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发展历程、经验及启示

于 琦,黄灿宏,欧阳进良,范云涛*,陈学渊*

(1.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北京 100081)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其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然而,目前我国农业农村仍面临着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1]、农业产业竞争力较弱[2]、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老弱化[3]、城乡资源要素流通不畅[4]等实际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需科技、人才的支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农高区)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农高区作为农业科技园区的高级形态,其本质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载体和孵化器[5-6],农高区的建设有利于加快推进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竞争力和综合效益[7],是新时期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2018年1月,国家出台了《关于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国家农高区,开启了农高区发展的新征程,预计到2025年在全国建设农高区30家左右。截至目前,我国分批次先后批准设立陕西杨凌、黄河三角洲、江苏南京、山西晋中、吉林长春、黑龙江佳木斯、河南周口、内蒙古巴彦淖尔和新疆昌吉9家国家农高区,各自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发展主题、任务与内容。例如,杨凌农高区以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为发展主题,黄河三角洲农高区以盐碱地高效生态农业为主要特征,南京白马农高区以绿色智慧农业为发展重点,晋中农高区以发展有机旱作农业为主攻方向。它们立足各自的产业基础、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肩负起区域农业创新发展的使命,同时也相应承担了国家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任务。

杨凌农高区成立于1997年7月,是我国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自建立以来肩负着带动旱区、服务全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使命。20年来,杨凌农高区聚焦农业科技和管理体制的创新,通过集聚科创要素、培育特色产业、科技示范推广、对外交流合作等途径,逐步形成了“区校融合、协同创新,示范引领、辐射带动,立足旱区、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合作共赢”的“杨凌模式”,积累了一系列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成果与经验。然而杨凌农高区在高层次人才引进、自主科创能力提升、农业科技示范推广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导致了农高区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辐射带动较弱,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新时期,在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之下,通过系统梳理杨凌农高区24年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成绩,总结其发展经验与存在的问题,既有利于充分挖掘杨凌农高区的发展潜力,从而更好地完成国家赋予农高区的历史使命,又为我国各区域未来高质量开展国家农高区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杨凌农高区自成立以来,围绕担负的国家使命,开启了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创新驱动农业发展的艰辛探索,回顾梳理总结20年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一)萌芽起步阶段(1996年以前):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探索为主要特征

杨凌(1)杨凌(陵)名称是根据社会发展阶段而定的,杨陵行政区划仍归咸阳市,1997年以前称杨陵,1997年7月成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后称杨凌。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是我国华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8]。1996年以前,杨陵区基于自身的自然条件优势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为以后农高区的建设主要做出了以下两方面的贡献:一是积累了大量的农业科教资源。早在1934年,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在杨陵创办了我国西北地区第一所农业高等学府——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形成了杨陵现代农业科教事业的第一个发展高峰[9];新中国成立初期,杨陵在此学校基础上,先后建立和分化出多个农林水科教单位,使杨陵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的“农科城”[9]。二是开展了一系列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1958年,杨陵为了协调管理区内的六家科教单位成立了直属省委的武功地区科学机关党委;于1978年成立了由省科委管理的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1979年,为了解决科教人员子女安置及商品供应等问题,建立了县团级杨陵特区;1982年,为了更好地为区内科教单位提供生活科研服务,设立了独立的县级杨陵区,归宝鸡市管理,并于1983年重新划归咸阳市;1992年,陕西省政府批复同意杨陵建立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杨陵的发展步入新阶段[10]。

总体来说,1996年之前的杨陵发展以集聚农业科教资源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探索为主要特征,为后期农高区的建设奠定了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农业科教资源等全方位的基础。

(二)快速发展阶段(1997-2009年):以管理体制创新和科教资源集聚为主要特征

1997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及其实施方案的批复》,批准陕西省人民政府设立杨凌农高区,并纳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序列。此后,在这一政策的强烈刺激下,杨凌紧紧围绕管理体制创新和科教资源集聚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在管理体制创新上,杨凌农高区坚持省部共建、以省为主的原则[11],实行陕西省和科技部“双组长制”,组建了省内共建领导小组,设立了农高区管理委员会;在科教体制改革上,杨凌农高区组建了科教体制改革调研小组并建立了管委会同科教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在研发平台打造上,基于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一批重要的研究机构和联合攻关项目相继立项实施;在提升人才引育质量上,大力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依托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吸引国内外高层次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来杨凌发展创业。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杨凌农高区的发展以创新管理体制和集聚科教资源为主要特征,在原有的农业科教资源的基础上,依靠省部共建的优势充分吸纳人才、资金、创新平台,农高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三)调整发展阶段(2010-2017年):以服务西北旱区现代农业发展为主要特征

