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意蕴及其调适
时间：2023-02-28 20:50: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汤荣光 李嘉霖
民本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古人对于民众这一群体的深刻认知，彰显了古代思想家深刻的理论智慧，是宝贵的思想遗产与精神财富。民本思想的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相契合，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时至今日，在西方民主的冲击下，我国一度出现否定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有将传统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理论割裂的看法。因此，需要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意蕴，洞察其历史逻辑，发掘其延续至今的优秀价值，做到正本清源。
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演进是否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是需探讨的首要命题。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顾历史，从中可以梳理出天命观向民意观转变的发展走向。
（一）天命观的萌发
由于对自然界认知不足，人类早期将天视为超自然的力量，将天道视为至高无上的规则意志。上古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环境恶劣，迫使人们以部落为群体求得生存，人们对天道的服从便首先体现在部落生活之中。一方面，祭天活动盛行，巫师出现，“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
另一方面，伏羲、炎、黄等传统部落首领的产生被赋予天意，衍生出神人合一的神话体系。为保证社会秩序，颛顼发动“绝地天通”施以“宗教改革”，将巫术仪式归由官方专行，“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伪孔传》），原始部落首领获得对天道的绝对垄断，社会秩序得以维护。后至尧、舜、禹“三代之治”，部落首领统治地位加强，他们被视为天意化身，又以“天命有德”“天讨有罪”（《尚书·皋陶谟》）为据，充分考虑接任者个人的德行与才能，推行禅让制。之后原始社会解体，奴隶制国家的出现对原始禅让制产生冲击，统治者自行宣称天命，以天命维护自身特权。商朝取代夏朝后，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求得统治合法性，同时对夏朝的覆灭进行历史反思，提出了“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尚书·盘庚中》）的思想。商朝采取政神合一的祭祀体制，统治者自诩为永恒天命。商周之变后，周公创新性地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天命归有德之人承接，而倡导“以民情视天命”，主张通过敬德保民稳固统治，民本思想得以凸显。
（二）民本思想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式微，传统封邦建国、世卿世禄的制度被打破。为帮助新兴地主阶级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取得优势，对民的重视成为诸子百家论证的主题。在诸多学派中，儒家重民安民的民本思想最为突出。在继承周朝“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泰誓中》）思想的基础上，孔子将民本思想纳于“仁”的思想，倡导亲民爱人。孟子进一步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民本思想正式确立。在民贵君轻思想的影响下，此后的儒家学者继续对天命加以探讨，荀子直言天行有常，以“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揭示天道与民本的内在关系，以“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指代民与国家的关系，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相对完整的民本思想。除儒家外，其他学派也对民本思想做出一定探索。老子在君民的对立统一中强调民众的重要性，并以“道”代天。墨子将兼爱非攻作为墨家行动指南，在主张爱民为民的同时，申述更为人化的天志。法家则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韩非子·五蠹》），主张专任刑法，推行奖励耕织、军功授爵等政策，以鼓励民众。整体来看，在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天命观，但事实上其重视的对象逐步实现了由抽象的天向实际的民的转变，揭示了民存则君存、民意即天意的规律。
（三）民本思想渐趋成熟完善
自秦朝开启了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统治后，民本思想也完成了从天命政治向民意政治的重要转变。汉唐繁盛时期，民本思想也处于大发展阶段。汉初容纳道家无为之治思想，以“休养生息”为策，对民众积极采取“轻赋薄敛”的举措，逐步实现社会安定、百姓富裕。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昌明“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认为秦亡在于不施仁义，脱离人民后国家也就不具备存在的现实性，从而发展了儒家民本思想。汉武帝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君权天授原则融汇百家思想，儒家民本思想成为思想主流。唐太宗李世民则以舟与水的关系比喻君民关系，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唐太宗论止盗》）作为执政方略，系统地提出了重民原则。因宋明理学的发展与专制皇权的强化，民本思想此后没有取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四书集注》），只是对先秦孟子思想的再度阐释。然而，皇权的强化亦激活了民本思想中反抗专制的元素，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对君权进行了批判，“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的主张展现出早期资产阶级“民主平等”思想的萌芽。
在初步考证了民本思想的整体走向之后，便应进一步考察民本思想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政之兴废，在于民心，维护社会稳定是民本思想的重要命题。古代统治者以爱民、养民、治民为理论遵循实施统治，以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一）民本思想具有缓解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
民本思想植根于中华大地。《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揭示了国家的存在依赖于人民的支持。纵览中国历史，每当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出现反抗起义后，必然会出现民本思想复兴乃至创新的高潮。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新的统治者采取更符合民本思想的政策，以避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循环局面。秦朝严刑峻法激发秦末农民起义，汉初则以休养生息的“文景之治”改变民穷国弱、百业待安的社会环境。唐贞观之治时期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征传》）思想也是对隋末乱世农民起义的历史反思。宋代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推动宋代儒家的变法革新。明末农民大起义激发民本思想发展，强调足食养民，推动了“民本—限君”政治模式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清“康乾盛世”的出现。这一切印证了民本思想最重要的精神品质在于对民生的关注，证明了如何处理社会矛盾是决定国家社稷是否稳定的首要问题。
