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年号引《易》探析

孙艮陶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关于宋代年号的研究，学界已有一批成果问世。相关研究成果或对宋代年号做梳理和辨伪工作，或考察改元新号的原因，或分析年号用字的规律及意涵。但是，年号作为统治合法性及正统性的象征，其所关涉的范围不局限于上述视角，它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诉求、文化政策以及思想倾向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基于这一认知，本文即从政治诉求、文化政策及思想倾向的综合视角，考察宋代年号与儒家经典《周易》之间的关系。

宋代自960年赵匡胤受禅称帝，至1279年崖山海战后彻底覆亡，凡18帝319年。其间共使用年号57个①，与《周易》相关的年号考释如下。

乾德(963—968)，宋太祖使用的第二个年号。建隆四年(963)十一月，“甲子，有事南郊，大赦，改元乾德”[1]15。十一月甲子是该年度的冬至日，冬至象征着一阳来复，且其又在甲子日，是历运的重新开始，象征着祥瑞，故而要改元。《建隆四年南郊改乾德元年赦天下制》称“律具协于黄钟，日正临于甲子。顺三元而更始，庆万汇之咸亨”[2]407，即因祥瑞而改元之意。至于改元乾德，则有天、人两层指向。乾在《周易》中的易象为天为君，德的意涵则为德行，于帝王而言还有德化之意。乾德，即作为君主德行高尚、德化风行。这也就是改元诏所说的“藩岳勋臣，宰衡庶尹，外达蛮貊，内暨缁黄；
谓予历数在躬，以应天广运顺其美；
谓予温恭允塞，以圣文神武成其功。兼至德之鸿名，尽哲王之能事”[2]407。是为乾德“人”的指向。乾德还象征着现世君主得到上天的认可，而上天以“生生”为德，故而君主应秉持“生生之德”，将其发为仁德之政，即“崇德报功，取天地无私之象；
眚灾肆赦，推雷雨作解之恩”[2]407，布恩施德，以“慰黎元之望”[2]407。是为乾德“天”的指向。

乾兴(1022)，宋真宗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根据现存史料，“乾兴”的具体意涵不知所本，但是，乾取材自《周易》的乾卦当无可疑。考察《宋史》，改元乾兴前的两年，宋真宗病重，一度令皇太子亲政[1]171。改元乾兴或与此相关。据《周易》，乾为天为君，兴则为兴起、起来，乾兴含有祈祷长寿之意。改元乾兴的目的应是为宋真宗祓除灾病。

皇祐，宋仁宗使用的第七个年号(1049—1054)。据《宋史》载，“(庆历八年)十二月乙丑朔，以霖雨为灾，颁德音，改明年元”[1]226。改元诏也明确指出：“自春夏之交，霖雨作沴，伤暴禾麦，漂溢堤防。河朔之民，尤罹弊苦，粒食罄阙，庐室荡空，流离乡邦，携挈老幼，十室而九。自秋徂冬，嗷嗷道途，沟壑为虑。”[2]7-8水灾为患，自“当原究其由来，冀消弭于灾变。宜均霈泽，以召善祥”[2]8，故而改元皇祐。改元皇祐的目的是为了“用冀自天之祐”[2]8，“作善降祥，庶凶灾之可伏”[2]8。“自天之祐”即“自天祐之”，语出《周易》大有卦“自天祐之，吉无不利”[3]114。祐，即佑，有扶助保护之意。“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3]454改元皇祐就是秉持《周易》通变之意，希图通过改元攘除水灾。

至和(1054—1056)，宋仁宗使用的第八个年号。据《宋史》载，“(至和元年三月)乙亥，太史言日当食四月朔。庚辰，下德音，改元”[1]236，即改元至和与日食有关。按照《周易》十二辟卦理论，以复卦、临卦、泰卦、大壮卦、夬卦、乾卦、姤卦、遁卦、否卦、观卦、剥卦、坤卦等十二卦分主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复卦一阳爻生，主十一月；
临卦二阳爻生，主十二月；
……乾卦六阳爻生，主四月；
姤卦一阴爻生，主五月；
遁卦二阴爻生，主六月；
……坤卦六阴爻生，主十月。四月本是乾卦纯阳用事，据预测却要发生日食这样阳为阴所蔽的灾异，所以改元诏曰“王泽未孚，治道多阙。皇天降谴，太史上言，豫陈薄蚀之灾，近在正阳之朔。经典所忌，阴慝是嫌。……上穹动感，阳精示变”[2]8，要改元以应灾祥。至于改元至和的目的，则是“俾更元历之名，冀召太和之气”[2]8。太和语出《周易》乾卦彖辞“保合大(太)和，乃利贞”[3]6，也就是疏导阴阳，使阴阳各得其位，达到合和的境界。

