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与差序政府信任的代际变迁

韩彦超

政府信任是指公民对政府行为产生与他们预期相一致结果的信念或信心。[1]获得民众的信任有助于政府维护社会稳定、贯彻政策方针、拓展施政空间；
失去民众的信任则会引发集体抗争、爆发群体行为。[2-3]在当代社会，政府并非单一实体，而是由不同层级组成的“连续光谱”，一端是中央政府，另一端是基层政府。[4]政府信任也存在着垂直结构，在不同的社会中民众可能：对各级政府都同等的信任；
同等的不信任；
信任地方政府，不信任中央政府即反差序政府信任；
信任中央政府，不信任地方政府即差序政府信任。[5-6]研究者的兴趣多集中于后两种信任模式。反差序政府信任源于距离悖论，即层级低的政府更有机会与当地民众互动、回应其需求，而中央政府则与民众距离较远、彼此缺少直接接触，良性的政治接触才能增加政府信任[7]，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到州政府再到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依次降低。该模式多见于日本、美国等地，差序政府信任则多见于中国大陆、越南等地[8]，受政治制度[9]、传统政治文化[10]、媒体宣传[11]等因素影响。

差序政府信任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其被证明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大学生、市民、农民工、上访者等各个群体中，且存在着城乡差异。[12]这一模式对于维护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5]但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治理难度。[13]加强对差序政府信任的研究有利于提升政府治理效率，创造更美好的社会。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差序政府信任的现状、成因及社会意义[14-16]，而对于差序政府信任随社会变迁而产生的动态变化还缺少相应的探讨。市场化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本文借助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及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来探讨市场化对于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以期弥补相关研究领域的不足。

市场化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不但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绩效、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改变了社会成员与不同层级政府的互动模式，对于差序政府信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市场化与差序政府信任

市场化改变了人们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念，缩小了差序政府信任。差序政府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人们的认知规律。公民不相信那些距离自己较近、职能更为具体的政府机构，反而选择相信一些职能较为抽象、距离遥远且自己并不了解的政府。[17]在中国社会，民众普遍认为，开明的中央政府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如取消农业税、义务教育阶段免学费等，而地方政府则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滥用自由裁量权选择性地执行中央政策，以攫取不正当利益。[13]这是由我国上下分治的治理格局所决定的。执政者将权力分为两部分：治官权与治民权。[18]前者由中央政府掌握，后者则由地方政府掌握。这一体系一方面可以避免中央政府与民众的直接接触，方便将自身塑造成民众的最高保护者与利益维护者，凡是与民众利益冲突的事务(如国企职工下岗等)均由地方政府代办。另一方面，可以将民众的怨气集中在地方政府身上，并在危机发生时通过惩罚地方政府以安抚民众。长此以往，便造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信任鸿沟。[19]市场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状。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市场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但也提高了人民对于政府的期待。[20]经济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一旦中央政府无法通过经济增长继续提升物质福利的供给，就会降低民众的好感。物质福利的增加也使民众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评估政府领导人，这可能导致公众对于政治体制和政治精英信任水平的下降。[21]同时，市场化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带来了民众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22]长期形成的利益失衡与阶层固化使得个体难以实现向上流动，进而对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产生怀疑，从而降低民众的信任水平。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市场化在增强其财政能力的同时提升了其回应辖区内民众需求的能力，良性的政治接触有利于提升民众的政治信任。在上下分治的治理体系下，地方政府的前途取决于上层领导的考核，再加上分税制带来的财政压力，使得地方政府既无意愿也缺少能力回应民众的诉求。市场化的发展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对民众的回应性有了很大改善。与政府的良性政治接触可以提升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任。[14]在中国农村，一些选举过程较为激烈且民众参与较为广泛的地区，人们对当地领导的信任水平就会更高。[23]综上所述，市场化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治理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了社会成员的地方政府信任、降低了中央政府信任。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市场化水平越高，社会成员的差序政府信任越弱。

