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家庭子女性别结构与老人生活满足感研究

艾秦雯 袁同成

（安徽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32）

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占总人口的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有1.9亿，占总人口的13.50%[1]。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然而，由于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还处在持续完善阶段，且国人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以配偶、子女、亲属尤其是子女为主的家庭照护式养老依然是我国养老的主要模式。不同于西方的接续养老，我国的子女养老是一种反哺式养老，强调的是长时段的代际交换，即“你养我小，我养你老”。交换的公平与否影响着人们对生活的满足感，但这种公平不是即期而是预期的。一般来说，有子女的老人若晚年未能从子女处获得足够的家庭支持，就容易产生失落感和剥夺感，反之则会有满足感和获得感。根据脱离理论，伴随身体机能的逐渐衰退，人在年老之后会逐渐淡出社会交往，增加与家庭成员尤其是与子女的互动交流。这种互动交流的方向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主观感受。因此，对子女养老与老人生活满足感之间关系进行研究，既事关老人的社会权益，也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放松了对出生人口的控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该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二孩生育率明显提升，出生人口中二孩的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
在2019年的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甚至达到了59.5%[1]。2021年，政府再次调整生育政策，将“全面二孩”升级为“三孩”，这也将进一步影响未来家庭的子女数量和结构。我们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的统计数据，以二孩家庭的老人为研究对象，探析两女、两儿和儿女双全3类子女性别结构类型对老人生活满足感的影响。

（一）关于老人主观生活感受的研究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如何满足老人晚年需求和保障老人生活质量等问题成为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研究内容主要围绕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和满足感两大方面。

有关老人生活幸福感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其影响因素上。老人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对生活满意度的认知和实际生活中获得的情绪体验[2]。陈东、张郁杨认为，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对老人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3]；
聂建亮认为，对周围环境卫生以及社会治安的主观感知会显著影响农村老人的幸福感[4]；
李理等人发现，“随迁老人”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有利于搭建其新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从而促进这一群体老人的再社会化，增强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和认同感[5]；
吴捷认为，老人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越能有效缓解他的消极情绪，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6]。

满足感作为一种主观心理感受，与人的自身获得感以及期望是否达成有关。对老人生活满足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促进老人晚年的心理健康有重要意义。满足感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内生动力，从而促进动机内化，使人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达到积极的、幸福的生活状态[7]。魏烨认为，健康的身体能促进老人对生活正向的感知，休闲运动的效益与心理满足感之间呈现相关性[8]；
丁志宏认为，高龄老人的照料满足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需要更多关注[9]；
孙金明认为，失能老人照料者的专业程度对这类老人的照料满足感有显著影响[10]。总的来说，有关老人生活满足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老人的照料满足感方面，对老人生活满足感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

（二）关于子女数量和结构对老人主观生活感受影响的研究

针对子女型养老对老人生活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子女数量和性别结构两个方面。其中，关于子女数量对老人生活主观感受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张海峰、林细细等人认可“多子多福”这一传统观念，认为老人的子女数量越多其生活满意度越高[11]。刘亚飞等人认为，在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等背景下，多子并不意味着多福，子女尤其是未婚子女会对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感知和其身体健康产生消极影响[12]。段志民认为，子女数量的增加会缩短父母的工作时间、影响父母的工作效率，从而对家庭劳动收入产生显著负向影响[13]。陈屹立认为，由于生育意愿以及对生育成本的看法发生改变，老人晚年生活是否幸福与其子女数量已没有显著关系[14]。有关子女性别结构的研究，目前主要关注在子女的总数和儿子、女儿的占比对老人生活和主观感受的影响上。张栋等人认为，儿子占比高的子女性别结构对老人生活满意度感知影响并不显著[15]；
张若恬等人通过研究子女性别结构和出生序次与养老资本之间的关系发现，女儿数量的增加和出生序次对养老资本有显著的积极影响[16]。

但目前，鲜有学者对相同子女数量情况下子女性别结构差异对老人主观生活感受，尤其是生活满足感的影响进行研究。而老人的生活满足感是衡量其获得感和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受生育成本和生育意愿的双重影响，我国未来生育二孩的家庭仍将占较大比重，且二孩家庭依然是我国较为理想的家庭模式。我们以二孩家庭的老人为研究对象，对二孩家庭子女性别结构差异以及子女对父母的家庭支持在老人生活满足感评价中的作用进行探析，以期能对如何更好地满足老人生活需求和提高老人生活质量提供有益参考。

在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与“孝文化”影响下，我国大多数老人仍是期待在晚年能由其子女来赡养。霍夫曼等人认为，与孩子的密切关系能给父母带来归属感和满足感[17]。按照社会交换理论，在家庭养老模式中，父母通过早年养育子女换取晚年时期子女的赡养和支持，这种交换的公平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老人的主观生活感受和代际亲密关系。这种交换的公平性，主要以子女在父母晚年对其提供的支持来评判。家庭养老模式中，子女对父母的支持主要包含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其内在理念不仅是我国“孝文化”的延续，也是社会交换理论的实际体现。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社会支持分为单向的接受或给予的家庭代际支持和双向的互惠或差异型支持[18]。有研究指出，单向的接受支持比给予支持对老人的主观感受和身心健康有更显著的积极影响[19]。如果子女给予的代际支持不足，则会影响老人对主观生活感受的评价，甚至使得养老需求得不到满足。

