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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思考

    时间:2023-03-02 17:40: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曾婷婷,王松良

    (1.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 国际商务系,福建 福州 350016;
    2.福建农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002)

    “一带一路”倡议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沿线七十多个国家地区存在四大文明、三大宗教、近百种语言,具有层次高、持续性长、领域广等特点,各国经济基础水平、科技水平、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差异较大,特别是多元文化带来的教育体制、科技需求的差异,对高校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要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高校教师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要适时切换视角,不仅要体现国家教育战略驱动型特征,而且要尽可能向教育国际化科技合作引导型转变,合作要找出相通的纽带,而教育科技文化交流是一条重要的纽带,教师正是这条纽带的传动者。因此,中国要打造一支立足本国核心价值文化,不断拓展国际视野、理念、思维与行为范式,具有较强国际科技合作跨文化应用及沟通能力的教师队伍[1]。

    “一带一路”不仅是贸易之路,更是科技文明对话之途。沿线国家高校教师之间跨越文化的科技交流正是未来合作与发展的放大器,需要将其重新置于新型国际关系和对外合作交流的远景中去考量。

    (一)高校教师国际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背景

    历史上,中国文明沿丝绸之路远播世界,不仅与沿线国家在器物层面交易汇通,在科技文化教育层面更有着精彩文明碰撞与交融,留下了璀灿的多元文明。今天,“一带一路”倡议再次将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等世界古老文明的发源地连为一体,教育科技文化交往将成为合作的主格调之一。来华留学生人数也从1999 年的44711 人增加到2016 年的442773 人,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目的国,来华留学生增长了近9倍,其中70%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全球化的现实关照,对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也具有规范和引领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的系统工程中,民心相通的关键是文化相通、价值观相通、科技需求互通,而教师国际跨文化交流是这一关键环节中的重要纽带。

    同时,高校跨文化交流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的内在诉求。一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由精英教育阶段跨越式、快速进入大众化状态,高等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如何通过高校间的跨文化交流,拓展高等教育发展空间,巧用其他国家高等教育资源来化解国内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中国大学既应该有先进教育引进,也应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要勇于反击百年来西方列强凭借先进科技消解和吞噬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制度的行为。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向全世界优秀生源敞开怀抱“引进来”,推进蕴含中国文化内容的高等教育和科技水平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高等教育式的智慧,重塑中华民族科技、文化和教育的自信心。

    (二)高校教师国际跨文化交际能力内涵及构成

    本文指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不限于社会语言学交流领域,也有别于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E.T.Hall)于1959 年提出的“跨文化传播”概念,本文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更宽领域适用性的概念,涵盖价值观、政治意识、社会语言、行为规范等内容,指以求同存异的包容态度尊重和理解各民族间的风俗、习惯及科技文化取向,并能够灵活运用有关技能或工具,在非本民族文化场域与其他民族进行文化有效沟通的能力。它具有跨越文化差异障碍,展现出在非本民族文化场域里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沟通的适应性。跨文化交际过程就是与各国民族价值观、行为规范、隐含信念和基本假设交融碰撞的动态过程。跨文化交际能力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跨文化知识、跨文化思维、跨文化识别和应变能力。

    第一个层面为跨文化知识。跨文化知识包含世界语言、文化、历史、地理以及全球问题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是实现有效交际的内核。比如不同民族对真、善、美抽象观念的理解有各自民族的特点,这一领域也是跨文化交流最难理解和最深邃所在。第二个层面为跨文化思维。它指在充分掌握本民族文化及思维的前提下,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去收集他国立体式的文化信息,包括文化及其逻辑思维,形成多元文化思维角度,能在特定的情景和场合下能有效交流,并做出最切合实际的抉择。其逻辑思维的核心是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精髓,能在兼容并蓄中,构建比自己文化更大的跨文化思维范式。第三个层面为跨文化识别和应变能力。跨文化识别与应变能力,是指在多元文化场域,通过科学观察、分析、联系和评价文化差异或冲突,识别各种不同文化价值观,用理性的态度与技巧完成交际任务和达成目标的能力。

    从宏观外部环境来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科技合作交流存在结构性不平衡,对不同民族的文化的认识不充分,合作交流的动力有待挖掘;
    从微观看,现有高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体系和方案难以满足“一带一路”背景下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的需求。