(二)中介机制

1.政府绩效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政府的绩效一直是其获得政权合法性的基石。[24]及至当代，社会成员对中国政府的信任依然来源于其经济上的成功。[25]依据理性选择理论，民众会通过物质利益的计算来评估政府是否值得信任。[26]如果一个政府的行为增加了民生福利、控制了腐败、得到了民众认可，则其可信度就会增加。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实现以上任务的基础。因此，人们对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越高，对未来的预期越好，对发展成果的分配越满意，则越倾向于信任政府。[27]市场化转型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消灭了绝对贫困，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升且获得了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经济绩效的提升增加了其施惠于民的本钱，使其有能力改善民生、提升福利，如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对于提升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具有显著作用。[28]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经济发展也为其获得辖区内居民的信任提供了条件。然而，中国的市场化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受地理条件、历史传统及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省份的市场化程度存在着很大差异[29]，造成了不同地区发展程度的不平衡。公民在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的时候不但会评估绝对数量的多少，还会在不同政府间进行横向比较。[30]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民众的差序政府信任会增大，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民众不但在生活中获利更多，且在横向对比中更容易获得优越感，其地方政府信任会更强，进而缩小其差序政府信任。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市场化程度越高的省份，政府绩效越好，民众的差序政府信任越弱。

2.威权价值观

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根植于文化传统，并通过早期经历的社会化而得到传播。[7]市场化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威权价值观，进而改变了央强地弱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从文化生成理论来看，以前事件的痕迹沉淀在制度、规则、符号和社会行动者的心灵之中，共同的经验产生了共同的结构、文化和社会心理模式，其又反过来为未来的行动提供指导。信任是文化符码的一部分，具有世代传承性，中国社会所形成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也应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寻找根源。文化有两个层次：一是规范和价值观；
二是态度和观念。前者形成于生命历程早期的社会化，后者是用价值标准来分析现实生活。[10]政治价值观是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传统儒家文化塑造出的威权价值观通过两个方面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一是鼓励人们对权威的认同与崇拜，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定义为等级关系而非互惠关系，崇拜官员的权力而忽视政府回应个人诉求的义务；
二是利用礼义伦理对最高统治者进行道德包装。中央政府并不直接表现为暴力垄断者的强悍面孔，而更多地体现为父爱仁政的家长权威品格。正是威权价值观中固有的对皇权的崇拜和对权威的服从，塑造了中国人的差序政府信任。市场化的发展削弱了威权价值观存在的基础。一方面，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各种不同的政治价值观被引入中国社会，引导人们重新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居民的政治价值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威权分化[31]，集体主义价值观有所弱化。[32]另一方面，市场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当人们的基本物质诉求得到满足后，都会追求公平、正义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有助于将中国居民从传统与世俗的权威中解放出来，造就一种解放伦理。[21]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市场化程度越高，民众的威权价值观念越弱，其差序政府信任越弱。

3.互联网的崛起

在现代社会，媒介是民众获得政治信息的主要渠道，在政治观念的生成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市场化通过改变媒介生态格局而影响差序政府信任。可以说，在当代社会，日常生活已经高度技术化了。[33]鉴于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各级政府均会尝试控制媒介来影响人们的政治观念，即使无法控制民众怎么想，但能左右民众想什么。在中国的媒介体制下，不同层级的政府掌控媒体资源的能力存在着巨大差异。[34]中央政府掌握着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控制着大多数权威媒体资源，拥有压倒性的话语权，可以通过审查机制为自身塑造爱民、正义的正面形象，赢得民众的广泛信任与支持。地方政府虽也掌握着一定的传媒资源，但传播内容依然要受制于中央，在重大议题上没有太多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政治宣传中的负面报道基本上集中于地方官员。[35]在媒介建构的现实生活中，不同层级政府的能力和善意存在着巨大差异，政府信任的差序格局得以强化。在自媒体时代，政府控制负面信息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而且，互联网传播不仅仅限于某一个具体地区，其流传的负面信息对中央政府信任损害更大。如果其流传的负面信息是关于中央政府的，那么会直接损害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如果其流传的负面信息是关于地方政府的，但由于地方官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那么同样会间接损害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15]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4：

市场化程度越高，互联网越普及，民众的差序政府信任越弱。

(一)数据

本文主要采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两个数据库来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其中，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是目前学术界运用最广泛的市场化测量方法。[20，36-37]由于最新的报告仅提供了2008-2016年各省份市场化数据，本文借鉴俞红海等人的做法[37]，采用2008-2016年各地区的指标平均增长幅度作为2016-2019年的增长幅度，来外推2019年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

