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洛阳司马光独乐园复原再考

傅文武

北宋以东京汴梁为首都，西京洛阳为陪都。洛阳虽非政治中心，却属全国性文化中心，大量官员、文人居住于此，并依托优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兴建了许多私家园林[1]。司马光(1019—1086)的独乐园便是其中之一，它不仅因人而名[2]14，也因其独特之造景而闻名。正因如此，独乐园虽早已湮没不存，关于它的研究却始终方兴未艾，而其平面复原工作也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针对独乐园展开的专门化、系统性的研究，首推清华大学贾珺教授的《北宋洛阳司马光独乐园研究》，本文结合大量文献和图像资料，从营建背景出发，探讨了独乐园的景致格局并做出平面复原想象，后又分析了其造园意匠和文化内涵[3]，架构起了独乐园的整体形象。

同时，独乐园的复原还涉及营造背景的分析。独乐园的园林实践与司马光本人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其中既有政治的失意，也有同友人园林交游的意趣[4]33-35，特别是邵雍的安乐窝，对司马光有着直接的启发[3]；
另外，世俗化影响下的宋人城市园林观也体现在独乐园的开园之中[5]。正因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本文对此不再赘述。

而关于独乐园平面的复原想象，最早见于王铎先生的《中国古代苑园与文化》，不过其尚且只是空间格局的示意[6]；
贾珺教授的复原想象相对更为严谨，并补充了后期加建的建筑以及构筑物[3]，然而其中部分空间尚有待推敲；
后来一些学者在贾珺研究的基础上又展开了进一步优化[4]47-61，使得平面表现更为准确。总的来说，有关司马光独乐园的平面复原始终未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论断，究其根本原因，即在于相关考古资料的匮乏，同时在流传至今的园图中，似乎也缺少对独乐园的写实描绘，这就导致复原工作只能依靠研究者的想象或同一时期类似建筑的参照。

然而，笔者通过对一幅画作的仔细考察，发现其与独乐园相关的诸多文本在内容上高度契合，同时展示了许多真实建造的细节，它或许有助于为司马光独乐园的平面复原工作提供一个相对准确的图像基础——这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佚名宋人所绘的《画司马光独乐园图》(图1)。

图1 宋人绘《画司马光独乐园图》(1-1为独乐园全图；
1-2为西斋前引入弄水轩的流水及过水桥；
1-3为钓鱼庵中供坐憩的石凳；
1-4为《独乐园记》中未述及之井亭与酴醾架；
1-5为形式有别的原建与加建围墙；
1-6为与《独乐园记》记载完全一致的种竹斋；
1-7为图形化的药畦布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1 园图之争议

目前存世可见的“独乐园图”主要有三，包括前述宋人之绘本、明代文徵明绘本以及仇英之绘本。其中，文徵明绘本仅为写意之作；
仇英绘本乃是按照司马光《独乐园记》(以下简称《记》)描述之内容从右向左绘制的场景蒙太奇，虽其可能摹自李公麟绘本，然而后者已不存，因而只能就仇本论之；
而宋人绘本则被古人评价为“布置大谬若此”[7]28-29而屡遭忽视。

的确，宋人所绘之建筑比例失当，图面内容均质，缺乏张弛，算不上一幅佳作。然而宋代李公麟、赵伯驹，明代唐寅之独乐园绘本皆不传，该“平庸”的无名之作却被保留至今，实令人感到诧异，因而有必要对其价值展开重新审视。

2.2 图面格局的特殊处理

宋人绘本中的建筑位置并非与《记》中所载大相径庭，相反许多建筑的定位是大致准确的，包括弄水轩、读书堂和种竹斋形成的轴线结构，以及药畦、浇花亭与它们的相对空间关系等。在该绘本中，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右上方的玉玦形水沼，其西侧为树木，北为竹林，南以小径为界，成为一个脱离文本描述的独立空间，而它正是研究者质疑该画的关键所在。