（二）民本思想具有养民富民的现实效用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周朝首次提出具体系统的养民政策，以“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六项政策指向不同民众，以“荒政十二”应对灾荒。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丰富民众物质生活、减轻赋税、慎用劳役等主张来“养民”，倡导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孟子则具体化了大同社会的养民目标，即“养生丧死而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西汉刘向认为，民众的贫富，直接关系着政权的存亡，提出“富民乃富邦”的主张，并在所著《新序》中提出具体的养民政策。唐代对社会生产、经济民生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寻。宋明时期的民本思想更多体现在实践层面，在程朱理学发展的同时产生了李觏、范仲淹等人的功利政治思想，为宋代“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提供理论支持。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风盛行， “养民”“富民”的思想继续发展。儒家主张在“养民”“富民”的同时，必须对民众施以教化。不同于法家主张严刑峻法、信赏必罚，儒家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要求以礼为规则为民众定约，从而逐步达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善治境界。
（三）民本思想优化古代官吏的选拔标准
儒家倡导的入仕和入世，是读书人的价值追求，即使是那些远离官场的隐居者，也多怀抱被征召入仕的期待。先秦“孔颜之乐”表征着儒家入仕为公的价值追求。孟子提出的“左右皆曰贤，未可也；
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
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
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梁惠王下》），则从民众满意与否的角度来判断官员是否贤能，不断提高官员的素质。荀子倡导“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荀子·王制》）。“为政以德”的思想包括“修己”与“治人”，二者的共同落脚点在于树立从政为民理念。秦代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形成了最初的官本观念，选贤任能的制度赋予民众参政的可能，同时助长了对官员的崇敬。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强化了官本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彰显的是“鱼跃龙门”的个人升迁之路。针对官本位思想对民本思想的冲击，儒家的有识之士主张以“天下为公”的态度为官，强调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因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
民本思想对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有着深刻的积极影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传统民本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带有维护君主专制的色彩。
中国传统政治中存在基本的矛盾现象，即政治理念中民为主体，政治现实中君为主体。“这种二重的主体性，便是无可调和对立。对立程度表现的大小，即形成历史上的治乱兴衰。”[1]儒家坚持入世论政，以施行仁政等民本智慧打造开明政治，以“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阐释了王朝更替的必然性、合理性，以“选贤举能”作为治理手段，从而构造出人治社会下的理想政治模式，为民众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和权利保障。民众既是君权统治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政权体系之外足以制约君权甚至颠覆君权的政治力量。为政者须以天下百姓为重，爱护民众，予民以休养生息。然而这种政治模式将人民作为客体的存在去对待，并将君主与民众对立。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君本”是根本目的，而“民本”只是一种手段。统治者利用民本思想架构起古代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准则，保证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一方面通过“天命所归”“天命民心”理论消解民主选举产生统治者的可能，并赋予君位世袭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将最终立法权和决策权赋予君王，以君王选定的官员为治理工具。
迫于时代条件所限，官方儒学对于君权的制约始终停留在道义层面，缺乏制度保障。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下，道义对封建统治集团的要求不具备强制力，难以阻止君王成为暴虐或昏庸之辈，也难以避免官本位体制中贪官层出的现象。此外，民本思想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民意重合，但终归难以与真实的民意完全对应，无法在政治体制与民情舆论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儒家经典中，“当于民监”（《尚书·酒诰》）、“询于刍荛”（《诗经·大雅·板》）、“谋及庶人”（《尚书·洪范》）等思想主张统治者倾听民意，可是在“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的文化背景下，民情民意无法直接进入朝堂，只能借助官员，以朝议、谏言、监察、上书等一系列程序体现，不能保证全面、客观和真实。
面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局面，传统民本思想何以焕发新生？许多有识之士进行了探索，最终只有中国共产党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有益因素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使得民本思想实现了伟大的历史发展。
（一）西方民主思想的冲击引发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认同危机和革新探索
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把苦难和西方民主同时输入中国。维新派试图对传统民本思想加以西方民主式的解释，将明末清初黄宗羲等人的民本思想作为引入西学的中介。出于对皇权的维护，维新派的革新仍将希望寄托于明君，缺乏对君权的限制，尚未意识到民众作为人的个体价值。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援引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宣传材料的同时，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创立的第一个比较完备的、有民族特色的民主主义学说，使中国近代民本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然而，这种取法欧美、返观传统的理论脱离现实需求，具有明显的阶级狭隘性，忽视了当时中国最迫切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西式民主终归难以落实，辛亥革命最终失败即为明证。总体而言，西方民主思想的本质体现在统治者或精英脱离群众的“少数人”的民主。近代中国各势力的救亡图存，寄希望于统治者自身改革或资产阶级革命，都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或者资产阶级精英的少数人的行动，始终没有突破忽略民众的局限。随着社会变迁，这些所谓的民众代表要么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成为革命的对象，要么在这三座大山面前屡屡碰壁，最终失败。
