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现象的实质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应对

刘 捷

互联网时代错综复杂的舆论场出现新变化、新特点，“后真相”越来越成为社会热点话题。面对新时期国内外泛起的“后真相”现象，如何提高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意识？如何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影响力和辐射度？对此，我们必须有所回应和作为，要自觉承担起帮助青年了解真相、相信真相的使命任务，辨析“后真相”之隐忧，使真相解读回归正道，从而使青年明辨笃实，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坚定正确的信念信仰，做新时代有识、有志、有为的新青年。

“后真相”现象由来已久。传统信息传播过程中，“后真相”常被戏称为小道消息，主要指依靠非公开渠道传播的信息，因为神秘，而令人追逐。犹如自古以来某些朝代野史常比正史备受关注。到现代，后真相演进为哪怕同样的事实，人们也会有不同的解释，并且能自圆其说的特点。随着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等词汇出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真相”用于指代“事实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感觉”。这说明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越来越可以远离真实，越来越可以制造、甚至臆测。1997年热播的影片《楚门的世界》就是将一个虚拟的真实环境推演到极致。影片多少留给观众对真相的另类印象，即，没有什么真相，所有的真相都可以打造。2016 年，“后真相”被《牛津词典》评选为年度词汇，其概念的核心是指，情绪和信仰对形成民意的影响力超过了客观事实。[1]149-150最近一些年，活跃于西方社会的某些政治团体和组织更以满足自我组织或团体之需求，编造事实、人造真相、主观臆测、偏狭预设出各种“后真相”，使“后真相”彻底沦为一种情绪大于理智、立场高于事实、事实无关紧要的畸形舆论生态。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也加入到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情绪与心理的队伍，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端化某种特定人物、事件和观点，攻讦抹黑或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赫克托·麦克唐纳在《后真相时代》一书中将真相切分为主观真相（可以改变的真相）、人造真相（人们一手打造的真相）、片面真相（沟通者选择的真相）、未知真相（影响未来的真相）[2]2-7。这里的真相常常被误制、误传、误导，从而产生“后真相”传播链，其后效应随着各环节被扩散、被传导，从而制造了“因为我相信，所以我就是对的！”的“后真相”。

从发生于近年来境内外后真相时代的十大“另类事件”[3]和“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媒介伦理案例库”[4]可见，近年来国际和国内均发生了一些典型性“后真相”案例。典型的“后真相”现象表现出数种面相：

“后真相”存在主观真相以满足个体情绪求关注、要宣泄的目的。发生于国内的“紫荆园误触”案例，原本一次稀松平常的误触被演绎出的自我受虐心理；
“广州方圆小学教师体罚学生”案中家长展示的带血衣物上实际上是化妆品和水，并非老师体罚学生的证据；
而“重庆公交坠江案”更是将女司机标签化，使无辜女司机陷于众人唾弃的境地，而罔顾悲剧事由本身。再观2020年春新冠肺炎疫情突至，所有猝不及防的懵圈、猜疑、焦虑、恐慌心理在网络上聚集，急需寻找排解口，“方方日记”恰在此时新鲜出炉，日记体的情绪渲染和表达恰巧给西方媒体和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制造“中国病毒论”以口实，方方之流眼中的“主观真相”被境外别有用心者对中国全民战“疫”进行了一场恣意歪曲和邪恶抹黑。

“后真相”存在人造真相满足某些个人和组织及个别国家霸凌世界的企图。如美方一手炮制了“孟晚舟事件”。2021年9月28日被非法拘押1000多天的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回到祖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020年8月20日说：“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严重政治事件”“任何国家、任何人企图借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正当权益来谋求一己私利，都注定会得不偿失。”[5]2022年初俄乌冲突发生以来，西方媒体大量报道一些令人心碎的画面，炮制“真相”，如一段父亲送别女儿的视频像病毒一样在全网传播[6]：画面中一个乌克兰父亲在俄军进入乌克兰之后，让他女儿进入安全区，而他自己留下与俄军作战。而事实上，这段视频是俄军启动军事行动前拍摄的，是当地领导人建议顿巴斯地区民众撤离后，小女孩被送往俄罗斯避难，而非躲避俄军的情形。炮制这则煽情“真相”正是剪辑反相、掩盖真相、煽动对立、制造民众恐慌和仇恨的实例。

