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结构性根源

葛天任， 焦永利

(1. 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上海 200092; 2.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教研部， 上海 201204)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城市上演了一幕幕社会冲突(1)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的定义，所谓社会冲突是指为价值观、信仰、稀缺资源而进行的争斗。

现代社会冲突的内容可以涵盖从示威抗议到社会运动乃至社会革命等不同形式。而本文所强调的城市社会冲突，则不仅是指那些发生在城市中的各类形式的冲突，还包括冲突的内容本身，即面向城市问题或因城市问题而引发的冲突。“舞台剧”，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震惊了世界。在一个城市化率高达80%且自诩政治多元主义的国度，爆发示威、抗议、骚乱等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这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当前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政治转向，特别是运动目标的弥散性和多重性，以及规模与烈度的不断提高。在这个全世界最强大且富裕的国度，城市社会冲突的规模逐渐升级，事态的激烈程度逐渐上升。(2)United Nations News,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6/1065262, 2020-06-01.2011年席卷全美830多个城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3年抗议种族歧视的桑福德骚乱，2017年“反性骚扰”运动，2019年“黑命贵”运动，2020年反对新冠疫情限制政策的抗议示威活动、反亚裔歧视运动、右翼民兵运动，接连爆发。2021年初，由于美国政权更迭，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发动国会山骚乱事件(3)J. Miller, “How Social Justice Protests Could Affect the 2020 Election”, USC News, Sep. 2020, https://news.usc.edu/175268/social-justice-protests-2020-election-biden-trump-usc-experts/.，这更是美国历史上所鲜见的、令人“大跌眼镜”的、影响波及全世界的闹剧。

从大历史视角透视，1929年“大萧条”以来，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主流议题一直是种族与身份政治。然而，当前美国城市社会冲突明显表现出“阶层政治”倾向，围绕着全球化、不平等与中产阶层规模收缩等问题，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尖锐对立。(4)庞金友：《无法摆脱的撕裂:美国大选背后的价值冲突与观念歧异》，《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4期，第42-56页。美国政党政治与社会冲突之间的相互激荡，导致两党传统中一些堪为压舱石的“政治共识”走向破裂，政治理论中所谓的“中间选民定理”遭遇困境。(5)F. Figueira, “Why the Current Peak in Populism in the US and Europe? Populism as a Deviation in the Median Voter Theorem”, European 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2018, 7(2), pp.154-170.因此，如何解释近年来美国大规模城市社会冲突的爆发根源，无论对于认识美国国内社会矛盾演化还是判断拜登政府未来的内外政策走向均具有重要意义，(6)吴心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如何重塑对华政策》，《美国研究》，2022年第4期，第1-17页。这是本文的核心议题。

既有理论对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核心问题是种族冲突与移民冲突，即所谓身份政治。(7)涂锋：《身份政治第三波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基于国家建构视角的分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141-154页。这一问题源自于美国社会形成的复杂历史，种族冲突虽然与经济不平等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有构成对美国基本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的根本挑战。显然，将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简单地看作“身份政治”(8)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Straus and Giroux，2018.是以偏概全，抑或议题转移，这种观点难以解释新一轮冲突所表现出的特点。第二，当前新一轮的美国城市社会冲突根源于美国社会逐渐扩大的不平等，而这正是美国收入分配困境所致。(9)寿慧生、张超：《美国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第90-125页。这一观点强调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美国内部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是导致社会不平等扩大、中产阶层萎缩、阶层政治重现的结构性原因，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产业政策调整以及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这方面的“经济叙事重构”(10)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刘斌、刘一鸣、刘嘉牧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第178-179页。已经构成了当前拜登政府政策调整的基础，例如推动“大基建”(11)所谓“大基建”不仅包括基础设施投资，还包括大量的社会发展投资，其中城市是拜登政府关注的焦点。城市也是民主党的“票仓”。、强化“产业政策”、构建“中产阶级外交”等。然而，任何了解现代社会冲突理论的学者都不会认为社会不平等必然导致社会失衡与社会冲突，不平等只是加剧了“结构性紧张”，而只有叠加价值观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才会导致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发生。因此，第二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实际上，正是民粹主义叙事与精英主义叙事的割裂、对立和相互激荡(12)郦菁:《美国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特朗普政权的未来》，《文化纵横》，2016年第6期，第52-56页。，加深了美国社会中的对立情绪与认知错位(13)M. O’Donnell, “Populism, Progressiv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anders, Trump and Biden”, Crises and Popular Dissent,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21, pp. 81-106.。

以上两种观点聚焦社会、经济等结构性因素，但实际上政治因素尤其是“治理”因素是更重要、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没有“好治理”就没有“真民主”。其中，美国的城市政治与治理是最接近美国草根社会与普通民众的治理层级，在美国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自“大萧条”以来，受到“自治传统”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城市政治体制与治理机制并没有进行过重大的、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行政体制与行政能力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现实，而且治理的衰败还导致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和匮乏，由此积累了严重、长期的社会后果。因此本文认为，相比“身份政治”和“经济叙事”而言，城市政治与治理能力未能与时俱进，是美国城市社会冲突频发的重要原因。

简言之，仅仅从社会与经济层面而没有从政治与政策层面观察，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当前冲突的真正根源。究竟应如何理解当前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根源？其中，城市政治与治理究竟扮演了何种关键角色？拜登政府的政策调整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聚焦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深层结构性根源，首先从历史维度纵向比较美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城市社会冲突；
其次，从宏观层面的政治与政策视角探讨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并进一步从中观层面即城市政治与治理角度出发，对美国城市治理衰败如何成为导致冲突的关键结构性要素进行分析；
最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拜登政府政策调整的相关影响进行评析。本文希望以此为理解美国城市社会冲突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解释。

