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学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研究的新维度
时间：2023-03-01 15:30: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薛 瑞 泽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研究中国兵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作为中国古代兵学内部转型与体系整合的重要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家围绕统一秩序的崩溃与秩序重建过程中的战争频仍、长期胡汉对立等时代课题，不断深化大一统理念，张扬兵学应有的实践特性，并自觉不自觉地融合胡汉兵学特色，为中国古代兵学注入了新活力，也为后世兵学提供了重要镜鉴。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兵学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是建构中国兵学通史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对于丰富该时期军事史和断代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与稳定交替出现，尤其以“中央统一为变态，而以分崩割据为常态”[1]212。东汉末年皇权式微，朝纲崩坏，中央对地方的权威和控制力弱化，造成地方势力趁机而起割据混战，周边少数民族持续内迁，国家分裂，秩序大乱。当普通民众陷于极端困苦悲惨命运之时，军事强权得以施展，在军事实践的竞技舞台纷繁演绎的历史背景下，兵学得以发展延续。
魏晋南北朝的军事史多姿多彩，战争无疑是主题之一，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相关成果更多从军事史的角度进行的梳理和总结，对此曾有学者进行过总结梳理[2][3]。大部头的专著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有张文强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军事史》、军事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军事通史》、余大庆的《三国军事史》(第七卷)和朱大渭的《两晋南北朝军事史》(第八卷)等。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共18册)，其中第4—6册分别为《三国》《两晋》和《南北朝》，以主要战争分析检讨为要点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作了系统的总结阐释。李硕的《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力作。毋庸讳言，因囿于专业的局限，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军内的科研部门和学者，有分量的成果虽不断涌现，但可供发掘的空间仍然存在。《中国兵学通史(三国二晋南北朝卷)》(下文简称《兵学通史》)的出版，对从兵学思想、兵学文化和兵学史脉络的角度丰富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兵学通史》在还原三国两晋南北朝军事史原貌的基础上，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秩序恢复等大的历史趋向，对兵学作全面的内容概括、经验总结和价值提炼，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首先，《兵学通史》丰富了以兵学为主题的断代史研究。战争既从属政治，又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地理、民族和文化根源。如何通过战略筹划与战争手段，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实现华夷秩序的重新恢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家、战略家和兵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他们要面对和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兵学通史》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战争和军事的综合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包括三国鼎立的经济基础、南北统一的政治诉求、华夷秩序的生产和文化根源，南船北马的军力建设方向，屯田制、府兵制等的历史作用，以及冶铁技术进步产生的广泛影响等，进而探究兵学的时代背景。以兵学为主题，全面、联系和辩证的研究趋向，既是《兵学通史》的一大显著之处，也是对这一时期断代史研究的丰富和补充。
其次，《兵学通史》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兵学的主要特征。作者立足时代，在研究中从三方面揭示这一时期兵学的主要特色。
一是大一统的特色。就历史发展进程而言，三国两晋南北朝完成了从国家分裂到重新统一的过程。就兵学发展传承而论，受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与制约，魏晋南北朝时期既延续了先秦两汉兵学的发展脉络，也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对后世兵学发展有较大影响。从诸葛亮《隆中对》三分天下的战略谋划到《出师表》北定中原的战争实践，以及西晋统一全国、北魏北周统一北方的战争指导等，均体现出大一统在该书贯穿始终的逻辑脉络。
二是实践性特色。探讨战争的基本问题，阐述战争的指导原则与一般方法，总结国防与军队建设普遍规律及主要手段，是兵家的关注点和研究重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兵学是对战争的观察、指导和实践总结，富有实践性和创造性。就战争样式来说，这一时期最为繁多复杂，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战争、地方豪强的争霸战争、胡汉战争、胡族间战争、南北战争、区域战争等。同时，在长期的交往、对抗与战争过程中，胡汉民族间在军事谋略、指挥艺术和军队建设方针等方面相互交融，为传统兵学思想增添了朝气。从兵权的制度设计、适应战争长期化的军力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组织的具体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观点和认识，是该历史阶段兵学的重要组成内容，形成了这一时期实用主义的兵学特色。《兵学通史》突破了以兵书文本为主要研究载体的传统限制，更注重从战争和军事建设的全方位视角进行梳理，在动态实践考察中总结这一时期的军事谋略思想和统一战争的战略指导，并对各阶段兵学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军事思想作全面分析，展示了该时期兵学脉络、兵学理论、兵学成就和兵学人物的历史风貌。
三是注重宏观谋略的特色。“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4]40，自春秋末期孙武起，中国即延续发展重义轻力、谋略制胜的兵学传统。“以谋为本”思想是中国古人对军事谋略重要性认识最充分的体现[5]。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谋略思想显著发展的历史时期之一。《兵学通史》结合战争类型与历史发展趋势，从宏观谋略的角度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晋灭吴之战、淝水之战等战例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总结评述，对《隆中对》《出师表》《平吴疏》等军事战略经典篇章进行多角度解读。《兵学通史》总结主要战争的战略指导、大战略和军事谋略思想，彰显重视宏观谋略研究的特色。
最后，《兵学通史》在相关军事著作较少的情况下，从真实的战争案例出发探索军事思想，拓展军事史研究的新方法。在紧迫的军事竞争和战争压力面前，军事理论家往往就是战争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无暇顾及理论创作，更多从战争需要的现实出发来谋划、指导和总结战争，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学著述少，内容分散，体系性不强。诚如著者所言，“这一时期的兵学研究，更加注重实用主义的用兵导向，而在著书立说方面虽有闪光之处，但总体上是处于低潮时期”[6]37。针对这一现实困难，作者突破了对兵学著作进行文本分析的传统方法，转而探求战争实践中兵学的理论认识和思想脉络。如对战略筹划经典篇章的评述、上中下三策的实用趋向分析，以及多级角逐的策略应对思想的总结等。特别是选取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羊祜、石勒、刘裕和宇文泰等不同时期的开国君主和功勋将领，挖掘其军事实践与军事思想间的关系，以此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兵学的基本风貌。
凡大部头史学专著，尤其古代兵学史这种尚待开拓延展的领域，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研究工作，其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缺漏不足以待日后完善，《兵学通史》概莫能外。全书在结构分布上还有失衡的地方。三国时期是国家分裂的开始，固然是重要的历史阶段，也是全书着墨最多的地方。而对东晋时期南方政权的兵学剖析，没有深入士族大家、北民南迁等对社会政治军事思想有影响的深层领域，如对当时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家族的兵学影响还有补充的必要。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南方宋、齐、梁、陈的兵学理论概括稍显薄弱。作为魏晋南北朝军事史研究的新探索，由于两位作者长期从事军事史研究，而非专业的断代史研究学者，因此在个别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运用方面，有些不全面、不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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