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花，晚年绽放的奇葩——论汪曾祺小说《晚饭花集》的美学意蕴

夏 希

（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6）

《晚饭花集》是汪曾祺1981年下半年至1983年下半年的小说结集，收录短篇小说31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小说中有《故乡人》《徙》《晚饭花》《鉴赏家》《八千岁》《故里三陈》等名篇，也有《金冬心》《迷路》等为读者不太熟悉的小说。其中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18篇（《故里杂记》《故乡人》《徙》《晚饭花》《皮凤三楦房子》《王四海的黄昏》《鉴赏家》《八千岁》《故里三陈》《昙花·鹤·鬼火》等），以昆明为背景的小说6篇（《鸡毛》《钓人的孩子》《捡金子》《航空奖券》《职业》《求雨》），另外的7篇分别以北京上海等地为背景。故乡高邮、西南联大、首都北京始终是汪曾祺生命历程中三个最重要的坐标。

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各领风骚，让人眼花缭乱，汪曾祺独具一格，坚守自心，“回到过去”，抒写温爱，给文坛吹来一缕清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存在。

1920年出生的汪曾祺，80年代执笔为文，似乎有点“晚了”，但聪明绝顶的汪曾祺老夫聊发少年狂，从“公园里不种，画家不画，诗人不题咏”的“晚饭花”中获得灵感，正如美学老人黑格尔所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童年记忆中“眼睛里每天都有的”晚饭花，“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让汪曾祺从少年时代开始积蓄的美学理念生动而集中显现：审美对象纷至沓来，审美距离豁然拉开，审美追求目标明朗。晚饭花，晚年绽放的奇葩：审美对象的定位，审美距离的扩展，审美追求的极致三个板块构建了《晚饭花集》的美学意蕴。

在《晚饭花集》的自序中，汪曾祺讲述了一件有意思的小故事。“我的儿子曾问过我：‘《晚饭花》里的李小龙是你自己吧?’我说：‘是的。’我就像李小龙一样，喜欢随处流连，东张西望。我所写的人物都像王玉英一样，是我每天要看的一幅画。这些画幅吸引着我，使我对生活产生兴趣，使我的心柔软而充实。而当我所倾心的画中人遭到命运的不公平的拨弄时，我也像李小龙那样觉得很气愤。便是现在，我也还常常为一些与我无关的事而发出带孩子气的气愤。这种倾心和气愤，大概就是我自己称之为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1]带着这份宝贵的赤子之心，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抒情性的人道主义者”的汪曾祺，用温情的眼光关注社会的底层，选择打鱼的、洗衣服的、卖水果的、卖馄饨的、瓦匠、水手等等作为审美对象，讲述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小人物。

《晚饭花集》的开篇之作《鸡毛》，汪曾祺用质朴的语调给读者讲述文嫂的故事。文嫂，寡妇，西南联大的一员，其实她并不属于“教职员工，更不是学生”，她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普通妇女，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为生，“虽然没有学识，但她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她的屋门总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善良的文嫂怎么也没有想到“将来做大事，赚大钱的”金先生神不知鬼不觉地偷了她的三只鸡，并用她的鼎罐先先后后炖来吃啦！她抱着一堆鸡毛痛哭，“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屈、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凄凉的哭声倾诉了多少底层百姓艰难生活的苦痛，一声声哭泣里包含的是作家汪曾祺对底层小人物的深切同情。文嫂，光明坦荡，规矩做人做事；
金先生，斯文外表下，隐藏着自私、丑恶、虚伪的灵魂。两相对比，人性美的更美，丑的更丑。

和文嫂命运相似的是《故乡人·榆树》里那位靠给人家纳鞋底过日子的侉奶奶。“她一年到头喝粥。三顿都是粥。”最糙最糙的米煮的粥，比粥厂施舍的粥还不如。她手劲大，纳的鞋很紧，底子也结实，大家都愿意找她纳，那些捉蚂蚱的孩子的鞋底尺码一年比一年大，可侉奶奶“也不讲个价钱。给多，给少，她从不争。”整天坐在门外扎锥子，抽麻线。生存环境艰难，吃总是为难最底层的百姓，侉奶奶吃得真是苦，但她不争不怨，安于平淡，就像榆树一样，一年一年地活着。