理解当前美国城市社会冲突，我们需要回顾历史，当前美国城市社会冲突与前两次大规模冲突有着很大的不同。(14)J. Sugrue, “2020 Is Not 1968: To Understand Today’s Protests, You Must Look Further Back”, National Geographic,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history/article/2020-not-1968, 2020-06-12.从大历史视角回顾美国三次大规模城市社会冲突的背景、根源、诉求以及美国政府的回应与平息冲突的作为，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新一轮冲突的根源与走向。美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后来的后现代化转型均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冲突。19世纪末美国进入工业社会阶段，逐渐成为一个“城市国家”，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逐渐爆发。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美国社会冲突主要体现为城市社会冲突。无论从城市化率、产业结构还是社会结构等方面看，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城市，因此社会冲突也主要集中于城市，城市社会冲突成为观察和剖析美国社会冲突的关键维度。由于城乡之间的联系和冲突在美国社会运行中不具有影响社会大局的属性，因而城市之中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产业部门之间、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社会冲突的主要形态。

美国第一次大规模社会冲突出现在20世纪20—30年代，主要背景是其社会不平等程度达到了自19世纪末以来的一个累积的高峰。(15)Thomas Piketty,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1), pp.1-39.迅速扩大的不平等与相对剥夺感加剧了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从结构上看，当时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以规模庞大的工人阶级和数量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工业社会结构。(16)T. Piketty, E. Saez, “Inequality in the Long Run”, Science, 2014, 344(6186), pp.838-842.美国社会结构的“大转型”带来了两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左翼思潮以及以中产阶层为主导的改革思潮。其中，左翼思潮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相呼应，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系统的深层次问题，但在美国受到政治上的压制；
(17)J. Micklethwait, A. Wooldridge, The Right Nation: 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 Penguin Press HC., 2004.而中产阶层推动的社会进步运动，例如城市管理改革运动、著名的“扒粪运动”、移民和妇女平权运动等则将矛头直指当时美国社会的黑暗面，包括官商勾结的城市机器政治、腐败的官僚和警察系统、缺乏监管的资本市场、大公司垄断以及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等各方面的社会弊病。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社会的进步运动目标明确，主要针对美国社会与政治的深层次问题，直接推动了美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社会保护以及经济政策方向的大幅度调整。美国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架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都市的“大政府”合并、更具实质性的基层民主建设，均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美国社会实质性的民主化进程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地方与城市层面得以完善、落实。

美国第二次大规模城市社会冲突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400万余名黑人从美国南部农村地区迁移到工业化大城市，农村黑人入城后面临两个大问题：“肤色界限”和“玻璃天花板”。(18)张庭伟：《1950—2050年美国城市变化的因素分析及借鉴》(上)，《城市规划》，2010年第8期，第39-47页。粗放式的城市蔓延策略也导致了城市贫困问题显化和加剧，“大量农村贫困人口流入城市的同时,各种就业机会却流向郊区,加大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难度,而政府的一些政策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在中心城市内 ‘贫民区化’现象严重”(19)梁茂信：《战后美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特征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7-12页。。由于黑人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加之在住房贷款、就业服务、社区治安等重要公共服务领域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导致美国城市社会空间逐渐出现割裂，而空间割裂正是爆发大规模城市骚乱的催化剂。20世纪60—70年代的城市骚乱正是以种族冲突为主，同时叠加了收入与住房问题。其背后的深层结构性根源是美国社会长期积累的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与长期被忽视的城市空间政策。前者是美国建国之初就存在的历史顽疾，后者则是由二战后美国决策层对于世界经济领导者地位过于乐观而相对忽视国内种族问题尤其是城市空间治理问题而导致的。(20)张庭伟：《1950—2050年美国城市变化的因素分析及借鉴》(下)，《城市规划》，2010年第9期，第39-47页。这次大规模城市骚乱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白人向郊区迁移以及城市中心区的衰落，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城市的种族隔离问题(21)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真正的穷人》，成伯清、鲍磊、张戌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尤其是空间隔离、贫困与族群认同的重叠进一步导致种族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22)Oscar Lewis,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 American, 1966, 215 (4), pp. 19-25.，造成犯罪、种族与警察系统问题之间的恶性循环(23)Robert J.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Illustrat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也开始向郊区迁移，并形成新的以居住区隔离为主要特征的“隔都”，这对美国郊区乃至整个社会构成新的挑战。(24)王旭、俞阅：《近年来美国黑人的郊区化与居住区隔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2期，第65-71页。这也是今日美国种族矛盾与冲突频发的深层次政策与治理根源之一。

美国第三次大规模城市社会冲突爆发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类示威、抗议、运动乃至骚乱接连爆发，并相互激荡。2011年，旨在反对金融资本主义、表达对美国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不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波及全美多个城市。