然而，如果将该区域从图面中分离出来，并叠合到建筑区域，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巧合：建筑与景观竟能完美衔接，构成由南向北的读书堂、玉玦形池沼、设钓鱼庵的小岛，以及“前后多植美竹”[8]1377的种竹斋，这就与《记》中的描述相一致了[9]66-68。

由此，宋人作画时所遭遇的困难也暴露出来：在长卷中采用类似轴测的表现手法，如何才能将纵深方向的园林信息表达清楚？宋人画师的答案是：将建筑和不会遮挡后部建筑的配景，同地面景观与会影响建筑表达的植物，两者分开，各自描绘。随着这一问题的揭示，宋人绘本得以基本摆脱“大谬若此”[7]28-29的历史评价。

2.3 真实性细节表现

宋人绘本中出现了许多宋代园林常见的处理手法，如树池、简约石凳、置石，以及“四庇悬山顶”①、竹栅围墙等，皆可在宋代绘画中找到相同或类似的表现形式。这说明该画并非随性发挥之作，至少存在真实的形式依据。

另外，画作中存在许多真实建造的细节，如从西南侧由西斋前引入弄水轩的流水及过水桥、钓鱼庵中供坐憩的石凳、《记》中未述及之井亭与酴醾架、形式有别的原建与加建围墙以及图形化的药畦布置等(图1-2～1-7)，这些生活化、现实化的构造进一步加强了图像的可靠性。

由此，我们可以基本判定，宋人《画司马光独乐园图》是对独乐园的轴测写实再现，正因其地图学价值而被妥善保存下来。不过，受到横幅尺寸及画师轴测技法的限制，图面表达出现了部分妥协与失误；
而正是这些掩盖了图像本身的地图属性，导致了研究者对其价值认知的不足。

因此，以宋人绘本为参照，结合相关文本的仔细考察，我们就有机会导出司马光独乐园更为准确的复原平面。不过当务之急是还原出独乐园的整体轮廓，从而为其内部平面复原提供一个相对准确的空间范围，而这在之前常常受到忽略。

司马光《记》中有载：“熙宁四年(1071年)迂叟始家洛。六年(1073年)，买田二十亩(约1.13hm2)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8]1377”(图2)宋代洛阳城市格局沿袭自隋唐城制，虽受到唐末战乱的破坏，但其基本格局尚未发生巨大改变[10]，因此独乐园的空间区位及整体尺度，可以隋唐洛阳城里坊遗址的考古勘察成果为基础展开探讨。

尊贤坊目前并未展开考古工作，但是履道坊、温柔坊、恭安坊、宁人坊等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能为我们理解洛阳里坊的空间尺度及结构提供相对翔实的一手资料。经考古研究发现，洛阳城的标准里坊具有大致相同的基本结构：“平面基本成方形，长宽三百步(约500m)，四面坊墙，各于中部设重楼坊门，坊内十字街连接东西、南北坊门，并将里坊四等分。[11]”而温柔坊和恭安坊的勘探结果，则导向了一种“坊内十字街把里坊四等分，横街又把坊十二等分”[11]的结构，其中每小份再三均分，则每块宅基地折合唐代十亩(约0.56hm2)(图3)，“十亩之宅”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割宅思想[11]；
同时，宁人坊的考古也导向了类似的空间结构[12]。那么，司马光“买田二十亩”则极有可能是购置了同一曲②中2块相邻的“十亩之宅”，后又于宅地中划出一区营造西斋[3]，即独乐园整体格局为“西宅东园”。

然而，关于独乐园在尊贤坊中的具体区位，司马光本人的诗文并无明示。但其得意门生刘安世(1048—1125)曾言“老先生(司马光)于国子监之侧得营地，创独乐园”[13]374，而从景祐元年(1034年)开始，洛阳国子监就正式以其名居于尊贤坊西侧的陶化坊[14]。独乐园与国子监分居不同里坊却以“之侧”言之，说明独乐园应近尊贤坊西坊墙；
而协助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范祖禹(1041—1098)也在《春日有怀仆射相公洛阳园》中有“伊流绕舍西”[15]的描述，此处“伊流”指伊水渠，《唐两京城坊考》中明确记述，伊水西支从尊贤坊西侧经过[16](图2)，这进一步确认了独乐园贴近西坊墙的方位特征。