最底层的普通百姓，依然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讲“仁义”，安分守己、诚实守信、邻里互助，同样是汪曾祺笔下底层人物的特点。《八千岁》中靠八千钱（八吊铜钱）起家的“八千岁”有钱却节俭，“不看戏，不打牌，不吃烟，不喝酒”“他家开米店，放着高尖米不吃，顿顿都是头糙红米饭”，一年到头穿着一身洗得露白还打了补丁的衣裳，在外人看来“这个人一辈子省吃俭用，也怪可怜的”。就这么一个吝啬之人，从不亏待米店干力气活的碾米师傅，他和家人吃草炉烧饼，碾米师傅的“晚茶”——猪油、酱油、虾籽、虾米下面，不会俭省。谁知“八千岁”被有枪杆子“混成旅长”的八舅太爷敲诈，险些丢命，得宋侉子帮助花八百现大洋担保出来之后，独来独往的“八千岁”也刮下“概不做保，僧道无缘”的字条。

《故乡人·金大力》中的金大力是个瓦匠，一个不够格的瓦匠，却被瓦匠推举为瓦匠头儿，因为他话少，老实，人缘好。作为瓦匠头的他拿最少的工钱，丝毫不计较，同行师傅过意不去，要给他涨工钱，金大力却说他“知足”，“家中还开着一爿茶水炉子”。汪曾祺记录芸芸众生简单质朴的生活，颂扬小人物善良的人性光彩。

汪曾祺关怀普通人，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用仁爱之心抒写人情之美，讴歌平凡人的不平凡：生存艰难，品性高尚。《徙》中的高北溟为报答老师的知遇之恩，本不富裕的他，狠心拿出一百块钱买下老师的文稿，寻求机会为老师刻印诗文。《钓鱼的医生》中的王淡人不好意思多收病人钱，“急公好义”冒死救人，不求回报，供吃供喝，免费帮汪炳治病。《王四海的黄昏》中的王四海为生计卖假药，假摔跤，可他有担当，敢于向德寿堂的管事苏先生承认自己卖的假药，恳请苏先生给真药方。而大家在得知王四海的事情后，宽容大度，夸奖卖艺人的人品不错，经常照顾王四海的膏药店生意。《故里三陈·陈泥鳅》中的陈泥鳅水性极好，救人不计报酬，好义也好利。陈泥鳅心善，冒死打捞一具女尸后，向公益会要来十块钱，拿着钱转身离开，径直走进生活困苦的陈五奶奶家里，为她得急惊风的小孙子救急。《鉴赏家》中的画家季匋民和卖水果的叶三是至交。季匋民死后，叶三依旧四处收罗鲜果，到季匋民坟上供一供。季匋民画价大涨，叶三重情不贪，无论对方出多高的价格，他坚持不卖。叶三死后，儿子叶涛遵从父亲的遗嘱，把昂贵的画和父亲一起下葬。

寄托着对人性之美的探寻，对美好世界的向往。汪曾祺笔下的审美对象：文嫂、侉奶奶、八千岁、陈小手、陈泥鳅、高北溟、陈四、王四海、叶三……没有精彩的人生和传奇的经历，都是一些卑微、贫贱的小人物，他们身上都闪耀着人性的光彩。这一幅幅人物的画面每天都在汪曾祺眼中闪动，吸引生活兴趣和心灵感应，也吸引读者审美的目光。

