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视阈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重维度论析

赵龙，马佰莲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100)

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并结合时代变化，独立自主地探索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道路。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目标更明确、思路更清晰、信心更充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均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重要论断，直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这一历史和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热潮。学术界主要围绕其生发历程、内涵特质、价值意蕴、实践经验以及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关联进行了多视角探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问题丛生的背景下，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闪耀着真理性光辉。本文着眼中国现代化建设国内和国际的“两个大局”，立足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出场逻辑的必然性、内涵意蕴的独特性和实践向度的科学性，从整体上揭示其在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范畴的重大意义，尝试为更好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探索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在论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场逻辑之前，有必要首先对现代、现代性和现代化这三个相关概念进行阐释和辨析。学者们对“现代”概念的界定虽然众说纷纭，但主流观点是“现代”缘起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关于“现代化”的内涵，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著名学者罗荣渠将中西方学者的研究归纳为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经济落后国家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二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三是科学革命后人类社会各方面急剧变动的统称，四是代表时代的文明形式[2]9-15，指出这四种观点各有长处和不足，并且部分内容还相互贯通。在原有研究基础上，罗荣渠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将“现代化”的概念作了广义和狭义的划分，即广义的现代化是指在工业化推动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
狭义的现代化是指落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追赶先进工业国家和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发展过程[2]17。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现代化是指由科技力量发展推动的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不仅表现为物质生产力的跃迁，也包括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跨越式发展，最终推动社会形态的变革。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性”就是对“现代”本质属性的规定，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科技等多重叙事路径对现代性展开了深入研究。黑格尔是较早从哲学视角研究“现代”的思想家，认为现代的本质特征就是理性精神，现代亦可称为“理性的时代”，现代性即理性。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建构起了现代性批判的第一个范式，即理性的现代性批判范式，对现代性的批判定格在抽象理性精神的批判，没有深入到现实社会和人的实践活动层面。

针对主要由黑格尔建构的理性的现代性批判范式，马克思将其指认为从精神层面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唯灵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仅从主观精神层面来规定现代性，那么对现代性的批判就会沦为纯粹的意识形态批判，并没有阐明现代性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现代”问题，始终在现实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来探究“现代”的内涵，其著作中所提及的“现代”，不仅是在时间维度与前现代相区分，更是指建构在生产关系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形态的演进，其本质范畴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3]，在当时是指资本逻辑统摄下的生产关系。此外，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并未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对现代性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弊端进行了深刻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虚伪性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以一种总体性视角剖析了资本现代性的深层次罪恶：“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4]34总的来看，马克思以资本批判为切入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剥削本性，深刻批判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病，扬弃了黑格尔对“现代”本质的抽象思辨，完成了现代性批判范式的转换，即由理性的现代性批判转换为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批判。在新的现代性批判范式下，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5]。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辩证分析、对落后国家创造非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科学论证。一方面，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对生产力发展革命性的推动作用、对社会变革转型的巨大影响和对人类文明演进的催化效应。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36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虚伪的民主自由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一系列严重弊端，作出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必然会导致人的自我异化的科学判断。在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对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产生不可避免的客观影响的基础上，马克思也对俄国、印度等当时一些东方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发展道路的可行性进行了详实论证，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他明确反对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升华为具有一般性意义的历史哲学理论[6]，认为东方国家在摆脱民族压迫的前提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创造一种符合国情、内凝人类共同价值的非资本主义现代文明。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探索中，将马克思的诸多构想变成了现实，以实践成就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现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神话和思想桎梏，在实践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为后发国家开展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在现代化探索过程中逐渐背离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方向指引，最终在内耗中错失了现代化发展良机、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致使资本主义国家喊出了“资本没有替代物”的狂妄口号。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探索的经验和教训已经充分证明，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只有全面彻底地坚持以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为指导，才能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平稳发展。在现代化这一全球性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探索，在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为指导，毅然肩负起了既彻底超越资本现代性又避免重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探索失败的覆辙、进而创造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担当和时代重任。

