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问题的书写与阿Q的革命契机——重读《阿Q正传》

钱文亮 卞文娅

鲁迅的《阿Q正传》从1921年12月4日起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从第二章开始转入“新文艺”栏目连载。自小说发表以来，对《阿Q正传》写作的逻辑，尤其是对于主人公阿Q的革命及其“大团圆”结局，文坛学界就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郑振铎于1926年11月21日发表在《文学周报》的评论文章中对革命与“大团圆”结局的商榷：“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
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①郑振铎：《“呐喊”》，原刊于《文学周报》1926年11月21日第251期，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08页。

针对郑振铎的这一质疑，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给出了回应称：“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②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显然写作者鲁迅并不认同郑振铎的这一批评意见。由此阿Q究竟是国民性的代表还是革命党，其革命的原始动力又来自何处，便成为学界研究关注的重点。

要理解阿Q与革命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还原作者的写作逻辑，而在《阿Q正传》中恰恰有这样一段从逻辑上看颇为古怪的描写：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
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是很辽远的。但他终于走到了静修庵的墙外了。①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页。

这段对于阿Q求食之路的写作所体现出的古怪之处，不仅在于某种从全篇看来颇为少见的抒情意味，更在于写作过程中叙述者全知全能的视角被遮蔽住了，谁也无法明确指出阿Q想要的到底是什么②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这种“不知道”所带来的含混，为我们的症候式阅读提供了切入的线索。实际上，这段颇为古怪的书写也是研究者们历来所关注的重点。在《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一文中，汪晖尤其抓住了“阿Q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的精神状态。在他看来，经由切实的饥饿感，阿Q得以贴近以往被精神胜利法所遮蔽的自身真实处境。正是在这种对于自身处境的自觉中，阿Q才会陷入这种茫然而无所求的状态。而鲁迅通过赋形这一瞬间，“赋予了阿Q一种生命的尊严感——这种尊严感是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对于自己所求的无知开始的”③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针对汪晖的解读，陶东风在《本能、革命、精神胜利法——评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中进行了反驳。陶将后文中阿Q翻墙进入尼姑庵偷萝卜的情节补充进来，在更为完整的文本脉络支撑之下，指出此时的阿Q最在乎的依然是肚子，而且依旧显得无赖无耻、狼狈不堪。对于此前阿Q走在街上不想要熟识的酒店与馒头，陶东风认为“这类话语不过是鲁迅惯用的反语或反讽：明明没钱买也不敢偷（估计卖馒头的那个人不好惹，不像尼姑），所以干脆说自己不想要（‘我还不稀罕呢’）——这当然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④陶东风：《本能、革命、精神胜利法——评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文艺研究》2015年第3期。。可以说，陶的驳论对于汪晖的“瞬间”阐释造成了一定的挑战，成为我们同样需要加以讨论的一种“读法”。进言之，如果想要真正破解这个古怪的段落，更为合理地解释阿Q为什么不想要熟识的酒店与馒头，我们需要再次回到整体的文本之中，重新去理解熟识的酒店与馒头究竟意味着什么：

庵周围也是水田，粉墙突出在新绿里，后面的低土墙里是菜园。阿Q迟疑了一会，四面一看，并没有人。他便爬上这矮墙去，扯着何首乌藤，但泥土仍然簌簌的掉，阿Q的脚也索索的抖；
终于攀着桑树枝，跳到里面了。里面真是郁郁葱葱，但似乎并没有黄酒馒头，以及此外可吃的之类。靠西墙是竹丛，下面许多笋，只可惜都是并未煮熟的，还有油菜早经结子，芥菜已将开花，小白菜也很老了。⑤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页。

在这里，“黄酒馒头”又一次出现，与前文中阿Q“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形成了一种比照的关系。在第一次描述熟识的酒店与馒头时，叙述者说“（阿Q）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但这类东西是什么我们不清楚。当阿Q翻墙进入静修庵时，对于黄酒馒头的表述则变成了——“但似乎并没有黄酒馒头，以及此外可吃的东西”。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阿Q并不排斥作为食物的黄酒馒头；
作为一个饥饿者，阿Q此时仍受食欲的支配想要求食。显然，此处熟识的酒店与馒头所代表的“这类东西”并不是作为满足食欲的食物被否定，而是指某种超出了食物的东西。

