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历其境之言：1941年“康昌旅行团”川康地区游历考察活动述论

周维勤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8)

抗战时期，面对日本的鲸吞蚕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大后方受到更多国人的关注，国内也有愈来愈多的个人和团体进入西南地区进行游历考察，随之产生的诸多考察报告、私人日记和影像作品等游历记录，对于考察西南地区历史脉络与社会面貌均具有重大参考价值。西康地处西南边陲，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国民政府极度重视，这也促使更多国人进入西康进行游历考察，而“康定、西昌旅行团”(以下简称为“康昌旅行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孕育产生的。

194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组织“康昌旅行团”对内江、乐山、峨眉、西昌等西南边陲地区进行长时间、大规模、全方位的游历考察。“康昌旅行团”的西南之行，不仅得到国民政府的全力支持，而且受到社会媒体的高度关注，可谓是战时大后方的热点事件。在考察途中，“康昌旅行团”的游记与报告记录了当时部分人士的所见、所闻和所想，尤其是朱偰的《康昌考察记》，更是系统、全面地记录了此次游历，对于研究川康历史发展具有重大的文献参考价值。不过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康昌旅行团”并未充分研究，学者们只是在部分论述中偶有提及，关于“康昌旅行团”的许多史料尚未充分发掘使用，部分史实也并未梳理清楚(1)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曹春梅.浅谈民国时期入西康考察之国人的类型及其原因[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1);王璐.民族志视野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 2020 (4)；
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2).。因此，本文从旅行史的角度出发，利用民国报刊、文史资料和考察游记等资料，对抗战时期“康昌旅行团”的缘起、筹备、游历等问题做进一步的史实梳理，并尝试揭示“康昌旅行团”此次川康之行的异地体验与新知探索，以补充和推进现有研究。

1941年，《大公报》《中央日报》《前线日报》等报刊对于国民政府组织“康昌旅行团”一事进行了广泛持续的报道，可谓是广而告之、大张声势。不过，作为一次精心策划的官派游历而言，“康昌旅行团”此次川康之行又背负着哪些政治使命？该团又是如何筹备组建的呢？

(一)“康昌旅行团”的缘起

1941年，蒋介石亲自召集重庆各机关要员授意组织“康昌旅行团”进行考察[5]2，使“康昌旅行团”的游历一开始就有着十分浓厚的政治意图，而非普通意义上的观光旅行。

首先是考察川康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抗战背景下，川康地区一直是最重要的根据地[1]，但西康省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以致“地未能尽其力，人未能尽其才，物未能尽其用，货未能尽其流”[2]1，而“康昌旅行团”此行目的之一便是考察沿途经济状况。重庆《中央日报》就曾发文指出：“该团以考察沿途民生状况，促进经济建设为宗旨，而负主要任务，则以考察宁属各地富源，俾作开发之计划”[3]。朱偰也曾在自己的游记中写道：“余忝奉使节，参加‘康昌旅行团’，沿途视察财政，留意经济民生……”[2]1。6月30日，团长王家桢对记者也谈到：“此行主要任务，在视察康省宁属各地富源开发之可能性，提供政府以资参考”[4]。

其次是调查乐西公路、川中公路工程。1941年，川中公路与乐西公路趋于竣工，国民政府计划对这两条公路工程情况进行检查，因此蒋介石“於乐西公路打通之后，特召集陪都各机关酌派专门人员，组织‘康昌旅行团’……”[5]。5月9日，《大公报》就曾说明：“行政院决组康定、西昌旅行团，前往考察经济、交通建设”[6]。在此期间值得注意的是，《抗战与交通》编辑部也派人一同前往考察，以期“为抗战与交通搜集各种资料”[7]1126。此外，在“康昌旅行团”出发之前，国民政府行政院曾给每位团员分发一本《行政院“康昌旅行团”手册》，在该书的第二、三章中就详细介绍了川中公路与乐西公路工程的概况[5]1-8，而此后“康昌旅行团”也基本上是沿着川中公路与乐西公路进行游历考察。

最后是促使国人进一步了解、认识川康。除了考察沿途经济与公路工程外，“康昌旅行团”此行另外一个目的便是将“该区实况报告国人，以引起国人之注意”[4]。长期以来，“西康僻处边陲，介於川藏，旄牛荒徼，著录鲜闻，即有所述，亦逞臆说”，究其缘由，主要是因为当时大部分学人著述“率多内诸夏而外四裔，详近畿而略边远”[8]55。而国民政府行政院组织“康昌旅行团”的游历，“一观沿线经济建设与边民之实况，旁及文物制度之考求，以其所得，公诸国人，以唤起国人进一步之注意与认识”[2]1。

