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创新：战略差异对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影响研究

○ 李永慧 郭 海 王栋晗

组织如何塑造自身的独特性，同时确保被社会系统所接受？这一问题富有挑战性。一方面，根据竞争战略理论，组织需要差异化战略定位，以建立竞争优势；
[1]另一方面，根据制度理论，组织需要寻求与既有规范、期望和实践的一致性，以获取合法性。[2]问题在于，组织寻求差异化可能会引致合法性挑战，而追求一致性则可能会加剧组织面临的竞争压力。这种差异化与一致性之间的矛盾张力被学者们理论化为最优区分问题，成为战略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科学问题。[3,4]

在早期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从单维视角出发，将差异化和一致性视为同一实体的对立两面，并提出战略平衡和战略取舍两种观点。[5-8]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呼吁基于多维视角推进相关研究，由此战略协奏观成为最优区分研究的前沿思想。[3,9]新近研究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第一，情境化成为发展最优区分研究的重要途径。学者们开始探索最优区分理论和战略协奏思想在平台组织、[10,11]产品创新、[12,13]社会责任[14]等不同情境中的具体策略，已有学者注意到孵化器所面临的差异化和一致性张力，[15,16]然而聚焦创业孵化情境的研究仍极为稀缺。第二，学者们开始重视识别最优区分的战略适用边界。[17-20]不过，目前围绕应对差异化和一致性悖论的战略权变性和作用机制的积累仍非常有限。

我国众创空间行业为最优区分研究提供了恰当情境。作为新型孵化器，众创空间近几年呈爆发式增长；
与此同时，面临竞争同质化、服务能力不足等挑战，甚至不少众创空间濒临倒闭。[21-23]对此，国务院发布明确要求，对众创空间实行优胜劣汰和质量升级；
科技部大力促进众创空间的专业化、差异化和多元化发展。基于此，本文认为，聚焦特定类型的众创空间，[24]深入探究如何塑造众创空间的战略独特性，从而提升其市场竞争力。据此，本文选取服务型众创空间为研究对象，基于战略协奏思想深入考察战略差异与众创空间绩效的关系。本文创新性地提出并检验了“守正创新”策略，发展了最优区分的战略协奏思想；
同时，通过识别两类调节因素背后的内部替代机制和外部协同机制，丰富了对最优区分战略边界条件的理解。

1.最优区分研究

最优区分聚焦一致性和差异化悖论，已成为战略领域的一组核心议题。[3,4,6]该议题的核心理论逻辑涉及源于制度理论的合法化机制，以及源于竞争战略理论的竞争机制。[20]其中，制度理论主张组织寻求一致性并受益于合法性，但可能会面临较强的竞争压力；
[2]而竞争战略理论主张组织寻求差异化并受益于减弱竞争，但可能会面临合法性挑战。[1]

早期研究倾向于将一致性（合法化）和差异化（竞争）视为对立两面，并出现了战略平衡和战略取舍两类观点。其中，战略平衡观主张战略差异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建议组织寻求适度一致性或适度差异化，通过在两者间谋求平衡以实现最优绩效。[6,8]战略取舍观则与战略平衡观相背，建议组织寻求高度一致性或高度差异化，进而凭借高合法性或低竞争压力优势，以实现最优绩效。[5,7]

Zhao等主张将对一致性和差异化悖论的探索从单维视角拓展至多维视角，从而提出了战略协奏观这一前沿思想。[3]战略协奏观认为，组织战略并非一个单维概念，而是涉及多战略维度间的协同。目前，文献中已浮现出三种战略协奏思想：第一，整合协奏。强调通过战略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使组织在整体上实现对一致性和差异化的协调。[3]第二，补偿协奏。建议组织在某个维度上高度一致，同时在另一维度上差异化，以寻求两个维度之间的互补。[3]第三，门槛协奏。强调情境条件给组织形成了一个必须跨越的合法性门槛，组织可以在跨越合法性门槛的基础上尽可能差异化，以实现最优区分。[9]