这实际上是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抗议。它还波及美国大学校园，部分学生通过占领校园表达了对高等教育不公平、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满。2017年，美国爆发“Me Too”反性骚扰运动，这一运动迅速波及全世界，并深深影响了美国政治，许多政治人物被卷入性骚扰丑闻之中。(25)王保民、袁博：《马克思主义法学视角下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流变与异化》，《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3期，第33-43页。从2013年到2019年，美国城市的种族矛盾再度升级并白热化。2020年，由于黑人弗格森被白人警察“跪杀”，“黑命贵”(BLM)运动席卷全美甚至波及英国，并在英美多地引发多起暴力冲突事件。据相关报告，一共发生了10330次与该运动有关的示威活动。(26)数据来源于“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统计项目”(The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简称ACLED，2021，下同), https://acleddata.com。美国多地出现拆毁或者损坏华盛顿雕像、杰斐逊雕像等“反对名人雕像”运动，该运动甚至蔓延到欧洲。(27)沁涵：《美欧抗议示威未平，又掀“推倒雕像”运动》，https://culture.ifeng.com/c/80VM7kyTeN7，2020年6月10日。2020年，美国政府在新冠疫情应对过程中暴露出了严重的制度性问题，政治领导力受到广泛质疑。一方面，大规模感染与死亡数字急速攀升；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的政治化再次激化美国社会日渐扩大的不平等与冲突，低收入阶层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高于高收入阶层。(28)参见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关于新冠病毒(COVID-19)死亡率的相关分析，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2022年12月1日。同时，全美多地也爆发了抗议新冠疫情严格管控的和平示威活动，与新冠疫情直接相关的示威活动多达3990多次。(29)数据来源于“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统计项目”(The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简称ACLED，2021，下同), https://acleddata.com。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溯源的“政治化”，以及美国政治人物“甩锅”中国的言论，美国亚裔群体遭受歧视与暴力袭击事件层出不穷。根据2020年的统计数据,仅亚裔群体受侵扰事件就高达3795件，其中有42.2%的事件发生在华裔身上，68%发生在女性身上。(30)美国反亚裔歧视运动网站(STOP AIIP，2021)，https://stopaapihate.org/2020-2021-national-report/。此外，美国相关政治领导人的“民粹主义”言论激发了本就矛盾重重的移民、种族、社会极化等国内矛盾，这刺激了右翼保守主义势力抬头。2020年，美国右翼民兵组织发动了多达2350次示威。(31)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统计项目(ACLED, 2021), US Crisis Monitor Releases Full Data for 2020, https://acleddata.com。2021年美国政权更迭之际，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在首都华盛顿发动了“1·6”国会山骚乱事件，这是自1814年以来美国国会第二次被占领。(32)王昱：《美国国会大厦被占领，200多年前华盛顿曾为它安放基石》，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697486，2021年1月8日。通过各类媒体和社交网络平台，华盛顿特区的这场骚乱细节被曝光于世人面前——这也是本轮冲突与前两次大不相同的特点之一。

纵观美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城市社会冲突，第三次大规模冲突更类似前两次的“合体”。一方面，该轮冲突是在美国社会不平等再次达到历史高峰的背景下发生的(33)林红：《“达尔之问”的再讨论: 经济不平等与美国的再分配困境》，《美国研究》，2021年第2期，第9-30页。，这使得冲突带有相当程度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不公的左翼色彩；
另一方面，美国种族问题长期得不到化解，表层的“政治正确”更多是一种象征性政治，而深层次的系统性、制度性问题，尤其是地方政治、城市治理层面缺乏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这又使得该轮冲突具有20世纪60年代城市骚乱的特征。此外，诸如环境保护、女权、移民、同性恋等问题虽然也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多元议题，但均不及阶层政治与身份政治议题的冲击广度和影响深度。总之，与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进步运动、60年代的民权运动相比，美国新一轮城市社会冲突虽然表现出了政治诉求多元化和两极化并存等新特征，但其背后所潜藏的是与前两次冲突均不相同的、更为复杂的结构性根源。为此，下文将从宏观与中观两个层面对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结构性根源进行剖析：宏观层面主要从经济发展模式、极端思潮演变、国家治理力量等三个方面展开；
中观层面主要是从城市政治与治理角度切入进行剖析，由于城市空间是各类经济社会思想活动的集聚场所，直接关乎社会民生与政治秩序，因此作为分析重点。

当前美国城市社会冲突所嵌入的时空背景已经发生巨大转换。从国际层面看，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19世纪英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变革的关键时期，当时美国的国内产业结构与所嵌入的国际经济体系等与21世纪初期全然不同。当前，不仅资本主义系统本身因为技术革命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二战后美国所主导的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秩序也与之前的状况迥然不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当前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新背景之一。从国内层面看，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结构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中产阶层崛起在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社会能够形成巨大的社会共识。(34)米尔斯：《白领：美国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场旨在解决城市人口增加、环境恶化、贫民窟涌现、腐败现象严重等问题的城市美化运动，对中心城市面貌的改变产生了积极影响。(35)陈恒、鲍红信：《城市美化与美化城市——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为考察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 59-65页。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逐渐进入所谓后工业化阶段。(36)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虽然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种族冲突，民权运动高涨，但当时美国社会整体的不平等程度和流动性问题与当前状况相比并不严重。(37)寿慧生、张超：《美国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第90-125页。然而，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演化，当前美国社会状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城市社会冲突的深层次根源与之前迥然不同。