(二)“康昌旅行团”的筹备

《礼记》有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9]“康昌旅行团”在出发之前，国民政府行政院在人事安排、旅行地点、舆论宣传等方面就已经进行了详细规划，可谓是费尽心思、做足工作。

首先，国民政府行政院对“康昌旅行团”的人员进行了细致分配与周密安排。第一，就团员数量而言，总计21人，其中，国民政府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的王家桢、王事翰分别担任旅行团的正、副团长，另由行政院派定总干事及各组干事14人，分掌该团总务、交通、招待各项事宜[10]203。第二，从团员构成来看，不仅有行政院、财政部、交通部、农林部、教育部等各政府机关人员，而且还包括了各文化经济团体和部分华侨等社会人士(如表1所示)，可谓是面面俱到[11]。作为一次意义重大的官派游历，国民政府行政院对该团人员从各行各界推荐或指派，这样的选人方式其实有着更深远的考量，因为它不仅要显示中央政府的官方意志，又得极力调和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同时又必须体现社会各界的声音，以博得时人对“康昌旅行团”的兴趣与关注。

表1 “康昌旅行团”成员统计表(2)数据来源：佚名.康昌旅行团定月底出发[N].中央日报(重庆),1941-06-24(03)；
“行政院”“康昌旅行团”总务组.行政院康昌旅行团手册[M].出版地不详：国民政府行政院，1941：29-31.

续表

其次，国民政府行政院对“康昌旅行团”的此次游历进行了广泛宣传和精心策划。第一，当时各大报刊对“康昌旅行团”进行了全面、持续的报道。重庆《中央日报》对“康昌旅行团”的由来、筹备、行程等信息逐一进行了说明，以此向社会各界积极“造势”，以显示国民政府对此次活动的重视。此外，如《益世报》《大公报》《新闻报》《前线日报》等也持续“跟风”，对“康昌旅行团”也是格外关注。第二，“康昌旅行团”受到国民政府中央高级官员的重视和关切。此次旅行由国民政府亲自组织，其影响力自然不容分说，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康昌旅行团”出发之际，国民政府部分要员对该团进行了饯别。6月27日下午4时，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张嘉璈招待了各团员及全体干事[12]。6月28日晚上7时，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设宴招待全体团员，代理秘书长蒋廷黻(孔祥熙因故未能出席，实际是由代秘书长蒋廷黻代为招待)在席间致辞，对该团此行任务进行说明，继由团长王家桢致答词，席散后全体团员又对团务略作商讨[13]。从筹备之初的大肆渲染到临行之际的宴会饯别，行政院希望“康昌旅行团”此行“得到最大之收获”[12]，这也足见国民政府对“康昌旅行团”此次游历的重视程度。

最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对“康昌旅行团”的旅行时间及游历地点进行了详细规划。行政院计划“康昌旅行团”在6月30日上午7点半由重庆出发，全体团员29日晚齐宿嘉陵宾馆，30日晨即在该处登车，全团人员分乘客车3辆，另外2辆卡车分载行李、油料，小工程车装载卫生药品，并预计当晚可达内江，并拟在内江作一二日之勾留，藉资考察[14]。该团旅行路线先是由重庆经内江、自流井、乐山、峨眉、富林，终点为西昌，再由西昌经峨眉、灌县、成都，返抵重庆，共计34天[15]。与此同时，行政院还向团员分发了《行政院“康昌旅行团”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沿途交通、公路、经济、风景等概况，并罗列了该团组织大纲、办事细则等信息，供团员参考使用。国民政府行政院之所以对此次游历进行详细规划，表面来看是对此次游历的极度重视，但更深层次的来看，这种事无巨细的安排与布置背后其实是国民政府通过政治权力对游历过程的强势控制，从而达到“为我所用”“替我发声”的效果。

如前所述，经过行政院的精心策划与周密安排，“康昌旅行团”此行几乎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41年7月8日早晨，“康昌旅行团”从重庆出发，正式开启了此次西南之旅(3)“康昌旅行团”原定于6月30日出发，但因筹备问题，故推迟到7月8日。请参阅：佚名.康昌旅行团今晨出发[N].中央日报(重庆),1941-07-08(02).。