基于上述战略协奏思想，新近的最优区分研究开始尝试在不同实证情境中探讨组织操作这些理论思想的具体策略。由此，这些研究通过提出不同的情境化策略发展了战略协奏思想。总体来说，情境化成为发展最优区分研究的重要方向。需要指出的是，孵化器所面临的一致性和差异化张力也受到了学者关注，[16]但是聚焦创业孵化情境的最优区分研究非常稀缺。

此外，学者们开始重视探索最优区分有效性的边界条件。相关研究多从行业层面出发，识别出类别密度、[17,18]类别异质性、[20]产业生命周期[25]等权变因素。同时，也有研究立足组织层面，识别出企业年龄、[18]技术属性、[9]利益相关者特征[12,19]等权变因素。但是，围绕应对一致性和差异化悖论的战略权变条件的研究仍需丰富。

2.孵化器战略与绩效研究

孵化器通过向在孵团队或企业提供办公空间或业务发展支持等服务，促进新企业的生存和早期成长，从而形成自身竞争优势。[26]在“双创背景”下，众创空间成为一种新兴的孵化器形式，为创业项目提供商业服务、硬件设施和资金资源等各方面支持。[27,28]随着孵化行业的发展，孵化器之间竞争加剧，学者们开始呼吁从战略视角研究孵化器发展问题。[29-31]相关研究表明，孵化器战略与绩效之间呈现出不同关系，[26,32-34]可能受不同服务属性的影响。[35]例如，Vanderstraeten等发现，孵化器提供的部分服务有助于建立差异化优势，而有些服务只能帮助孵化器降低失败风险。[31]由此，学者们从两方面进行深入探索。第一，识别并关注孵化器战略定位中的悖论挑战。一些新近研究意识到孵化器所面临的差异化和合法化压力。[15,16]从差异化竞争压力看，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创业孵化活动中，提供与孵化器重叠或类似的服务，[36,37]孵化器之间的竞争因此不断加剧。从合法化压力看，由于孵化器具有很强的网络和生态系统嵌入性，[38]使其更易受到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影响。面对日益突显的差异化和合法化压力，一方面孵化器需要吸收重大技术变革和创新机遇，并做出服务供给和孵化模式方面的调整；
[15]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对孵化器的评价标准多样性，以及孵化器创新和变革所造成的自身意义碎片化，都可能引致孵化器的合法性挑战。[15]然而，现有研究对孵化器如何驾驭一致性和差异化张力，尚未提供多少见解。

第二，学者们从孵化器战略与绩效关系的权变性角度进行探索，但对权变机制的认知仍然有限。[29]从孵化器层面来看，孵化器的资源和能力基础可以对其战略效果产生影响。[39]从宏观环境层面来看，孵化器的战略效果取决于特定的技术和经济环境。[40]黄钟仪等深入机制层面研究发现，影响众创空间产出的政府、地区环境和服务等各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替代或互补关系。[22]也有研究试图通过关联孵化模式与绩效来探索孵化器的最佳实践方案，[41]但受到情境复杂性的影响，这项工作仍然很困难。[26]

可见，孵化器的差异化和一致性战略之间存在显著张力。在众创空间繁荣景象的背后，一系列瓶颈逐渐浮现。[21,23,42]结合最优区分视角，聚焦典型类型的众创空间，围绕其战略差异与绩效关系开展更多探索，将为最优区分研究发展和孵化器的战略定位提供重要启示。

1.实证情境与理论模型

在“双创”政策和创客运动本土化驱动下，许多众创空间秉持多样化服务供给、多主体参与理念，通过创新的管理实践，为创业孵化系统注入活力并建立了竞争优势。[28]但不少众创空间出现了同质化竞争、服务能力不足、依赖政府补贴等问题，生存挑战严峻。[21,23,42,43]这引发了实践界和学术界对众创空间的质疑与担忧。