影响老人生活感受的因素，除了子女提供的家庭代际支持外，还包括子女的养老效益。按照我国传统的养老习俗和儒家的性别角色观，男性由于拥有继承权，因此养老责任应由其全部承担，老人也会因为自己“后继有人”而收获满足感；
而女性由于在旧社会很难有经济收入，因此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嫁出去的女儿往往被视作“泼出去的水”，在自家几乎没有话语权。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参与劳动的机会逐渐增多，其家庭地位和经济收入也随之提高，女性的地位以及整个社会对女性的看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儿的养老作用自然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认为，由于社会规范和习俗等压力，女儿的养老潜能仍未得到正常发挥[20]。有的学者在对农村劳动力外流情况进行研究时发现，儿子的养老能力和养老意愿正在逐渐减弱，因此有必要更多地依靠女儿为老人提供各方面的支持[21]。从古至今女性一直都是家庭服务的主要直接提供者，并且心思细腻，更能体贴老人。有学者发现，相较于儿子，女儿更愿意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更愿意向老人提供经济等支持并照料其生活，也更不愿意把父母送进养老机构[22]。因此，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女儿自愿为父母提供养老支持已是普遍现象。当前，女儿不仅是实际的养老人而且是优质的养老人。但我们也并不否认儿子在家庭养老中的积极作用。目前，在农村，儿子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养老效益仍然大于女儿[23]。综上所述，基于对子女养老作用差异的分析，我们认为女儿越多越能提高老人生活满足感，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二孩家庭中，有两个女儿的老人比有两个儿子的老人生活满足感更高。

假设2：二孩家庭中，儿女双全的老人生活满足感最高。

假设3：儿子和女儿向老人提供的代际支持对老人生活满足感的影响具有不同效益。

（一）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7年度数据。CGSS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该项目从2003年开始对全国各地一万多户家庭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抽样调查，旨在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的开放性与共享性，为政府决策与国际比较提供数据资料。CGSS2017年的调查数据于2020年10月1日发布，数据包中包含783个变量，共完成有效样本12 582份，其问卷由A核心模块、C社会网络和网络社会（含ISSP2017）模块和D家庭问卷（含EASS2016）模块等3个模块构成。我们设定研究对象为二孩家庭的60岁及以上老人，并剔除相关缺失值，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423位老人。

（二）变量设定

1.因变量

以老人（年龄≥60岁）的生活满足感为因变量。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与周围人相比，我很知足”一题，给出“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4个选项。统计分析时，将其作为4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2、3、4分。

2.自变量

以二孩家庭中子女性别结构作为核心自变量。其中共分3种类型，即二女、一儿一女、二儿，分别赋值为0、1、2分。为能对相关变量进行有效比较，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将这3类分成3组做回归分析：首先，将两女家庭与其他两种家庭进行比较；
其次，将儿女双全家庭与其他两种家庭进行比较；
最后，将两儿家庭与其他两个家庭进行比较。

3.控制变量

我们参考既有研究成果，根据老人个体特征，设置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户口性质、年龄等7个控制变量；
又依据社会交换理论，根据子女的家庭代际支持状况，设置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3个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控制变量定义

（三）模型设定

本次研究的因变量有4个层级，属于多值定序变量。我们主要通过描述性统计和Ologit模型回归方法，对二孩家庭中不同子女性别结构对老人生活满足感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satisfy为老人对生活满足感的评价值；
α为回归方程的常数项；
β为变量系数；
structure为核心自变量，即二孩家庭中子女性别结构；
controls为各类控制变量；
ε为方程的随机误差项。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老人生活满足感评价为1—4分制，其均值为3.02，表明至少一半以上受访老人对晚年生活感到满足。二孩家庭的3类子女性别结构均值为1.15，其中儿女双全家庭较多，其次是两儿家庭，最少的是两女家庭。分析原因，我们认为，由于受访对象主要出生于1925—1957年间，其生育年龄大致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和计划生育时期，二孩家庭中两女结构相对较少。受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68岁，性别均值为0.49，表示男女比例大致相等，女性占比略高；
婚姻状况均值为0.80，表明大多数受访者有配偶；
户口性质均值为0.36，表明受访老人多来自农村；
政治面貌均值为0.14，表明受访老人中中共党员数量较少；
健康状况均值为0.65，表明大多数受访老人身体状况一般；
社会经济地位均值为0.38，表明受访老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多位于中下层及以下，这可能与受访老人多来自农村有关；
子女向老人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均值分别为0.68、0.61和0.71，表明多数子女会经常向老人提供代际支持。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二）回归分析

1.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诊断

为确保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我们对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共计12个变量进行了多重线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检验结果，各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均小于5，平均VIF值为1.39，说明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同时，内生性报告的p值为0.156 0，大于0.05，表明本次研究也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可直接进行Ologit回归分析。