    (一)从宏观视角看,沿线国家教育合作交流不均衡孕育跨文化交流机会。

    一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交流现结构性不平衡。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有20.8 万人,来华留学生源地排前十位的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了7 个(越南、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和泰国)[3]。而我国出国留学生主要流向科技发达的欧美国家,在沿线国家留学人员较少。2016 年,我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54.45 万人,从流向国别分布看,近90%流向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10 国[4]。总体而言,除了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合作,国内多数大学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学的科技合作与交流相对较少[5],由教育科技合作不平衡带来是教师对外交流的不均衡现象,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另一方面,沿线国家教育科技发展不均衡。经济水平、科技水平、政治局势、教育需求和公平问题都可能影响高校教师跨文化交流的开展。根据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教授提出了“精英”“大众”“普及”三阶段论原则(即高等教育的毛入学小于15%的属于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大于15%小于50%为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大于50%的为普及化阶段)进行统计,沿线73 国高等教育进程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有11 个,处于大众化阶段的有29 个,处于普及化阶段有33 个[6]。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给中外教育科技交流合作带来困难,但也孕育着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更迫切希望高校教师间跨文化交流与互访,推动和创造高等教育科技合作机会。

    (二)从微观视角看,我国高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滞后亟待改进。

    首先,并未实现培养焦点由内容转向格局。笔者认为,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焦点应由培养具体内容向体现国家发展意志的大格局转变,这一宏观的集体意愿转化为可以指导激励个体行为的个人意志,并对教师的引导实现对国际格局的把握,要求教师在思维、眼界与精神上均具备必要的国际认知,但在该领域还未实现焦点的转换。其次,并未形成由“传授”转向“引入”思维教育。在跨文化交际中,要求教师在国际知识的学习过程中要从“传授”转向问题“引入”,有意引导自己关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问题并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方面高校缺少针对高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课程。再次,还未形成专业科技技能与文化领域的融合学习。教师跨文化交流对象正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差异显著的多元经济体,这要求关注要由纯粹的知识点,转向对多元文化因素生存技能的率先培育。如何实现这一文化领域与专业技能的融合学习,是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所在,它涉及教师对学科专业的扎实掌握,和教师对跨文化环境的适应能力、沟通能力和自我调适能力的驾驭,并在深度了解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对学科专业进行必要的“创新”,以求融入或适合当地教育实际需求。

    从宏观外部培养配套建设和微观 “个体胜任力”角度,探索高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培养路径。

    (一)国家宏观层面的培养导向

    跨文化价值观之争其实就是市场话语权之争,需要从国家战略及政策层面对我国高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和引导。首先,要用中国文化价值观引领教育合作与交流。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普适意义的文化价值观绝对标准,我们不应屈从于如洪水猛兽独霸丛林的西方文化标准,中国应尽快建立自己文化价值底蕴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树立引领世界高等教育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不仅要在国家层面的经济、文化、科技、制度等综合实力的较量和博弈中保持耐心,更应该充满文化自信。其次,政府要积极搭建“一带一路”科技文化交流平台。政府应在为教师跨文化科技合作交流铺平道路和搭建平台中展现雄心抱负,要发挥政策和财政双重引导作用,注重分析沿线国家教育科技相关需求,实行总体战略规划和分步实施,避免国内教育部门、各高校各自为政,形成扎堆式、粗放式、碎片化的对外跨文化交流局面;
    要在宏观框架下,进一步整合现有跨文化交流资源及其供给渠道,积极打造跨文化交流品牌。例如,建立“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大学校长论坛” “游学中国”等等。最后,要推动高校与产业界合作,解决跨文化交流实际问题。身处建设第一线的产业界对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最为熟悉,对跨文化交际存在的困难也最有体会,高校应通过与工商业界、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密切合作,解决跨文化交流实际问题。