回忆是对时间的追忆，回忆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审美的经验。鲁迅、沈从文、萧红等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创作都经常采用回忆叙事。和其他中国现当代作家相比，汪曾祺更是反复强调回忆，他的“小说是回忆”充满叙事智慧，成为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标志。回到童年，“回到过去”是《晚饭花集》的主旋律。1981年汪曾祺执笔在北京创作《晚饭花》时，童年早已离他而去。他带着儿时的那份天真，神游故乡，“回忆叙事”，将自己人生的积累，禀赋与才情，自己的审美理想融入童年的回忆，建构理想的诗意世界。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认为：“记忆（回忆）不仅充满了个体对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的回忆，而且也包括他人对他们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的回忆。他人对那些往往先于个体本人经历的事情的报道以及出自各种不同年代的文字材料，促使个体在绘制自己‘更大的自我’的图像的时候，把那些不久或很久以前就在他本人经历范围以外发生的事件也纳入自己的考虑之中了。”[2]艺术家的心灵总是相通的。汪曾祺人在京城，遥望故园，返老还童，在《晚饭花集》中，回溯人生的历程，从心理和时空扩展审美的距离，审美时间、审美空间纵横交错，新的审美记忆油然而生。故乡之人“李小龙”“王玉英”“高北溟”“陈小手”“王淡人”“陈泥鳅”……在故乡之地越塘、苇荡子、傅公桥、天王庙、臭水河、清水潭……演绎着故乡的“高邮故事”。带着难以忘怀的回忆，记录人生的轨迹——高邮、昆明、北京、上海，汪曾祺凭借艺术的敏感，虚实结合，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积淀，数千里的空间转换，放飞想象，扩展审美距离，营造诗意的氛围，更多更大更美的“自我图像”在回忆中生成小说的画面。

童年是人生永恒的记忆。李小龙曾经掰下路边的青麦子，放入嘴里，他一辈子都还记得童年时青麦子清香甘美的味道。“童年的故乡生活留给人最初的心理体验，即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基本心理定势而影响人的一生。就创作领域，这种心理定势，则会是作家寄予远去的童年和故乡生活无限深厚的情感，并在文学创作——这一具有强烈主体情感色彩的创作活动中，充分抒写和展现这种情感及其对童年故乡的心理体验。”[3]带着童年的记忆，扩展审美距离，汪曾祺回到过去，以“回忆”的方式，在“回忆”中展开自己的审美想象，完成对现实的美学超越。

《徙》的主人公高北溟的原型来自汪曾祺的国文老师，他说“我的国文老师一直是高北溟先生。为了纪念他，我的小说《徙》里直接用了高先生的名字。”[4]高北溟是一位典型的旧式知识分子，从小受归有光思想影响，十六岁中秀才，谁知世事变幻，功名中断，原本那只可以展翅高飞的“大鹏”，失去了飞的方向。善于隐忍的高北溟，开设私塾，读被人看不起的师范，当小学教员“讲课、改作文，郑重其事，一丝不苟”，可命运一再捉弄，他从小学“徙”到中学，又从中学“徙”回小学。随遇而安的他教学生时“因材施教，无所阿私，只看品学，不问家庭”，改革课堂，传播“人道主义”。人生窘困，世道艰难，小人物高北溟有小人物的辛酸，也有小人物的坚守和执着。高北溟的命运，让我们看到老头儿汪曾祺的“孩子气的气愤”，“当我所倾心的画中人遭到命运的不公平的拨弄时，我也像李小龙那样觉得很气愤。”[1]无论是心理和时空，“晚饭花”的审美距离扩展，丰富了汪曾祺小说的美学意蕴。

汪曾祺的二伯母成为《珠子灯》中孙小姐的原型。汪曾祺的二伯母守节有年，变得有些古怪，她“屋里的东西不允许人动，丈夫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都是什么样子，不能挪动一点。生病后整天躺在床上，除了女仆，没有人上她的屋”。其实有一个人是经常上她的屋里去，这个人就是汪曾祺。二伯母精神好的时候，教他《长恨歌》《西厢记·长亭》；
“春风桃花开日，秋雨梧桐落叶。”“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都是离人泪。”感伤的诗句、悲凉的诗境，埋藏在汪曾祺的童年记忆中，步入老年的汪曾祺，打开“回忆”之门，把二伯母的悲剧写出来。

“小说是回忆”，一种审美的回忆，步入老年的汪曾祺回头一望，“回忆过去”“回到过去”，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人生智慧扩展审美距离，生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一篇篇带着温情的小说，像晚饭花那样，使劲地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

