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多向度发展——评王凤才教授等著《多重视角中的马克思》一书
时间：2023-03-01 15:05: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周 爱 民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世界历史步入21世纪，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全球性危机此起彼伏。这个世纪既是大发展，也是大变革的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20世纪苏东剧变后国际社会唱衰马克思主义不同，在此百年变局中，马克思主义迎来了蓬勃发展期。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出现“马克思热”，有识之士再度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批判当今的资本主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守正创新，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其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大的要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鉴于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大发展，系统梳理和反思其最新发展状况，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多重视角中的马克思——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向》(两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应势应需而生。该书是王凤才教授带领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团队学者利用第一手最新资料(涉及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韩语、越南语、汉语等)多年深度耕耘的产物，煌煌80余万字，值得我们认真讨论与对待。本文将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次拓展视域中澄清该书的理论贡献，评价其主要内容。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致可以区分出三个历史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由萌芽到系统展开阶段，时间跨度大致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
第二个阶段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阶段，时间跨度大致从2000年至2015年左右；
第三个阶段由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阶段。三个阶段的发展不仅反映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方法和视域的变化，也反映了我国学界整体研究趋向的变化。梳理这三个历史性阶段，有助于深入理解《多重视角中的马克思》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理论坐标和学术意义。
第一，从萌芽到系统展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阶段。(1)更详尽的介绍参见陈学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程与影响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界就注意到了卢卡奇、萨特、梅洛庞蒂等欧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哲学家。当时学界主要集中于译介国外的研究，例如最值一提的有1962年翻译出版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该书不但介绍了卢卡奇、布洛赫等人的思想，还介绍了1956年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左派运动。当时学界也零星出现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研究与评价，但都是基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做出的[1]。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的真正广泛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标志是1981年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2)参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译本的出版，以及徐崇温先生于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3)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前一本书是我国最早译介的关于整体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外专著，作者的观点深刻影响了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例如徐崇温、俞吾金和陈学明等学者都认为安德森扩大了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并且认同这种扩充，他们向学界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时也基本都延续着这种理解方式。(4)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后一本书“对我国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起了奠基性、开创性的作用”[2]。从萌芽到系统展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阶段，我国学者大量翻译与全面研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代表人物的著作，这些研究成果开拓了思想视野，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天地。(5)这一时期最为知名的是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42种)。由于当时的研究者们深受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介绍与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人们关心的核心议题之一。例如，徐崇温与杜章智两人对此问题的争论，不仅引发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在国际上引发了一些关注[1]。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贡献是，撰写了系统的介绍性教材，翻译了大量经典著作，吸引了广大青年研究者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组建了专业的研究团队和研究中心，成立了全国性的研究协会。这些贡献为后来广义上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井喷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阶段。如果说前一阶段基本是在西方学者尤其是佩里·安德森所界定的框架之下引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那么这一阶段的研究已不再仅仅依照西方思想家的框定来按图索骥了，而是进展到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的研判。随着这种整体性研究的开展，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也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没有直接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展开，而是以追问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展逻辑的方式展开。
在这种研判中，佩里·安德森的影响依然可见。例如，当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21世纪初如火如荼地开展时，张一兵教授在世纪之交就令人惊讶地宣称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随着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的出版而终结了，他甚至根据《启蒙辩证法》与《否定辩证法》思想上的一惯性，指出这种终结的趋势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蛰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之中。这种观点较“西马非马论”要温和，他在传统的西马阵营中区分出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种观点也存在激进的一面，即70年代之后的后马克思主义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该观点直接促使国内学者进一步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本质主义的定义，以及如何看待70年代之后的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3]。张一兵教授的观点得到了国内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同，此后便产生了这样的现象，即人们更愿意使用包容性更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概念，不愿贸然使用指涉范围更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4]。这一担忧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于2005年的设立而加剧了。
自此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基本取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内研究者进行自我标识的标签，不仅语词使用发生了变化，实际的研究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人们跳出了佩里·安德森所框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代表人物范围，开始广泛关注后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等理论思潮的发展。鉴于这样的发展趋势，国内学界以陈学明和王凤才教授为代表，开始主张把这些理论思潮视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研究路径，为此他们区分出了四条研究路径：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和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5]。这一划分准确地区分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状况。在这四条研究路径上，我国学界产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译著、学术专著和论文不计其数。