根据先前研究建议，本文聚焦一类特定的众创空间，即服务型众创空间，对其战略定位问题展开探讨。[24]所谓服务型众创空间，即以创业咨询、辅导和培训等服务功能为主的众创空间。[24,42]本文聚焦服务型众创空间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面临的最优区分挑战更突出。早期孵化器较为强调空间和物业服务，随着孵化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升创业者知识和能力的高价值服务成为重点。[30,36]现阶段我国孵化行业已具备一定规模，地产型众创空间面临转型发展压力，而服务型众创空间处于上升期，此阶段的组织更加适用于最优区分研究。第二，更符合我国建设众创空间的初衷，且其发展形势严峻、亟待研究推进。与传统孵化器不同，众创空间的建设更加强调提升孵化对象的创新创业能力，并以提供相关软性服务为运营核心。[44]但是，部分众创空间存在目标偏位、投机套利等现象，为享受一系列众创空间激励政策，仅将传统孵化器重新包装挂牌为众创空间，而未在服务能力方面进行实际提升，与建设众创空间的目标发生偏离。[42,45]综上，本文聚焦服务型众创空间研究。[10,16,24]

本文识别无形服务和有形服务为服务型众创空间的两大业务维度。基于孵化网络研究的知识寻求观和资源寻求观，[35]本文界定无形服务是以培训咨询为代表的软性知识和技能服务，将支持入驻项目的商业启动；
有形服务是以空间和资金为代表的硬性资源服务，能够减少入驻项目的启动成本。[30]对服务型众创空间而言，无形服务是核心，而有形服务是基础支撑。基于此，本文将分析两维度在服务型众创空间战略定位中承担的不同压力，及其战略差异对绩效的不同影响。

本文借鉴“守正创新”思想及其蕴含的辩证统一关系，分析服务型众创空间如何协调其在无形服务和有形服务维度的战略定位以实现最优绩效。“守正创新”思想包括守正与创新两个方面：守正，即坚守正道，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创新，即创造性地认识和改造事物，是守正的目的和路径。守正与创新是不可分割、不能偏废的整体。有研究指出，组织可以在核心特征与边缘特征上合理配置资源，进而平衡一致性和差异化压力。[46-48]因此本文提出，无形服务指引服务型众创空间的方向，可以帮助服务型众创空间锚定身份归属并引导竞争优势建立；
而有形服务则为服务型众创空间实现超越形成支持并注入底层活力；
两个维度的协同帮助服务型众创空间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此外，本文从内部和外部孵化网络属性视角，选取孵化项目集中度和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作为调节因素，以探索众创空间战略的内外部协同效果。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2.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

从无形服务维度的战略属性来看，该维度是服务型众创空间的核心，对其跨越合法性门槛和建立竞争优势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无形服务是服务型众创空间区别于传统孵化器的重要身份标志，对组织锚定类别归属和获取合法性至关重要；
[44,48]另一方面，无形服务也是服务型众创空间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因此，服务型众创空间在无形服务维度上同时面临合法化和竞争压力，可以采取守正策略，以平衡一致性和差异化需求。

深入合法化机制和竞争机制层面进行分析可知，首先，随着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从低水平向中等水平变化，服务型众创空间的合法性损失较少，同时能够较快获取竞争收益。从合法化机制来看，由于合法性可接受范围的存在，战略定位具有一定的回旋余地。[6,20]服务型众创空间与政府或在位组织的关联，也能为其提供部分合法性基础。[49]所以，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水平的提高不会立即导致快速的合法性损失。从竞争机制来看，差异化战略定位有助于建立竞争优势，特别是在众创空间同质化程度高、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服务型众创空间寻求无形服务维度上的战略差异也是其获取竞争收益的有效手段。[21,43]所以，该维度战略差异水平的提高能够为其带来显著的竞争收益。由此，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由低水平向中等水平的变化能够对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随着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继续提升，服务型众创空间的合法性损失速度将会超过竞争收益增加速度。就合法化机制而言，服务型众创空间在无形服务维度上的高度差异化会使其战略定位超出可接受范围；
此时，受众对服务型众创空间的身份或完成使命的能力产生质疑，导致其合法性迅速下降。[2]就竞争机制而言，当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竞争收益对其继续增加的敏感性会有所降低；
换言之，竞争收益随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的增加而增加的速度有所减缓。[20]由此，随着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水平的持续升高，其对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影响将会由正转负。