鸦片战争后，在外部冲击和自身觉醒的双重作用下，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部分生产领域出现了现代化因素，但是独立自主地开始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始终未能完全起步。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翻开了崭新篇章，开启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马克思关于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发展动力等科学论述的指引下，充分认识到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先导性意义，根据革命形势需要重点探索了军队现代化建设，同时在掌握政权的区域内开展了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孕育了独立自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优良基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一化三改”完成后，现代化建设作为当务之急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毛泽东在研习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和借鉴苏联现代化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从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三个方面构建起了自己的现代化思想，初步形成了“并联式”现代化建设方略，并总结为“两步走”战略，即先集中力量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再努力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的内容、特征以及时间节点等都作出了具体阐述，清晰地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过程和鲜明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全国聚焦经济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重新步入正轨。为全面恢复生产、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邓小平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7]163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现代化建设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在“两步走”战略基础上制定了更加务实的“三步走”战略，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中注重人的发展观点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更加重视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突出人的现代化。随着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好转，在正确发展战略指导下，“三步走”战略中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均提前完成。为更顺利地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将“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战略精细化，确立了促进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基本建构起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框架，并划分了明确的时间节点。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发展目标聚焦于人的现实需要，推动全社会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共建和谐社会。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站在新起点、面临新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优化新“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战略，即对标党的十八大调整确立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制定了“两个十五年”的阶段性奋斗目标，立足国情继往开来地制定了以人民为中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现代化发展战略，从顶层设计层面规避马克思批判的现代性风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一脉相承、环环相扣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相统一的辩证智慧和伟大成就。

纵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场逻辑，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秉持反思历史、立足现实和指向未来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坚持以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指导现代化建设实践，积极建构具有原则高度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新路向，真正实现了对自身传统界限和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界限的双重超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探索之路，经历了由抽象理论思考到具体实践探索、再到总结经验教训、最终创造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蜕变，向全世界生动诠释了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道路自信和大国担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在中华大地上赓续奋斗的产物，从宏观视野廓清了世界现代化发展大势，把握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和改革开放前后不同历史时期现代化接续发展的整体性逻辑，清晰地折射出了其“普遍性和特殊性、主体性和开放性、延续性和创新性的有机统一”[8]。

习近平曾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性质作了总结，即“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9]。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特质，习近平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0]虽然这两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在重视科技变革的发展动力，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共同点，但是二者在本质上存在显著差异。全面深入地透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意蕴，需要在深度把握习近平关于这两种现代化道路重要论述的基础上，微观比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历史缘起、基本特征、发展方式、终极目标和价值旨趣方面的具体差异。

从历史缘起上看，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一种先发内生型的现代化之路，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种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之路。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兴起，欧洲国家民众逐渐摆脱传统宗教神学的束缚，关注焦点由宗教转移到世俗社会、由上帝转移到现实的人，由此促进了思想的空前解放，推动了一系列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发端于西欧的工业革命就是思想解放催生的伟大产物，前所未有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由此传导引发了生产关系的变革，逐渐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大调整，最终引致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社会形态相继发生蜕变，实现了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跨越。近代以来，受闭关锁国政策和屡遭列强侵略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旧中国在世界发展大势中日渐落伍。为消除深重的民族灾难、紧跟时代潮流，中国早期的有识之士前赴后继地开启了向西方学习之路，在先后以器物、制度和文化为抓手的学习过程中，客观上也为中国积聚了部分现代化发展因素，但是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总体上还是举步维艰，受封建保守势力阻碍甚至不时出现“开历史倒车”的乱象。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曲折的现代化进程才彻底有了转机，尤其是对现代化的探索在精神层面完成了由被动到自主的转变。深具忧国忧民情怀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情，以包括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学习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秉持为国家图富强、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增福祉的责任担当推进现代化建设，最终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从基本特征上看，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体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突显了独立自主性、全面协调性、开放包容性等典型特征。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只注重同一阶级、同一阵营的现代化，妄图建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导下的世界历史格局，将其他国家都变为资本主义现代化体系中的附庸。马克思早就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405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时期，现代化的成果仅为少数现代化先发国家和资产阶级所共享，与此同时却给广大现代化后发国家和无产阶级带来了深重灾难。此外，一些资本主义现代化先发国家还千方百计干预、制约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尤其热衷于抹黑、打压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国就是深受其害的国家之一。在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出了诸多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全新特征。中国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充分汲取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注重立足国情独立自主地推动现代化进程，尤其强调从根本上规避资本现代性风险，坚持以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为指导来消解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悖逆性。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相协调，体现出了鲜明的全面协调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开辟和发展的过程中，既重视面向世界，又不对外输出现代化风险，在充分尊重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务实推动合作共赢，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出开放包容性的重要特质。上述外在特征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在比较优势。