游历活动的核心内容是新知探索与异地体验[16]52，“康昌旅行团”一行虽然不是第一个进入西南地区考察的团队，但其成员大多数都是首次在川康地区进行长时间、远距离的游历，因此对于他们此行中的所见、所闻、所想及所获是非常值得关注与探讨的。

(一)身历其境与公路考察

“康昌旅行团”从1941年7月8日游历开始到9月1日旅行结束，行程达3300多公里，总共历经56天[10]203，这已比原定计划多出整整22天，整个团队似乎有点“流连忘返”之意。在这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康昌旅行团”究竟进行了哪些考察？团员们又有着怎样的切身感受？

“康昌旅行团”此次游历时间主要集中在7、 8月份，在8月5日该团达到终点站西昌，作一段时间停留后便返抵重庆。因此以西昌为终点分析可知：重庆—内江—自流井—乐山—峨眉—富林—西昌一线(7月8日至8月14日)大致为“康昌旅行团”的来踪，西昌—富林—峨眉—成都—灌县、内江—重庆一线(8月15日至9月1日)大致为“康昌旅行团”的归途(见图1)。

图1 “康昌旅行团”行程图(4)图片来源：“行政院”“康昌旅行团”总务组.行政院“康昌旅行团”手册[M].出版地不详:国民政府行政院,1941:28.

由图1可以看出，“康昌旅行团”的游历地点虽然数量较多，但分析其轨迹就可以发现：该团大致是沿川中公路与乐西公路游历，其中，内江—乐山一段正是川中公路的一部分，而“康昌旅行团”在7月9日即“由自流井出发，沿川中公路西行”，之后又对该路修建进行了考察，并指出该路“沿线各地，物产丰富，人烟稠密”而且短期内即可实现通车。[15]同时，乐山—富林—西昌一线正是乐西公路的部分路段，而“康昌旅行团”于7月16日开始由乐山启程并“沿着乐西公路旅行”[17]，这样的游历线路也基本上遵循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任务要求——考察公路，所以“康昌旅行团”此行完全称得上是一次真正的“探路之旅”。

“康昌旅行团”一行虽然背负着特殊的政治使命，但旅行团中的团员作为个体而言，在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时，或触景生情，或睹物思人，抑或思绪万千……而这些“异地体验”不仅记录了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更是映照出他们身临其境时的内心感触。

进入西南边陲，首先映入“康昌旅行团”成员眼帘的是西南地区的地理风光。川康地区多崇山峻岭，地形地势极为复杂，当“康昌旅行团”进入西南地区后的第一感受便是“险峻”。7月17日，旅行团由峨眉前往寿永场途中时顿感此地“傍山问道，下临深渊，悬崖千仞，令人惊心动魄，俯视大渡河如带，水流湍急，隔岸群山绵延”[18]。7月19日，当旅行团达到海拔为2800公尺的蓑衣岭时，“微雨未止，山野云雾弥漫，虽棉衣尤觉寒气侵入”，而团员们感到“悬崖绝壁，令人心悸”[19]。在经过岩窝沟时，他们直呼这是乐西公路“全线最险的地方”，但此处之险“并不在它的高，而在它的峭”，旅行团中见识过剑阁、三峡之险的团员都不禁慨然同声地说：“就是有名绝险的剑阁和三峡何尝赶得上这不见经传的岩窝沟”[20]。不过，在惊叹于西南地区的险峻地势之余，团员们亦陶醉于沿途的山光水色。随行团员朱偰在游记中就曾多次描写到游历途中的优美风光。譬如：8月3日，旅行团由擦罗到大桥时，朱偰就曾记录到：“临安宁河上游，水清见底，……悦耳清心，加以山色□黛，风光滴翠，云霞映蔚，风光至佳”。再譬如，当旅行团至西昌后朱偰描写到：“想不到西昌的天色，是如此之蔚蓝，是如此之透明，更想不到西昌的云态，是如此之鲜明……”。而琼海当时作为西昌的风景名胜区，更是给团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朱偰便写道：“但见山光水色，上下一碧，空明澄澈……观此奇景，为之心旷”[2]34-56。不过，“康昌旅行团”此行并不是一次游山玩水式的观光旅游，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则是一项社会性综合考察，尤其是对于川中公路和乐西公路的调查。