图2 独乐园在洛阳城中的区位(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1])

另外，宋代抗金名将宗泽(1060—1128)也曾造访独乐园，有《题独乐园》云“鄙夫杖藜访公隐”“地僻宁遭景华拓”[17]，说明独乐园应远离繁华的十字街。司马光本人亦有“吾庐奥且曲，退缩如晴蜗”[8]130的评价，自当据于西北隅最为合适(图3)。

图3 司马光独乐园用地推想图(作者绘)

关于独乐园中住宅和园林用地的占比，可以参考白居易(772—846)的《池上篇(并序)》和苏轼(1037—1101)的《司马君实独乐园》。“十亩之宅，五亩之园”[18]，白居易在描绘履道坊白氏宅园(北宋时有一半演变为张氏会隐园)时表达了自身对于宅园空间的理想规划，即园林占宅地面积的一半。司马光对白居易及其宅园颇为推崇，又曾多次造访、留宿张氏会隐园[3]。以之推导司马光的20亩宅地，则大概有10亩园林，其中又再辟一小半造屋作编书、聚会之用，余一大半，亦可谓“五亩”。苏轼曾收到司马光附有《独乐园记》的书信，在回复中有诗云：“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19]。虽然“五亩之园”常作为中小型私家园林的代称，但本句理解为“中有‘五亩’园”也未尝不可，这或许传达了司马光关于空间配置的基本意图。

确定独乐园整体轮廓和基本格局之后，便可以展开内部复原工作。采用图式语言方法研究传统图像中的文化景观，“对景观的对象关系、特征、模式做出概括性、提炼性的表达和分析，可以寻找到传统景观的内在结构和空间关系”[20]。

《画司马光独乐园图》中描绘的园林场景空间结构关系明确，因而对独乐园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再现可以还原到宋人的绘画过程中去，从而把握画师呈现于图面之上的空间结构认知。同时，对绘画过程的还原也有助于我们直面画师遭遇的困难，并据此对图面进行适当修正，以符合基本的空间建构原理。

司马光曾作《独乐园七题》(又称《独乐园七咏》)，表达了独乐园七景蕴含的典故与文化内涵，也传达出了其本人对于独乐园的分区认知。因此，本文以司马光本人的分区为基础，将空间关系密切的弄水轩和读书堂合为一区，加上后来添建的西斋，共计七区，各自展开详细的分析与图式语言再现。

4.1 第一分区：浇花亭区域

浇花亭区域靠近宋人绘本之中心，且几乎不受其他景观、建筑的遮挡，理应为作画起始之处。“圃南为六栏，芍药、牡丹、杂花，各居其二。每种止植两本，识其名状而已，不求多也。栏北为亭，命之曰‘浇花亭’”[8]1377。

宋画中亭西有花架一处，亭南2处，两者构造类似，但其上植物用墨不同，应是品种有别。亭西花架攀附植物有粗壮茎干，上覆以团状描画，似为花簇，其下有小径穿越(图1-4)，应是酴醾架。司马光《修酴醾架》中有言：“贫家不辨构坚木，缚竹立架擎酴醾……往来遂复废此径，举头碍冠行絓衣”[8]126，这与画中描绘一致。而亭南花架，上覆以点状描画，似为叶，下部亦有小径，其与花栏靠近，概为杂花；
不过亭东的2处花栏尺寸巨大，可能是作为画作伊始，画师受近大远小的透视影响而对尺度把握有误；
也因此，图面空间只容下了这4处花栏。

另外，宋画中浇花亭靠近酴醾架，居于西侧，这就意味着花栏更靠近该区域的中心。这或许也是《记》中言“(采药)圃南为六栏”[8]1377而非“圃南为亭”的缘故，司马光是在暗示与采药圃形成空间关系的是花栏而非浇花亭。