第三，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阶段。伴随着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繁荣发展，以及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频繁互动与对话，我国学界的研究趋势开始发生转向，不再简单地以“国外”“国内”这样的范畴区分我们的研究与他们的研究，开始更多地侧重于从问题本身出发开展与西方学者的平等对话。简单地拷问是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相一致的“符合论”研究倾向得到扭转，有鉴别地批判与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使我们的成果走出去成为主流共识。平等的相互批判与吸收，要求研究者们必须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共同放置在马克思主义的坐标系里加以研究，共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换言之，研究者必须秉持一种多元化的研究态度，相互承认根据特殊国情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有其合理性，简单地照搬他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策。很显然，发展至此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国外”来限定其研究内容和视角了，更为合理的应是采用“世界马克思主义”来命名其研究，它既能涵盖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能体现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世界历史意义。2015年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召开是这一发展趋向的标志，大会从世界眼光出发，汇聚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群商群策，共同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
根据上述划分，王凤才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与前景研究”很显然是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至第三阶段的重要体现，项目的顺利开展也大力地推动了我国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项目成果之一的《多重视角中的马克思》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理论坐标随之就清晰可见了。从理论意义上说，它属于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三次拓展与深化，及时回应了发展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关键理论问题，例如初步勾勒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和阐释路径，揭示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和未来前景，充分展示了这一发展趋向所蕴含的巨大理论潜力。
基于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多重视角中的马克思》从整体上追踪并反思了当今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最新发展状况。在选材上，该书没有如数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所有国家的发展情况，这难以办到也没有必要，而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选材视角，即首先确立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并在此框架中重点介绍某些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世界马克思主义被划分成欧陆国家马克思主义、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原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非洲—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和亚洲国家马克思主义。这大致是根据地理方位的划分。这种划分的一个好处是让读者直观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体发展情况，另一个好处是所介绍的国家是研究者们在上述框架中筛选出的，可以让读者直接了解到某个地区中哪些重点国家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划分也能启发读者思考：这些地区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新发展是否存在共通之处？是否能够共同融合起来构成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从研究内容上看，全书提供的另一种划分方式更有助于人们了解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全貌。根据总序中的介绍，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致有五条阐释路径：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表面上看，路径的划分好像既是根据理论主题的区分，如国外马克思学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也是根据区域的划分，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透过对五条阐释路径具体内容的考察可见，理论主题的异同其实是划分的主要根据。
国外马克思学的阐释路径主要是指那些在研究对象上聚焦于“马克思的生平著述、著作版本、思想发展、理论观点、学术关系，以及马克思所有后继者的思想和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差异”[6]2，所进行的研究是“跨学科、超意识形态、纯学术的研究”[6]2。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主要以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基础，经过普列汉诺夫、列宁到斯大林被固化为传统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被视为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组成，各个组成部分有着明确的定理和命题体系，不容被质疑。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既有地域限制，又有特定思想内涵，是“产生于西方并发展于西方的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6]4。很明显，这样的界定已经超出了佩里·安德森的经典定义，因为按照这种界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新兴潮流也可以包括其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渊源和特征来看，这条阐释路径可以并入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中。最后一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偏重于实践方面，主要探讨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
这五条阐释路径有助于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的世界性影响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互动交流的加强，五条阐释路径的地域性特征逐渐淡化，各条路径中的研究方式和理论主题开始在区域间相互渗透。在此背景下，相比按区域划分去探索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五条阐释路径的探索方式要更具合理性。例如，如果按区域划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被归为亚洲马克思主义，但是如此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亚洲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很多重要差异就无法被展现出来，比如日本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文本编撰以及马克思学研究方面较为突出和发达，已与西方国家齐头并进，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要侧重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研究，并做出了很多原创性贡献。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说明欧洲马克思主义与拉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差异。所以抛开区域划分而采取阐释路径划分来探讨某些区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更能反映各大区域之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差异。
结合五条阐释路径和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区域版图，本书给出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图景。欧洲(包括东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的发源地，这两大阐释路径在21世纪的欧洲不但没有走向衰落，反而欣欣向荣。相比较于其他区域中这两条阐释路径的发展程度，欧洲可谓一骑绝尘。本书在此部分主要介绍了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在这些国家中(主要是德国、法国、英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持续推陈出新。在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在第三代学术领军人物霍耐特的带领下成果频出，在社会哲学领域中开辟了新的研究天地。马克思学研究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例如MEGA2编辑出版工作于2015年又获得了新的资助，剩余的卷数将以电子版问世。新的编辑成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引起了国际学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6]53-60。在法国，“回到马克思”再度成为左翼学术界的新动向[6]79-86，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资本论》与“形式分析”、《资本论》中的经济规律与阶级斗争关系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问题得到更充分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思想遗产也被继续挖掘。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主要亮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广泛研究并推进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探究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源，出版了大量研究著作。英国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杂志也时常发表大量相关研究文章，文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著作也出版不断[6]193-202。