（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促进了传统民本思想的新生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有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转向俄国革命，并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吸收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落实于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上。出于理解不足，他们仍存在从传统民本思想框架下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愚民主义、安民新学等思想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宣传运用。郭沫若创新性地提出“人民本位”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儒家民本思想予以批判继承并广泛运用于研究创作和现实批判领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的一大就把无产阶级鲜明的人民立场思想写进自己的纲领，民本思想实现了从少数人的民本向多数人的民主的转化。毛泽东同志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就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提出了极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民主体论、人民利益论和群众路线论，把“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宗旨，周恩来、李达等人也在民本思想的“联结”下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本的指向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非君主或者少数精英。“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2]中国共产党自人民而来，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人民立场的主体始终是人民群众，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转化。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不断推动传统民本思想的创新发展
1943年，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自带领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等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建立新中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至改革开放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将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坚持人民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长期斗争经验以及吸纳传统民本思想基础上提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4]群众史观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君本观念与英雄史观，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深化了党对人民至上观念的认知，注重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强调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希望人民在改革事业中“大胆的试”“大胆的闯”，要求党员干部以当人民勤务员的精神，“要平等待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5]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政治与思想上的冲击，江泽民同志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6]“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丰富了党的性质和内涵的同时，深化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根基和本质要求”[7]，彰显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
（四）传统民本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守党的初心使命，带领全党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理论和实践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强调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8]。党始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群众路线，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充分体现出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传统民本思想在新时代发出新的光芒。人民至上作为党的根本价值取向，体现在各项为民、便民、利民、惠民的政策举措之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改革发展成果公平惠及人民等一系列执政理念和举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建等各方面，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传统民本思想只有立足当代中国语境，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迸发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新时代风采。
猜你喜欢 民本天命传统 “两元保险”背后的民本思维——西安交大教授王立剑：风险管理再添一筹当代陕西(2021年18期)2021-11-27饭后“老传统”该改了中老年保健(2021年3期)2021-08-22Chapter 14 Realize your personal legend 第十四回 履行天命疯狂英语·新阅版(2021年5期)2021-06-21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体现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0年7期)2021-01-13兜底治疫科学导报·学术(2020年19期)2020-07-09张山毅书香两岸(2020年3期)2020-06-29同样的新年，不同的传统疯狂英语·新读写(2020年1期)2020-04-20老传统当传承传媒评论(2018年8期)2018-11-10口耳相传的直苴赛装传统中国三峡(2017年9期)2017-12-19天命夫人小说月刊(2014年7期)2014-04-18 相关热词搜索：民本，意蕴，调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