结合前文中阿Q觉察到的“古怪”，此刻的他所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饥饿，同时还有经济上的贫困以及整个未庄社群的排斥，“但他更觉得世上有些古怪，却是许多日以后的事。其一，酒店不肯赊欠了；
其二，管土谷祠的老头子说些废话，似乎叫他走；
其三，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但确乎有许多日，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①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9页。。村镇上的黄酒与馒头是作为商品而存在的，如果具备偿还的能力且在社群内具有信用也可以赊欠。然而阿Q既没有钱，也失去了收入来源而不具有偿还能力，所以对于这种作为商品售卖的黄酒与馒头，绝不仅是阿Q所表述的主观上的“不想要”，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客观的无法得到。这种主观上“不想要”的表述无疑又体现出了精神胜利法回避现实中买不起黄酒与馒头的失败，而将现实编入另一套主观上“不想要”的强大作用力。就此而言，陶东风的观察是富有启发性的。

通过还原鲁迅的写作可以发现，由于黄酒馒头有着商品与食物的双重属性，因而以“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无法直接来证明阿Q在那一瞬间突破了精神胜利法的遮蔽。然而，汪晖所阐发的“六个瞬间”的整体思路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的向度。汪晖所着力阐发的阿Q的本能，并不是陶东风所以为的那样，即仅仅指向惯常所理解的“革命”契机。毋宁说，汪晖对于生存本能的挖掘指向着这样一个维度：“这些瞬间的契机既不是有待恢复的自然状态，也不是崇高的革命原则……鲁迅试图抓住这些卑微的瞬间，通过对‘精神胜利法’的诊断和展示，激发人们‘向下超越’”②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汪晖试图通过把握这些瞬间中生存本能对于精神胜利法的突破，来确证阿Q身上潜藏着的趋向革命的基因。然而此处的革命不同于崇高的革命的原则，而是一种对于人与世界这一真实关系的揭示。因此，通过分析鲁迅的写作策略，重新理解阿Q的革命契机便成为重读这一文本的关键。

鲁迅在“生计问题”一章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细致地书写了阿Q求食时所走过的道路。如何看待鲁迅笔下阿Q的“求食”之路③“求食”之路特指鲁迅笔下阿Q求食时所走过的道路，而后文的求食之道指阿Q所找寻的一种新的谋生方式，故此处特意用“求食”之路加以区分。？如果说阿Q确实潜藏着某种趋向革命的动因，它又与阿Q找寻的对象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当我们回溯鲁迅对阿Q“求食”之路的书写，可以发现阿Q的目的是通过三次否定与三个地点的转换而逐渐清晰的。在第五章“生计问题”中，第一次身处未庄的阿Q否定了原本熟识的作为商品售卖的酒与馒头。无法得到黄酒与馒头，实际上标志着阿Q原本“做短工帮闲—获得酬金—交换食物”的求食之道的失效。对于阿Q而言，过去他所熟悉的食物大部分都像黄酒馒头这类食品，是作为商品售卖的，然而由于失去了做短工的活计，阿Q没有了钱，这些食物自然也不能为他所获得。由此，阿Q因为发现了求食的不可实现从而陷入了一种迷茫的状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
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①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531、532页。。

在未庄已经没有了获得食物的可能性，于是阿Q漫步走到了水田。“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是很辽远的。”②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531、532页。在这里，阿Q的“求食”之道颇有双关的意味，它既可以被理解为此时他脚下所走的找寻食物的道路，也可以指代一种新的抽象的求食方法。按照第一种理解，此时阿Q所否定的对象便是水田这个地点，在这里并没有现成的食物可寻，所以不可能是他求食的目的地。而另一种理解则将“‘求食’之道”看成是一种求食的方法。村外的水田里一派其乐融融的田家乐，这些农民通过耕地来获得粮食，过着鸡犬相闻、自给自足的生活。然而，这种理想的求食之道只能作为辽远的风景存在，因为这派田家乐的基础在于占有农田或租赁耕田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而身为流民的阿Q并不具有此种可能性。因此，面对这种风景，他并不欣赏。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正是阿Q作为一个风景之外的个体所具有的独特立场。在这里，“求食之道”的双关性也体现出了叙述者与阿Q两重的视角，后者更贴近阿Q此刻未能找到食物的失落心情，而前者则更贴近作者鲁迅对于阿Q生存现状的觉察。

