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隐韵律与语境对汉语均衡型歧义结构歧义消解的作用,*

于 秒 周思敏 龙佳欣

(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天津 300387) (2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天津300387) (3 学生心理发展与学习天津市高校社会科学实验室，天津 300387)

句子加工是读者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如句法、语义（Brothers & Traxler, 2016; Rayner et al., 1996;Staub, 2010）和韵律信息（Pratt, 2017）等来建构句法结构和整合语义的过程。其中，韵律是指包括了语音中的节奏、停顿和语调等超音段信息（Pratt,2017）。韵律在表现形式上一般分为内隐韵律和外显韵律（Frazier & Gibson, 2015; Jun, 2010）。外显韵律是指在日常口语交流中的韵律，内隐韵律则一般被认为是口语韵律在人脑中形成的语音表征，即默读中的韵律。

许多研究均发现韵律信息在口语产出和感知中起到重要作用（Jusczyk et al., 1999; Kentner, 2012;Morgan, 1996; Snedeker & Trueswell, 2003; Tyler,2013）。Fodor（1998, 2002）提出的内隐韵律假说认为，即使在默读时，读者也可以产生类似口语产出时的语调、重音、停延和节奏等关于韵律的表征，进而影响语言理解。该假说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包括词汇水平的重音信息（Ashby & Clifton, 2005; Breen & Clifton, 2011, 2013;Breen et al., 2019）在词汇加工中的作用，也包括了句子水平的语调（Abramson, 2007）、韵律边界（Bishop, 2021; Hwang & Steinhauer, 2011; Jun &Bishop, 2015; Swets et al., 2007）等韵律表现形式对句子加工的影响。其中，已有大量跨语言的研究发现韵律边界（prosodic boundary, 指句中停顿位置）对语言理解的重要作用（Carlson et al., 2001;Clifton et al., 2002; Cuetos & Mitchell, 1988; Frazier et al., 2006; Grillo et al., 2015; Luo et al., 2013;Papadopoulou & Clahsen, 2003），尤其是很多研究发现了韵律边界对关系从句附着类歧义句歧义消解的作用（Augurzky, 2006; Hirose, 2003; Kitagawa &Fodor, 2006; Quinn et al., 2000; Swets et al., 2007;Traxler, 2009）。如Traxler采用分行的方式控制韵律边界位置，探讨韵律边界对关系从句附着歧义的消解作用，结果发现，句子分行呈现显著触发了内隐韵律边界，从而影响了被试的附着偏好。Luo等人使用逗号标记韵律边界，同样也发现韵律边界线索促进了歧义句的歧义消解。

以往很多研究都发现内隐韵律的作用，但内隐韵律是独立起作用还是受到其他信息的影响仍不完全清楚（Pratt, 2017）。以往研究探讨了句法（Breen et al., 2011; Drury et al., 2016）、语义（Luo et al., 2015; Rothermich et al., 2012）以及语境（于秒,闫国利, 2015; 于泽, 韩玉昌, 2011; Ferreira & Clifton,1986; Frazier & Rayner, 1982; Kentner & Vasishth,2016; MacDonald, 1994; McRae et al., 1998; Spivey &Tanenhaus, 1998）等信息与内隐韵律的交互作用。其中，语境与内隐韵律存在交互作用的研究相对丰富，但语境与内隐韵律对句子消歧的作用存在争议，如McRae等人的研究发现，内隐韵律在句子解歧中的作用十分稳定，通常不会受到语境信息的限制，而Kentner和Vasishth发现，语境与内隐韵律出现了显著的交互作用，当内隐韵律与语境信息一致时，促进了读者对句子的理解，而当内隐韵律与语境信息不一致时会使读者产生阅读困难，从而影响句子的解歧。因此，内隐韵律在句子加工中是单独起作用还是受到语境信息的调节仍存在争议，有待进一步探讨。