2010年1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支持继续办好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若干政策的批复》,确立杨凌农高区开展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示范的主题定位。围绕这一主题,杨凌农高区主要开展了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大力实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工程。农高区在搭建现代农业标准化公共服务平台、促进种子产业快速发展、开展农业农村创新改革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二是聚焦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农高区制定了一系列支持、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农高区注重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积极推进创新要素聚集。三是完善农村科技创业服务体系。通过出台科创服务支持政策、组建双创导师队伍、推动实施“农科培训工程”、建立科技特派员工作体系等方式,积极拓展示范推广服务新空间。此外,2010年7月,杨凌成立了现代农业国际研究院,并积极推动杨凌自贸片区和农高会的发展,农业科技创新国际合作不断深化。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杨凌农高区的发展以服务西北旱区现代农业发展为主要特征,经过第一阶段的资源积累和本阶段的调整优化,农高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带动、对外交流合作体系也不断完善,初步形成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发展格局。

(四)高质发展阶段(2018年至今):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发展为主要特征

2018年10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支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发展若干政策的批复》,确定了杨凌农高区 “核心示范、带动旱区、服务全国”的定位,加快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高质量发展之路。在这一政策导向下,杨凌农高区开启了高质发展的新阶段探索。在强化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注重区校融合发展,不断扩大政产学研合作,并扎实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在开展涉农改革创新试点方面,大力推进行政管理、农村集体产权、土地、金融等方面的改革,激发农村各资源要素的发展活力。在发挥示范推广效应方面,农高区积极在省内外开展农业科技合作,推动建设高质量高标准的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并不断创新示范推广模式与培训方式方法。此外,农高区高标准制定了上合农业基地建设方案和发展规划,扎实推进上合农业基地建设工作,建设了“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不断提升农业对外开放水平。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杨凌农高区发展的主要特征为:以科技创新推动实现高质发展。农高区的发展由增量逐渐转为提质,更加注重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体制的完善及成果的产业化转化、农业前沿改革的试点运行、示范推广的结构和方式的转变以及国际合作的深度推进,逐步迈入提质增效的发展新阶段。

20年来,杨凌农高区立足西北旱区、紧紧围绕国家赋予的使命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打造农业科技创新高地、示范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强化农业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具体表现在:

(一)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汇聚多方发展资源

农高区成立之初就明确坚持“省部共建、以省为主”的原则。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目前形成了陕西省和科技部“双组长制”、22个部委参与共建、34个厅局单位组成领导小组参与省内共建的管理模式[12]。杨凌区由2个镇和3个街道组成,其正式的行政管辖权限由杨凌农高区管委会行使,管委会下设工委办公室、管委会办公室、省部共建和区校融合发展办公室、发展和改革局等部门,共同负责杨凌区内事务(见图1)[12]。这一管理模式的确立,既有利于农高区明确目标定位,又最大程度集成了多方资源,凝聚了发展合力。以资金投入为例,24 年来,各中央部委、省委省政府给予农高区各项财政投入由 1997 年 1 083 万元增长到 2020年 26.01 亿元,累计达到 187.96 亿元;杨凌区地方财政投入由1998年445万元增长到2020年20.55亿元,累计107.69亿元;两者合计达295.64亿元。

图1 杨凌农高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二)开展农科教体制改革,打造农业科创高地

杨凌农高区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并与两所大学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和领导班子高层会商机制。农高区党工委、管委会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实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设立了省部共建和区校融合发展办公室,专门负责共建融合工作的统筹协调。经过多年的探索,农高区形成了农科教紧密结合、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的独特机制(见图1)。

在科教资源集聚方面,农高区构建了省部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 97 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 3个,工程中心、野外观测台站等国家级平台6个),集聚了高等院校和研发机构的各类科技创新平台114个,其中省部级及以上平台95个,区级平台19个。获批了陕西省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依托嘉禾药业、陕果集团、华秦农牧等企业建成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主体一联合”等科技平台。累计获得10项国家级代表性重大科技成果,审定通过农作物新品种达768个,仅小麦和玉米两系列新品种在黄淮麦区累计推广面积已超过8亿亩,实现增产215亿公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13]。