第三次否定出现在阿Q从静修庵中偷得了三个萝卜之后，阿Q身体上的饥饿已经得到了缓解，求食的目的已然达到；
然而，另一种空虚却占据了阿Q，他“于是抛了石块，一面走一面吃，而且想道，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寻，不如进城去……”③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531、532页。最终，“不如进城”这个似乎与求食无关的主意为阿Q的“求食”之路画上了休止符。在这种“没有什么东西寻”的现实窘境中，阿Q彻底否定了在未庄“求食”并转向了对于新的求食之道的找寻，而这种找寻的结果在第六章中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揭示。“从中兴到末路”一章通过明暗双线的交织，勾勒了阿Q进城到还乡的始末，其中明线写突然阔了起来的阿Q回到未庄，暗线则交代了他在城里做了接应望风的小偷，在一次偷盗失手后带着赃物逃回了未庄，并通过出售赃物来换取钱财。显然，在失去了原本“正当”的求食之道后，阿Q很快滑向了一种不为秩序所容许却也有效的求食之道——偷窃，而在静修庵中偷盗那三个老萝卜正是阿Q新的求食之道的发端。

然而，要理解这里的饥饿与求食问题，我们不能只停留在阿Q的内心世界。正如汪晖所说，“这里的叙述不是从阿Q主观的角度写的，而是鲁迅‘依了自己的觉察’而写出的‘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④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因此，更为关键的是如何理解阿Q的这种饥饿、求食与求食之道所彰显的“人生”。

薛毅曾经比较过李贽与鲁迅，认为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有一种“真饥者”的自觉⑤薛毅：《浅谈李贽与鲁迅》，《读书》2017年第12期。。鲁迅曾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然而，这是鲁迅为别人设计的话，他为别人和为自己的设想是两样的，他自己则“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⑥鲁迅：《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他自己始终自觉地保持这种饥饿的状态，就像一个饥饿者，他并不急着去求食，也不借助食物使自己获得满足，因为只有这样人的饥饿问题、欲望问题、生存问题才会始终作为一个问题存在，并时刻拷问着自己的灵魂。普通人在求得了温饱之后，饥饿问题便不复存在了，而鲁迅却“把那自身当中无法排遣的痛苦从自己身上取出”，他把自身对于中国人的饥饿问题、欲望问题和生存问题无法解决的痛苦放在了阿Q身上，“从而再对这被对象化了的痛苦施加打击”①［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8-109页。。在这种意义上，鲁迅笔下阿Q的“Q”或许也是作为Question的存在。而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一“问题”究竟在何种层面存在。

阿Q从未庄走到水田最后来到静修庵，他逐渐远离了紧密联结的社会组织而实现了一种秩序系统之外的漫游。“求食”之道看似是一种个人的生存之道，然而在求食的过程中，个体的劳动被纳入整个社会的秩序体系之中②这里受到张旭东的启发。他在《中国现代主义起源的“名”“言”之辩：重读〈阿Q正传〉》中将阿Q视为一个“被特定的语言世界和象征秩序所支配和制造出来的符号”，“是这个结构的剩余物”。然而，不同于张旭东将《阿Q正传》视为一个表意系统的读法，在我们的读法中，这种秩序系统是经由求食之道建立起来的实在的社会关系。。因此可以说，除却作为个体的生存之道外，求食之道同时也作为一种枢纽将个体与整个社会联结了起来。而且，不同的求食之道间还构成了等级差异，例如阿Q他作为赵老太爷家的短工帮闲，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得他在人格上也低人一等。进而言之，整个未庄正是通过这种相互交织的求食关系构成了森严的社会秩序。