综上，服务型众创空间在无形服务维度上需要平衡差异化和一致性需求，使服务型众创空间既不会因高度一致而面临过强竞争且难以吸引优质创业项目，也不会因高度差异化而被判定为不合法。[6,8]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无形服务维度的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呈倒U型关系

从有形服务维度的战略属性来看，该维度是服务型众创空间的基础支撑，既是对无形服务维度所锚定的组织身份的一种修饰，[48]也可以为释放创业服务潜力注入底层活力，进而提升竞争优势。服务型众创空间本质上是一种根植于特定物理空间的创业服务生态，但需要避免陷入类似“二房东”的陷阱中。许多众创空间不是缺少硬性资源，而是不知如何有效定位和运营基于硬性资源的有形服务，进而导致了空置率高和竞争力不足等问题。

具体而言，从合法化机制来看，服务型众创空间借助无形服务维度的适度差异跨越了合法性门槛，此时受众对有形服务维度的战略差异会表现出更高的容忍度，即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引致的合法性损失很少甚至可以被忽略不计。[9]从竞争机制来看，服务型众创空间可以借助有形服务维度的战略差异强化自身独特性，特别是在当前创业创新氛围浓厚的情形下，差异化压力更加凸显，组织需要在合法的基础上尽可能差异化。[9]一方面，当组织寻求高度差异化时，可能产生足以覆盖成本的收益并提升组织绩效；
[7]另一方面，众创空间是一种典型的平台组织，[21]平台只有在与竞争对手存在高度差异时才能保持充分的市场距离，进而提高平台绩效。[5,10]

综上，服务型众创空间在借助无形服务维度奠定合法性基础的同时，需要在有形服务维度上寻求高度差异化的战略定位，以扩大竞争优势并获取更优绩效。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有形服务维度的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3.孵化项目集中度的调节作用

网络效应对众创空间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11,21]众创空间的孵化网络可分为其与入驻团队或企业形成的内部孵化网络，以及其与外部资源提供方形成的外部孵化网络。[24]特别是，孵化器的战略定位需要考虑与内外部属性的匹配性。[31]因此，本文从内部和外部孵化网络属性出发，对应选取孵化项目集中度和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作为服务型众创空间战略差异与绩效关系的调节因素。

孵化项目集中度是众创空间内部孵化网络的一种重要属性。孵化项目集中度是指众创空间入驻项目具有某类相似经验成员（如大学生、留学归国人员、科技人员、外籍人员、企业高管）的集中程度。当孵化项目集中度较高时，众创空间入驻项目的创始成员们可能具备较为聚焦甚至相似的经验认知。此时，服务型众创空间可以借助孵化项目创始成员均具有特定部门经验的身份属性来构建区分性，进而分担其通过业务维度战略差异来跨越合法性门槛和吸引优质参与者的压力。换言之，孵化项目集中度可以通过对业务维度战略差异的内部替代机制，弱化服务型众创空间战略差异对绩效的影响。

具体而言，孵化项目集中度的提高会削弱合法化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作用，进而弱化战略差异与绩效的关系。从合法化机制来看，孵化项目较多集中于特定部门将会增加众创空间在部门相关受众眼中的合法性，使服务型众创空间战略差异引致的合法性损失变弱。[10]组织类别与产品类别是标记组织身份的两种重要方式。[48]对服务型众创空间而言，孵化项目集中于特定部门将有助于标记其组织身份，进而弱化了其借助服务供给来标记身份和获取合法性的压力，即孵化项目集中度通过内部替代机制削弱了合法化机制的变化。从竞争机制来看，孵化项目的集中不利于衍生出多样化和创新性的创意以强化服务型众创空间竞争优势。在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创业环境中，孵化项目涉及多种部门反映了入驻团队在知识、技能和经验等方面的差异，将有利于创业者加深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和理解，进而有助于孵化项目创造价值。[50,51]与此相反，孵化项目的集中会限制入驻团队的创新余地，不利于孵化项目发掘和利用众创空间所提供服务的价值，使得众创空间业务维度战略差异引致的竞争收益变弱。