宋画中另有一井亭，《记》中未载而画中有绘。不过，其在画面中位于弄水轩东南，然井亭是园丁吕直以游客所得之钱自行建造[13]374，必不敢据于前庭；
另外，设置井亭为便于汲水，唯有浇花亭区域不近池沼或水渠，取水有难。再仔细观察图面还能发现，酴醾架南侧有一线稿痕迹与井亭宝顶轮廓相像，且此处小径有转折(图1-4)，推测为井亭真实之所在；
画师受画面空间限制，又为完整表达井亭全貌，因而将其挪至附近。

关于独乐园园林区域的主入口，大部分复原图将其开设在弄水轩前。然而，据范祖禹《和乐庵记》载，司马光与张氏四兄弟十分交好，独乐园之地也买在张氏会隐园西北方向，后来为便于张氏往来独乐园，甚至“又凿园之东南墉为门，开径以待子京之昆弟”[21]卷36。这也说明独乐园园林部分本无直接对外出入口，后来才在东南角辟一门，所以其应当对着花栏区域。而《元城语录解》中也记载独乐园园丁吕直“有草屋两间，在园门侧”[13]374，该草屋显然不可能位于弄水轩前，而这也进一步确认了园林区域的出入口位置。

4.2 第二分区：弄水轩、读书堂区域

弄水轩在浇花亭西侧，图像在井亭之后，应是第二步描绘之处，弄水轩后即为读书堂。“其中为堂，聚书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中央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为五派，注沼中，若虎爪；
自沼北伏流出北阶，悬注庭下，若象鼻；
自是分为二渠，绕庭四隅，会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轩’”[8]1377。

宋画中所绘之弄水轩常被误视作“台下设东西两阶”[3]的房屋，然东西阶制度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就逐渐被摒弃[22]，唐宋时已几乎不见。再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东西两“阶”实为2座不同建筑的入口；
西侧并非台阶，而是一座过水桥跨于引水水渠之上(图1-2)，这与独乐园从伊水引水的方向相同(图3)。水渠通至弄水轩下，为轩内的虎爪泉与方沼提供水源。随着弄水轩和西侧建筑的脱开，读书堂西侧房屋也得以分离，共同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西侧院落。

另外，弄水轩前有2株乔木植于树池中，其与建筑及其前方小径的空间关系存在错误(图1-2)，推测是井亭的侵入导致了前部画面的整体西移，即两树池应位于弄水轩前对称布置，而围墙则分隔了弄水轩与西侧院落。

弄水轩北侧为读书堂，南北建筑之间存在一定高差，由此形成“状若象鼻”的跌水，水绕庭四周之后由西北角流出。这些细节受建筑和前景树的遮挡而未做表达。

4.3 第三分区：西斋区域

经前文分析得到的西侧院落即是西斋。相对于其他区域的垒墙，这一院落的围墙采用的是相对简易的竹栅(图1-5)，这也从侧面说明这一区域是后期加建的产物。在最后一进院落的西侧围合有一处小院，院中一株茂盛的乔木格外醒目；
而此院与园林主体脱开，偏居西侧，极易被忽视。司马光《夏日西斋书事》中的“榴花映叶未全开，槐影沉沉雨势来。小院地偏人不到，满庭鸟迹印苍苔”[8]145，近乎为此画面的直接描绘。

另外，司马光还在西斋中“阙地避烦暑”“颇与营窟类”[8]107，司马光将其称为“凉洞”。凉洞空间不大，“宽者容一席，狭者分三支”[8]113，所以在功能上“讵堪接宾宴，适足供儿嬉”[8]113。这也暗示此处理论上具有接待宾客的可能，以此推测凉洞位于第二进院落中。

4.4 第四分区：种竹斋区域

继读书堂和西斋之后作画，宋人便立刻面临剩余空间无法完整表达钓鱼庵和种竹斋全部景观信息的问题。经过权衡之后(又或许是早有计划)，种竹斋和钓鱼庵主体由于其与南侧建筑之间存在的特定空间关系而必须绘制在读书堂后方，而其余部分只能同井亭的处理一样另寻他处。“沼北横屋六楹，厚其墉茨，以御烈日。开户东出，南北轩牖以延凉飔，前后多植美竹，为清暑之所，命之曰‘种竹斋’”[8]1377。