从发展方式上看，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剥削欺压等卑劣手段来促进自身发展的，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和平发展。在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现代化先发国家一直大肆掠夺后发国家，把现代化的成果留在国内、现代化的代价转嫁到外界；
在一国地域，资产阶级始终无情盘剥广大劳苦大众，以绝大多数人的贫困化供养少数资本家的现代化。这种以攫取充足的资本和侵占广泛的市场来推进现代化的发展方式，从本质上而言是不科学的，甚至是罪恶的，要维持这种发展方式的运转动力必然会极大地加剧两极分化局面、加速生态环境的破坏、加深人类社会的撕裂。正如马克思总结资本主义社会总特征时所言：“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1]401此外，由于世界各国政府职能的不断强化，对社会危机担负着越来越多的责任，与此同时却释放了匿藏在危机背后的资本逻辑的压力，给资本逻辑以更“高明”的方式运转留下了活动空间，使得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更具隐蔽性、总体性和破坏性。马克思曾对世界交往对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按照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方向指引推进现代化建设，并在世界交往过程中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充分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其他国家推进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依靠人民群众力量齐心协力推进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既不搞封闭排外式的发展，也不对外转嫁现代化发展代价，而是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全人类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彻底摒弃了西方“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串联式”发展的路径依赖，遵循促进共同发展而非对外转嫁发展代价、注重全面发展而非单向度发展的思路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对现代化发展本质的复归，赋予了现代化真正的文明底色和进步意蕴。

从终极目标上看，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为了实现资本逻辑荫庇下的少数资产阶级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聚焦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产生和勃兴都离不开资本力量的驱动，也放大了资本的功能，极大地增强了资本对社会运转的影响能力。资本主义现代化越发展，就越是赋予了资本现代性以逻辑合理性，越是加速推动了隐藏其后对资本进行占有的少数资产阶级的现代化。资本借助现代化之势，妄图将整个世界都纳入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之下，从而确立资本逻辑的全球统治地位，更牢固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超越资本逻辑是本质要求。中国推动现代化建设虽然也需要资本要素参与，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自觉以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深刻批判为警示，努力凭借制度优势来驾驭资本为我所用，仅把资本作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素之一，而不是为资本逻辑所奴役。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就能始终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坚决锚定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终极目标，积极调动包括资本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一条真正以人民为中心、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代化之路。这也实现了人民主体的价值追求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本质互通。