第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与金融全球化推动美国国内产业结构与生产方式的双重转型。(38)葛天任：《国外学者对全球城市理论的研究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35-44页。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产业结构出现以服务业为主的趋势，金融业、电子信息、互联网等产业蓬勃发展。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外移、生产方式和技术变革等因素复杂交织，美国社会结构出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变化趋势，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39)T. Piketty, E. Saez, “Inequality in the Long Run”, Science, 2014, 344(6186), pp. 838-842.从规模比例看，美国中等收入阶层比例从1971年的61%下降到2019年的51%，高收入阶层比例由14%提高到了20%，低收入阶层由25%增加到29%。从收入中位数看，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中位数从1971年的58100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86600美元，增长了49%；
而高收入阶层的增长幅度为64%，其中位数收入从1970年的126100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207400美元；
低收入家庭的中位数收入增长了43%，从1970年的20000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8700美元。从收入所占份额来看，自1970年到2018年，中等收入阶层的总收入份额占比从62%下降到43%，高收入阶层的份额占比从29%增加到48%，而低收入阶层的份额占比从1970年的10%降至2018年的9%。(40)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经济不平等报告(2020)》(Economic Inequality in United States 2020)，https://www.courthousenews.com/wp-content/uploads/2020/01/pew-inequailty.pdf，2020年1月9日。2018年，收入阶梯顶部附近的家庭收入比底部附近的家庭高12.6倍，相比之下，1980年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大约是最贫穷家庭的9倍。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导致美国大范围停工停产，但疫情反而提升了美国富豪的资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651位亿万富翁的总资产从3月18日的2.95万亿美元增长到12月7日的4.01万亿美元，增幅达36%。(41)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经济不平等报告(2020)》(Economic Inequality in United States 2020)，https://www.courthousenews.com/wp-content/uploads/2020/01/pew-inequailty.pdf，2020年1月9日。

第二，社会极化与政党政治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冲突加剧。经济社会两极分化导致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所形成的“共识政治”失去了社会根基，这是冲突的思想根源。美国比较政治学大师阿尔蒙德在其经典教科书中写道：美国两党政治的基石正是庞大的中间选民，为了争取中间选民支持，两党的政策最终会趋同。(42)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当今比较政治学：世界视角》，顾肃、吕建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然而，两极分化正在改变这一切。美国中产阶层的萎缩以及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恶化正在导致两党政治共识基础的流失，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政治分歧。(43)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经济不平等报告(2020)》(Economic Inequality in United States 2020)，https://www.courthousenews.com/wp-content/uploads/2020/01/pew-inequailty.pdf，2020年1月9日。从1994年到2014年，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分歧越来越大，其背后的原因是两党的支持基础发生较大变化：民主党的核心选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中产阶层、少数族裔、自由派知识分子等群体；
而共和党则更多代表农村居民、企业主、农场主、蓝领工人等群体的利益。(44)刁大明：《身份政治、党争“部落化”与2020年美国大选》，《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48-73页。两党在诸多经济社会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以经济不平等议题为例，皮尤中心报告显示，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倾向于认为减少经济不平等应该是政府的头等大事(61%∶20%)，民主党人认为如今美国存在太多经济不平等现象的比例几乎是共和党人的两倍(78%∶41%)。因此，在“共识政治”逐渐破裂的情形之下，两党不必再更多顾忌中间理性温和选民的态度，要么通过激进的言论俘获核心选民，要么诉诸身份政治、运动政治，极大地激化了社会冲突。正是由于政党政治转向运动政治，美国社会冲突才表现出了多种社会抗议或运动并发的新特征。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移动媒体的普及，政治社会化效应被大大加强。一方面，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必然反映在两党的意识形态层面，另一方面两党之间的政治对立激化冲突，二者相互强化，最终导致社会撕裂与政治极化之间的恶性循环。

第三，政府未能有效回应民众诉求，导致社会对立加剧。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共识政治”破裂的直接后果是国家力量难以回应民众的核心诉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提出，衡量民主的重要指标之一是政治回应性。近年来，在税收、教育、医疗保险及其他涉及经济社会公平性的议题方面，美国民主制度暴露出巨大缺陷。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除了两党政治对立之外，还有美国多元主义政治逐渐趋向寡头化的重要影响。按照二战后美国政治学经典理论，即使个别美国人的发声影响不大，但大多数人还是属于各种利益集团和组织，美国政治正是通过所谓“利益集团的多元主义”传达和反映公民个人的观点诉求。大公司和华尔街的政治力量被工会、农业合作社、零售商和小银行等社会力量所抵消，这些替代的权力中心确保了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经济增长中能够获得很大一部分收益。(45)M. Gilens, B.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4, 12(3), pp. 564-581.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的多元主义政治逐渐走向寡头化的金钱政治(46)Lawrence Lessig, Republic, Lost: How Money Corrupts Congress — and a Plan to Stop It, Twelve Books, 2011.，一方面是大公司和富豪阶层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强大，而另一方面则是其他利益集团开始衰落。由于工资停滞不前，大多数人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工作，以维持收支平衡，因而不少组织的基层会员规模萎缩。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与金融全球化，跨国资本向美国之外转移并抵制工会，这也导致工会成员数量锐减。零售商、农业合作社、地方和地区银行也被连锁店、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和华尔街所取代。(47)M. Gilens, B.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4, 12(3), pp. 564-581.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放松管制措施决定了这些社会力量的命运。随着竞选活动成本上升，政党从州和地方成员组织转变为筹资机器，政党政治也就转变为金钱政治。这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政策更多地倾向于对大集团有利，这些举措进一步将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集中在大集团手中。例如，仅2015年一年，跨国公司通过内部财务转移就使得美国税收减少了至少500亿至1140亿美元。(48)Farok Contractor J., “Tax Avoidance by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Methods, Policies, and Ethics”, Rutgers Business Review, 2016, 1(1), pp. 27-43.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能力无法制衡市场力量，又被民主体制所束缚，以致国内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等各项改革难以推进。(49)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Foreign Affairs, 2016, 95(4), pp. 58-68.这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方面是民众核心诉求无法得到回应。另一方面是社会流动性下降，“阶层固化”问题日益严重。有研究指出，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中认为收入超过父母的可能性从四十年前的90%降到了今天的50%；
美国州长之子成为州长的概率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男性的600倍，参议员之子承接父业的概率是普通人的8500倍。(50)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第9-19页。高经济社会地位的家庭出身的孩子接受美国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较低经济社会地位家庭出身的孩子。(51)Robert D. Putnam,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Simon & Schuster, 2016.此外，新冠疫情暴发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加剧了冲突风险。疫情的冲击暴露了美国社保体系的巨大漏洞。据估计，大约有620万名工人失去了以前获得的医疗保险。(52)Bivens J., Zipperer B., “Health Insurance and the COVID-19 Shock: What We Know so Far about Health Insurance Losses and What It Means for Policy”, Washington,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ion Report, 2020, https://www.epi.org/publication/health-insurance-and-the-covid-19-shock/, 2020-08-30.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失败导致较低阶层群体的疫情感染率和死亡率均明显高于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53)参见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关于新冠病毒(COVID-19)死亡率的相关分析, 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2022年12月1日。