在人才高地打造方面,农高区出台了《杨凌示范区加快人才集聚十条政策措施》《杨凌示范区鼓励引导人才向基层流动的政策措施》《杨凌示范区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柔性引才引智实施办法(试行)》等人才政策。现有高层次人才中,两院院士4人,双聘院士11人,国家人才项目专家39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8人,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8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12人,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64人[12]。近5年来,示范区每年引进博士以上高层次人才数均在100人次以上[13]。

在科技服务体系构建方面,农高区出台了面向旱区农业科技示范推广的《杨凌示范区面向旱区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发展规划》,探索形成了大学试验站、产业链、农科培训、科技特派员、农业展会、媒体等6种推广模式,示范推广的面积逐渐扩大,效益连年攀升(见图2)[13]。2020年示范推广面积达1亿亩,较1997年增长311.5倍;示范推广效益为231亿元,较1997年增长237倍[14]。此外,农高区建立了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4家,开展了“科技创新劵”的探索,24年来累计技术合同交易额达1.61亿元,品种权交易额达2.23亿元。

图2 1997-2020年农高区示范推广效益及面积

(三)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带动现代农业发展

围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金融改革、国际农业合作等9个方面,实施了首批18项创新试点[15]。开展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新增“两权”抵押贷款1 907万元,经营权抵押贷款发放额居全省前列;探索“险资支农”模式,不断拓展“银保富”农业保险范围,创新开办了12个新险种试点;杨凌农商行增资扩股顺利完成,注册资本金由2亿元增资至9亿元,并获批农业农村部“金融支农服务创新试点”;率先在全国推出的农业生物资产动态抵押贷款及创新事例被新华社《内参》刊发报道。土地“三权分置”、确权颁证全面完成,农村“三变”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两权”抵押贷款发放额居全省第一,示范区被科技部认定为全国首批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业试点区。探索建立项目“一口受理”并联审批制度等利企便民举措,“微信办照”作为地方典型经验受到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此外,自贸片区改革创新扎实推进,“以标准化助推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成功入选第三批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15],“国家现代农业服务综合标准化示范区”成功入选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典型案例。

(四)优化区域规划布局,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高起点编制了城市规划,初步形成了“一城两镇若干个美丽乡村”的城乡发展格局。城市建成区从3.6平方公里扩展到42平方公里,城区人口从3万多人增加到16.9万多人,城镇化率达到66.8%[16]。通过政策引导和就业扶持,启动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促进了农业人口有序转移,逐步形成了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进城居住、从事现代农业的农民在田园农庄生活的格局。全面实施以“环境、产业、服务、素质”为主要内容的四大提升工程,创建田园村庄31个,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有效改善。在城乡规划建设、户籍改革、城乡道路交通等5大类32项具体政策上实现了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养老、低保等31项社保政策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一致,医疗、工伤等5大社会保险实现全覆盖。2020年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 623元,较1997年增长了10倍[17]。

(五)创新科技服务模式,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杨凌农高区聚焦专业化孵化载体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化发展,积极构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并出台了《杨凌示范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办法》《关于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发展的措施》《杨凌示范区众创空间认定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文件予以创新创业环境保障。培育了国家大学科技园1个,科技企业孵化器6个(其中国家级孵化器1个,示范区级孵化器5个),孵化总面积113 000平方米,在孵企业213家,毕业企业150家;建有科技部备案的众创空间4家,国家级星创天地3家,省级星创天地3家,省级众创空间1家,累计招引创新创业团队981个;累计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9家、家庭农场7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321家[18]。2018年、2020年,杨凌农高区“双创”基地工作受到国务院表彰。

制定了《面向旱区职业农民培训规划》,建立了以职业农民培训管理中心为龙头,以永久性试验示范站、专家大院、科技示范基地、科技特派创业示范基地为载体,集中式理论培训、田间地头培训、远程信息咨询、媒体培训相结合的多种培训方式和全国独有的农民技术职称评审标准体系。累计培训超过50万人次,16 000名农民获得了“杨凌示范区农民技术职称证书”,为带动农民增收培育了一批土专家[13]。