元丰(1078—1085)，宋神宗使用的第二个年号。据宋人王得臣《麈史》载，“中书许冲元尝对客言：熙宁末，神宗欲改元，近臣拟‘美成’‘丰亨’二名以进。上指谓‘美成’曰：‘羊大带戈，不可。’又指‘亨’字曰：‘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丰’纪年”[4]。叶梦得《石林燕语》有类似记载，但稍有出入：“熙宁末年旱，诏议改元。执政初拟‘大成’，神宗曰：‘不可！“成”字于文，一人负戈。’继又拟‘丰亨’，复曰：‘不可！“亨”字为子不成，惟“丰”字可用。’改元丰。”[5]除上述两书外，洪迈《容斋随笔》对此亦有记载，但又有不同：“熙宁之末，将改元，近臣撰三名以进，曰‘平成’、曰‘美成’、曰‘丰亨’，神宗曰：‘“成”字负戈，“美成”者，犬羊负戈，“亨”字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为元丰。”[6]380-381三书内容虽有不同，但对“元丰”由来之记载则是一致的。据此，则“元丰”年号与《周易》有密切关联。《周易》丰卦卦辞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3]335-336彖辞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蚀，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3]336-337也就是讲帝王能光大其德，以其德性光照天下，则天地、日月、鬼神与人均能秉其政教而安泰和乐。

大观(1107—1110)，宋徽宗使用的第三个年号。据《宋史》载，“(崇宁五年)秋七月庚寅朔，日当食不亏。壬寅，诏改明年元”[1]377，改元大观的原因是“日当食不亏”。宋人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则有不同的主张，他认为改元大观的原因是“崇宁至五年正月，彗出，乃改明年为大观”[7]13。两处记载有所不同。不过根据改元诏中“乾端垂象，日当交而不亏；
坤厚荐珍，禾与芝而并秀。顾岂眇躬之克享，寔赖昊穹之博临”[2]9之语，应以《宋史》所载为确。虽然蔡絛对于改元原因的记载有误，但是其“大观”年号取自《周易》的看法是准确的：“大观者，取《易》‘大观在上’，但美名也。”[7]13《周易》观卦卦辞曰：“盥而不荐，有孚颙若。”[3]139彖辞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敎，而天下服矣。”[3]139-140象辞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3]140“大观”即观卦彖辞之“大观”，观卦上卦为巽为风，下卦为坤为地，“大观”也就是风行地上，喻指德若风化下。彖辞又有“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3]140之语，意谓德风之下，天地四时寒暑运行有序而不错谬。宋徽宗改元大观的原因是日当蚀未蚀，正应于此。