汪曾祺比《晚饭花集》略早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调子活泼，明朗欢快。《晚饭花集》虽然也是以小人物平凡事作为叙述主体，表现底层百姓柴米油盐生活，可这本小说集调子渐趋沉着，含藏悲凉，汪曾祺写得更多的是小人物们生活的艰辛：陈小手惨死在团长的枪下；
八千岁被拿枪的讹诈；
陈四被乔三太爷抽嘴巴；
高北溟的女儿高雪难逃宿命，年纪轻轻，郁郁而终……汪曾祺的审美追求似乎在改变，他由最初写善写美开始写丑写悲，看似平淡中冒出奇崛。其实不然，汪曾祺还是汪曾祺，他追求的依旧是“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朴素的观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4]尽管人性的丑恶、命运的悲凉在《晚饭花集》里回旋，但汪曾祺的审美追求在变化，小说的抒情性中多了几分哲理性，几十年积累的人生智慧，透明天真的童心将平淡与奇崛，抒情性和哲理性完美地统一在一起。

汪曾祺看到时代的苦难、人民的悲凉，但作为“抒情人道主义”的他“追求的是和谐”，小说中有感伤的情绪，却不浓烈，甚至在揭露苦难的时候，也是带着几分温情平静地描写苦难，诉说不幸，写得很淡，这种“平淡是苦思冥想的结果”，[4]是一位经历风霜的老人对世界的理解，对自然和谐的追求、美的向往，对底层百姓坚忍生命力的礼赞。

中国儒道文化讲究“平和”，善于消解苦难、弱化矛盾，面对苦难，中国人习惯性采取忍耐和遗忘的方式，秉承“忍之忍之再忍之，忍到忍无可忍之时再忍一下”的传统。[5]《故乡人·打鱼的》是一篇散文化意味颇浓的小说，写的是一个隐忍的故事，一个平淡得出奇的故事，平淡的表面隐含着凄凉的故事。小说的开头就很“奇”：

女人很少打鱼。

打鱼的有几种。

中段也“奇”：

一种是扳罾的。

一种是撒网的。……

还有一种打鱼的：两个人……

开头、中间、结尾环环相扣，开头为结尾埋下伏笔，看似散漫无章的结构紧贴小说主题，平淡之下凸显奇崛的结构。“奇”的何止是小说的结构，语言也颇为“奇”妙。“一男一女。”“他们是两口子。”“男的张网，女的赶鱼。”平淡的短句，没有太多的修饰，寥寥数语，写尽人生不易，出奇的短句多，短段也不少。一句话就是一段，成为小说的风格。第一段“女人很少打鱼。”奠定小说的基调，第二段“打鱼的有几种”介绍四种打鱼方式，两种详细介绍，两种一句带过。小人物哪有那般豪气，下湖打鱼，他们只有每天在学校后面的臭水河那里张网打鱼，其实这一男一女打不了多少，没有很大、很好的鱼，“大都是不到半斤的鲤鱼拐子、鲫爪子、鲶鱼。”打鱼人的生活艰辛困苦，即便鱼小又少，他们还是会把两寸不到的，薄得无肉的鱼打捞上来。生活压迫着他们，打一天的鱼，听不到他们说一句话。他们的脸上看不出高兴，当然也看不出失望和忧愁，他们表现得总是平平淡淡，平淡得近于木然。小人物的生活难道真的如此“平淡”，难道真的没有失望和忧愁？不然，生活对底层的小老百姓，太过残忍，贫穷、饥饿、疾病围绕着他们，面对苦难的生活，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未曾想过反抗，无可奈何地接受命运安排，麻木地对待世间一切。生活苦难，他们只能选择顺从、沉默、隐忍，毕竟还得活下去。更为“奇”的是，一天，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来到河边，她的辫子缠着白头绳。她是打鱼人的女儿，妈妈死后，她顺从地穿上妈妈的牛皮罩衣，接替妈妈工作，她“像妈一样，按着梯形竹架，一戳一戳地戳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戳一戳，步履艰难，小小年纪如何扛得起命运的重担？苦难轮回，无力反抗，如花的年纪，继承妈妈的悲惨命运，只好穿上并不合身的牛皮罩衣，那件皮罩衣对于她来说实在太重太重。父亲不忍，却无力改变现实，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陷入命运的怪圈。秋水很凉，父亲话更少。小说贮满小百姓的悲哀与无奈，平淡苦难的生活面前，只有顺从隐忍。