(六)搭建多元合作平台,扩大对外开放水平

2020年10月,农高区建立了首个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农业交流合作平台——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基地已面向上合组织国家举办了农业技术教育培训21期,参加人数达5 200余人。2017年4月,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杨凌片区正式挂牌,成为我国唯一的农业特色自贸片区,先后与73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往来。近三年,农高区进出口额累计达到34.87亿元。连续成功举办了27届杨凌农高会,累计吸引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家涉农企业和单位参展参会,参展项目及产品超过17万项,3 300多万客商和群众参展参会,连续六届项目签约投资和交易额均超过了1 000亿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3]。杨凌农高会已成为陕西省唯一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认证展会、全国四大5A级农业综合展会之一、全国唯一中国驰名商标认证展会,品牌价值达871.19亿元[13]。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拓展和加强双多边农业交流合作,先后与60多个国家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开展国际交流活动500余项,组织实施国际合作项目130多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与世界40所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签订了相关合作协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起成立的“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连接17个国家、90所大学,年均国(境)外学者入区开展学术交流访问达1 200余人次。

(一)主要经验

纵观杨凌农高区2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面上看,其在某些方面的成功之处得益于农高区“先行先试”的政策极差效应,作为我国第一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受到了各级政府的“格外关怀”。然而,仔细考察农高区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发展的成功之处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此。经过几代人的奋力拼搏,农高区已经逐步形成了“区校融合、协同创新,示范引领、辐射带动,立足旱区、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合作共赢”的“杨凌模式”。

1.坚持“区校融合、协同创新”,创新建立健全管理机制体制。良好的管理体制以及配套的政策体系,为农高区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杨凌农高区在管理体制的建设和政策完善方面主要积累了以下几方面经验:一是实行“省部共建、以省为主”的领导管理体制。由国家科学技术部等部委和陕西省政府共同建设,成立了杨凌农高区建设领导小组,由科技部部长和陕西省省长担任组长,并由34个厅局组成省内共建领导小组。这一体制机制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有利于集聚各方资源,争取多方支持。二是践行“区校融合”的协同创新机制。1999年,农高区通过对驻区的10家农科教单位资源整合,组建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开创了我国教育与科研单位实质性合并的先河,促进了教育、科研、产业的优化配置,大幅提升了农高区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此外,杨凌农高区在每开展一项新的农业前沿探索时,都会先出台相关保障政策,这既是对相关事项的规范,也为后期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继续推进提供了抓手。

2.坚持“示范引领、辐射带动”,着力完善农业科技服务能力。杨凌农高区聚焦西北旱区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积极构建农业科技信息化、社会化服务体系,探索形成了大学试验站、产业链、农科培训、科技特派员、农业展会、媒体等6种示范推广模式[19-20],通过品种展示、园区示范、农科培训、技术交易与推广等方式,源源不断地把区内两所大学及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示范辐射到广大旱区。在农民培训方面,通过启动“杨凌农科培训工程”、制定农民培训规范性政策文件、成立农民培训工作领导小组等一系列保障措施,依托永久性试验示范站、科技示范基地、科技特派员示范(实训)基地、远程农业科技网络服务系统、杨凌示范区农民技术职称培训学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农村村官培训基地以及现代新闻媒体等平台,采用“走出去教和请进来学”相结合的方式,初步形成了“杨凌农科”培训品牌。

3.坚持“立足旱区、服务全国”,聚焦提升科技创新发展能力。农高区聚焦旱区干旱缺水、生态脆弱等世界性难题,不断加强旱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力发挥我国农科教基地和农业科技创新高地的作用。农高区一方面通过制定出台《关于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发展的措施》《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项目管理办法》《杨凌示范区技术创新中心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文件,为农高区的科技创新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打造了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创新创业平台,培育了农业科技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创新主体;借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构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野外观测台站等科技创新平台,引进了两院院士、国家人才项目专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一批高层次人才,不断提升了区内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将良种、良技、良法、良艺输送到广大旱区乃至全国各地,推动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4.坚持“面向世界、合作共赢”,努力增强国际品牌影响力。杨凌农高区始终把扩大农业对外开放作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重要举措,充分运用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农高会、自贸片区等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大平台,最大限度汇聚国内国际创新资源,多层次、宽领域加强与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一是建成了一批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及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先后建立了13个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二是完善了一批国际合作交流机制。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深化交流往来,农高会“现代农业高端论坛”等已成为杨凌与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固定交流机制。三是建设了一批国际合作示范园区。先后建立了10余座农业科技示范园和海外基地,为杨凌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提供了优质载体。四是推出了一批国际知名的农业合作品牌。依托农高会,每年定期举办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大会、世界苹果大会等行业盛会,推动了相关产业实现快速发展。