宋人绘本中的种竹斋南面开满窗以纳凉风，东面开有一扇近乎满跨的大门，门上设有2个门环，前有两到三级台阶，并与小径相连，通向南面和东面(图1-6)，这与《记》中描述完全相符。种竹斋背后以零星竹叶暗示北侧竹林，而南侧竹子则为避免遮挡建筑而在此省略了。

画中所绘种竹斋为“六列五间”，而《记》中所载为“横屋六楹”。《说文解字》中解释道：“楹，柱也”[23]弟六上，古汉语中以名词作量词的手法十分常见，且唐宋时偶数开间已很少见。因此“六楹”理解为“六列”即“五间”更为恰当。

4.5 第五分区：钓鱼庵区域

在读书堂与种竹斋之间，应是池沼和钓鱼庵。“堂北为沼，中央有岛，岛上植竹，圆若玉玦，围三丈，揽结其杪，如渔人之庐，命之曰‘钓鱼庵’”[8]1377。

不过，在图面对应位置，只见左右2丛竹子及中间所夹的一个草庐般的空间，内部还放置有2个石凳(图1-3)，应是供垂钓时坐憩用。至于池沼、小岛以及池北竹林的表现，则利用了几何形采药圃横向收缩所挤压出的右上角图面空间。

在这被分离出来的区域中绘有一小岛，周围水生植物，与《园中书事二绝》中的“芳洲晚日鲜，曲岸新雨好”[8]124相符；
而小岛的置入使圆形池沼呈现玉玦状，这提示我们可以重新解读关于“圆若玉玦”的描述。在《记》中，“围三丈”即周长三丈(约10m)，直径约为3.2m，应指小岛无疑，然“圆若玉玦”者为何？当今学者一般认为是“岛”，然而岛为玉玦形会破坏小岛的活动便利性。那么，原文或许可理解为“(沼水)圆若玉玦，(水)围三丈(之岛)”，这就与宋人绘本十分相符了。而岛中心一棵直立树干，或为揽结竹梢之用。

同时，若水面要呈现玉玦之形，则小岛与池沼尺寸相去不能太远。目前的诸多复原图中北侧都为大沼，然池沼之大并无依据，大抵是在假定独乐园正方形或纵向长形轮廓的基础上，为占满整个园林的进深而刻意为之。不过，本文上节内容已重新定义了独乐园的整体轮廓，这也使其园林部分布局更为集约，更符合李格非对其“卑小不可与他园班”[2]14的评价。

4.6 第六分区：采药圃区域

采药圃位于种竹斋东侧、浇花亭北侧，它与其他区域相对脱离，因此将其置于后期表现也在情理之中。“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莳草药，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若棋局，径一丈，屈其杪，交相掩以为屋。植竹于其前，夹道如步廊，皆以蔓药覆之，四周植木药为藩援，命之曰‘采药圃’”[8]1377。

几何形的采药圃经横向压缩，为原处在钓鱼庵处的地面景观提供了充足的画面表现空间。通过药畦与西侧种竹斋、读书堂的位置对应关系，将药畦还原为正方形，就会发现这一区域所占空间极大。不过范纯仁(1027—1101)的《同张伯常会君实南园》中确有“畦广容栽药”[24]卷4之句，是少有的描绘独乐园中空间之大的文字。

在采药圃中，竹子被设置在一丈(约3.3m)见方的棋盘格中，通过四角4棵竹子竹梢的相互搭接，塑造出了一个休憩空间。其构造中“屈其杪”的“屈”字值得注意；
相较于钓鱼庵将竹梢相“揽结”的做法，“屈”字强调竹子茎干之有力，这也说明2处竹子存在差异。不过，采药圃和北侧棋盘竹并未出现在画面中，是较大的疏漏。但是，宋画中种竹斋有小径向东连至采药圃，浇花亭区域的小路也延伸至画面东侧边界，由此可以构想采药圃应是处在一个回环小径的交汇节点上。