因此，当孵化项目集中度较高时，服务型众创空间的特定部门身份会通过内部替代机制削弱业务战略差异引致的合法化损失；
同时，孵化项目集中度背后的知识和经验局限性，也会削弱服务型众创空间业务战略差异为其带来的竞争收益。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孵化项目集中度弱化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关系

H3a：孵化项目集中度弱化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倒U型关系

H3b：孵化项目集中度弱化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正相关关系

4.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的调节作用

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是众创空间外部孵化网络的重要属性之一。众创空间服务支持和区域创新环境支持是新创企业获取资源的两种途径，众创空间服务支持的贡献可能取决于区域创新环境的发展水平。[34,52]因此，服务型众创空间作为弥补创新创业环境建设不足的一种中介机构，[38,41]与区域创新环境之间存在外部协同机制。

具体而言，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的提高会加剧合法化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作用，进而强化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间的关系。从合法化机制来看，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较高意味着区域内存在更多与众创空间提供重叠服务的主体，[26,37]由此受众对服务型众创空间的期望和要求也会更加明确。加之政府和行业监管压力同样会随着创新环境建设的完善而提高，[36]当服务型众创空间战略差异水平超出受众的可接受范围时，将会引致更严重的合法性损失，即合法化机制的作用随着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的提高而被增强。从竞争机制来看，服务型众创空间可以借助与创新环境的外部协同机制来强化竞争收益。一方面，当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较高时，环境中存在更多有利于创新创业的要素，[52]服务型众创空间可以通过吸收环境要素到其差异化战略中，以形成更高的竞争收益；
另一方面，区域创新环境建设的完善能够降低新创企业的搜索成本和资源获取难度，进而弱化新创企业对众创空间的依赖性，并加剧服务型众创空间之间的竞争强度。[31,53]而行业内竞争压力的增大也将加剧合法化机制及竞争机制的作用。[17,18]

因此，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的提高加剧了服务型众创空间战略差异引致的合法性损失及竞争收益。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强化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关系

H4a：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强化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倒U型关系

H4b：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强化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正相关关系

1.样本和数据

我国众创空间发展以2015年为元年，在2016-2018年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年增长率均在20%以上，而2019年增长率降至15%以下。因此，选择2016-2018年的样本更符合最优区分研究需要。本文数据来源于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以下简称火炬中心）对全国众创空间运营情况的统计调查。相关统计调查工作始于2016年，并从2017年开始启用了相对连贯的统计指标。同时，考虑众创空间的快速发展时期，本文选用了火炬中心于2017-2019年统计的2016-2018年众创空间运营数据。首先，研究团队依据众创空间在账号、年龄和成立年份三方面填写的内容规范性进行数据清洗工作。清洗后得到包含16673条有效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其次，受Dushnitsky等研究启发，[53,54]本文通过聚类分析筛选样本。在具体操作中依据各类收入占众创空间总收入的比例，判断众创空间的服务侧重点，以识别不同类型的众创空间。聚类结果呈现出三类众创空间：第一类众创空间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培训咨询等无形服务，平均收入占比76.77%，对应服务型众创空间，涵盖4552条观测数据；
第二类众创空间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基础设施等有形服务，平均收入占比66.63%，对应地产型众创空间，涉及5525条观测数据；
第三类众创空间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财政补贴，平均收入占比80.39%，涉及4924条观测数据。根据前述最优区分研究契合度和众创空间实践现状，研究采用第一类众创空间作为样本。此外，本文使用的区域数据来源于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