乾道(1165—1173)，宋孝宗使用的第二个年号。改元诏称：“载惟我宋之肇禋，乃当乾德之盛际。法皇祖纪元之义，采羲文行健之辞，诞易嘉名，以宁大器。宜推作解之宥，益广好生之仁。可大赦天下。其隆兴三年改为乾道元年。”[8]1957乾道即缅怀宋太祖乾德年间(963—968)的盛世，取法《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7的意蕴。据此，宋孝宗乾道年号化自《周易》。《周易》乾卦彖辞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3]5-6宋孝宗即位之后，发动了针对金朝的恢复战争，史称“隆兴北伐”。隆兴北伐历时近两年，最终以南宋兵败割地赔款而告终，史称“隆兴和议”。达成隆兴和议的次年，宋孝宗改元乾道，就是希望能如彖辞所言之“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淳熙(1174—1189)，宋孝宗使用的第三个年号。据《宋史》载，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戊戌，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明年为淳熙元年”[1]656。改元诏中提到“合二仪而蒇事，聿严报本之诚”[8]1957，其中的“二仪”就是指天地。合祀天地这一天是乾道九年(1173)的冬至，一阳来复，阳气开始用事，所以诏书称“阳适亨于明复，物正底于西成”[8]1958。冬至这一天又恰逢九日(乾道九年十一月九日)，因此诏书称“既用九以宅师，将通贯变；
宜改元而发号，茂介纯熙”[8]1958。“纯”是指冬至日阳气逐渐用事，“熙”则指阳气用事而万物渐趋兴盛，所以诏书称“载惟年统，仰体乾刚”[8]1958，即取法乾刚阳气用事、积极有为的意思。至于纯熙最终变成淳熙，亦与《周易》密切相关。据洪迈《容斋随笔》载，孝宗本拟改元“纯熙”，后“盖以出处有‘告成《大武》’之语”，暗含师旅刀兵之意，故而改为淳熙[6]381。赵彦卫亦有相似记载，只是认为“有言纯旁作屯，不可用，复改淳熙”[9]。若据赵彦卫之说，改“纯”为“淳”亦与《周易》相关。“屯”即《周易》屯卦，意为“刚柔始交而难生”[3]46，也即“险难”之意。年号中有“险难”自非吉祥之兆，故改“纯熙”为“淳熙”。

嘉泰(1201—1204)，宋宁宗使用的第二个年号。据载，“庆元尽六年，而上皇及太后继崩，中宫去世，二皇子不育，朝廷嫌之”，故而改次年元为“嘉泰”[10]。改元诏称：“夫何降割于我家，继趣宾空于慈极。痛念重忧之荐集，敢言定数之莫逃。用震于衷，深求其故。谅灾祥之在德，何后责躬；
凛夙夜之畏威，力蕲转祸。”[8]1958其中的“重忧之荐集”，即因光宗、光宗皇后等相继过世而改元的佐证。至于取年号为“嘉泰”，改元诏书中也点出了原因：“月穷星回，旋启亨嘉之会；
岁正事序，诞迎交泰之期。爰辑美称，肇新端朔。”[8]1958-1959“亨嘉之会”语出乾卦文言：“亨者，嘉之会也。”[3]9“交泰之期”则出自泰卦象辞：“天地交，泰。”[3]95以嘉泰命名年号，暗含祓灾消难之意。

宝庆(1225—1227)，宋理宗使用的第一个年号。据改元诏载，取年号为宝庆的意蕴为“钦惟大宝之重，守必以仁，兆民之宁，赖于有庆”[11]。宝庆也就是大宝有庆，改元诏中的这句话化自《周易》。“大宝之重，守必以仁”，化自《周易·系辞下》“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3]449。宋理宗继位之初，右正言麋溧向他提出四条切要的建议，曰“畏天、悦亲、讲学、仁民”[1]785。宝庆年号的寓意即出自此四条建议，暗含宋理宗的施政纲领。

咸淳(1265—1274)，宋度宗使用的唯一年号。咸淳为宋真宗咸平年号与宋孝宗淳熙年号各取一字而来，改元诏称：“况咸平、淳熙之际，皆泰和极盛之时，乃辑嘉名，式新纪历，庶几咸乐利而致天下和平之福，一风俗而延运祚长远之休。嘉与咸生，共陶圣化。其以明年正月一日改为咸淳元年。”[12]据改元诏，咸淳虽由咸平与淳熙拆字而来，但取年号为咸淳尚蕴含有“咸乐利而致天下和平之福”之意。“咸乐利而致天下和平”一语出自《周易》咸卦彖辞“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3]199，该年号咸淳也就意味着宋度宗执政将以仁德感人心，而达天下和平之境。