欧洲其他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其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紧密相关，其发展更多侧重于实践方面。例如，由于意大利三个主要共产主义政党，即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即新意共)和共产党(意大利)自2008年以来在选举中接连失利，所获选票处于苏东剧变后历史最低水平。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随即处于发展低潮中艰难前进。相较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在联合左翼力量的壮大前提下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不断推进，以各种学术平台为主阵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不断深入，以宣传教育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断拓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地区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得到了持续的关注与研究。一些重要学术论坛和学术研讨会通常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题或重要议题，例如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于2003年开始连续主办多届“批判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该论坛已经成为阿根廷乃至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巴西和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学术平台“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论坛”每届也均设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场讨论和多场圆桌会议，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葛兰西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重要学术平台。阿根廷的《工具杂志》和巴西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几乎每期都刊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大量的研究论著也相继问世，例如《葛兰西评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21世纪马克思主义》等书[6]433-458。此外，在拉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拉美地区的托洛茨基思想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的解放神学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与非殖民化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实践探索方面，21世纪社会主义是拉美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家对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引起了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讨论，其中有影响力的学者有M.哈内克、H.迪特里希、A.加西亚、S.洛佩希等人，本书对这些学者的观点和理论主张均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与欧洲和拉美地区偏重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阐释路径不同，原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非洲马克思主义和亚洲马克思主义偏重于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和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例如，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深受苏联时期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类出版物主要由第二国际理论家著作、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著作构成。在理论主题的研究上，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探讨的重点领域，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批判性反思是其创新的动力。就如本书研究者所说，这方面的研究“锻造了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研究路径：拒斥后现代主义消解历史宏大叙事的悲观态度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极权主义倾向……”[6]338。在反思性批判的基础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运动”，认为新社会主义是代替当今自由资本主义的唯一选择。在“回归与复兴”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中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俄罗斯相似，他们一方面通过反思中东欧社会主义历史、批判转型后的新自由主义，重新引入并更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探索新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试图创造性地转化马克思主义。
最后，本书在整体介绍亚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后，主要包括日本、韩国、印度、越南、老挝和中国，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单独构成了一条阐释路径。这一判断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难道日本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就不能构成单独的阐释路径吗？在笔者看来，这一判断的主要根据是，亚洲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要么没有长期的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实践，要么没有原创性的影响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例如，日本可以说是亚洲最早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其在MEGA2的编辑与研究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先后负责编辑了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稿和第四部分第17、18、19卷，并且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6]462-468。尽管如此，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没有创立影响广泛的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没有推动形成一定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条阐释路径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又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繁荣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目前已产生世界性影响，已成为亚洲其他国家(比如越南、印度)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研究和借鉴对象。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路径理应构成一条独立的阐释路径。本书详细勾勒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条发展主线，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用于解决中国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介绍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发展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五条建议，从而整体描绘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的现状与前景。
总之，结合地域与阐释路径的介绍有助于整体把握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格局，为初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非常实用的理论地图。此外，全书在介绍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情况时也重点介绍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会议平台和专业杂志信息，并在附录中列出了各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简介和代表作，这些信息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便捷指引。
同时参照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和阐释路径，可以更好地了解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格局以及各个地区独特的发展情况。从宏观层面了解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还会存在这样的问题：21世纪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否存在共通之处？是否能够共同融合起来构成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本书虽然没有直接回答该问题，但是通过总结各章节具体内容，以及主编王凤才教授在代总序和导论中的介绍，笔者认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存在共同的研究主题。结合全书所介绍的热点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概括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即经典文本的编撰与诠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新社会主义的构想与实践。在对这些议题的探讨中，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初步构筑了不同于19世纪、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雏形。