2.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本文从孵化绩效的角度理解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
采用在孵团队和企业获得的社会投资额作为测量指标，并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社会投资额是指统计周期内，众创空间外部的各类团体、组织、机构对众创空间内在孵团队和企业的投资总额。该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第一，根据先前研究建议，衡量众创空间经济效益具有挑战性，一种备选方式是通过在孵团队和企业的生存和成长情况来衡量孵化绩效。[55]第二，在孵团队或企业能否得到来自众创空间外部的社会投资，经常被作为判断其能否毕业的重要标准。[33]依据Allen等的建议，应该从孵化器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视角对孵化器绩效进行考察。[26]而社会投资额能够反映利益相关者对创业项目价值或潜力的评价。[33]因此，通过在孵团队和企业获得的社会投资额来测量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是恰当的。

（2）自变量

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和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本文依据Deephouse的做法，[6]使用战略偏离度来测量无形服务和有形服务维度的战略差异。首先，借鉴学者们对无形和有形服务内容的说明，[32,36,49]无形服务主要涉及培训和咨询服务，有形服务主要涉及空间和资本服务。因此，对于无形服务维度，使用众创空间举办创新创业活动次数、开展创业教育培训次数、导师数量、提供技术支撑数量及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活动次数进行测量；
对于有形服务维度，则使用众创空间提供工位数、众创空间自身投资进行测量。其次，使用焦点组织每个子维度与该维度行业一般水平的绝对差值的标准差加和，来计算战略偏离度。[6]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按照省份计算每个服务项目的区域平均水平；
第二，计算每个服务型众创空间各项服务的供给情况与区域平均水平的偏差绝对值；
第三，对偏差绝对值进行标准差标准化处理；
第四，按照无形服务和有形服务维度，对标准化后的偏差值进行加总，分别得到两个维度的战略差异。

（3）调节变量

孵化项目集中度。本研究基于常用的赫芬达尔指数来构建集中度指标。在产业组织理论中，赫芬达尔指数常被用以测量产业集中度；
而在创业研究中，赫芬达尔指数也被用于测量组合创业程度。[56]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对孵化项目类型的划分，包括大学生创业项目、留学归国创业项目、科技人员创业项目、大企业高管离职创业项目、海外项目。借鉴相关计算方式，研究使用服务型众创空间内各类孵化项目数量在孵化项目总数中占比的平方和来测量孵化项目集中度。

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本文使用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来反映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是指全社会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是政府建设区域创新系统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40]可以体现区域创新环境建设及创新资源可得性水平。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本文采用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即该项经费支出占各省GDP的比重来测量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

（4）控制变量

根据Allen等研究框架，[26]可能影响孵化器绩效的因素还涉及结构、政策、基本特征和环境等方面。第一，在基本特征方面，本文对服务型众创空间的年龄、规模、是否国家备案进行了控制；
其中，规模通过众创空间服务人员数量（众创空间规模）和租户数量（孵化规模）两方面来反映。第二，结构上可以体现在所有权和管理权两个方面。因此，本文对众创空间是否为科研院所创办和是否由国有企业运营进行了控制。[30,37]第三，政策上体现在利益相关者政策和进入退出政策两大方面。因此，本文通过众创空间自身是否获得融资来反映其是否受到融资方的较大影响，[23,53]并通过项目平均入驻周期来代表其进入退出政策情况。[36]第四，在环境方面，本文控制了众创空间是否位于国家高新区。此外，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技术，以控制其他区域层面和时间层面未观测因素的可能影响。

1.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所有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结果。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来看，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显著正相关，孵化项目集中度、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描述统计结果初步说明，本文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表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2.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STATA固定效应回归分析进行假设检验。表2报告了主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模型1为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2-4为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主效应检验模型。其中，模型3的结果显示，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分别显著为正（β=0.187，p＜0.001）和显著为负（β=-0.026，p＜0.001），说明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假设1得到支持。同时，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222，p＜0.001），假设2得到支持。此外，模型4结果表明，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二次项的系数不显著，即排除了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也存在倒U型关系的可能。