除了上述11个取材自《周易》的年号，宋代尚有1个年号与《周易》有密切关联，即大中祥符。大中祥符(1008—1016)，宋真宗使用的第三个年号。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守门卒涂荣告，有司以闻”，宋真宗率群臣拜迎启封，“号称天书”[1]135。所谓“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13]181，天书的出现与宋真宗的梦境相符，是天降祥瑞。故而《改大中祥符元年赦》在夸赞了宋真宗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之后，称：“荷上帝之眷怀，启灵心而降鉴。烛祥辉于寝殿，神告先期；
肃清醮于斋坛，天垂宝箓。祇膺景贶，躬受丹书。所期纯嘏以及人，岂止殊禧而在己。载窥秘检，诞锡元符。清净为宗，浚发爱民之旨；
延洪储祉，远逾卜世之期。”[2]6继而谈道，面对祥瑞，真宗君臣更加谨慎戒惧。且其检视上古典籍，发现文字形式的天书祥瑞只出现在上皇伏羲以及舜禹之世：“圣若羲黄，八卦演《连山》之象；
功齐舜禹，九畴浮出洛之文。”[2]6真宗君臣这样的类比，实即将天书的地位等同于《周易》、洛书，也表征真宗受天明命，功侔伏羲、帝舜、帝禹。基于此种认知，真宗改元为大中祥符。大中祥符年号虽然并未直接来源于《易》，但是就其命名来看与《易》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侧面表征了此一时期《易》在宋廷中的重要影响。

通过上述考证可知，宋代300余年历史中，与《周易》相关的年号计有宋太祖乾德、宋真宗大中祥符和乾兴、宋仁宗皇祐和至和、宋神宗元丰、宋徽宗大观、宋孝宗乾道和淳熙、宋宁宗嘉泰、宋理宗宝庆、宋度宗咸淳12个之多，占宋代总计57个年号的五分之一强。无论是从五经的体量而言，还是从宋初九经的体量而言，抑或是从南宋最终确立的十三经的体量来考察，《周易》对宋代年号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就对《周易》的取材来说，宋代年号亦有不同于前代的特征。例如，唐代也存在大量取材于《周易》的年号。唐太宗贞观年号取材于《周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3]447。唐高宗咸亨年号或取材于坤卦彖辞“含弘光大，品物咸亨”[3]32，或取材于咸卦卦辞“亨”[3]199。唐睿宗文明年号亦取材自《周易》。实际上《周易》中多次提到文明，如同人卦彖辞“文明以健，中正而应”[3]106，大有卦彖辞“其德刚健而文明”[3]111，革卦彖辞“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3]302，文明或取义其中之一。睿宗还有年号太极，出自《周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3]435-436唐肃宗乾元年号出自乾卦卦辞“元、亨、利、贞”[3]1。唐顺宗永贞年号取自比卦卦辞“原筮元永贞，无咎”[3]78。唐文宗年号大和、开成，一出自乾卦彖辞“保合大和”[3]6，一取自《系辞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3]431。唐昭宗天祐年号取自《系辞上》“自天祐之，吉无不利”[3]396。他如唐高宗乾封、唐僖宗乾符、唐昭宗乾宁等年号，基于《周易》乾卦中乾所表征的天、君的独有意涵，这些年号直接以乾命名。

考察唐代取材自《周易》的年号，可知其大都是直接截取《周易》经传中的连字而来。这一年号命名方式与唐初的经学整合及唐代的解经方式有密切关联。唐初《五经正义》成书，经学固定下来，以注疏为主要方式的解经理路也确定下来。经典的地位不容置疑，故此取材于五经的年号也只能直接截取《周易》中的连字而来。不独《周易》，取材自其他儒家经典的年号亦有着类似的谨慎取向。唐代有两例因修建明堂成功而改元的年号，分别是唐高宗总章、武则天万岁通天。“总章”出自《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左个”[14]1372-1373、“仲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大庙”[14]1373、“季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右个”[14]1379，取义天子秋居总章，依秋令为政。“万岁通天”则是武则天别出心裁所设置的年号，并无经典依托。对于无经典依托的年号自可别出心裁，但是如总章这种出自儒家经典的年号则绝无截取变改之处。