而对宋人绘本中的药畦数量进行统计，又会发现惊人的巧合。这个倒“U”形布局的药畦，每边宽有4畦，南北12行③，东西15列，总计124畦(图1-7)；
而采药圃的夹道上覆蔓药，说明其有大概率处在药畦之间，居中布置占4畦，则余120畦，与《记》相符。若非亲眼所见，这种特殊的布局方式实难想象。

另外，药畦中部空地上布有石凳，说明了其活动、休憩属性；
而南侧一置石作为采药圃对景，同时塑造了区域的视觉焦点，弱化了场地的空旷感受，浑然天成，应是园中自有之设计。

4.7 第七分区：见山台区域

见山台的位置由于无资料明示，因而争议最大，而现有的复原研究大都将其置于园林西北角。“洛城距山不远，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见，乃于园中筑台，构屋其上，以望万安、轩辕，至于太室，命之曰‘见山台’”[8]1377。

作为如此重要的区域，却未出现在宋人绘本中，实在令人诧异。然而，一个猜想或许能作出解释，即该绘本乃画师于见山台之上依实景所绘，所以自然不见台，意即见山台位于园林东南角。

诸多证据可佐证这一点。首先，独乐园流水由南向北且中有高差，可知地势南高北低；
既想筑台见山，必择高处。万山、轩辕和太室(嵩山东峰)位于洛阳东南方，而《洛阳名园记》中载见山台“高不过寻丈”[2]14，若位于独乐园西北角，人的视线恐怕连读书堂屋顶都难以飞越。另外，范祖禹《春日有怀仆射相公洛阳园》中的“阙塞当门外，伊流绕舍西”[15]为这一猜想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证据。此处“阙塞”并非实指“伊阙”，而是用龙门的山水要素附和独乐园的空间结构，即独乐园门一侧为高地，园西侧为伊水。

通过还原画师作画的思维过程，并结合独乐园相关文本的仔细考察可以发现，这幅《画司马光独乐园图》不仅再现了诸多不同文本对独乐园的书写，而且呈现出许多生活化、构造化的细节；
除作画过程中的部分妥协和少量失误之外，这几乎可以视作司马光独乐园的轴测空间再现。于是，结合前述7个分区的具体分析，我们得以复原出独乐园更为准确的平面(图4)。

图4 独乐园图式语言分析及复原图(作者绘)

结合独乐园相关文本表述及平面复原图的直观再现，可以发现其空间结构及细部处理存在诸多独到之处。

5.1 轴线式结构

独乐园园林部分大致可分三路：中路以建筑为主体，结合水景与小岛的设置，形成一条严整的轴线序列；
东路以采药圃、药畦和花栏为核心景观，亦强化出轴线感；
西路则为前后三进、带地下凉洞的西斋。可见三路皆以轴线控制园林景观的组织，这种结构模式在中国现存的传统园林中几乎已不复再见；
即使直线形水岸和几何地形是宋代园林常用的处理手法[25]，却也未见这种大规模的几何胜景出现于任何画作或实体遗迹之中。它们透露出强烈的儒家思想和理学气息，同时也反映出司马光本人严谨自持的个人品性。

5.2 自然性空间

在独乐园中，钓鱼庵和采药圃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建筑，但司马光的《独乐园七题》为其注入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后来，这一特殊构造被明代吴宽(1435—1504)借鉴，设为枣树相结的“树屋”，后又见于苏州拙政园中以4棵桧树所造的“得真亭”等，这些“桧柏亭”都体现出了园主隐逸的个人性追求[26]。直至当代，这一模式还在彰显其魅力，不过其中的隐逸思想逐渐转变为一种公共性的营造(图5)。

图5 从隐逸到公共的自然性空间(5-1为明·仇英《独乐园图》局部，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5-2为明·文徵明《拙政园三十一景图·得真亭》，苏州博物馆藏；
5-3为竹林剧场，引自https://www.gooood.cn/bamboo-theatre-by-dna.htm)