此外，关于内隐韵律边界对歧义消解作用的研究多集中在英语关系从句附着歧义（Jun &Bishop, 2015; Quinn et al., 2000; Swets et al., 2007;Traxler, 2009; Yao & Scheepers, 2018）。在这些研究中，韵律边界位置不同，关系从句的附着对象也不同，如在“The sister of the writer that had blonde hair arrived this morning”中，当韵律边界在“writer”后时，关系从句修饰“The sister”（高附着），当韵律边界在“sister”后时，关系从句就近修饰“the writer”（低附着）。而汉语中也存在这样一类典型的“V+N1+de+N2”歧义结构（如“赞扬小王的文章”），这类歧义结构也可以通过韵律边界加以分化：当韵律边界位于“动词”后时（即“赞扬 | 小王的文章”），歧义结构实现为动宾关系义，当韵律边界位于“的”后时（即“赞扬小王的 | 文章”），歧义结构实现定中关系义。但汉语“V+N1+de+N2”歧义结构的歧义是由于结构关系不同、层次关系也不同造成的，而英语关系从句附着类歧义仅是由层次关系不同造成的，且该类歧义句的中心语（如前句中的“The sister”或“the writer”）均在修饰语关系从句的前面，而汉语“V+N1+de+N2”歧义结构与此不同。那么，内隐韵律边界在汉语“V+N1+de+N2”歧义结构的歧义消解中的作用与在英语中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将探讨内隐韵律边界对“V+N1+de+N2”歧义结构的消解作用，以检验内隐韵律假说的普遍性。

已有声学和感知方面的研究发现，韵律边界能够有效地消除“V+N1+de+N2”歧义结构的歧义（黄彩玉, 2020; 王丹 等, 2003; 叶军, 2001; 于秒,2011），默读研究中也发现了韵律边界能够帮助消解该类歧义结构的歧义（于秒, 闫国利, 2015），但于秒和闫国利的研究中使用的歧义结构语义偏向动宾义，其发现的韵律边界作用可能会受到语义偏向的影响。因此，为了避免被试利用歧义结构本身具有的语义偏向消歧，从而掩盖内隐韵律边界的作用，本研究以无语义偏向的均衡型“V+N1+de+N2”歧义结构为实验材料，操控韵律边界位置和语境，继续探讨默读时内隐韵律及语境对该类歧义结构歧义消解的作用。由于均衡性“V+N1+de+N2”类歧义结构无语义偏向。因此，不管歧义结构后接动宾语境还是定中语境，均非歧义结构的偏好语境。本研究假设，如果内隐韵律起作用，那么，在两种语境下均会发现韵律边界效应，即后接语境实现的歧义结构与韵律边界划分语义一致时，能够帮助读者消解歧义，因此，当歧义结构后接动宾语境时，韵律边界位于动词后相比位于“的”后的加工更容易，定中语境则相反。如果内隐韵律并不起作用，那么在两种语境下均不会出现韵律边界效应，即不论是在定中语境或是动宾语境中，不同韵律边界位置并不影响读者加工句子。

2.1 被试

天津外国语大学大一学生，共28名，均为女生，年龄在17～19岁之间（平均年龄18.03±0.33岁），母语均为汉语，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均为右利手。实验后获得一定的报酬。

2.2 实验设计

采用2（韵律边界：动词后、“的”后）×2（后接语境：定中语境、动宾语境）被试内设计。考虑到汉语方块汉字的立体空间性特点，借鉴Bai等人（2008）使用阴影以及Perea和Wang（2017）使用红绿对比色作为背景的方法，本实验采用红绿对比色作为阴影来操控歧义结构的韵律边界位置。颜色交替在不同条件下进行了平衡。

2.3 实验材料

从张亚旭（1998）和Li等人（2010）发表的成果中共选出150个均衡型“V+N1+de+N2”式歧义结构。请30名大学生采用7点量表（“1”代表“动宾义”，“7”代表“定中义”）对歧义结构的语义偏向进行了评定，其中，有60个“V+N1+de+N2”歧义结构的评定结果显示，均值为4.02（SD=0.22），表示这类“V+N1+de+N2”歧义结构并没有明显的语义偏向，即属于均衡型歧义结构。实验材料举例见表1。

请22名大学生对不同语境下的歧义结构具体实现的意义进行选择。对被试选择的结果分析发现，动宾语境下被试选择动宾义的概率是93.03%，定中语境下选择定中义的概率是92.97%，并且两种语境条件的选择概率差异不显著，t(21)=0.03，p＞0.05，这说明本研究对后接语境的操纵有效。请4 0名大学生对句子通顺性进行5点量表评定（“1”代表“非常不通顺”，“5”代表“非常通顺”），动宾语境和定中语境下的句子通顺性均值分别为4.07 （SD=0.38）、4.05（SD=0.30）。统计分析发现，两种句子的通顺性无显著差异，t(59)=0.40，p＞0.05。