2.Ologit回归模型构建及其结果

为验证上文假设，构建了两个模型，如图1、图2所示。

图1 子女性别结构对老人生活满足感的影响（模型1）

图2 子女家庭代际支持对老人生活满足感的影响（模型2）

模型1的分析对象为子女性别结构差异对老人生活满足感的影响，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我们发现，首先，相较于两女家庭，儿女双全家庭和两儿家庭对老人生活满足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两儿家庭的负向影响程度高于儿女双全家庭。这一结论反向印证了假设1的成立，即在子女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有两个女儿的老人比有两个儿子的老人生活满足感更高；
但这个结论与假设2相违背，即儿女双全的老人生活满足感并不是最高。其次，相较于儿女双全家庭，两儿家庭对老人生活满足感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而两女家庭对老人生活满足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也与假设2相违背，说明在子女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有两个女儿的老人比儿女双全的老人生活满足感更高。最后，相较于两儿家庭，儿女双全家庭对老人生活满足感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而两女家庭对老人生活满足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

表3 模型1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2的分析对象为子女家庭代际支持对老人生活满足感的影响。相较于模型1，我们在模型2中加入了老人个人特征等控制变量。但结果显示，根据模型2得出的子女性别结构差异对老人生活满足感的影响与模型1所得结果并无显著变化，具体如表4所示。因此，再次验证了假设1成立，假设2不成立，即二孩家庭中，有两个女儿的老人比有两个儿子的老人生活满足感更高，但儿女双全的老人生活满足感并不是最高。因此，根据模型1、2对二孩家庭中3种性别结构对老人生活满足感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两女家庭的老人生活满足感最高，其次是儿女双全家庭，最后是两儿家庭。

表4 模型2回归分析结果

同时，根据模型2中针对老人个体特征对老人生活满足感影响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中共党员身份对老人生活满足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与薛新东等人认为党员身份意味着责任和压力，从而会降低老人幸福感的观点相反[24]；
健康状况对老人生活满足感也存在正向影响，即身体越健康，主观感受方面心态乐观积极，生活满足感越高；
社会经济地位与老人生活满足感有明显关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老人生活满足感越高；
而老人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与户口性质对其晚年生活满足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为进一步探究子女性别结构差异对老人生活满足感影响的内在原因，我们分别从子女不同形式的家庭代际支持，以及儿子和女儿代际支持的差异对老人生活满足感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研究发现，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对老人生活满足感影响并不显著，但子女提供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对老人生活满足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分析原因，我们认为，与以往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是老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不同的是，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老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逐渐减弱，子女的经济支持已不再是老人晚年生活保障的主要来源。此外，与女儿相比，儿子向老人提供的生活照料对老人生活满足感更具显著正向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老年人晚年更倾向于与儿子同住的传统观念，因此由儿子来照顾其晚年生活会收获更高的满足感。而与儿子相比，女儿向老人提供的精神慰藉对老人生活满足感更具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女儿更懂如何慰藉老人，对老人晚年精神健康更为关注。由此可见，前文假设3成立，即儿子和女儿向老人提供的代际支持对老人生活满足感的影响具有不同效益。

表5 子女家庭代际支持对老人生活满足感影响回归分析结果

我们基于CGSS 2017年的调查数据，对二孩家庭子女性别结构对老人生活满足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内在原因。研究发现，与传统“多子多福、有儿万事足”观念不同的是，二孩家庭中有两个女儿的老人生活满足感最高，其次是儿女双全的老人，最后是有两个儿子的老人。儿子和女儿提供的家庭代际支持对老人的生活满足感具有不同的效益影响，由儿子提供的生活照料能让老人获得较高的满足感，而女儿提供的精神慰藉对老人生活满足感更具显著正向影响。

本次研究的结果不仅支持了子女性别结构重要性的观点，也进一步验证了养育女儿对老人收获生活满足感的积极作用，对改变传统偏好男孩的生育观念以及稳定生育率、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优化人口性别结构等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因此，针对如何提高老人生活满足感和应对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性别结构不均衡等问题，我们基于本次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应从国家层面继续引导民众淡化性别偏好，弱化其对子女性别在家庭养老方面的观念差异。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思想逐渐进步，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今非昔比，已有能力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政府应进一步宣传男女平等观念，让子女根据自身特点，充分发挥各自的养老效益。

其次，要加大支持家庭养老功能的力度，完善支持子女养老的政策与保障。研究发现，儿子提供的生活照料可以让老人收获较高的满足感，而女儿提供的精神慰藉能够帮助老人更好地缓解晚年的烦恼与压力。政府要积极促进家庭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支持并完善子女养老的配套政策，进而达到更好地满足老人的晚年需求和提高老人晚年生活质量的目的。

最后，应重视老人的需求并关爱其晚年精神生活。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对老人的关注点不应再局限于提高其物质生活水平，还应把提升其晚年精神生活质量、使其获得全身心的满足感作为新的目标。在保障老人晚年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政府应积极倡导敬老爱老、认同并尊重老人晚年需求的社会良好风气，帮助老人收获生活的满足感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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