综上，经济政策、政党政治、治理有效性构成了美国新一轮城市社会冲突的深层根源。更进一步来看，由于美国采取联邦制，美国城市社会冲突显然并非只是联邦层面的问题，州及其以下地方政府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尤其是在疫情防控、维持治安与基本秩序、促进就业与地方经济、保障公平并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美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应该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那么，面对大规模的社会冲突，美国的城市政治与城市政策又存在着怎样的问题？由于这方面的内容极为关键，且既有研究往往忽视城市政治与政策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加以重点讨论。

过去一个多世纪美国城市经历的三次重大转型，不仅塑造了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格局，也塑造了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底层逻辑。美国城市的第一次大转型始于19世纪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大规模工业化吸引大量外来移民，大规模快速城市化得以实现，然而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当时的城市政治充满腐败，即所谓“机器政治”时期。(54)张庭伟：《当代美国城市化的动力及经验教训》，《城市规划学刊》，2013年第4期，第10-17页。20世纪20年代的改革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城市中产阶层发动的。为了有效应对城市问题，美国地方政府开始推进政治与行政分开改革，试图使城市管理免受机器政治的侵蚀；
在都市区建立统一的大政府，以适应高速城市化时期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美国城市的第二次大转型发生于二战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1949年后美国陆续推动城市更新、公共住房计划以及郊区化进程，但由于规划理念错误导致城市蔓延与内城衰落，城市空间与阶层、种族等问题叠加(55)张庭伟：《1950—2050年美国城市变化的因素分析及借鉴》(下)，《城市规划》，2010年第9期，第39-47页。，以致城市社会问题显化，最终酿成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危机。美国城市的第三次大转型则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经济全球化、放松管制与去工业化进程、不平等与中产阶级萎缩改变了美国城市发展路径，出现郊区危机以及所谓城市中心区的“大逆转”，郊区面临贫困与不平等的挑战，中心城区则出现碎片化的社会地理分布。普特南2015年出版的《我们的孩子》一书探讨了中产阶级衰落与美国梦的消失，弗洛里达则干脆将此命名为“新城市危机”。(56)理查德·弗洛里达：《新城市危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吴楠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页；
第207页。

然而，美国城市政治与政策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决策层足够的重视。首先，城市政策长期以来没有被列入优先议题。在联邦层面，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作为一个“二等部”，其话语权和影响决策的能力远不及美联储、财政部和商务部，美国决策层对经济增长与政治平衡的考虑往往导致城市政策难以施行。(57)张庭伟：《当代美国城市化的动力及经验教训》，《城市规划学刊》，2013年第4期，第10-17页。其次，城市政治长期处于被美国政治体系忽视的地位。在联邦体制下，城市治理能力本身具有局限性。(58)Peterson P. E., City Limi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在文化方面，杰斐逊的田园幻想与反城市化偏见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的立法和国会机构之中，郊区和农村地区获得了更多的权力。(59)Gerald Gamm, Thad Kousser, “No Strength in Numbers: The Failure of Big-City Bills in American State Legislatures, 1880—2000”,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 107(4), pp. 663-678.城市在州议会和国会中没有实现平等代表议席制，城市选民难以获得联邦和州政府对公共交通、公共住房、城市振兴和公共健康计划等地方性优先事业的资助。(60)丹尼斯·R.贾德、托德·斯旺斯特罗姆：《美国的城市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第44页。最后，美国城市与社区层面具有深厚的自治传统，但这种自治传统同时也意味着普通民众对政治权力的警惕和反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行政权力的基础性运行，以致城市治理能力受到严重局限，连特朗普和某些保守派人士也指责自由主义在解决城市长期贫困与犯罪问题方面的无能。(61)理查德·弗洛里达：《新城市危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吴楠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页；
第207页。