“后真相”存在片面真相几近掐头去尾的简陋编辑。中国进入防疫抗疫常态化阶段，一篇关于张文宏医生未当选疫情防控先进个人的文章《张文宏去哪了》浮出网络，很显然是动机不良者有意挑逗民众的不平和义愤，希望借此达到挑起抗疫一线医生之间不和，质疑和批评中国疫情防控政策的目的。再看不久前宣布退出中国的雅虎，CNN和美联社报道此事件时，未提及雅虎自身遭遇的经营困境，而是阴阳怪气地制造中国互联网监管致使雅虎退出中国的噱头，甚至将此事件与不久前宣布调整在华业务、却被外媒故意报道成是“退出”中国的领英相关联，试图以此炒作美国企业“纷纷退出中国”的“真相”[7]。这些片面真相都不乏挑起民众对立、制造社会戾气、鼓动人心涣散之故意。

“后真相”存在未知真相暴露某些国家、组织和个人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抱持强烈的猜忌、不服、防卫心理。近年来，西方一些研究者评析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时更是不遗余力利用未知真相制造麻烦，他们时常引用“三陷阱说”，即“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挑唆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挑唆中国国内民众和政府的关系，企图扰乱中国发展的步伐和节奏。2021年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发布2020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时妄称一些政府利用新冠疫情“巩固威权统治”[8]，更加透露出美国政府罔顾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共同抗疫、共克时艰的事实，真实再现出美国政府的狭隘与偏见，只能说明西方某些政客及受其操纵的媒体从来就是玩弄与操纵舆论的行家里手。

由“后真相”典型事件可见“后真相”问题的实质就是：去真相，误导真相，制造假象。形成“后真相”现象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的客观存在。从中国国内发展形势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充分、不平衡发展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了客体和主体间的一对矛盾，矛盾本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一主要矛盾反映到意识形态形态领域，就是各项政策及执行过程中会产生复杂的社会现象，倘若掩饰、忽视或无视这些现象，就会使真相被蒙蔽，使民众产生和加大不信任和猜疑的情绪。有矛盾，不掩饰矛盾，不回避矛盾，解决矛盾才能推动事物变化和发展。从国际社会环境看，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放任下的西方社会，上层精英和资本财阀垄断经济全球化红利，阶级之间、族群之间、资本主义内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并传导至舆论层面。制度失灵引发政府失信，真相中若是包裹着太多的秘密，人们就总想绕过真相去探究后真相，热衷于寻找所谓现象背后的“真相”，这就培植了“后真相”的温床。

二是后现代社会思潮的裹挟前行。后现代社会思潮下新自由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民粹主义、群氓主义和极端主义等思潮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即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根基与传统等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性反思，其“情绪先于事实”的反理性主义特征造就了一种社会群体在观念上惯于反传统、反权威、反规矩、反理性、反教育；
在思维上不愿思考，还无法停止幻想，思想的跳跃性使其对澄清事实真相的兴趣远远低于旁门左道道听途说的快感；
在行为上貌似自由自在，勇于藐视权威，故作幽默，但实则浅薄，常常沉湎于网络世界，成为网络不实信息的忠实拥趸。社会上一些人对公开播报及解析的社会事件和现象不以为然，总认为事件背后还有“真相”，这为片面真相和主观真相大行其道打开方便之门。

三是经济社会下信息价值观被颠覆篡改。基于社会存在的复杂矛盾和后现代社会思潮带节奏，信息社会人们对待信息的价值观被极大改变。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Zeithaml等人就提出了“顾客感知价值”的概念，他们认为：“顾客并不是因为满意才购买，他们往往要对可选产品(或品牌)的价值进行比较，最终选择他们认为能为自己提供最大价值的产品(或品牌) 。”[9]28曾经的商业经营之道现在被移植到信息舆论的传播和宣传上，并取得可观效果。信息本身的价值并非出于真实可信和稀缺，而是以人们感知兴趣为重点，眼球所指就是价值所在。由此，话题靠设置、热点靠打造，至于热点本身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点击率，是流量带来的经济价值，加之一些社会事件出现后，权威信息披露与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存在时间差，人们往往倾向相信先入为主的信息和先于权威披露的信息，受众信息感知价值不足和感知时间差，是他们难以理性辨识真伪的缘由之一。

四是新媒体传播技术的推波助澜。随着互联网推动新媒体快速发展掀起的信息热潮，技术支撑下的信息传播热点极易形成几何级扩张链，越传播越影响，越影响越传播。舆论由情绪和价值取向来决定，而并非事实本身，不实或虚拟信息经由主体关注而成为现实的热点，情绪先行下的后真相时代，公众极度缺乏理性，通过选择获取自己信任的关系来传播和接收信息，以满足他们的感知价值和强化他们固有的价值观念，用获取的信息线索代替信息真相；
另一方面，自媒体发声日益自由和频繁，鱼龙混杂且自律性不足，舆论失焦造成舆论失真失和，真假互渗造成青年判断失范、沉浸于网络又与现实脱节的生活更引发青年从众心理与信任危机。媒体失焦导致民众失聪，怀疑才是扰乱真相和破坏真相及混淆视听的祸首。“后真相”现象正是多种媒体在传播路径下一再被转播、被转载、被制造的结果。