表2中的模型5为孵化项目集中度的调节作用检验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二次项和孵化项目集中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015，p＜0.1），说明孵化项目集中度弱化了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倒U型关系。假设3a得到数据支持。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和孵化项目集中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β=-0.073，p＜0.1），表明孵化项目集中度弱化了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假设3b得到数据支持。

表2 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调节效应，本文进一步绘制了孵化项目集中度在均值上下一个标准差的高值和低值时的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关系图。图2显示，当孵化项目集中度由低向高变化时，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倒U型关系变得平缓。图3显示，随着孵化项目集中度由低向高变化，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正相关关系趋于平缓。假设3a和3b得到了支持。

图2 孵化项目集中度对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3 孵化项目集中度对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2中的模型6为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的调节作用检验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二次项和区域创新环境建设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β=-0.017，p＜0.05），说明区域创新环境建设强化了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倒U型关系。假设4a得到数据支持。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和区域创新环境建设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078，p＜0.1），表明区域创新环境建设强化了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假设4b得到数据支持。

当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分别处于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高值和低值时，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关系变化如图4和图5所示，分别表明当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由低向高变化时，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二次项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倒U型曲线变陡，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变陡。由此，假设4a和4b得到了支持。

图4 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对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5 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对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3.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别解决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和样本自选择引致的内生性问题。首先，针对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之间可能的互为因果关系问题，借鉴相关研究做法，[57]以滞后一期的无形服务和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结果显示，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倒U型（β=-0.032，p＜0.05）和正相关（β=0.307，p＜0.001）关系仍然得到数据支持，表明不存在显著的互为因果关系干扰。其次，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缓解可能存在的样本自选择问题。鉴于战略定位会受到同一地区内其他组织的影响，[19]因此借鉴相关研究做法，采用无形服务和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的地区均值作为选择变量。[58]结果显示，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以及孵化项目集中度和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的调节效应，仍然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在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之后，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2）替换样本

鉴于孵化器成立初期的关注点更多在于获得场地控制权和吸引初始入驻对象，第二阶段开始转向战略性地培育新企业。[27]因此，本文进一步筛选成立一年以上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更好地反映服务型众创空间的理性战略选择。结果表明，替换样本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结果一致（限于篇幅，相关数据表格备索）。

（3）替换分析方法

另，本文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19,22]QCA方法已被用于混合研究设计，可从前因复杂性、路径等效性等方面与回归分析方法形成良好互补。[59]首先，借鉴先前研究采用变量的高、中、低值或离散度量值作为校准点的做法，[60]本文采用各个变量的最大值、中位数、最小值开展校准工作。其次，考虑到回归分析中涉及控制变量，包括众创空间年龄、众创空间规模、孵化规模、项目平均入驻周期等，本文筛选出上述控制变量数值均落在一个标准差范围内的样本进行后续构型分析，以减弱控制变量的影响。最后，研究使用fsQCA 3.0软件进行分析。

对比fsQCA结果与回归分析结果（限于篇幅，具体结果略去备索），可以发现存在较多相似之处。从构型1来看，高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低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二次项的组合，有助于产生高绩效，即假设1得到了构型支持。从构型2来看，低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二次项和高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的组合有利于产生高绩效，即假设1和假设2再次得到证据支持；
同时上述组合在低孵化项目集中度的条件下更能对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即假设3a和3b得到了支撑。从构型4来看，高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低孵化项目集中度与低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二次项的组合能够引致高绩效，进一步支持了假设3和假设4。因此，上述构型再次印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立足我国创业孵化情境，选取服务型众创空间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不同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关系，以及内外部孵化网络属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无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呈倒U型关系；
第二，有形服务维度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第三，孵化项目集中度弱化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关系；
第四，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强化战略差异与服务型众创空间绩效的关系。