首先，在对经典的编撰与诠释方面，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关注MEGA2编辑出版研究、MEGA2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研究、《资本论》的重新阅读到重新诠释。这部分的具体论述主要集中在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十三章。目前，MEGA2编辑出版工作只剩下一些通信、摘录和笔记等未完成。通过对历史考证版的研究，一些研究主题被重新提出。例如，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提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尤其是根据笔记以及恩格斯在编辑马克思文本时做的修正，来重新挖掘两人的思想差异。在这些学术考察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形象在21世纪得到了重新的塑造，例如提出了马克思虽然只有一个，但他至少有四个理论形象，即哲学人类学家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历史人类学家的马克思，以及政治革命家的马克思；
而恩格斯也不再被简单视为“第二小提琴手”，甚至有时被视作“第一小提琴手”。此外，还有《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否是著作以及费尔巴哈章的作者问题，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资本自身的限制与边界问题，等等。在对《资本论》的重新诠释方面，主要有《资本论》中的“形式分析”问题、价值理论问题，以及《资本论》与革命问题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如认为《资本论》是全新的政治著作，还有从方法层面认为《资本论》中的批判方法、科学观念和叙述模式都是现象学的，也有从新辩证法的角度阐述资本的运动。
其次，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方面，尽管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具体阐述以及解放方式的探索莫衷一是，但是他们都一致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深层危机的一种表现，新世纪的资本主义危机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也存在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因此，对新自由主义的彻底批判应该要深化为研究新资本主义。他们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加速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等理解模式。根据全书的介绍，具体的研究议题大致可分为：政治领域如何再度进行民主的民主化，社会领域如何形成新的社会运动以改造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
文化领域如何反思应对亚文化之间的斗争，比如如何理解兴起的民粹主义思潮，以及后工业社会兴起的追求独异化的文化发展模式；
在生态问题上，如何思考资本主义与生态保护的冲突问题，以及社会主义与生态保护的内在关联。这些议题总体上构成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反思当今资本主义的问题域。本书在介绍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时基本都专列出一部分介绍这些具体的议题。纵观这些学者的论述，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在利用各种思想资源解决这些议题时，往往能超越意识形态的争论与偏见，从纯学术的视角借用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优秀思想资源。例如，在解释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时，他们并没有仅仅局限于通过利润率的下降来解释，还借用了凯恩斯主义、新李嘉图主义的思想资源，也利用了结构主义、新帝国主义等新兴的阐释框架。即便是强调通过回归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扭转当下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他们也正视策略问题，强调联合的阶级政策。
最后，在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构想方面，当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大多数仍然相信历史尚未终结，社会主义依然是可能的甚至是唯一的替代性方案。不过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异，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探讨替代性方案时，所关注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应该要继承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进一步推动现代化的深入发展；
另一方面注重阐述社会主义理念对资产阶级革命所宣扬的理念的超越。对于社会主义的具体经济发展模式，他们一般持开放的实验主义态度。在曾经实践过社会主义制度但最终失败的国家中，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构想方面比较谨慎克制，例如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强调对以往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性反思的重要性；
在新社会主义构想方面，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强调的公有制经济外，同时也强调社会正义、民族传统价值观、科技发展、自治管理、生态等方面的重要性。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实践的拉美地区，诸多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社会主义是人道的、民主的、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念是“友爱、互助、平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反对消费至上，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美好生活”。为此，他们提出“社群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构想。综合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社会主义构想，目前大致有计算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等不同方案。在这些方案中，市场、民主、生态是社会主义构想中的核心关键词。很明显，这些构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未来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围绕这些领域达成某些共识性的建设意见。
综合上述热点问题研究，可以说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已经构筑了不同于19世纪、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雏形。如果说19世纪、20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受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影响，那么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深受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影响，它所探讨的理论主题，不再是简单地聚焦于大工业生产中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剥削，以及在其中形成的大规模工人革命的可能性问题，而是同时考虑数字化信息时代颠覆传统工业过程中产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变，这些巨变对传统工人阶级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根本性变革所带来的国与国关系的新变化。因此，21世纪世界马克思所探讨的问题领域要更多、更广，既有政治领域的斗争问题，也有数字化时代社会生活方式革命问题、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的相关性问题，等等。新的问题会催生新的话语体系。虽然21世纪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具体议题尚未达成国际性的共识，但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共同从上述三个层面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说明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已经初步形成，在此问题域当中的不同观点的争议构成了整个体系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因此，要推动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大繁荣、大发展，就必须努力消除狭义上的意识形态偏见，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搭建能够平等对话、充分沟通的国际交流渠道和平台。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国内学界进行此种努力的初步尝试。通过回顾、反思、展望，本书秉持纯学术的态度，对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跨学科、整体性、全方位、多维度研究。这种态度既体现在所依赖的研究资料上，即所涉国别的研究都是利用第一手资料，并用第一语言进行研究(即根据德语资料研究德国、根据法语资料研究法国、根据英语资料研究英美，等等)，也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评判上，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向也得到了相应的介绍和公允的评价，论者们并没有简单地以异端或非异端的二元划分去评述研究对象，而是尽量以学理逻辑以及是否能解决现实问题为衡量依据。这种兼具学术性、思想性和现实性的研究，可以说是开辟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河。当然，这样的研究也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语言上的挑战，严格按照第一语言进行研究，需要长期稳定地掌握各国语言的研究团队；
二是内容整合上的挑战，由于研究内容庞杂，需要整合团队成员的研究成果，做到分散能纵深发展、汇聚能形成合力。期待本书能够鼓舞继续的追踪研究、进一步的整合性研究，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