阿Q为什么会失去原本的求食之道？地保在教训阿Q时说：“你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简直是造反。”③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527、532页。在这一事件中，阿Q最大的罪责绝非是调戏妇女。事实上，从前阿Q调戏小尼姑时大家也乐得当看客，而这一次问题的关键在于被调戏的吴妈是赵家的佣人。赵家在未庄有着绝对权威，敢于挑战赵家的权威，这便是“造反”。值得关注的是，这里还存在着谁认识到了“造反”这个核心问题。阿Q在调戏了吴妈之后心想：“哼，有趣，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④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527、532页。直到他看见一支大竹杆，才意识到自己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对于阿Q这样活在精神胜利法的逻辑中的人，他对于整个秩序体系是无知无觉的——既然不知道对手的存在，自然也无从造反。事实上，阿Q的性欲是因为与吴妈的谈闲中不断地提到女人而被勾起的，这种单纯的性冲动所造成的结果——“造反”并不是阿Q的本意，而是经由地保等认识到了秩序体系的存在并严格遵守的人来指认的。阿Q并不真的要造反，也不明白造反的对象究竟是什么。然而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是阿Q作为一个秩序的反叛者而被排斥于整个秩序体系之外，同时，在阿Q与秩序体系之间承担了联结功能的求食之道也随之失效，——人们逐渐不找阿Q做工。在现实的生存压力之下，阿Q逐渐感觉到了世上存在的“古怪”。

被排斥于未庄秩序之外的阿Q在面对系统内部熟悉的事物时，便出现了一种断裂后的无所适从。就算在平时，他看见小尼姑也一定要唾骂，然而在失去了求食之道后，阿Q对于小尼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小尼姑之流是阿Q本来视若草芥的，但世事须‘退一步想’。”⑤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527、532页。如果说，原本对于小尼姑的肆意侮辱是因为二者同处于一个秩序并有尊卑等级差异，那么，此时作为系统排异物的阿Q面对未庄秩序内的小尼姑落荒而逃也就不足为奇了。

阿Q在进城后很快找寻到了一种新的求食之道：做小偷。这种求食之道虽然不合法但也确实通过“偷窃—销赃得钱—换得黄酒与馒头”而与整个秩序体系重新实现了联结。这种联结成立的前提在于一种隐匿性——阿Q不能让别人知道他是一个小偷，否则作为秩序的破坏者阿Q必将走向末路。于是，在阿Q的口中诞生了另一套“求食之道”：他自称在举人老爷府上帮忙，通过虚构这种求食之道，人们误以为阿Q在城里与一种更高的权力秩序体系发生了关联，就像吴妈作为赵家的佣人于是调戏不得一样，举人老爷家的帮闲自然也是怠慢不得。“在这人的府上帮忙，那当然是可敬的”，于是“阿Q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①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4、537页。通过虚构出此种求食之道，阿Q不仅与未庄的秩序之间再次建立了关联，还获得了一个更高的地位。

然而，阿Q做小偷的求食之道最终还是露出了马脚，赵太爷看出了他所售卖的东西是赃物，洞悉了他不过是个小偷，而后经由邹七嫂的传扬，村人对于阿Q的求食之道也逐渐了然，“村人对于他的敬畏忽而变相了，虽然还不敢来放肆，却很有远避的神情”②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4、537页。。这种远避与先前人们“现了十分烦厌的相貌，像回复乞丐一般的摇手”一样，是对于一种秩序排异物的拒斥。

阿Q对于求食之道的找寻，与他被当作一个社会排异物遭驱逐然而又不断试图回返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当阿Q想要重返原来的秩序世界，首先便要建立与该秩序的关联，尽管阿Q对此并没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但在行动上，他却不断地尝试着去构建一种新的作为联结枢纽的求食之道。这种经由人最基本的生理需要——求食而构建起来的求食之道，将每一个体编织进了一个尊卑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之中。辛亥革命革除了皇权，然而在农村或者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没有“灵魂”的等级体系仍然存在并持续地压迫着个体，正是这样的现实宣告了作为政治革命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从而潜在地召唤着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