川中公路是由四川内江经过自流井到乐山的一条公路，全长202公里，该工程在1940年动工，1941年6月竣工试通车，沿线经过四川省的产盐区与产糖区，并临近煤铁藏量丰富的威远，经济价值极大。乐西公路是由四川乐山经峨眉、龙池、富林、石棉到西昌的一条公路，全程525公里，此工程1938年始筑，1942年全线竣工，该路对于支援抗战具有重要作用[21]312-314。川康地区由于其复杂多变的地形地势，修筑公路极为不易，牺牲民工极多，工程进展缓慢，而国民政府派遣“康昌旅行团”考察公路，一方面是为抚恤牺牲路工、凝聚人心，以体现国家对战时大后方工程建设的关心与重视，而另一方面则是对工程质量、沿线经济民生等状况进行调查，以确保川康地区交通运输线的时效。

“康昌旅行团”一行7月8日由渝出发，当天下午便抵达内江，随即由内江赶赴自贡，并在沿途参观盐场后前往考察川中公路[22][23]。此时正值川中公路通车之际，而“康昌旅行团”在考察后认为：“该线路面较一般公路稍窄，但修整平坦，为内地公路所少见，沿线各地，物产丰富，人烟稠密”[24]。随行团员朱偰也在重庆《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川中公路沿线经济、地理、民生等有关的诸多考察记录，(5)详情可参阅：朱偰.西昌纪行之二:川中公路素描[N].时事新报(重庆),1941-07-24(03);朱偰.西昌纪行之二:川中公路素描：续[N].时事新报(重庆),1941-07-25(03); 朱偰.川中公路及乐西公路沿线经济财政调查：附表[J].财政评论,1941(5):69-76.随后，“康昌旅行团”在川中公路工程处欢宴并于11日下午抵达乐山开始考察乐西公路。

在“康昌旅行团”的整个游历过程中，对乐西公路的考察恐怕是最深切的记忆。乐西公路在当时被称为“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奇迹”[25]，而这个奇迹的背后更多的是血泪与白骨。旅行团在滞留富林途中，随行记者就谈到：“旅行团已历该路之半，纵观此段工程，无处不艰险，岩窝沟一段，山陡地僻，施工尤感困难……致有工人多名殉职，路方立碑于此，永留纪念”[26]。在此期间，重庆《中央日报》还刊登了这样一则感人肺腑的故事：几个团员在蒙蒙细雨的时候出去散步，看见“寂寞的山道上有3位筑路工人还在辛勤地填着土……在近已深秋的寒意里仍然穿一层单衣”，当团员们问起修路是否辛苦的时候，他们回答道：“先生，现在正打仗，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又没有钱，只有两双手，所以只能替国家做点粗活，也算是尽点本分，这样才对得住良心。”当团员们问起这三位路工的住处时，他们则指着远处漫没在暮色苍茫中的一排棚屋，团员们顿时觉得这三个人立在自己面前“忽然变得特别的高大，对着他们黑黑的面孔，我可以从他们坚实的身体里看出三个崇高朴厚的灵魂。”这个故事当晚传遍全团后，有人竟打伞出去寻访这三个深明大义的朋友，可惜在许多任务棚中都没有找着，只好在夜雨中失望地回来[20]。这则故事虽有可能是国民政府出于宣传目的而安排的“特写”画面，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却也有“身临其境”之感。

(二)新知探索与游历记录

游历不仅仅可以观看到一个地区的自然风光，而且还可以领略到当地的民风习俗以及观察到那里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情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旅行，也就是我们去认识世界的工具。”[27]不过，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出入交通不便，致使许多国人对于西康地区认识片面、了解有限，一般人认为“僻处边陲，交通耿塞，文化落后……”民众更无“国家民族之观念”[28]10。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西康的认知都是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而“康昌旅行团”中的部分成员也不例外。譬如，他们对于“边地夷民生活，先作一些富有情趣的推测，比方一想到夷人，总可以连带想到山居的放浪，奇诞的服饰，格斗的符咒，深山明月下的情歌”[17]。由此可见，在未见识到真正的夷区时，人们总是热衷于用自己的想象来弥补对该地区认知的空白，而当他们真正深入夷区、了解夷民(6)这里的“夷区”其实是“彝区”，指彝族聚居的区域，为保持史料的原始性及行文方便，本文使用“夷”这一称呼。生活后，才逐渐搞清楚“黑夷”与“白夷”之分、天菩萨、祭祀等一系列民族常识问题。与此同时，“康昌旅行团”在达到富林第3日后便访问了当地夷民领袖岭光电，经过交流后团员们对于夷民的历史渊源、发展现状等情况才有了进一步认识。而在此之前，“国人谈夷情者，颇多隔膜，不切实情”[2]99，所以“天下事必须足迹所周，亲为考察，方可以笔之与书、以待学者，断不可以凭空臆造之说误之”[29]10。