(二)变量及其操作化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差序政府信任。目前，学术界对于差序政府信任的测量主要通过个人对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之差来衡量。[14-15]考虑到很难脱离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来单独理解差序政府信任，本文在把信任差作为因变量的同时，也以中央信任与地方信任为因变量以作参照。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以量表的形式询问了被访者是否信任中央政府、区县政府、乡镇政府。答案设置为“1=完全不信任；
2=不太信任；
3=比较信任；
4=非常信任”。本文取被访者在区县政府信任与乡镇政府信任两个问题上得分的均值作为地方政府信任，然后用中央政府信任得分减去地方政府信任得分，生成新变量差序政府信任。

2.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市场化指数，该指数根据市场化不同方面的特点，从5个角度评估各省份的市场化发育状况，下设14个一级分项指数，其中有一些分项指数还下设二级分项指数。最低一级的分项指数为基础指数。目前，这一指数体系总共由18个基础指数组成。5个角度分别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

第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3个分项指数合成，分别为：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计算公式为(1-政府支出/GDP)X100%)；
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企业对“政府在行政审批、执法检查、行业准入、投资和其他方面有无过多干预”的评价)；
缩小政府规模(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占本省总人口的比例)。第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由3个分项指数构成：非国有经济在工业销售收入中所占比重、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比例、非国有经济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例。第三，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同样由3个分项指数构成：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不由政府定价或限价的产品在企业销售总额中所占比重)；
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企业对各省份市场准入限制过多的情况的评价)；
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企业对“不同类型企业是否享有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条件”的评价)。第四，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包括3个一级分项指数：金融业的市场化(金融业的竞争状况、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
人力资源供应条件(技术人员供应情况、管理人员供应情况、熟练工人供应情况)；
技术成果市场化(各地技术市场成交额与本地GDP之比)。第五，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包括3个一级分项指数：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
维护市场的法治环境(企业对“当地公检法机关是否公正有效执法保护企业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评价)；
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授权量/GDP)。五个方面的指数构成一个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0到12的连续变量，指数越高，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我国市场化进程的空间差异非常明显，这为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奠定了基础。

出生队列(cohort)。本文通过被调查者的出生年份推算其在1978年(市场化改革起始时间)时的年龄，再按照生命历程理论及人类成长阶段划分出队列。不同世代的独特生命历程型塑了对应世代的价值观和世界观。[38]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世代所积累的特殊经验并不是在出生后就形成的，而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并稳定下来的，尤其是在青少年和青春期阶段。[39]因此，本文以1978年为界，将1978年时已经成年的群体归为一个队列，1978年时处于未成年期的群体归为一个队列，1978年后出生的群体归为第三个队列，由此本文得到了出生队列的虚拟变量队列1至队列3(表1)。

表1 出生队列划分

3.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包括政府绩效、威权价值观与互联网使用。在政府绩效方面，以往研究多采用人均GDP等宏观层次的数据进行测量。[15]本文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致辖区内每个公民都受益。客观的经济发展绩效需要经过居民的主观认知才能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只是使少数人获益，那么该地区的政府信任反而有可能下降。因此，本文借鉴范长煜的做法，利用主观政府绩效代替宏观层次的变量来测量政府绩效。[40]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主要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对于政府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为群众提供社会保障、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廉洁奉公惩治腐败、依法办事执法公平、发展经济增加人们收入、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有服务意识能及时回应百姓的诉求、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保障教育公平、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等13个方面工作做得好不好来测量主观政府绩效。答案分别为“很好=1；
比较好=2；
不太好=3；
很不好=4”。本文将答案进行反向计分，并将量表中13个问题的得分相加得到人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将其命名为“主观政府绩效”。

在威权价值观方面，将其分为两个维度：服从性与政治参与意愿。问卷中通过两个问题进行测量，分别为：“老百姓应该听政府的，下级应该听从上级的”和“国家大事有政府来管，老百姓不必过多考虑”。答案设置为“1=很同意；
2=比较同意；
3=不太同意；
4=很不同意”。本文将答案进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威权价值观越强烈。

互联网使用则直接询问被调查者上网浏览时政信息(比如看党政新闻)的频率。答案设置为“1=几乎每天；
2=一周多次；
3=一周至少一次；
4=一月至少一次；
5=一年几次”。将答案进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使用互联网浏览时政信息越频繁。

