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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体系中的内外双维探寻——《文心雕龙·原道》中“原”方法论研究

    时间:2023-03-02 10:00: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顾明玥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文心雕龙》是南朝著名文论家刘勰所作的一部论述详备、结构严密的文论专著,其系统地论述文章起源与本质、文体与创作、发展与流变等诸多问题,内容全面,文采飞扬,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书中也藏着诸多难解谜题,包括作者生平、书名的含义、残缺的篇章、模糊的观点,等等。故而,自成书以来,由于“地位重要”“内容繁难”的特点,学界一直给予它极高关注度,各类研究层出不穷。

    《原道》是《文心雕龙》首篇,从属于总论部分。刘勰在《原道》篇中除了探究文章本质问题,还通过“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核心观点建立起“道—圣—文”三位一体的潜理论体系。学界对《原道》的研究多数站在哲学高度对“道”进行探究,虽具有不可否认的意义,但笔者认为对“道”的研究还是应回归到文学本身,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刘勰本人极具方法论意识,他称方法为“术”,在《总术》篇中也集中论述了诸多有关方法论的问题。故而本文另辟蹊径将研究重点从“道”转移到“原道”的“原”中,进行“原”的方法论研究。

    在《文心雕龙》中除了总论、创作论等显体系,刘勰还致力于创造一个“道—圣—文—观文者”的潜体系。《原道》着重论述“道—圣—文”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原”正是这三者关系的纽带,故而本文研究重点也落在“原”的方法论研究上。

    在研究一项事物之前,我们首先须得确定其概念,换而言之,对“原”意义的界定与辨析是尤为重要的。下文将从内外两个角度对《原道》中的“原”进行探寻,从而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分析。

    (一)“原”的向内探寻

    “原”在古汉语字典中有三个意思:一指的是水源,源泉;
    二指原野,宽广平坦的地方;
    三指赦免原谅。在《原道》篇中的“原”更接近第一个意思,即水源和源泉,可以引申为本源(原),根本的意思。然而作为方法论的“原”用作动词更合适,即探寻本源(原)。“原”作为寻找根本的方法,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探寻,一个是向内探寻,一个是向外探寻。

    刘勰在《原道》篇中表明了他“文本乎道”的基本文学观,因此他首先向内探寻,着眼于文的本质问题。他在《原道》中写:

    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①

    他认为文章是天地万物心灵的语言,是自然之道。在刘勰的观点中,和天文地理一样,人文也是由道指挥。实际上,论道的传统在刘勰之前就产生了,不论是儒家的“崇尚仁爱”的道,还是道家“道法自然”的道,或是佛家“因缘轮回”的道,通过作文著书将自己的道传承下去成为中国文人们的一种普遍期待,论道的传统也由此形成。正是这种对人生至上境界的追求,使他们哪怕身处于现实政治和生存形式的困境之中,也坚持以毕生的心血去铸造文章来论自己心中之道。

    然而刘勰与同时代的理论家不同的是,他对文本自身之道的探寻不是局限于一般哲学的角度去论述,而是推广到万事万物。

    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
    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②

    刘勰认为自然万物都有文采(即有美),所以提出“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表示人的文章应当更有文采,更具有审美的意蕴。刘勰将眼光看向艺术哲学,上升到不同于一般哲学的美学的高度。

    综上,刘勰首先是将目光向内聚焦进行文道关系的探索,着眼于文道两者本身的意义,从共时层面对文章本质进行探索,且从区别于一般哲学视角的审美维度和理论高度去论证文章的本质问题,进而阐明他文本于道的观点。

    (二)“原”的向外探寻

    除了向内从共时角度着眼于文道本身的意义,探索文章的本质问题,刘勰还从宏观角度向外对其进行溯源。刘勰提出“务先大体,鉴必穷源”,由此可见其强调穷源,强调以发展的眼光来溯源文道关系。

    刘勰在《原道》篇中对作为文章本原的“道”进行了溯源探索。首先在文章第三段开头他就提到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他认为人类文章的开端起源于天地未分以前的一团元气,而这正是“道”。再回到“道”本身,《说文解字》中将“道”解释为“道,所行道也”。故而“道”具有哲学本体论色彩,有宇宙本源、事理、规律、策略、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等意思。在这里刘勰提出的“道”偏向于神理,是具有神秘先验和宗教色彩的自然之道。而从第四段的“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开始,刘勰从结绳记事到文字出现,再到唐尧、虞舜、商周时期的作品,再提到孔子整理《六经》的为文之道,他从历时的角度探索优秀文章的内涵与本质。通过对文章起源的探究,刘勰发现从伏羲到孔子为止,人文已经被确立。故而在体现“道”的过程当中圣人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应该追寻圣人作文之道。在这个维度上,刘勰追本溯源提出的“道”是圣人之道。

    综上,通过“原”的方法向内、向外去探寻,我们可以窥见刘勰的“文之道”是一个涵盖自然之道与圣人之道的综合体,它既包涵文人群体在长期实践中对宇宙本源规律以及思想政治主张的探索,也包括文学自身在漫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风特点和体制内容。其范围较广,意义也并不明晰,很难用一个现代术语来概括或者代替。因此,刘勰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核心观点也是兼具神理先验和现实政治、儒道佛思想等综合一体,最终达到混融。