“康昌旅行团”成员除了增进对夷民的认知外，他们对于沿线的物产、矿藏等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初入康境，团员们感到“山多田少，居民极稀”[30]，当旅行团进入川中公路时，却发现“沿线各地，物产丰富，人烟稠密，荣县附近，产煤极富，自贡各井灶所用燃料，多仰给予此，故沿路肩贩络绎不绝于途”[24]。“康昌旅行团”于7月20日到达富林并在此停留达9天，“经数日观察与访问，深感富林地方富庶，位置重要及其将来极大发展可能性”[26]。团长王家桢在谈到此行的观感时便指出：“康境平原沃野，气候温和，农产既丰，地下之宝藏尤富，以宁属丰富之铜铁等金属及煤产而言，实堪为大西南之工业中心”[31]。对于“康昌旅行团”一行而言，这正是他们在实地调查后所获得的认知，否则，他们也可能会将西康视为一个“神秘地域”[32]，或者将其看作为非常“贫瘠的地方，简直是不可开发”[33]。

在此期间，值得关注的是，“康昌旅行团”此行的这些认知以文本的形式被记录下来，成为国人认识、研究西南的重要参照。这些认知不仅包括了山川、河流、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地理信息，而且还包括历史沿革与社会面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信息。游历文本所记录的内容是丰富的，而记录这些内容的形式也是多样的。首先是报纸媒体的记录。如前文所述，“康昌旅行团”在游历前后，《中央日报》《大公报》《前线日报》《益世报》《抗战与交通》等报刊都对其进行了详细报道，而这些报刊当时基本上拥有较多的读者群体，“康昌旅行团”的相关消息被阅读传播的几率很大。其次是私人游记的记录。朱偰(国民政府财政部职员)仿照《天下郡国利病书》写成《康昌考察记》一书，在1942年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公开出版发行。《康昌考察记》一书共130多页，凡是“康昌旅行团”所到之处，该书均有记载，该书不仅内容丰富、记录详细，而且还收录了作者本人在游历途中所创作的许多诗词，集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于一身[2]1-124。最后是政府考察报告的记录。“康昌旅行团”于9月1日返回重庆后，除了向新闻界透露考察经过外，还印发了《行政院康昌考察报告》小册子，介绍了西康的山川地理和战略地位等(7)详情可参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M].西昌：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96：20.。无论是官方记载，还是私人记录，这些游历记录对于认识、研究川康地区历史发展与社会面貌的参考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学者吴必虎等人指出：“在各类学科诞生和知识积累的过程中，旅行和旅行记录长期以来就是其重要来源”[16]62。从知识的创新溢出角度来讲，“康昌旅行团”通过游历考察所获得和积累的这些关于川康地区的知识，通过报刊、游记等形式被读者阅读传播，又促进了相关知识的流动，同时也推动了国人对川康地区的相关认知与进一步探索。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认知是主观的、零散的和不完整的，在转换为真正的知识之前，还需要一段非常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如上所述，“康昌旅行团”在深入西南地区之后的所见所闻及所感所想，都是在亲身经历和实地考察后所产生的相关认知，而这些新的认知在被记录下来后又通过媒介转换为新的知识，不仅成为时人认识川康地区的重要参照，也是后人研究西南区域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综上所述，“康昌旅行团”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精心策划组织的一支官派游历团体，无论是在筹备组建、报道宣传层面，还是在实现考察任务方面都是相当成功。不过，从更深远的层面来看，“康昌旅行团”游历川康的最初目标虽然始于政治要求，但其影响并不限于政治层面，尤其是团员们在游历前后所产生的诸多游历记录，不仅记录了他们“身历其境”时的异地体验，更记载了当时川康地区的自然风光、社会面貌、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成为边地知识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认识研究西南社会历史的重要参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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