4.控制变量

以往研究发现，一些人口统计学因素也会对居民的差序政府信任产生影响[41]，包括个体的年龄、年龄平方(用来考察是否具有曲线关系)、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婚姻状况、政治面貌、户口、收入(取对数)、工作单位(是否体制内)、社会资本(过去一年的人情往来支出)等，因此本文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也纳入模型中(表2)。

表2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三)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借助队列双重差分法来评估市场化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双重差分法作为政策效应评估的重要工具，在社会科学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运用。其在政策分析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内生性问题，且其源于“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比传统方法设置更加科学，更能准确地估计出政策效应。[42]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人预测到市场化转型的发生。市场化对个体而言完全是一个外生性冲击，因而是一个具有随机性的自然实验。因此，个人经历的市场化变革过程与其差序政府信任的因果效应估计，可以借鉴陈玉宇的做法，使用跨地区和出生队列的变异来构造截面数据的双重差分模型。[43]

为探讨市场化影响差序政府信任的中介机制，本文采用多层线性回归分析与索贝尔检验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由于模型中同时包含个人与地区两个层次的变量，需要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具体而言，本文将中央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与差序政府信任分别作为因变量，来考察市场化与个人因素的不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中介机制分析。在模型设置中，地方政府信任与差序政府信任都属于定距变量，可以直接使用线性回归分析，中央政府信任属于定序变量，最合适的方法为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但由于方差异质性会造成模型间的不可比。穆德(Mood)认为，在大样本的前提下，线性回归分析与logistic回归分析在系数与显著性方面没有显著差别，且回归分析的系数更具社会意义。[44]因此，本文借鉴胡安宁等人的做法，直接将中央政府信任作为定距变量进行多层次线性回归分析，并建立嵌套模型进行模型间对比。[45]

由表2可知，差序政府信任在中国社会依然广泛存在，相对于地方政府，人们对中央政府有着更高程度的信任。结果显示，1978年后出生的世代有着更低程度的差序政府信任，在市场化转型前已经成年的世代有着最高程度的差序政府信任。世代差异表征着社会变迁，可以看出，差序政府信任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而不断减弱。

(一)市场化与差序政府信任

为评估市场化对差序政府信任的直接效应，本文以差序政府信任为因变量建立了嵌套模型，模型1中只列入了控制变量，模型2 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市场化与世代的交互项，估计了个人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经历市场化转型对其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表3)。

由表3可知，市场化对于差序政府信任具有削弱作用，成长于市场化改革后的世代差序政府信任倾向更弱。在控制变量方面，由模型1可知，性别、年龄、年龄平方、社会资本、政治面貌、户籍、工作单位都对差序政府信任有着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差序政府信任倾向更低，且统计结果在9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个人社会资本越多，差序政府信任越强。党员的差序政府信任相较于非党员显著性更弱，非农业户籍的人差序政府信任更强。非体制内工作者的差序政府信任倾向更强。年龄与年龄的平方都显著，说明随着年龄的升高，个人的差序政府信任逐渐增强，但到达一定年龄后反而会随着年龄的升高而减弱。年龄与差序政府信任之间存在着倒U曲线的关系。个人在55岁时差序政府信任最强，这应该与该年龄的人在青春期正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对动荡的时期有关，地方秩序的混乱极大地降低了人们的地方政府信任，但该时期人们对中央政府依然有着很强的信任。

表3 市场化与差序政府信任

模型2中本文纳入了DID(市场化与世代的交互项)，发现市场化每上升一个点，各组的差序政府信任分别下降了2.4%与2.1%，且统计结果在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成长于市场化时期的世代差序政府信任倾向更低。这一估计结果有力地证明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即市场化水平越高，社会成员的差序政府信任越弱。

(二)机制分析

为探讨市场化影响差序政府信任的具体机制，本文分别将差序政府信任、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作为因变量建立一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并将理论框架中的市场化指数、政府绩效、威权价值观与互联网使用作为自变量。