5.3 生活化理水

另外，独乐园弄水轩实在是将水“弄”得别有趣味。司马光有诗云：“结亭侵水际，挥弄消永日。洗砚可抄诗，泛觞宜促膝”[8]116，范纯仁亦有“弄水衣襟湿，遵流酒盏徐”[24]卷4之句，这说明弄水轩处既能纳凉，又可流觞赋诗。然而，弄水轩内外并无曲水④，如何流觞？事实上，“流觞”作为一项对自然偶然性之利用的活动类型，并不一定拘泥于特定的“曲水”形式；
弄水轩中的虎爪泉“疏水为五派”[8]1377，同样能够为不确定方向的流觞提供必要条件(图6)。这种“分水流觞”可谓是司马光基于对“自然”的理解而进行的再创造，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图6 弄水轩“分水流觞”活动及其山水意向(6-1作者绘；
6-2为明·文徵明《兰亭修禊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另外，司马光本人对下雨天在弄水轩中的投壶活动也有描述：“喜君午际来，凉雨正纷泊。呼奴扫南轩，壶席谨量度。轩前红薇开，壶下鸣泉落”[8]123，此处诗人还自注道：“虎爪泉上覆之以版，每投壶，板上设榻绕之，榻去壶各二矢半。[8]123”而“壶席谨量度”则可对应司马光发明的“投壶新格”：“壶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长二尺有四寸(约0.8m)”[8]1346，即人距离壶2m左右，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中央为沼，方深各三尺(约1m)”[8]1377的准确性。另“壶下鸣泉落”一句强化了整个活动空间的象征意境，自然山水中的水阁之感呼之欲出(图7)。

图7 弄水轩投壶赌酒活动及其山水意向(7-1作者绘；
7-2为宋·佚名《纳凉观瀑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独乐园中的理水还巧妙利用了场地高差。在虎爪泉与方沼之间设有跌水，营造出极具特色的声景观；
后向北流出，经一小缺口至更低标高，水柱如象鼻，别有一番趣味，最后绕庭一周由西北流出汇入北侧玉玦形池沼。在此过程中，流水与建筑、人的活动产生了密切联系，它塑造了情趣、活化了空间，并为其注入了象征内涵。

正是这些从整体布局到细部处理中展现出的造园智慧，使独乐园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园中的一朵奇葩，进而在中国园林史中占有了重要地位。

有关宋代绘画的一则轶事可以作为本文研究发端的呼应：宋代赵大亨的扇面画《荔院闲眠图》就曾因观察有误而被错定名为“薇亭小憩图”。而对宋人《画司马光独乐园图》的重新考察，即发现了这一图像被外表所掩盖的地图价值。对这幅司马光独乐园轴测写实画的再发现，能够将独乐园的平面复原研究从单纯的文本想象中抽离开来，也避免了大部分建筑及景观形式的主观臆测或对类似图像无可奈何的参照，这使得重新复原的空间格局更具有可信力，而未来有关独乐园营造的理念和思想基础研究也能更进一步展开。

根据本文的研究，独乐园遗址极有可能位于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镇军屯村西南侧民居之下，这意味着独乐园目前难以展开考古发掘工作，因此本文通过图像及文献资料完成的复原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过，随着未来城市和技术的发展变化，可能为考古工作提供新的便利，届时有望进一步展开验证。

致谢：感谢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费移山老师对本文的修改提供的宝贵建议。

注释：

① “四庇悬山顶”的做法是指在悬山顶的山墙面增加斜庇，使得建筑正面看是悬山，侧面看类似歇山，傅伯星先生在《宋画中的南宋建筑》中将其称为“四庇悬山顶”，这种做法在宋画中十分常见。② 关于“曲”并无准确定义，有时指坊中小街，本文据《北里志》记载的唐长安城内“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
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将“曲”视作东西向横街之间的用地。

③ 东边宽为5畦，长度方向受前景植物影响在12畦基础上有多绘，似为误作，否则药畦不对称，不合严谨的几何逻辑。

④ 一些研究为了附和弄水轩流觞之功能，在弄水轩外增加曲水或水沼，然而在《独乐园记》中对理水有着十分细致的描写，如有曲水或水沼，断不会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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