1.研究贡献

（1）对最优区分研究的贡献

第一，本文提出并验证了“守正创新”策略，发展了最优区分的战略协奏思想。随着最优区分研究由单维视角向多维视角的拓展，[3]战略协奏思想及其与不同情境的融合发展成为前沿。[11,13,14]鉴于孵化器面临突出的一致性和差异化张力，[16]但是鲜有研究探讨孵化器如何应对该困境，本文识别了服务型众创空间不同维度的战略角色并提炼出“守正创新”策略。由此，本文基于创业孵化情境，为组织寻求最优区分提供了“守正创新”策略，在响应了补偿协奏和门槛协奏思想的基础上，[3,9]从操作策略和情境化方面丰富了最优区分研究。第二，识别了内外部孵化网络属性的调节效应，以及潜在的内部替代机制和外部协同机制，为明确最优区分的战略边界条件做出贡献。本文通过识别孵化项目集中度体现的特定部门身份对“守正创新”策略的内部替代机制，以及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所提供的创新创业要素与该策略的外部协同机制，阐述了最优区分的战略边界条件及其影响机制。由此，本研究响应了学者们的相关呼吁，[12,17,20]并发展了对最优区分战略协奏思想适用边界的理解。

（2）对创业孵化研究的贡献

一方面，本文通过探索服务型众创空间基于不同属性业务，如何战略性地应对一致性和差异化张力，推动了孵化器战略定位研究。先前研究虽有关注但尚未充分探讨孵化器战略定位中的一致性和差异化悖论，[16]但是创业孵化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孵化器面临的合法化和差异化压力愈加突出。[15,23]因此，本文将最优区分思想纳入众创空间战略定位研究中并提出“守正创新”策略，发展了先前研究对不同类型服务可以在孵化器战略中发挥不同作用的理论认知，[22,49]并为服务型众创空间的定位战略提供重要启示。另一方面，本文识别了服务型众创空间战略与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机制，贡献于创业孵化载体最优实践的探索工作。先前研究已通过关联孵化器的战略与绩效，尝试归纳孵化器的最优实践，但是研究结论多样，[34,41]孵化器最优实践的研究工作难度较大且进展缓慢。本文对内部替代机制和外部协同机制的阐述发展了对影响众创空间产出的机制讨论，[22,23]并结合最优区分思想推动了创业孵化载体最优实践的探索工作。

2.实践启示

针对我国众创空间繁荣景象背后的同质竞争和大量倒闭现象，本文立足战略视角并引入最优区分思想开展研究工作，研究结论将为我国创业孵化行业的长期发展提供有益启示。第一，本研究有助于服务型众创空间管理者设计有竞争力的定位。众创空间管理者同质化识别各类服务维度的战略定位决策，可能不如考虑多维服务异质性的战略决策更加有效。本文提供“守正创新”战略选项，一方面帮助管理者区分不同属性业务在组织获取合法性和独特性过程中的不同角色；
另一方面明晰了管理者如何在不同业务维度上采取不同的战略定位，以建立自身竞争优势。

第二，为众创空间管理者如何综合组织内外部因素开展战略工作提供建议。一方面，服务型众创空间可以参照行业普遍实践，并通过不同维度上的适度差异化和高度差异化来拟定自身的战略定位。另一方面，当孵化项目集中度较低或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水平较高时，服务型众创空间管理者需要更加重视协奏不同业务维度的战略定位，以有效吸引价值共创伙伴的注意并构筑自身优势。

第三，为创业孵化行业的其他参与者提供了启示。当资源持有者选择是否对某个服务型众创空间做出资源承诺，或当创业团队选择是否入驻某家众创空间时，可以借鉴最优区分思想对服务型众创空间的竞争力做出合理评价。研究结论也启发地方政府，在构建区域创业生态系统时，应该考虑孵化器建设举措与其他创新创业支持政策之间的协同效果，避免盲目增加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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