结果显示，市场化可以显著降低人们的差序政府信任，且统计结果在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与前文结果一致，可见本文结果的稳健性。市场化对中央政府信任有削弱作用，且统计结果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市场化对地方政府信任则无显著影响。综合三个模型可知，市场化削弱了政府信任的差序格局状态，但主要是通过减弱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实现的。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很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央地双低的状态。市场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对中央政府反而越不信任。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发展在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但经济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当经济增速放缓，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就会降低。另一方面，市场化带来了经济发展，但也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过大，受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巨大的贫富差距会降低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主观政府绩效同样可以降低人们的差序政府信任倾向，当人们对地方政府工作满意时，就会更加信任地方政府，这一方面是因为对政府工作满意的个体多是地方社会发展中的受益者，自然会更加信任地方政府；
另一方面，令社会成员满意的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往往比其他同级政府做得更好，其成员在与其他省份的人做横向比较时会对本地政府更加满意。但主观政府绩效却无法提升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在威权价值观层面，服从性可以同时提升人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但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提升作用更大。这应该是因为，持有权威价值观的人大多采用“官—民”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来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被看作官的范畴而没有区分不同层级的政府。[46]互联网使用对于差序政府信任没有显著影响，使用互联网浏览时政信息能同时提升人们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信任。这应该与中国社会对互联网的管控、审核较为严格有关。

市场化通过降低中央政府信任削弱了人们的差序政府信任。为进一步探讨市场化影响中央政府信任的中介机制，本文将市场化指数作为自变量，将中央政府信任作为因变量，分别将主观政府绩效、威权价值观与互联网使用作为中介变量进行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显示，市场化、主观政府绩效与中央政府信任三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并不显著，结合前文市场化主要通过降低中央政府信任来削弱人们的差序政府信任可知，市场化不能通过提升主观政府绩效削弱差序政府信任。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2并未得到验证。威权价值观与互联网使用分别在99%与99.9%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索贝尔检验结果表明，前者在市场化与差序政府信任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而后者则发挥遮掩效应。

根据温忠麟等人的中介机制检验法，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显著的前提下，需要对比二者的系数符号。[47]如果符号方向相同，则属于部分中介效应，应报告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如果符号方向相反，则说明总效应出现了被遮掩的情况，即控制遮掩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力会变大，属于遮掩效应，应报告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比例的绝对值。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威权价值观在市场化与中央政府信任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市场化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削弱作用有9.12%的比例是通过威权价值观来实现的。因此，结合前文的研究发现，本文的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市场化的发展一方面为人们带来了后工业时代的价值观，让人们得以重新思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以互惠而非尊卑有别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自己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削弱了政府的权威性。个人对政府的信任不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理性的视角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市场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已经解决了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当人们的基本物质利益得到满足时也会对政府产生更高的期待，一旦生活不能持续改善必然会降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互联网的使用在市场化与中央政府信任之间发挥遮掩效应，即一旦控制互联网使用这一变量，市场化对中央政府信任的作用就会增大。因此，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12.93%)降低了市场化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削弱作用。本文的研究假设4并未得到验证。这应该与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核机制较强有关，即使是在互联网时代，关于中央政府的负面信息依然更不可能出现在群众的视野之中。而人们对政治的认知又多来自媒介的宣传，使用互联网浏览时政信息更频繁的个体反而更信任中央政府。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差序政府信任在不同世代间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生长于市场化环境下的世代有着更低程度的差序政府信任。第二，市场化削弱了社会成员的差序政府信任，但主要是通过降低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实现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政府信任呈现的是一种央地双低的变化。第三，市场化通过影响威权价值观而削弱中国社会的差序政府信任。市场化转型带来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动摇了威权价值观存在的基础，进而影响了人们的差序政府信任。最后，互联网使用可以弥补市场化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削弱作用。中国社会有着很强的媒介审核机制，可以限制关于中央政府的负面信息的传播，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差序政府信任格局是中央政府的一道防火墙，将其与群众的不满隔离开并保持民众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持中央政府的合法性。[48]但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会导致基层治理陷入无论做什么，民众都不愿相信的塔西佗陷阱。[13]同时，对于基层政府持续性的不信任往往具有联动传导效应，最终导致社会失序和中央政府信任流失。[49]差序政府信任使公众在利益受损时倾向于向上级政府寻求帮助，但基层民众对于政府的认知多停留在“青天”与“官官相护”的两极思维中，[16]一旦高层政府没有及时出现解决民众的诉求，就必然走向官官相护的绝对判断。最终导致中央政府失去民众的高度信任而基础政府信任又着实堪忧，进而令整个政府系统暴露在怨恨之中。本研究发现，在市场化转型期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下降的趋势已逐渐显现。在保持经济增长、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政府也需要致力于解决相对贫困、弘扬传统文化，并加强对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介监管以重建政府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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