宋代年号引《易》则不同于唐代的这一取向。宋太祖乾德年号虽类似于唐代以乾命名的年号，但是又赋予其德性意涵，取乾为天之意与“至德”合二为一，表征自己至德感天而开基立业。宋真宗大中祥符年号源自将天书与《易》、洛书地位等同的考量，以表征自己得天庇佑；
乾兴年号取乾为天为君之意与兴起合二为一，祈寿禳灾。宋仁宗皇祐年号以皇合《易》“自天祐之，吉无不利”[3]114而来，“皇”训为大、盛大，意同《诗经·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15]之“皇”，祐则指护佑、庇佑，皇祐即冀望得到上天的盛大护佑；
至和年号以至合“太和”而来，意为希望阴阳能达到极致的和合，以祓除凶灾。宋神宗元丰年号是在丰卦卦名之前冠元而来，大美之意。宋徽宗大观则直接以大观卦卦名为年号，是对自己治下灾异不为害的夸扬。宋孝宗乾道年号取乾健之意，乾道也就是取法乾卦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意思；
淳熙年号化自十二辟卦之中的复卦，一阳来复，意谓阳气用事，渐趋盛大。宋宁宗嘉泰年号合乾卦文言“亨者，嘉之会也”[3]9与泰卦象辞“天地交，泰”[3]95而来，意谓美好祥和。宋理宗宝庆年号采《系辞下》“圣人之大宝曰位”[3]449与坤卦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3]40而来，意谓以仁德临土治民必将得到上天的护佑。宋度宗咸淳年号虽是拆合咸平、淳熙而来，但仍有取于咸卦彖辞“咸，感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3]199，意谓希望风俗美善，天下和平。

可见，宋代年号对于《周易》的取材方式具有如下特点：首先，除了宋徽宗大观年号直接取大观卦卦名，其他年号的命名方式为选取《周易》中的一字，再附加一字作为定语或表语组合而来，而非直接以卦名或截取《周易》经传中的词组来命名。这是明显区别于唐代之处。其次，选取自《周易》的字眼也不再局限于卦名，而是兼取卦名、彖辞、象辞等内容。再次，宋代年号在文字意蕴的选择上亦有独特的价值指向，除“乾”“祐”“庆”等表征天人相与、祈天永命意义的字眼之外，更多的是“丰”“和”“嘉”“泰”等立足人间政治治理的字眼；
而附加于上述源出《周易》的词汇诸如“道”“德”“熙”等，抑或表征德性意涵，抑或立足政治治理愿景。最后，宋代取自《周易》的年号还展现出一定程度的世俗化倾向，如元丰、淳熙等年号的命名受到了世俗社会拆字测卜吉凶的影响。

唐宋两代取材于《周易》的年号之所以如此不同，主要源于唐宋两代经学解释学上的差异。唐初孔颖达等受命注疏五经，使南北经学走向统一，其成果《五经正义》成为儒学的定本，标志着儒学在唐代的复兴。但是这种复兴是建立在对汉儒解经路数的继承基础之上的，即注不破经、疏不破注，不深入挖掘儒家经典的内在意蕴，而着重于对以往注疏的再解释。这种经由官方整合南北经学确立下来的解经方式又反作用于政治，比如在年号命名上，就是不会破拆儒家经典的文字，仅局限于取经典中的连字。

这一解经方式在宋代发生了转变。宋初三朝“守故蹈常之习未化”[16]，官方认可的解经方式仍然是疏不破注的汉唐注疏训诂之学，对于“舍注疏而立异论”[17]并不认可。但是至宋仁宗时，由范仲淹、孔道辅等人倡导，经庆历新政推波助澜，当时的学风发生了转变。表现在经学领域，就是对于通经学古的推崇。所谓“通经学古”，即回复到儒家经学的源头，也就是回复到孔孟元典儒学。宋儒由此破除了疏不破注的汉唐训诂之学的解经方式，并揭起疑经改经的大旗，破除了五经为圣人之言的迷信，进而完成了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换。反映在年号命名上，就是取材于儒家经典的年号不再坚守经典文字的固有形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多元化及世俗化倾向。

唐宋之交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变革期，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与五代十国的战乱纷争“使原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价值理想扫地无余”[18]。有鉴于此，宋代在开国之初就着手进行政治社会的重新建构，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将领军权，建构文官政治，以枢府、三司、通判分宰相及地方长吏之权，加强中央对地方行政、财政、兵政的统辖。通过上述一系列政治上的重新建构，宋代完成了从重武到“右文”、从地方与中央争权到“强干弱枝”的转变。

“右文”在思想学术领域的主要表现是宋廷对儒学的推崇。宋太祖在立国之初就奠定了崇儒的基调，曾云：“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19]陈亮在其上书中也指出：“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1]12940宋真宗更是认为儒学的兴衰关系国家治乱，曰“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20]1798。他还指出，自己治下的国家之所以繁荣稳定，就在于太祖、太宗对于儒术的推崇：“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实二后垂裕之所致也。”[20]1799基于这种共识，儒家经典及儒学思想在宋代得到普遍的尊奉，儒学及儒士大夫也获得了朝廷极大的重视。