长期忽视城市政治与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是近年来美国城市社会冲突大规模爆发的核心原因之一。城市的重要性在于，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生成单元以及作为社会的空间载体，其不仅塑造人们的政治观念，而且将这种观念持续地向后代传递，能够加速政治观念的冲突和集体行动的动员效率。(62)F. Lauby, “The Leadership Challenge: Undocumented Youths in Social Movement Coal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2020, 20(2), pp. 1-18.新城市郊区危机正在塑造美国的政治格局，在过去的几任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总是在面积大、人口多、更加城市化的地区获胜，而共和党则占领了低密度的郊区和面积较小的城市与农村地区。(63)理查德·弗洛里达：《新城市危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吴楠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82页；
第211页。特朗普2016年大选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在经济贫困地区(比如铁锈地带)获得了原本支持民主党的选票。其次，美国经济之所以无法从经济危机中完全恢复，甚至陷入“长期停滞”，主要也是因为新城市危机。(64)理查德·弗洛里达：《新城市危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吴楠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82页；
第211页。郊区的瓦解增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加剧了贫富差距，成为美国中产阶级衰落的表现之一。相比大基建投资的规模与总量，制定新的城市发展战略，从而实现基础设施的组合效应并带动城市振兴，才是更为重要的实现可持续性增长的举措。具体而言，美国城市政治与政策导致的历史教训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政治理念、空间规划、社会治安。这是三个与社会冲突关联最为密切的领域。分析美国城市发展历程中酝酿和积累的冲突因素，这三个领域分别代表着行动理念的源头因素、规划干预方向偏差的空间因素以及治安失守的底线因素，可以将三个领域的问题表述为“理念失灵、规划失误、治安失序”，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是从政治体制、关键政策与社会稳定等三个维度来讨论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重要动因。

(一)理念失灵：新自由主义城市政治理念及其“治理失败”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美国城市政治具有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但当美国城市面临全球化带来的转型挑战之时，不仅没有能够像前两次一样适应新的挑战，反而走向了错误的方向——新自由主义城市政治。美国城市第二次转型所遗留的社会空间分割与种族冲突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又叠加了第三次转型所带来的中产阶层衰落问题，新的城市危机不断产生。新自由主义城市政治理念贯穿于城市政治体制设计、治理模式、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对美国城市空间变迁造成了长期影响。在城市政治体制方面，新自由主义的城市政治鼓励多元化乃至超级多元化的城市政治格局，最终导致碎片化城市政治现象，其严重后果是城市决策难以达成，竞选倡议沦为口号。在城市发展战略方面，新自由主义城市政治强调放松管制，强调市场的自由调节，大公司和大机构由此获得了竞争优势和话语权。在公共服务领域，新自由主义城市政治片面强调“多中心治理”与“合作生产”，忽视城市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这导致多中心之间往往难以协同，尤其难以在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的大量中低收入阶层聚居区发挥真正有效的治理效能，而这些地区大多为种族、移民、贫困、阶层问题叠加的衰败社区。事实上，追根溯源来看，“多中心治理”的核心理念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国家力量支撑下城市郊区化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在政策执行上过于理想化。在美国城市政治现实中，多中心治理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表述，难以高效适应快速变化的现实情况。否则，我们很难解释美国城市的郊区危机与城市冲突。

(二)规划失误：城市空间政策失误与城市危机

20世纪50年代，在联邦政府的政策支持下，美国城市更新与郊区蔓延同时改变了城市面貌。“在1949年《住房法案》(Housing Act)和1956年《联邦资助高速公路法案》(Federal Aid Highway Act)等一系列联邦公共政策的推动下，美国城市进入大规模城市更新和快速郊区化的时代，并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65)张庭伟：《1950—2050年美国城市变化的因素分析及借鉴》(上)，《城市规划》，2010年第8期，第39-47页。在城市更新方面，城市政府集中连片建设低收入公共住宅的空间规划思路，导致了后来的种族、贫困、阶层、住房等问题的叠加。在郊区化方面，推动建造大批量廉价工业化住宅，并与联邦政府的住房贷款计划捆绑。现代建筑技术与房地产金融第一次联合起来，形成了美国的“工业化郊区化”模式，即低造价、可支付、高供给的郊区化。然而，美国联邦住房局的贷款政策存在明显的问题：一方面，为了振兴经济，住房贷款只能用于郊区的新建住房而非老城区的二手房；
另一方面贷款存在着歧视黑人的状况，这是因为黑人的信誉状况普遍较低。所以，此战略在提升普通美国人住房条件的同时，客观上助长了美国中心城区的衰落与城市蔓延。

显然，上述空间政策的失误很大程度上助长了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危机，而60年代城市骚乱的结果是中上层白人继续向郊区迁移，而中心城区则沦为黑人和中低收入者居住地，这导致中心城区的税收减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进一步加剧了郊区化和城市空间的分割。虽然1968年的民权法案以及后续的城市复兴政策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城市危机，但难以根除巨大的冲突隐患。例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的“开放郊区运动”旨在破解大都市区内的阶层和种族隔离现象，但“由于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和种族歧视，开放郊区运动步履维艰，并最终走向失败”(66)孙群郎：《美国大都市区的阶级和种族隔离与开放郊区运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4-11页。。城市空间分割塑造了日益区隔的居住社区，塑造了酝酿种族冲突的“温床”，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居民的政治行为与政治效能感。(67)Matthew Desmond, Adam Travi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urvival Strategies among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8, 83(5), pp. 869-896.总体来看，美国的大都市化过程中“以中产阶级白人居民为主的郊区和以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或下层居民为主的中心城区成为迥然有别的‘两个世界’，中心城区地位相对下降，成为社会问题的中心。其矛盾与问题不断积聚，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先后爆发了两次遍及全国的城市危机。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城市政策有密切关系”(68)王旭：《当代美国大都市区社会问题与联邦政府政策》，《世界历史》， 2001年第3期，第4-13页，第128页。。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产业泡沫破灭与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不平等程度加深，郊区也开始出现贫富差距拉大，中心城区与郊区均出现“社区碎片化”现象。美国城市爆发新一轮冲突正是在上述政策因素的影响之下逐渐积累形成的。