(二)存在问题

20多年来,杨凌农高区立足服务西北旱区农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成长为引领西北旱区农业发展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合作交流中心。然而,受到地理区位、管理机制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农高区在区域竞争力、人才引育留、企业创新能力、辐射带动作用以及资源要素集聚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发展瓶颈和现实问题。

1.区域竞争优势有待进一步提升,人才引育留困难。杨凌农高区地处西北传统的农业乡镇,建设规模较小,城市服务功能不够完善,在集聚高层次人才方面竞争优势不明显,面临着现有人才不足和引进人才乏力的双重压力,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标志性国家级人才短缺,领军人才数量较少。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目前学校集聚院士、国家海外特聘专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杰青、“万人计划”领军人及“四青”人才共计75人,与中国农业大学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较之华中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也有一定距离。另一方面,高层次人才分布不均衡。农高区现有地方级领军人才以上的高层次人才共计300人,主要集中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企业中仅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拥有8名。农高区现有的51家农业龙头企业,37家涉农高新技术企业中均无高层次人才引进。

2.企业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杨凌农高区的发展起步于以传统农业为主、工业几乎为零的基础之上,产业规模较小,缺乏大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的带动[15]。加之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和行政单位占比较高,学术思维和行政思维方式浓厚,企业家的开拓性创新思维不足[15],不利于农高区内企业科技创新潜力的发挥。农高区引育的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欠缺,突出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农高区内企业原创性、代表性的科技重大成果较少。20多年来,农高区取得的一系列国家级代表性重大科技成果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基本依托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企业作为主要完成单位的科技重大成果比较欠缺。二是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2020年,农高区销售收入为172.69亿元,与全国高新区均值(1 751.62亿元)及陕西高新区均值(1 972.38亿元)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反映了区内企业科技创新的产品转化、产品品牌培育的欠缺。三是市场化程度较低,对政府投入有较大依赖性[15,21]。从2015年到2020年,杨凌地方财政预算支出从23.62亿元增长到31.01亿元,其财政自给率却从39.20%下降到25.15%,显示了农高区依靠财政发展的局面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15],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亟需市场化转型。

3.辐射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要素集聚能力较弱。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横跨西北、华北广大地区,面积达50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60%,农高区进行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时,需要省、市际间有效的体制机制保障。现阶段杨凌农高区开展的农技示范推广主要通过示范推广基地、农业试验示范站以及农业科技培训等方式,内容仅仅局限在农技推广和人才输送层面,省市际合作、交流机制体制缺乏,导致农高区对旱区现代农业辐射带动的广度、深度不足。

由于杨凌农高区地处西北地区,对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种产业发展要素的吸引力较弱,加之其产业基础薄弱、单一,制约了区内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15,22],不利于农高区对旱区农业发展的带动。2020年,杨凌引育企业数为227家,仅占全国高新区平均值的23.20%;其中高新技术企业53家,涉农企业占比不到50%,且总体产值规模较小。

依据《“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的“三个提升、三个建设、一个衔接、一个融合”7个方面重点任务和《“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规划》聚焦的种子、耕地、农机装备等关键核心问题,借鉴杨凌农高区20多年发展的历程、成效、经验与问题,立足国家对农高区创建的定位目标与重大需求,聚焦制约区域发展的突出问题,坚持国家农高区“一区一主题”创建要求,围绕“科技创新、产业体系、农民增收、供给侧改革、对外合作与监测评价”6个方面,提出进一步推进国家农高区未来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建议,以期充分发挥国家农高区对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和支撑作用。

(一)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强化科技创新支撑

国家农高区的建设有其国家使命,需要紧紧围绕生物种业、耕地保育、绿色投入品、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等国家农业关键核心领域,充分发挥农高区在产业培育、科技创新、示范推广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具体来说,应聚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5个方面的重大需求:一是聚焦种源创新与生物育种。国家农高区要完善育种创新体制机制,积极推进科企合作、省内省际区域性联合攻关,强化育种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管[23],积极搭建生物育种基地及科研合作平台,为区内企业和科研单位种业创新研发营造良好的氛围。二是聚焦耕地的数量保护与质量提升。位于不同区域的国家农高区要因地制宜,承担起区域性耕地保护的重任。如,位于东北地区的国家农高区要做好黑土地保护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国家农高区则需要全力攻克土地盐碱化的难题。三是聚焦农业绿色生产。国家农高区既要加强高效、安全、低残留的绿色投入品研究及农业面源污染、废弃物综合利用关键技术攻关,又要注重对农户进行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培训和指导。四是聚焦农业机械装备与智能化。国家农高区的发展应立足我国农村空心化现状,加强符合区域发展需求的智能化、绿色化农机装备的研发,集成应用一批粮食作物生产、经济作物生产、畜禽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的农机装备,带动提升区域农业产业发展机械化水平。五是聚焦农业数字化。国家农高区的发展应立足区域农业发展现状,推进数字化信息服务向“三农”延伸,逐步将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流通等各个环节,提升我国农业数字化水平。