从价值旨趣上看，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既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又具有严重的内在弊端，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创造了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较于以往社会形态的发展状况，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一方面“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2]，客观上对世界现代化发展和人类社会演进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又内含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难以调和的对抗性因素，生产相对过剩、社会撕裂加剧、阶级矛盾尖锐、民族隔阂严重、生态危机严峻、国际冲突频发等弊端都是其先天的副产品。综合来看，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终究不是一条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光明大道，其现代化发展实际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辩证批判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后发国家，能够克服诸多内外部的艰难险阻顺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过程本身无论是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还是对世界现代化演进历史，都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创造了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发展奇迹，并且相比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更显著的正外部效应和更高的发展效率。这一现代化发展新道路既为中国大步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提供了方向指引，也为其他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及资本主义现代化先发国家解决其内在发展矛盾提供了路径参考。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除了“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的狭隘预言、内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致力于创造人与外在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共同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人民主体、胸怀天下的文明新形态是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对人类未来走向本质一体化的“类历史”的前瞻性思考和战略性贡献[13]，从价值判断到价值选择全面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价值逻辑，实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重构。

通过系统比较这两种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差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意蕴就相对具象地呈现出来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中汲取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自信，从近代中国饱受资本主义现代化先发国家暴力欺压的历史记忆中拾获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民族信念，从现代化后发机遇中内生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价值优势。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含深刻的历史演进逻辑、理论阐释逻辑、实践发展逻辑、主体生发逻辑和价值表达逻辑，辩证阐释了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连续性和创造性，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扬弃和超越、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和贡献。

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内在地要求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创新探索实践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善于审时度势地守正创新，聚焦实现人的现代化，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新发展理念和全球化为着力点，最终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世界现代化发展大势来看，中国已经实现由“跟跑”到“陪跑”再到“并跑”的身份转换，正稳扎稳打地向着“领跑”的位置奋力冲刺。

(一)既定前提：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既定前提。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差异所在。中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的现代化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探索也必然要求一如既往地在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既定方向前进，这样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不走弯路、邪路。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方向，邓小平多次强调全党全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7]173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一以贯之的首要原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质，也是重大优势。这表明中国所要走的现代化道路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现代化新路，能够跳出域外全面深刻地审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全过程，从中汲取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并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促成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扬弃，竭力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14]，也是对马克思所设想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理想社会形态的现实观照[15]。在以社会主义为方向指引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始终遵循集体主义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推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图式，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定式，这与个人本位、重利轻义、征服自然和弱肉强食等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典型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为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共生开出了中国良方，正以客观实践优势打破资本主义对现代化的话语垄断，努力重构人类文明新的叙事方式。

(二)关键内核：善于审时度势地守正创新

善于审时度势地守正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内核。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现代化探索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所遵循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最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历经百年守正创新，终于开辟了一条气壮山河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纵向历史维度来看，在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伟大征程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主客观环境具有明显差异。在不同时期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也没有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而是始终着眼于国内外局势发展变化来及时调整优化现代化建设方略，善于在前期现代化建设基础上审时度势地推进现代化实践的创新发展，逐渐满足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精神动力、社会条件和生态资源，最终历经不同时期的接力发展而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因为善于审时度势地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现代化建设环境，充分汲取各国现代化建设理论精华和实践经验，理性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承接历史、立足现实和指向未来的有机融通，而不是以他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来否定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现代化探索历程、以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硕果否定改革开放前的现代化发展实践。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摒弃意识形态藩篱，客观看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进程，在大历史观下宏观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才能深刻认识审时度势地守正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意义，这也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保持比较优势的关键内核。

(三)根本逻辑：推崇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推崇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逻辑。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进行系统梳理之后，美国当代学者、现代化研究专家英格尔斯指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16]习近平多次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7]现代化是一个综合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但最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关于“人的现代化”问题，虽然国内学术界存有不同见解，但都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愿景作为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也理所应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终极目标。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为根本逻辑，是以牺牲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所供养的少数资产阶级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显然不具有世界性、普遍性和可持续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探索必然要求彻底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在弊端，把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定位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实际行动来为人民群众谋幸福。正如习近平所说：“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18]为落实这一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敢于迎难而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防疫阻击战等。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统筹一切力量投入疫情防控，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和大国担当态度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枉顾普通民众生死的“甩锅”言行形成了强烈对比，充分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在唯物史观视阈下，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建设经济持续发展、社会高度稳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先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真正依靠现代化的人民群众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将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平稳发展，创造蕴涵共同价值、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新形态。