(三)治安失序：警察系统与种族冲突

尽管美国种族冲突问题在民权运动之后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包括种族平等观念的普及，法律、司法、行政和教育等领域中的大幅度修正，这些举措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种族歧视的阴影往往在政治生活、教育、就业以及社会心理、习俗等方面存在重要影响，且形式更加隐蔽。(69)杨立文：《论美国黑人继续遭受种族歧视的症结及其出路》，《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第2-27页。在司法与警察系统中，种族歧视问题更加突出，且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问题。例如，美国司法部就明确对所谓“种族形象定性”问题下定义，即“警察对某人采取行动并认定其从事某种犯罪行动，仅仅根据其种族、族裔或原国籍，而不是其行为或获得的其他信息”(70)姬虹：《“司法对于我们少数族裔从来就不是平等的”——种族歧视在美国执法、司法领域中的表现》，《世界民族》，2006年第4期，第60-65页。。

当然，美国种族冲突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但无疑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城市政治理念与城市空间政策的失误，导致社会空间因素在美国警察系统的种族歧视问题上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城市政治将警察系统的功能定位为维持秩序，而且警察系统提供的安全保障服务又与税收有关。因此，中上层白人居住的相对富裕的社区更能获得安全保障，而大多数黑人、外来移民和低收入群体所居住的贫困社区则往往成为犯罪的高发区。久而久之，美国警察系统与城市犯罪组织之间会形成一种默契，导致美国城市犯罪的空间化特征十分明显。其中尤其以黑人社区犯罪问题较为严重，其原因既包括维持警员安全的“潜规则”，也包括白人长期歧视黑人的文化心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朱利叶斯·威尔逊曾指出，美国黑人之所以成为“真正的穷人”，是因为旧城区的阶级分化、社区效应与种族问题叠加在一起，形成了难以解决的城市社会难题。(71)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成伯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86页。

美国警察系统的种族歧视问题在某些州或城市较为严重。例如，2020年引发大规模冲突的“弗洛伊德案”中，明尼阿波利斯警方调查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至2019年的2013项针对警方的投诉之中，只有1.5%的投诉导致了停职、解雇或降职，而其他城市的这一数据则在5%—10%。(72)Curt Devine, Drew Griffin, Scott Bronstein, et al., “Minneapolis Police Are Rarely Disciplined for Complaints”, CNN Investigates, https://www.crossroadstoday.com, 2020-06-12.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发表声明，谴责警察滥用暴力、浪费金钱并希望解散警察局，但最终被市长所拒绝，后续该提议的修正案因遭到市长和市民的反对而进入新一轮讨论。(73)Audrey Conklin, “Replace the Minneapolis Police Department? City Council to Vote on Ballot Measure”, Fox News, https://www.foxnews.com, 2021-07-22.关于警察局预算削减的提议，也仅是对警察的数量做了限制，并没有对警察系统做出任何其他改变。(74)Solomon Gustavo, “What Minneapolis’ Budget Debate Actually Means — For the City, the MPD, and Future of Policing in the City”, https://www.minnpost.com, 2021-05-07.正因如此，美国警察系统不断成为引爆美国种族冲突的“引线”，而缺乏有效改革的警察系统也构成了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上，在三大宏观结构性根源的背景下，深入到城市层面分析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城市政治理念的治理失败、城市空间政策失误以及警察系统缺乏有效改革这三个原因构成美国新一轮城市社会冲突的重要解释维度，是中观层面的结构性根源。

面对当前美国的城市社会冲突与“新城市危机”，拜登政府的核心目标是复兴美国中产阶级并以此增强美国经济的可持续性，这些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城市发展相关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与特朗普政府侧重美国工人与农民阶级不同，拜登明确提出所谓“中产阶级外交”(75)韦宗友、张歆伟：《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21年第4期，第93-109页。，以及通过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来重振美国经济，即侧重于通过国际经济政策调整和国内积极的财政干预政策来改变中产阶层萎缩困境。这些政策的影响范围显然将主要聚焦于人口、产业最为密集的城市群、都市圈区域。其中，涉及城市区域长远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真正具有结构性和长历时性影响的政策举措。拜登政府一上台就提出4万亿美元(后改为3.5万亿美元)的改造美国计划(76)黄亚生、道格·克里斯蒂塞洛、刘小华等：《“拜登新政”的影响、评价及其前景展望》，《国际金融》，2021年第7期，第3-11页。，该计划不仅包括大基建计划，还包括更为广泛的社会发展项目以及“城市复兴战略”，其政策目标直指社会日渐扩大的不平等与城市危机。但两党就“大基建”的内容产生分歧，共和党坚持认为拜登的大基建计划需要“瘦身”，只应包括道路、桥梁、港口、机场和电信基础设施。(77)Andrew Restuccia, Tarini Parti, “Biden’s $2.3 Trillion Infrastructure Plan Takes Broad Aim”, Wall Street Journal, 2021-03-31.因此，拜登政府的应对举措能否实现，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除联邦层面的政治因素外，在地方的具体实施层面，大基建计划所需资金是一个巨额数字，且就基建项目而言，其选址、环评、拆迁、应对不同社会群体意见等过程将导致时间和金钱的不断加码，这也是上述城市治理层面理念失灵导致的后果。因此，项目实施过程会否如波士顿中央动脉隧道工程那样，仅2.4公里就花费220亿美元，且耗时15年才勉强建成，难免令人产生疑问。当前美国城市基础设施老化严重，铁路系统参差不齐，水和能源系统面临较大压力，农村和低收入社区缺乏网络基础设施。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在其2017年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基础设施平均等级为“D+”，这意味着普遍低于一般标准。据该组织估计，到2025年，美国基础建设缺口总额将超过2万亿美元，如果不能解决资金缺口，将可能导致近4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78)James McBride, Anshu Siripurapu，“State of U.S. Infrastructure”,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state-us-infrastructure, 2021-04-08.由于当前美国大规模举债，且因新冠疫情采取了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过多流动性，并且已经出现通胀趋势，因此大基建计划的最终落地或将难免向富人增税，其难度可想而知。(79)杰弗里·萨克斯、赵廷辰：《美国应如何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国际金融》，2021年第6期，第15-18页。此外，拜登的大基建计划不但遭到了共和党的反对，也不出意料地被另一部分人认为不够“进步”，他们认为，美国需要面向未来数字经济与气候变化的新基建。因而，拜登大基建计划的真正实施将面临联邦和地方层面的双重挑战，其项目庞杂，耗资巨大，实施难度较高，充满了不确定性。