    (二)高校主体层面的整体规划

    教师国际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应该上升到国家的战略高度,并纳入高校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整体规划。首先,要积极构筑跨国学术共同体。“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教育对外交流合作,需要以一种基于个人跨文化能力的行为方式的研究,这需要共同的研究载体和平台。国内各地高校不仅可以联合起来成立高校教师区域联盟,还可以联合沿线国家的大学,针对跨文化交流所面临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开展诸如语言学习运用、科学研究、对方国家的风土人情等跨文化合作探讨,让双方的文化交流实效更贴近现实本身,达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更容易提高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其次,要以“一带一路”倡议需求导向制定培养方案。推进“一带一路”对外交流合作,需要高校根据国家战略和现实需求深化开展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方案,从而增强对交流目的国的逻辑思维、语言文化、风俗民情等异质方面的学习,掌握交流目的国的文化和背景,将教育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置于跨文化的背景下进行消化,把教师个体胜任力培养内容和方案的改变视为一种文化适应性变化和发展。此外,高校可以参考吸收国外课程改革和创新成果,提高对所引入的跨文化课程的消化、吸收、融合和创新能力,这有助于我们形成更系统、更专业、更自信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方案。再次,要运用新媒体和大数据手段培养教师信息素养能力。在新媒体和大数据背景下,积极培养教师的信息素养,及时掌握沿线国家的涉华舆情和社会价值评判,通过对交流目的国的公共价值立场、公共议题倾向和文化利益诉求等进行分类和聚焦分析,使自身在对外跨文化交流中处于知己知彼的主动地位,并可以采取更贴切的方式来实现跨文化的有效沟通。

    (三)教师个体胜任力框架搭建层面

    从微观分析和研究教师个体在认知维度、开放维度、多元维度、践行维度的内在机理,对培养教师跨文化交际胜任力,发挥教师个体主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1.认知维度。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应始于个体文化认知,而文化认知过程即是文化符号储存和积累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无序的,它是个体在跨文化旅居过程中,在自我意识下持续吸收、充实、修正和扩展后形成的文化脉络。教师个体在本国和他国文化(如政治、宗教、礼仪、习俗等)的吸收与排斥中“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这一过程也逐渐形成自身文化情感、文化思维、文化行为和文化价值观[7]。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上,跨文化认知性尤为重要,它要求教师对他国的学术交流、交际对象、规范预期等方面在习得广博的跨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深刻理解其深层文化结构和价值取向,利用自身对特定文化规律理解来描绘共同跨文化交流愿景。

    2.开放维度。“别尊卑,明贵贱”。跨文化交流需要克服民族文化优越感定势思维,即个人从极端的本族文化优越感逐渐过渡到对非本族文化的理解、接受和尊重,用包容和欣赏的态度去拥有跨文化交际能力。要从开放的维度包容不同民族文化,怀有积极交往动机,表达交流兴趣,接纳文化差异和碰撞。开放性培养主要体现在开放的内容、形式、方法三个方面。内容上要博采兼收,补充中外文化知识,实行跨学科文化教育,让教师领悟到跨文化跨学科的丰富性。教育形式上可以通过参与式、合作式、互动式等方式,教育方法上要注重教师开放意识、耐心和容忍度的培养,接纳文化差异,克服自我民族中心主义。

    3.多元维度。教师跨文化思维方式要从传统的一元式转为多元式,以应对多元化环境下的文化“融合”与“冲突”。多元维度视角的路径是对话与交流,以构建和谐跨文化关系为目标,应对文化“冲突”,促进多元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和谐统一的能力。它侧重培养教师用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培养教师用联系的观点多维度去分析和学习跨文化、跨学科的内在联系,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不是割裂的,应将多元文化核心概念及方法、技能融合到跨文化交流中,尊重和维护是融合的关键,是拉近自我与他者情感距离,实现和谐的跨文化关系的关键内涵。

    4.践行维度。在实践中煅炼能力,在实践中检验能力。实践使教师知道跨文化交际中如何开始和维持有意义的对话,获取避免误会和文化冲突的信息和策略,成为推动教师全面发展多样社会文化身份的尝试,并积极主动再次参与到跨文化交流实践中去。教师要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就要主动创造条件“走出去”,通过国外实习增长跨文化经验和能力。因为只有经常在社会发展各异、历史文化多样的沿线国家研学或旅居,才能接地气,了解社情民意。

    本研究主要从跨文化知识、跨文化思维、跨文化识别和应变能力四个方面阐述了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重点尝试从认知、开放、多元、践行四个维度来探索教师跨文化交际胜任力的培养,从文化交流视角解决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推动和创造高等教育科技合作机会。但本研究对教师国际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与科技合作交流之间的影响机理、影响因子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将来需要进一步丰富实际案例,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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