汪晖在《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一文中，借助日本学者对“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这句话的研究与阐发，并结合周作人与鲁迅的创作谈推论出国民性是自我反身的。从这一点出发，汪晖通过对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阐发，证明了阿Q曾在生存本能的驱动下在几个瞬间中具有了突破精神胜利法并觉醒的可能性（“这里说的觉醒不是成为革命者的觉醒，而是对于自己的处境的本能的贴近”③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而在讨论鲁迅的生命主义与阿Q的革命中，汪晖从阿Q的世俗的需求出发，认为这正是阿Q独特的关于革命可能性的探索。在这里，汪晖特别强调了阿Q的革命不同于以往崇高的革命原则，更不是以革命的名义重复发生的社会变化，而是向着本能与直觉所暴露出的真实的需求和真实的关系去进行向下超越。

汪晖的思路无疑为我们理解阿Q的革命提供了另一种角度，然而，最基本的生存本能与直觉真的可以引导人们走向革命吗？且不说这些瞬间的稍纵即逝，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即便是饥饿感，在意识层面也是可能被精神胜利法所改写和遮蔽的。通过重读文本，一种经由求食而将个体编织进社会等级秩序的求食之道被揭示出来，而富有意味的是，即便阿Q意识不到这种求食之道的存在，却在行动上不自觉地实践了对于求食之道的重新构建，并试图在社会等级秩序之中重新安置自己。

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指出：“只有当人们开始怀疑，不相信贫困是人类境况固有的现象，不相信那些靠环境、势力或欺诈摆脱了贫穷桎梏的少数人，和受贫困压迫的大多数劳动者之间的差别是永恒而不可避免的时候……社会问题才开始扮演革命性的角色。”④［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阿Q正传》历来被视为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之后，政治革命依旧无法进入广袤的乡村，进入阿Q们的生活，更无法搅动乡村的封建等级秩序。然而，通过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于阿Q求食过程的写作，我们却能够发现将广袤的农村中的农民们组织起来，并实现社会革命的可能性。

1927年3月，毛泽东在经过了32天的考察之后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0-21、16页。。而实现这一变动所依靠的正是农民运动。毛泽东在长沙的调查报告中显示构成了农民协会中坚的正是占乡村人口70%的贫农，其中“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0-21、16页。，对于这些贫农所发动的农民运动，国民党右派斥其为“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而在这些农会成员的身上我们也的确能够看到阿Q身上所带有的痞气——“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③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0-21、16页。而毛泽东在1927年所要回应的正是如何将农民（尤其是贫农）组织起来，从而走向社会革命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对“阿Q革命”的改造问题。

现代中国的革命史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组矛盾的关系——阿Q这样的人既是革命的主体，同时又是革命亟待改造的对象。精神胜利法的存在往往压抑了他们的革命的动力，并将其收编成为亟待革命的封建秩序体系中的一环。而对于求食之道的探寻正是冲毁封建秩序体系的收编并走向社会革命的契机，阿Q对求食之道懵懂的找寻正是在这种程度上构成了之后社会革命的同路者与原始的革命契机。

猜你喜欢 阿Q正传阿Q馒头 阿Q和老A阅读与作文（初中版）(2020年4期)2020-05-25“馒头办”没了吧?当代陕西(2019年6期)2019-04-17沈鹏《读鲁迅〈阿Q正传〉（四首选二）》中华诗词(2017年10期)2017-04-18《阿Q正传》中阿Q形象赏析青春岁月(2016年22期)2016-12-23阿Q故事新编喜剧世界(2016年3期)2016-08-19买馒头小猕猴智力画刊(2016年9期)2016-05-14从文化因素的翻译赏析《阿Q正传》两个法语版本的翻译青年文学家(2016年15期)2016-05-06浅谈鲁迅《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语文周报·教研版(2016年6期)2016-03-18半个馒头小说月刊(2014年7期)2014-04-18阿Q正传连环画报(2011年9期)2011-11-13 相关热词搜索：重读，正传，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