美国城市社会危机的根源是结构性的，拜登政府的短期经济刺激与社会发展政策仍然只能够起到缓解作用，更加重要的制度性改革，诸如扭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理念、调整产业结构、改革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城市治理体制、促进警察系统改革等，目前并没有进入拜登政府以及民主党长期战略议程的视野。因此，强化地方治理能力、增强地方治理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功能化”运作水平仍显薄弱。总之，从拜登政府的上述政策议程设定来看，其尚未意识到，抑或意识到也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以应对美国城市社会冲突的深层症结。虽然不平等的全球化与经济叙事可以发挥一时功用，但并不能长期有效，而大基建计划也无法解决根源性、结构性问题，甚至如果没有中观层面的社会共识、政治理念及其治理体系的重塑，大基建计划也很难高效执行。

当前美国城市社会冲突所表现出的规模与激烈程度显然已经超越历史上的两次大规模冲突，而且出现阶层政治转向与身份政治、种族冲突相互叠加影响的新趋势，其背后有新的、深刻的结构性根源。这不是简单的全球化与经济叙事所能够解释清楚的，而是美国民主体制内生逻辑发生变化、长期缺乏适应性改革的结果。

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在于城市与社区。美国城市社会冲突所暴露的不只是联邦层面的问题，其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则在于美国城市政治与政策长期被忽视，正是由于城市政治长期缺乏改革，才酿成了今日复杂难解的城市社会危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治理结构的影响以及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地方性事务通常被认为应主要由地方解决，美国的决策层、政策研究者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对城市政策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导致了城市郊区化的过程中缺乏统一规划，造成社会割裂、中产阶层衰落等后果。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弗洛里达在其著作《新城市危机》中所指出，“城市在经济发展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政策制定者却对它如此忽视，这种强烈反差令人忧心”(80)理查德·弗洛里达：《新城市危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吴楠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07页。，“城市政治与政策具有全局意义，对经济、社会有长期反作用”(81)张庭伟：《1950—2050年美国城市变化的因素分析及借鉴》(下)，《城市规划》，2010年第9期，第39-47页。。这种反作用体现在新一轮城市冲突之中，也体现在对美国经济可持续性复苏的影响之上。

美国城市社会冲突演变及其政策调整对中国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全球化过程中，虽然中国与美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但同样面临收入分配格局优化问题，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其次，随着中国城市化率提升到65%以上，大部分民众将居住在城市，因此应该更加重视城市政策、规划及治理，应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城中村治理，稳步推进城市更新，防止出现大范围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割，防范土地财政与住房金融化的潜在风险。最后，城市治理要增强治理的柔性和韧性，引导社会诉求有序表达，增强诉求回应的敏捷性。

我们仍需冷静地看到，尽管存在不少暴力事件和令人震惊的混乱现象，但美国城市社会冲突没有演化为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大多数示威、抗议和社会运动仍维持和平状态并遵守相应法律规则，冲突的结果促进了美国决策层的政策调整，有利于缓解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有利于缓和严峻的城市社会矛盾。美国城市社会冲突并未影响到美国民主制度的大框架和根本价值原则。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罗易同学对本文材料收集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猜你喜欢 冲突政治 基于合作博弈的多机冲突解脱算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22年5期)2022-06-06政治呵护只盯“短处”?——乾 县“政治呵护”重在政治激励当代陕西(2022年5期)2022-04-19耶路撒冷爆发大规模冲突环球时报(2022-04-16)2022-04-16“讲政治”绝不能只是“讲讲”当代陕西(2021年1期)2021-02-01“政治攀附”当代陕西(2019年12期)2019-07-12“政治不纯”当代陕西(2019年8期)2019-05-09政治不过硬，必定不可靠——政治体检不能含糊当代陕西(2018年24期)2019-01-21低空自由飞行短期冲突探测算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7年9期)2017-12-18论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与调解人间(2015年21期)2015-03-11“邻避冲突”的破解路径浙江人大(2014年6期)2014-03-20 相关热词搜索：结构性，美国，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