60个歧义结构按4种条件共组成240个句子，采用拉丁方将实验句分成4组，编成4个程序，每名被试只阅读其中的一组。为每组实验句添加60个填充句，填充句句子结构与实验句句子结构类似，均由无歧义的“V+N1+de+N2”构成，后接与实验句类似的语境，实验句与填充句随机排列。为保证被试认真阅读，在一些句子后插入判断题（共60个）。

先前的研究发现，内隐韵律在句子加工中具有非常明显的效应，如Wijnen（2004）研究的效应量d=0.91，Traxler（2009）研究的效应量d=0.63。由于Traxler也探讨了内隐韵律边界对句法歧义消解的影响，与本研究类似，因此，本研究采用0.63作为先前的参考效应量。统计检验力计算采用Westfall（2015）开发的在线软件进行。鉴于本研究中每个条件下共7名被试、60个实验句，计算得出统计检验力为0.82，大于建议的最小参考值0.8（Cohen, 1962）。

2.4 实验仪器

采用EyeLink 1000眼动记录仪，采样频率1000 Hz。实验材料在19英寸显示器上呈现，刷新频率为150 Hz，分辨率为1024×768像素。被试眼睛距离被试机屏幕70 cm，每个汉字的视角约为1.0度。

2.5 实验程序

实验开始前先进行3点眼动校准。之后在屏幕上呈现指导语，并简要说明。屏幕中间呈现句子，要求被试默读句子并理解，阅读结束后按键呈现下一个句子。一些句子后会紧随判断题，要求被试进行按键判断，如果该题与前面句子表述内容一致，按鼠标左键，反之，按鼠标右键。正式实验前有15个练习句，确认被试完全理解后开始正式实验。整个实验持续30分钟左右。

28名被试眼动数据正常。被试句子理解的正确率为95.06%，表明被试认真阅读了句子。首先，删除了注视时间小于80 ms或大于1200 ms的注视点；
然后删除句子注视点少于3个、追踪数据丢失（约占总数据0.04%）以及3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约占总数据的2.80%）。

由于动宾语境和定中语境后的解歧区分别是“之后”和“不多”，两个区域的词或短语并不相同，可比性差。因此，不宜将这两部分作为兴趣区进行比较。根据中央凹和副中央凹的预视效应（白学军 等, 2011; 张慢慢 等, 2020; Rayner, 1998,2009），将解歧区前面的“文章”作为兴趣区1进行分析，对该兴趣区进行分析能够部分反映位于副中央凹处的解歧区信息对歧义结构消歧的作用；
此外，不同韵律边界实现的歧义结构语义会导致“文章”这一兴趣区的具体所指不同，因此，该兴趣区也起到了类似解歧区的作用。将整个歧义结构的部分（如表1中的“赞扬小王的文章”）作为兴趣区2进行分析，对该兴趣区的分析能够直接探究韵律边界信息对歧义结构歧义消解的作用，如果此时韵律能够直接起作用，那么被试在歧义结构部分就能通过韵律线索实现该歧义结构的某一语义。

研究考察的眼动指标包括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第一遍注视时间、回视路径时间、总注视时间、回视入比率以及回视出比率，但兴趣区1与兴趣区2存在差异，即兴趣区2是歧义结构短语，根据闫国利等人（2013）关于眼动指标的选择标准，眼动指标的选择应依据兴趣区的大小。兴趣区2是歧义结构短语，属于短语层面的兴趣区，不适用首次注视时间这一指标。另外，兴趣区2在句中前面位置，解歧区在后，因此，对于回视路径时间和回视出比率等指标也不适用。基于以上考虑，对于兴趣区2的眼动指标只选择了第一遍注视时间、总注视时间和回视入比率进行分析。各眼动指标描述性数据见表2和表3。

表 2 兴趣区1各条件下眼动指标均值及标准差

表 3 兴趣区2各条件下眼动指标均值及标准差

本研究实验数据采用R语言（R Development Core Team, 2019）环境下的lme4包（Bates et al.,2015）进行分析。使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MM）对经过对数转换后的注视时间进行分析。对回视入比率以及回视出比率，则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进行分析。在模型中，韵律边界和语境为固定因素，被试和项目作为交叉随机效应。

3.1 兴趣区1

首次注视时间和回视出比率上，语境主效应、韵律边界主效应以及语境与韵律边界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在凝视时间上，语境主效应不显著，p＞0.05。韵律边界主效应边缘显著，b=-0.04，SE=0.02，t=-1.80，p=0.07，韵律边界在“的”后的凝视时间短于边界在动词后。语境与韵律边界交互作用不显著，p＞0.05。