在万物互联时代，青年主体从一系列典型性“后真相”事例中看见什么，看清什么？看见、看清楚是一种回应；
看不见，没看清，或干脆盲从，则更不利于青年辨别“后真相”之后效应。必须谨慎审视“后真相”之后效应，对“后真相”的追逐，从正向作用看有可能推动和扩大某些事件的影响力，推动公众对某些现象、个人及组织行为的关注，促使某些人物、现象和事件被更全面、更及时、更深入、更公正地加以对待和处理；
有可能启发民众认识舆论和传媒的力量，并教会民众善于应用舆论和传媒来传播自我诉求和情绪情感，从而争取到广泛的同情和理解。但是，在看到“后真相”的正向作用的同时，人们应更加审慎对待“后真相”可能促发的负效应，如：

渲染对立、动摇信仰。境外“后真相”事件多由知名社群组织、政界对手和传媒机构联合炮制，主要针对名人、大事件、大灾难等，但到国内“后真相”事件从制作、指向到传导多呈现弥散性特点。若以名人或大事件构造“后真相”事件引发人民怀疑权威、质疑精英，进而演化出无政府主义、群氓主义和民粹主义狂欢的话，那么，在国内一次次针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引发的“后真相”事件，尤其是针对中国国家形象炮制的“后真相”，其别有用心就是引发民众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进而制造极端怀疑主义，煽动民众对立情绪。一场突至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火速开展一场史诗般的全民抗“疫”的保卫战、攻坚战。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缺乏充足准备使得抗疫初期应急反应出现问题是存在的，指出问题很有必要，这是一种必要的监督和敦促。但我们更应该看到，问题和不足是局部和支流，撇开大背景而孤立地揭短亮丑，只有批判，没有建言，无异于打开“潘多拉”的盒子。[10]

放大矛盾，瓦解民心。真相是一个逐渐浮现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延迟性。真相延迟到来的时间正好给了旁观者制造舆论的时机。互联网下公众被赋予话语权，人人可以是自媒体，这极大地刺激了信息传播的需求和通道，公众对事实真相的迫切追求，反过来施压于媒体，导致媒体为迎合受众而在新闻报道前对新闻真实性缺少谨慎辨析，报道失真失实加剧了公众的极端情绪。极端情绪下人的精神亢奋，失理偏狭为放大矛盾、加剧对立制造了“助推器”。怀疑、猜忌、防卫等心态一旦形成不仅仅是引起情绪性波动，更有可能演变为生活态度和行为习惯，演变成对社会、对他人，乃至对国家、政党政府的种种不信任，进而容易滋生无政府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情绪。

滋生戾气，导致动荡。由赫克托·麦克唐纳在《后真相时代》中描绘的“片面真相”“主观真相”“人造真相”“未来真相”可见，“后真相”情形皆由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历史性、敏感数字、文学创作、情感渲染、妖魔化道德、财务价值、模糊定义、不实预测、错误信仰等共同引发，并带动过激评论，跟帖本身就潜藏着复杂的动机和难以把控的情绪，这给渲染或煽动民众对立、滋生社会戾气、制造社会动荡提供了条件。必须强调的是，事实永远是第一位的，社会需要信息透明，民众需要真相，但公众需要学会理性质疑而非主观臆测，否则最终只能使真相被扭曲、被肢解为假相。

误导舆论，混淆视听。“后真相”不乏是人们猜疑道听途说的产物，显然是满足一部分心理的感知需要，却形成虚假的舆论场，这不仅会误导舆论，混淆视听，还会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我们同世界联系更趋紧密，国内外、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舆论场相互交织，更加广泛和深刻地相互影响。青年尚处于价值观形塑阶段，他们对社会充满好奇，尚不能全面而深刻地明是非、辨真伪，对社会现象尚缺乏成熟的鉴别力。“后真相”现象泛滥容易使青年深陷困惑迷茫，影响其心理健康成长，强烈冲击当前学校思想政治、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使部分青年学生忽视学校管理、忽视正常规则，使部分青年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念上出现模糊混乱，影响当代青年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舆论引导和思想建设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随着我国日益扩大开放、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同世界的联系更趋紧密、相互影响更趋深刻，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和斗争也更加复杂。学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可不是一个象牙之塔，也不是一个桃花源。强调思想政治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因此，思想教育要利用好国内外的事情、案例、素材，引导青年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既不封闭保守，也不崇洋媚外，在比较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应对“后真相”，具体要加强“五个结合”：

