切，他在说服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支持利比亚反对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卡扎菲早期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得罪了西方国家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晚年又转向右倾投降主义，大张旗鼓地“归顺”西方。[13]但西方骨子里并不接受卡扎菲，对其始终心怀戒备，一旦时机成熟便将他彻底清除。

不论是卡扎菲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得不承认，卡扎菲成功领导了这个拥有600万人口的国家在非洲率先摆脱贫困。在他执政期间，利比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其提出的“世界第三理论”对利比亚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影响深远。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战乱不止，不少民众都在怀念卡扎菲时代。栖身慕尼黑难民住所的阿扎德曾是利比亚一家德国企业分公司的工程师，他表示：“卡扎菲时代，我们在的黎波里拥有不错的生活。有一座独立别墅，一辆德国汽车，收入稳定”。他还说：“逃难到德国是无奈之举，主要是为了家人的安全和孩子的教育。如果未来利比亚政局稳定，我们仍希望回到利比亚。”27岁的纳兹尔表示：“以前，(利比亚)年轻人可以挑选工作，苦活由外国劳工干。2011年之后，年轻人几乎都没了工作，许多人被迫加入武装组织。更别提职业培训，年轻人待在利比亚没有未来。”[21]

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本是一个小国，但他试图扮演“世界级玩家”的角色，在国际上树敌颇多。可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卡扎菲的死于非命和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利比亚战争结束后，国内武装派别林立，秩序混乱。2014年利比亚出现了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两派武装冲突不断。“内战让利比亚倒退了几十年。”55岁的难民索拉里斯说，以前利比亚是非洲比较富裕的国家，现在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大批外劳逃离，对利比亚的经济也是灾难。利比亚曾经有250万合法与非法外劳。“经济恶化还不是最可怕的，利比亚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信任，才是如今面临的最大障碍。”[21]据联合国发布的报告估计，约有300万利比亚人受到冲突影响，占其总人口的二分之一。欧盟数据显示，自“阿拉伯之春”运动以来，每年有数万至数十万利比亚难民乘船驶向意大利。后卡扎菲时代，由于没有合适的机制和理想的人选来保证利比亚政权的和平过渡，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的政局一直不稳，十年来国家在战火中飘摇。没有强有力的政权保障，利比亚恐怖主义势力猖獗，国家和人民面临的安全局势非常严峻，利比亚的和平之路还很漫长。

反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特点，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摸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吸收了世界各国现代化实践的成功经验，又着眼于本国实际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22]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宝贵成果，是坚持将独立自主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魂和立党立国重要原则的必然结论，是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近代以来，中国从模仿学习到自主探索、从封闭落后到全面开放、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转变，深刻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接续性、积累性、渐进性发展的历史特质。在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不依赖外部力量、不照搬外国模式、不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守正创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对重大时代课题作出科学回答，开辟出一条能够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现代化新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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