在回视路径时间上，语境主效应显著，动宾语境的回视路径时间短于定中语境，b=0.07，SE=0.03，t=2.05，p＜0.05；
韵律边界主效应以及韵律边界与语境交互作用不显著，ps＞0.05。

在总注视时间上，语境主效应显著，b=0.17，SE=0.03，t=5.78，p＜0.001；
韵律边界的主效应显著，b=0.08，SE=0.03，t=2.66，p＜0.01；
韵律边界和语境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b=-0.10，SE=0.06，t=-1.75，p=0.08，进一步分析发现，仅在动宾语境下，韵律边界在动词后的总注视时间短于韵律边界在“的”后的总注视时间，t=3.01，p＜0.01，在两种韵律边界下，动宾语境的总注视时间均短于定中语境。

在回视入比率上，语境主效应不显著，p＞0.05；
韵律边界主效应显著，b=0.36，SE=0.11，z=3.48，p＜0.001，语境与韵律边界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b=-0.39，SE=0.21，z=-1.84，p=0.07，在动宾语境下，韵律边界在动词后的回视入比率少于“的”后，t=3.70，p＜0.001，定中语境差异不显著。

3.2 兴趣区2

第一遍注视时间的语境主效应显著，动宾语境下的第一遍注视时间短于定中语境，b=0.06，SE=0.03，t=2.01，p＜0.05；
韵律边界主效应、韵律边界与语境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在总注视时间上，语境主效应显著，b=0.18，SE=0.02，t=8.71，p＜0.001；
韵律边界主效应不显著，p＞0.05；
韵律边界与语境的交互作用显著，b=-0.10，SE=0.04，t=-2.50，p＜0.05，进一步分析发现，仅在动宾语境下，韵律边界在动词后的总注视时间短于边界在“的”后，t=2.17，p＜0.05，而定中语境下差异不显著。

在回视入比率上，韵律边界主效应、语境主效应以及韵律边界与语境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本研究探讨了默读时韵律边界与后接语境在均衡型“V+N1+de+N2”歧义结构歧义消解中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发现，内隐韵律边界促进了汉语“V+N1+de+N2”歧义结构的歧义消解。这一结果支持了内隐韵律假说，即在默读中，读者能够激活韵律边界表征，影响其对歧义结构的加工。内隐韵律边界对句法歧义的消解作用已在多种语言研究中得到证实，包括西班牙语（C u e t o s &Mitchell, 1988）、希腊语（Papadopoulou & Clahsen,2003）、英语（Grillo et al., 2015; Swets et al.,2007）、德语（Augurzky, 2006）、汉语（于泽, 韩玉昌, 2011; 于泽 等, 2015; Luo et al., 2013）等。本研究探讨了内隐韵律边界对汉语中“V+N1+de+N2”类歧义结构歧义消解的作用，进一步为内隐韵律假说提供了来自汉语句法歧义加工的证据。

研究发现，在兴趣区2上韵律边界与语境的交互作用显著，而在兴趣区1中，韵律边界和语境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动宾语境下，两个兴趣区均发现了显著的韵律边界效应。即相较于韵律边界位于“的”后，韵律边界位于动词后时，兴趣区1上的总注视时间和回视入比率均更少。同样，兴趣2中总注视时间上也发现了相同趋势，这意味着当韵律边界帮助歧义结构实现的语义与语境一致时更有利于读者对句子的加工。这与前人的相关研究一致（于秒, 闫国利,2015; Li et al., 2010）。

本研究发现在均衡型“V+N1+de+N2”歧义结构加工中，韵律边界效应仅出现在动宾语境条件下，而在定中语境下未发现此效应，这与本研究的预期不符。本研究先前预期，由于均衡型“V+N1+de+N2”无语义偏向，那么韵律边界不管后接动宾语境还是定中语境，当韵律边界与后接语境一致时，与不一致情况相比，加工都应该更加容易，但研究结果未在定中语境下发现如此趋势。出现这种差异很可能是由被试对均衡型“V+N1+de+N2”歧义结构的实际加工存在偏好动宾义的倾向造成的。本研究也发现，兴趣区1中，总注视时间、回视入比率上韵律边界的主效应均显著，即当韵律边界位于动词后，歧义结构实现动宾义时加工更加容易，这可能是由于韵律边界帮助歧义结构实现的语义与读者对歧义结构的偏好理解相同，因此迅速地帮助读者解歧；
虽然兴趣区2中并没有发现韵律边界主效应，但在第一遍注视时间以及总注视时间上发现的语境主效应（动宾语境比定中语境加工更容易）似乎也同样能证明读者对此类均衡型歧义结构偏好动宾义的解释。这一结果也证明，内隐韵律边界对汉语“V+N1+de+N2”歧义结构解歧的作用与其在英语关系从句附着歧义研究（Jun & Bishop, 2015; Quinn et al., 2000; Swets et al., 2007; Traxler, 2009; Yao &Scheepers, 2018）中的作用相似，即当内隐韵律边界与研究设置的韵律边界划分的语义相符时能够帮助歧义结构消歧。