(二)培育农业优势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国家农高区的发展要以培育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为核心,不断培育壮大多元化的融合主体[24],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24-25],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逐步构建起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一是立足区域实际,打造优势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包括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态高值农业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高端服务业等[26]。二是大力发展培育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各主体分工协作机制,强化其引领带动作用。三是引导三产融合主体与小农户紧密合作,鼓励开展订单农业、发展股份合作,不断完善区内农业产业体系风险防范机制;四是强化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产业发展相结合,实现农业产业发展的数字化、智能化。

(三)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促进农民增收是国家农高区建立的主要目标之一,既需要充分发挥其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不断完善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又需要增强农民的增收本领,拓宽其增收渠道。一是积极推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供销社、中粮、中化等部门与小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村地区经济组织化程度[27],带动小农户更好地融入现代农业和大市场。二是建立健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通过定期调研农民的科技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电子商务、机械化种养殖等现代农业技术培训,不断提升农民的职业技能,增强其增收的内在实力。三是鼓励农民创新创业,农高区通过积极搭建各类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做好相关政策的配套,吸引各类人才下乡返乡创业[26]。四是培育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抵押、有偿使用等,推广财政补助资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等新模式[26],不断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四)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国家农高区应借助科技支撑力量持续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引领区域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一是位于粮食主产区的国家农高区应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将生态高值粮食产业作为发展的主导产业,通过发展绿色粮食产业、开展现代生物育种、推动粮食产业智能化生产等方式,逐步实现粮食生产绿色化、智能化,产品功能化、优质化,全力保障我国粮食安全[26]。二是位于畜牧业养殖区域的国家农高区需要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形成现代畜牧业标准化生产体系、科技支撑体系、产业化经营管理体系等高质高效的发展措施[28]。三是国家农高区应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品牌发展战略规划,强化区域内特色农产品品牌的培育和认证,通过设立农产品品牌培育专项资金、挖掘品牌文化内涵、加大大众媒体宣传等方式,逐步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四是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强化国家农高区在“三品一标”农业生产方面的示范作用。

(五)强化对内辐射带动,深化对外开放合作

国家农高区在对内辐射带动方面应从示范和推广两方面入手,一是做好农业科技集成创新、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制度建设、农产品品牌打造四方面的示范工作[26]。二是建立健全省市际之间联合推广示范机制,推动各类农业园区的融合发展,集聚各方资源,构建有区域农业特色、服务功能完善、带动能力强的农业科创推广体系,形成区域农业科创推广长效发展机制。在农业对外开放合作方面,国家农高区应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与国外开展农业领域的实质性合作,不断提升农高区的国际化水平。一是充分发挥共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作用,扩大农产品的多元国际供应,深化农业多边贸易合作。二是紧紧围绕粮食安全、绿色发展、气候变化等关键核心领域,拓展与国外科技组织及农民合作组织的交流合作,深化与国际知名涉农企业的项目合作,强化与国际知名高校的研究合作。三是积极打造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农业技术、标准、服务等与国际对接,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

(六)完善管理考核机制,加强园区监测评价

创建完善的管理考核机制是在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时期保障国家农高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是政府牵头监督完善国家农高区管理体制机制,保证园区的高效、有序运作。二是建立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导向的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对科技创新能力、高新技术产业培育、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考核评价[29]。三是注重健全国家农高区监测机构,加强人员配备,不断提升监测能力,确保农高区“农、高、科”的发展方向不变。四是立足区域自身优势,注重差异化、特色化产业的培育,避免产业发展同质化、非农化,循序渐进引导产业向高端涉农服务业延伸,促进国家农高区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致谢: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庞宇、张保国、徐小俊、王高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位佳佳、零丽斯为本文的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作出了贡献,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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