(四)基本保障：深入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深入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保障。“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综合研判国内外形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的新的路线规划、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的新的战略部署。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涵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高层次文明形态，这就要求必须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全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时规避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现代性风险。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整体，唯有重视各部分的现代化，才能相互支撑促进整体的现代化。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木桶效应”，找到制约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关键部分，集中力量补齐短板。比如当前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弥补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欠账”，摈弃资本主义“先发展再治理”的现代化发展老路，这既是顺应时代要求、造福子孙后代的明智之举，也是补齐短板、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重要之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探索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超越了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过度重视经济发展的单向度现代化弊端，实现了现代化发展整体中各部分之间的良性互构，促进了现代化水平的整体跃迁。因此，深入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既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积蓄了动能，也为全方位、多领域、高质量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方案，最终为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五)内在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要求。为妥善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转化的影响，破解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厚植新时代发展优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在2022年3月6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习近平首次提出“五个必由之路”的重要论断，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19]，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新探索的方法论指导。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国际社会逆全球化浪潮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趋势愈演愈烈，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习近平曾用一个“乱”字概括当前世界局势的主要特征，作出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的重要判断，勉励全党同志坚定信心与决心，认真研判经济社会发展新局势，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直面现代化建设的动力、目的和配套措施等重大问题，统揽全局建构现代化发展新格局[10]。马克思曾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充斥着血腥的压榨、残忍的盘剥、肆意的污染和狭隘的打压。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自主创新的强劲内生动力为驱动，注重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协调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同时以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促进共同发展，以期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这种发展理念的大视野、大格局和大情怀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思路的彻底超越，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难题的治本之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新探索的战略指引。

(六)重要动力：积极推动全球化良性发展

积极推动全球化良性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动力。当今世界早已发展成为一个相互影响、彼此依存的整体，一国的发展既要练好“内功”，也要充分借助外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探索充分遵循了这一理路。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著名学者罗兹曼曾指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问题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议题，即它究竟应在何种程度上卷入世界经济之中。”[20]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加速了世界历史进程，但是“由资本所建构出的世界历史，其内部存在着一整套完备的‘支配—从属’权力关系”[21]，这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迅猛发展的权力关系格局，显然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喜闻乐见。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能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富足的生产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也在其他落后国家播撒了现代化的种子。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全球化所带来的市场公平竞争、资源自由流动逐渐动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既得利益，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股逆全球化浪潮，这一暗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愈加公开化、扩大化和激进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必须时刻牢记闭关锁国政策致使中国一再错失现代化发展良机的历史悲剧，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融入全球化，始终保持谦恭奋进的姿态向一切先进的文明、优秀的民族学习，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繁荣。在逆全球化浪潮声势日高的大背景下，中国应牢固树立现代化建设的世界视野，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红利，想方设法削弱和消解全球化所伴生的不利影响，团结志同道合者共促有利于世界人民发展利益的新全球化。只有在搞好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积极融入全球化、推动全球化、引领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统筹整合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两大市场”，才能汲取一切内外部有利因素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新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结语

现代化虽然是强国富民的必经之路，但是通向现代化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条道路。无论西方国家如何吹嘘粉饰也不能掩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固有弊端，后发国家必须及时摒弃“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解构一元现代化观念，根据具体实际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厘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场逻辑、价值意蕴和实践向度，有助于深刻阐明其在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范畴何以具有开创性、开创性何在、因何具有开创性等重大命题，更加满怀自信和胸怀天下地走好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回溯百年党史时，习近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22]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立足国情基础上探索中国现代化之道，始终以包括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善于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审时度势地调整优化现代化战略，最终开辟了一条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着眼于实现人的现代化，自觉站在世界历史高度推进现代化创新探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彻底超越，提供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和先发国家解决共性治理难题的新路向参考，是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不可逆转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坚持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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