本研究使用的“V+N1+de+N2”歧义结构在语义上是均衡无偏向的，但这些歧义结构语义偏向的评定均是离线调查得出的结果，而本研究采用眼动技术反映的是被试在阅读中解歧的实时加工过程。显然，离线加工与在线加工是不同的，在线加工经常是即时的（Just & Carpenter, 1980;Marslen-Wilson, 1975），在即时加工下，读者往往采用更为经济的加工策略提取歧义结构的某一种分析。根据花园路径模型的观点，读者通常采用最小附着原则和迟关闭原则来决定歧义的最初分析（Frazier, 1987; Frazier & Rayner, 1982）。根据张亚旭等人（2000）的分析，对于均衡型“V+N1+de+N2”歧义结构而言，不管作何种分析，其节点数都是相同的。因此，被试无法利用最小附着原则区分歧义结构的难易。在此种情况下，被试就会应用迟关闭原则（预测读者会把最新加工的成分附着到临近的短语上）。根据迟关闭原则，在“V+N1+de+N2”歧义结构中，读者会将“N2”率先附着到“N1+de”上，然后再作“V”的宾语进行理解。如果读者过早闭合“V+N1+de”，N2将作为“V”的施事主语进行理解，是不经济的。因此，对于均衡型“V+N1+de+N2”歧义结构来说，按照动宾义进行分析符合迟关闭原则，也体现出人类认知的经济性原则。兴趣区1和2的多个眼动指标上发现的语境的主效应（动宾语境下的加工易于定中语境）为此提供了证据。但张亚旭等人的研究发现被试对均衡型“V+N1+de+N2”歧义结构实际是按定中结构义来理解的，这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本研究认为这一结果差异与张亚旭等人采用的实验范式有关。张亚旭等人采用的是自定步速逐词阅读范式，材料是以词为阅读单元逐词呈现的。在这种范式下，被试只能逐词进行理解而不能进行回视，因此，被试很可能是把后面的词逐次附着到前面的词上，那么，“V+N1+de+N2”结构中“的”前的部分很可能是序列加工后一起作为“N2”的定语。而本研究采用更具阅读生态效度的眼动技术，被试可以随意回视进行重新分析，这更符合被试在线加工的实际，能够更好地探测被试的加工策略，即被试实际上是采用了迟关闭原则对均衡性歧义结构进行加工的。

本研究采用眼动技术发现，被试实时加工过程中对均衡型歧义结构存在动宾义的偏好，即在动宾语境下，韵律边界位于“动词”后时，韵律边界实现的动宾义与歧义结构本身语义偏向恰好相符，因此就会促进歧义结构的消解。相反，在定中语境下，虽然韵律边界在“的”后与后接语境是一致的，但由于韵律边界使歧义结构实现的定中义与歧义结构本身语义偏向相悖，这与韵律边界和语境一致时的促进作用相互抵消，导致了韵律边界效应的消失。可见，动宾语境下的韵律边界效应与被试存在动宾义偏向有关。总之，韵律在歧义结构加工中的作用受到了语境信息的调节，即动宾语境下，当韵律信息帮助歧义结构实现的意义与语境信息一致时会显著促进读者对歧义结构的加工。因此，韵律信息对语言加工并非总是独立起作用的，它还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于秒, 闫国利, 2015; Augurzky & Kotchoubey, 2016;Kentner & Vasishth, 2016）。

在本实验条件下，得出以下结论：（1）内隐韵律边界能够促进均衡型“V+N1+de+N2”歧义结构的消解。（2）相较于定中语境条件，内隐韵律边界效应仅出现在动宾语境条件下。研究结论为内隐韵律假说提供了来自汉语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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