坚持教育主体实事求是与激励信心相结合。“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11]114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指出：“让群众更多知道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对坚定全社会信心、战胜疫情至为关键。要深入宣传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充分报道各地区各部门联防联控的措施成效。”“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公开透明回应群众关切，增强舆情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12]引导青年面对“后真相”事件，要了解事件的时间链、现象链、关系链，阐释真相发展及影响，鉴别事件的动机与目的，找出“后真相”的逻辑和实质，相信党和政府对各项社会治理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手段，坚定信心，不盲从、不怀疑。为有效打击谎言，一方面坚持用真相打倒“后真相”，用真相去感动青年、激励青年。另一方面不惧怕矛盾，学会同青年的内心和思想对话，充分理解当下青年的心理特征和情感诉求，给予青年充分知情权，发言权，引导青年多向度冷静思考、立体分析，有理有据解疑释惑、疏导情绪[13]；
使事件关注回归真相本身，形成客观性与公正性的认识，实现宣传教育的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

坚持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和教育内容的实在化相结合。互联网时代，碎片化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主流价值。让真相回归正位要求教师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专业能力为真相和“后真相”证实或去伪，在教育内容上寻求有料、有益、有趣，培育青年正确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国家办大学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塑造青年责无旁贷。精神和意识培养必须依靠实实在在的逻辑和内容来完成。以逻辑的推论和说理回答实际问题，也使深涩的理论回到简明的事实上，真正达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正如习近平在表彰抗“疫”英雄中说的：对于正面宣传中国全民抗“疫”的伟大精神，将一个个抗“疫”一线感人至深的人物和事件用故事展现宣传开来，就是对那些企图抹黑中国抗“疫”的别有用心者最好的回应。再如，剖析当下俄乌冲突，就要引导青年弄清楚冲突下的“后真相”。冲突的本质就是大国间的博弈，是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下地缘政治纷争的现实反映，冲突的“后真相”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唯有强国才能阻止一切觊觎与侵略，我辈当自强！

坚持教育主体感知价值和教育人格化相结合。“Z时代”青年不愿意被灌输、被强迫，最好的培育便是我们传递的理性和传递理性的方式确实能被青年感知和愿意感知，他们越愿意接受理论光辉的指引，他们越不会被后真相所牵引、所诱惑。如要讲明美式自由的“真相”，可以举“棱镜门”和“亚速营”之例。2013年6月，斯诺登向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提供了一系列有关美英特工部门进行互联网监视跟踪计划的机密材料，引发“棱镜门”事件。美国政府随后宣布通缉斯诺登，并以间谍罪等3项重罪对其进行起诉。[14]浏览乌克兰的“亚速营”形成史，它得以壮大的真相离不开美国对这股极具新纳粹宗旨武装力量微妙态度，不仅对亚速营成员秘密进行军事训练，还取消了对亚速营提供武器装备等支持的禁令，其目的就是制造地区不稳定局势以遏俄制俄。[15]斯若登和“亚速营”的命运告诉人们：揭露别国的所谓“暴行”是英雄，揭露美国的丑闻就是罪犯，制造别国的混乱是英雄，制造美国的混乱就是罪犯。以此培养青年学生对真理真相的信仰！同时，阐释真理真相者要富有人格魅力。有如一提起格力，你就想到霸气犀利的董明珠；
一说到华为，你就想起坚忍不拔的任正非；
一提到小米，你就想到劳模学霸雷军。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人格化，理论的深邃就会变得有温度。教育主体要树立个人品牌意识，做一个有学养真知、有人格魅力、有趣味的人定能提升教育效能。

教育主体的主动回应与信息传播的自律自制相结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16]2互联网时代，故事背后有可能是事故，狂欢背后需要理性。与成功迫降一线之隔的就是航空灾难。教育平台可以虚拟化，但教育主体不能虚化。对一切权威都可以被解构、一切话题都可以被消费的自媒体圈层，教育虽无法像电商一样兜售自己的产品，但“消费在线化”可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以启迪，那就是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主体必须主动回应，通过坚守课堂宣传主流价值观，还可以创建“大思政”教育平台，如微信、QQ、抖音、公众号，及时全面检索与剖析社会热点事件，准确对线上线下存在的“后真相”提供在线解读服务，在线解疑释惑，回应学生关切就可以较好地消解青年顾自探秘的好奇心。主流媒体要担起职责，积极探索互联网时代舆论传播规律，主动发声，新闻宣传和信息发布坚持“内容为王”，任何时候都坚持“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讲真话、报实情，做到以事实服人、以理性服人，实现价值引领。同时，加强新媒体特别是自媒体的管理，规范自媒体发声，不能使自媒体成为一些人追逐“后真相”的捷径。无论什么人、什么形式，无论线上线下、大屏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当真相浮出水面，还真相和实情应有的面相，谎言便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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