在苦难世界中追求淡泊宁静、旷达洒脱，深受儒道文化影响的汪曾祺“顺遇而安”。《故乡人·钓鱼的医生》中的王淡人人如其名，淡泊而不失风雅。他家挨着河边，他经常搬一把小竹椅，带一口小锅，提着作料，一瓶酒。“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直到女儿喊他，他才“把火盖上，把鱼竿插在岸边湿泥里，起身往家里走”，给病人看病，“不一会，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王淡人追寻内心平静的生活，过着悠闲自得的日子。每天吃粗茶淡饭也无所谓，十多年没添置过衣服也没有关系，家里属于他的匾，是在大水灾中，腰上系了四根链舍命救人，“拿一条命换一块匾，这是一件傻事。”做点傻事又何妨，与医术无关又有何妨，逍遥自在，乐天知足，这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王淡人看似平淡的生活也冒出奇崛的波澜。

《晚饭花·三姊妹出嫁》中的秦老吉是挑着担子卖馄饨的小本生意人，老婆死得早，当爹又当妈，用馄饨担子辛苦把三个女儿养大。母爱的缺失，对三个姑娘影响不算太大，三姐妹感情好、善良勤快、活泼开朗。姑娘们长大了，许了人家，大姐许了皮匠，二姐许了剃头匠，小妹许了卖糖的，都是普通人家，离秦老吉家不远，姑娘们每天都看得见她们的女婿。她们时常相互嘲戏：“十个麻子九个俏，不是麻子没人要！”“姑娘姑娘真不丑，一嫁嫁个吹鼓手。吹冷饭，喝冷酒，坐人家大门口！”“敲锣卖糖，各干各行！”“靠本事吃饭，各有心中爱。”姑娘们的笑声给平淡苦味的生活涂抹点欢快的亮色，也算是平中见奇。

人生坎坷，灾祸难免，尊重生命本身，追寻“和谐”，用豁达对抗苦难，在卑微平淡的生活中寻找欢乐，淡化悲凉，汪曾祺用“奇崛”之笔“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让“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6]

汪曾祺坦言：“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有时甚至完全隔绝，这也是有好处。我可以比较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一个比较远的距离外思索生活。”[4]若即若离，甚而隔绝，为冷静地反思留下广阔的空间。贴近观察，看得真切；
从远思索，感悟深沉。从眼皮底下，北京人视为比“死不了”还低贱的晚饭花，看到童年发疯一样开着的殷红的晚饭花，瞬间的灵感爆发来自几十年的艰辛追求。“奇，往往就有点洋。”[1]早在40年代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就写出名噪一时的意识流小说，如《钓》《复仇》《小学校的钟声》……但他反复强调：“我追求的是和谐。”表现人性的真善美，蕴含诗意，“和谐”：平淡与奇崛交融，传统与现代糅和，汪曾祺的审美追求趋于极致。

汪曾祺二十岁出名，历尽沧桑，人居京城，回眸远视，另辟蹊径，不作宏大叙事，远离英雄人物，用明亮而天真的儿童视角观察世界，挣脱教条束缚，心灵还乡，亲近本源，写百姓平凡琐事。回归平淡。因此，他选择底层小人物作为审美对象，写出时代的苦难与底层的艰辛，人生的无奈与命运的抗争，生活的平淡与奇崛。

花甲已过，桑榆未晚，黄昏时开得最热闹的晚饭花，晚年绽放的奇葩，汪曾祺的《晚饭花集》蕴藏着老头儿独特而丰富的美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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