宋代科举制度又进一步加强了儒学的尊崇地位。其时科举取士数量之多，冠于历代王朝之首。宋人王禹偁就曾指出，宋太宗“不求备以取人，舍短用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殆近万人”[1]9796。科举取士数量的大幅增加，使得越来越多以儒学立身的士人得以进入统治阶层。以儒士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在宋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反过来又进一步增进了朝野上下对儒学的推崇。如此一来，自然会促使儒学及儒经渗透到社会政治方方面面，而年号取材于儒家经典也就水到渠成了。

除了大量取材于《周易》的年号，宋代年号还取材于其他儒家经典。如宋徽宗建中靖国年号，其寓意为“思建皇极，嘉靖庶邦，盖尝端好恶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2]9。“皇极”出自《尚书·洪范》“皇建其有极”之语，孔颖达疏曰：“皇，大也；
极，中也。施政教，治下民，当使大得其中，无有邪僻。”[13]189“嘉靖”语出《尚书·无逸》：“不敢荒宁，嘉靖殷邦。”[13]221“中和”则出自《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4]1625“建中靖国”意即以中和之道安定国家、安辑百姓。一个年号有三处用典，出自两部儒家经典，可见宋廷对儒学及儒家经典的推崇。

宋代朝野对于儒学及儒经的推崇，只是提供了年号取材于儒经的可能。宋代取材于《周易》的年号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体量，还跟神学政治存在密切关联。所谓神学政治主要指的是“受命于天”的政权合法性及正统性问题。早在两汉时期儒家学者就已开神学政治诉求之端绪。董仲舒《春秋繁露》云：“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21]司马迁《史记》也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22]所谓改正朔最初不过是一个天文历法问题。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13]119的记载，其原初意思是帝尧命令羲氏、和氏严谨地遵循天数，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出历法，把天时节令告诉人们。在先秦两汉的不断演绎中，这一天文历法问题被纳入了政治神学的范畴之中。故此，每当一个新的政权建立，必定进行正朔、服色的论证和改订，以示其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以及与民更始的合理性。

这一改制的做法只适用于政权建立之初，而在政权建立之后，历代帝王对于政权合法性及统治正统性的诉求是一贯的，于是年号应运而生。汉武帝以年号纪元创立了一个新的范式，使得政权内部改制诉求有了神学依托，满足了每个帝王关于合法性、合理性、正统性的政治诉求。同时，历朝历代官方意识形态及统治思想上的不同，导致历代年号取材上的差异。具体到宋代，对于儒学及儒家经典的推崇和表征政权合法性及统治正统性的神学政治诉求，在《周易》这部探讨天道的儒家经典中达到了“天人合一”。

实际上，这种神学政治诉求与儒家经典《周易》的“天人合一”，不止体现在取材于《周易》的年号中。在两宋其他年号的改元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易》的影响。如宋太祖即位并改元建隆的诏书称：“昔汤武革命，发大号以顺人；
汉唐开基，因始封而建国，宜国号大宋，改周显德七年为建隆元年。”[2]1宋太祖援引革卦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3]303，表征自己得国的正当性；
援引涣卦九五爻辞“涣汗其大号”[3]362，表征自己改元的正统性。再如宋光宗绍熙改元诏中“继照四方，时适乘于亨会”[8]1958之语，征引自《周易》离卦象辞“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3]194，以及乾卦文言“亨者，嘉之会也”[3]9。类似的征引在两宋改元诏中比比皆是，亦足以说明《周易》之于宋代年号的重要作用。

综上，《周易》对宋代年号取材有着特殊的影响。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是由宋代朝野对儒学的推崇，以及在儒家经典中《周易》联结天人的独特属性所决定的。同时，源于由汉唐训诂向宋代义理之学的经学解释方式的转变，宋代年号对《周易》的取材也有着明显不同于前代之处，出现自由化、多元化以及世俗化的倾向。上述对年号与《周易》关系的考察，正反映出经典与政治之间的双向互动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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