    刘勰在《原道》中用“原”的方法对文章本原进行探索,进而提出文本于道的观点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其对理论建构的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原道》作为《文心雕龙》首篇,应具有提纲挈领的统领作用以及高屋建瓴的视野高度。一方面,从《文心雕龙》的结构建设而言,《原道》中用“原”的方法对文章起源和本质进行探索,对文道关系进行诠释,也为总论部分中《徵圣》《宗经》《正纬》《辩骚》这些篇章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从理论和审美高度而言,刘勰从中国古代形而上的“神理”推及“文学”,虽然具有客观唯心主义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其理论中蕴藏的哲学基调。而刘勰将自然之美与文学之美对比结合,从艺术哲学角度去看待文章更是高于一般的哲学,上升到美学的高度。与此同时,刘勰不仅从文艺创作的主体出发,而且还从文学外部关系去探究文艺创作实践中的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及众多的文艺理论,将《原道》放置在历史文化与审美的多重维度中加以考察,故而刘勰“文原于道”的文艺观是一个哲学与美学方法的结合体。因此用“原”的方法进行文学本质的探索是具有理论高度的,并且从多个方面完善了《文心雕龙》整体的理论建构。

    第二,其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注入力量。刘勰在《原道》篇中用“原”的方法致力于探索文的本质,虽然其中掺杂着先验神理、自然天成、圣人之道等思想,但是贯穿始终的基本精神就是对人的尊崇和对人文的礼赞,这也反映出自魏晋以来人的觉醒与文心觉醒的时代潮流。在《原道》的第一部分中,刘勰提出天地万物有文的话,人自然也应该有文。他认为文章同天地一起产生,连“无识之物”都具有文采,那作为“有心之器”的人更应该写出有文采的文章。刘勰虽以天、地、万物作为起点,但最终落脚处依旧是人,在他“文本乎道”的观念中,文学又或者说是人文,它和自然万物一样是天然形成的。自然之道作为宇宙万物的终极存在,这种观念本来就有泛神论的意义。而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一方面,人与天地万物是平等的,是可以类比的,这个维度下人就是自然;
    另一方面,人文从自然之道中来的观念也是一种人类觉醒的观念,其中包含对人生价值的挖掘以及对人才情的赏鉴。虽然在《原道》中存在自然之道和圣人之道的矛盾,但这两者之间暴露的矛盾实际上也是圣人灵光和儒家经典的顶礼膜拜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还是在人本身。刘勰对文价值和人价值的高度称颂,展现出他对人文的礼赞以及对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推动。

    第三,其对当时的文坛以及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刘勰重视文章内容,反对玩弄语言文字的形式主义文风,故而,他提出文本于道的观点。刘勰认为文章要有内容,而这个内容就是“道”,同时也要有形式,形式的存在就是美。因此他探寻文章的本原,从理论角度提出文学应当遵循自然之道,要将内容与形式结合,这对当时矫正形式主义的文风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文坛出现百花齐放的文学作品和百家争鸣的理论思潮。由于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儒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第一性地位被打破,正是儒道佛玄思想的互相碰撞交流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另一方面,刘勰对儒家文化中圣人之道的推崇也对整顿社会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世家大族都过着腐化淫靡的生活,更不把儒家的礼仪道德放在眼中,其文章正是反映这种浮华夸张的生活。故而刘勰提出的文以明道,利用儒家道德礼仪来约束文风和淫靡的风气,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原道》篇中运用“原”的方法对文的本质进行探寻,其对《文心雕龙》整体结构的完善、理论基调的奠定、对当时文坛不良风气以及社会弊病的矫正、对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推动等多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意义。然而,仅仅褒扬而不批判不利于文学理论的长足发展,因此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原”方法论的不足。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刘勰《原道》篇中存在的理论矛盾。

    刘勰提出“文本于道”来呼吁要作有内容之文,其讨论的重点应落实在如何写出好文章上,但是他却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硬是在文道关系中插入“圣”,一方面带来了自然之文和人文混淆的问题。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
    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③

    自然界的天地万物所具有的颜色、形体、声音都被刘勰称为道之文,然而除了自然之道,刘勰的道还涵盖了社会的政治教化。矛盾点就在于这两种道之文并非刘勰所认为的都是自然形成的,刘勰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而人文实际上是作家凭借主观意识去创作而得的,并非从先验神理中天然形成的。另一方面,“圣”夹在“道”和“文”中间,除了带来人文和自然之文的混淆还带来了新的矛盾,即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刘勰认为的好文章,或是达到自然的标准的文章,还是要遵循圣人之道的文章,是要两者兼具?从中可以窥见刘勰的文学观念尚有不完美和矛盾的地方。

    而这些矛盾的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思想碰撞交流的困境以及对当时文论家、文学家、思想家的冲击。《文心雕龙》与道家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例如他提到的自然说、情志说、虚静说和物感说等,但是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在全书中又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刘勰通过圣人观将儒家思想输入《文心雕龙》,圣人观起到节制和平衡道家玄学家思想的作用,也成为多元思想组合时的枢纽。于是,《文心雕龙》中的各种思想就处于一种微妙的又不无勉强的调和状态之中。正是这种调和,暴露出致命的理论弱点,导致了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方法论矛盾。

    虽然刘勰的文学观仍存在一些矛盾和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心雕龙》为后世的文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而这篇《原道》更是精妙绝伦、高屋建瓴、视野开阔,为其余篇章开辟了不同于同时代文艺理论的全新高度。其观点全面、深刻,超越了传统的观点,驾凌于时代水平之上,对当时的文艺理论及文学作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且生命力顽强,影响范围广泛,时至今日依旧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此,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去对待刘勰的作品和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才能更好地促进文学理论的繁荣和发展。

    ①②③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页,第10页,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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