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互动视角下群体信任的影响机理与促进策略

党宝宝，周雨田

(1，2.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兰州 730070)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群体间的交往交流日益密切，信任成为群体交往的核心要素。“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信任问题再次凸显，且由信任危机引发的公共性事件也越来越频繁，大大降低了民众的集体安全感和社会满意度，也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各国经济与社会秩序遭遇危机，如何建立平等对话、合作互利的国际关系，信任成了国际共商对话的基础。

信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群体信任有助于促进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创造社会财富，促进经济繁荣；
群体信任有助于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增强社会各领域广泛联系的基础；
群体间信任与团结大大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1]。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任何个体的行动实践都不可能脱离社会或群体的信任，共存共进的社会生活需要信任[2]，信任在铸造个体成就与毕生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互动即社会相互作用，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之间在心理上、行为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是理解群体信任的纽带。通过群体间互动的向度、深度、广度和平度，可以更好地理解群体信任的建立过程和作用介质，有助于揭示群体信任在经济、文化、科技及心理等方面产生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社会行动过程。因此，本文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分析群体信任的影响机理与促进策略，为建构信任型社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群体信任的内涵

群体信任是影响群体凝聚力的核心变量。社会互动理论认为，群体之间只有发生了相互依赖性的行为时才存在互动，并通过信息传播产生社会影响，同时作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3]。社会互动中，个体会参照内群体成员的经验建立互动关系，以他人充分的安全感和善意信念为情感纽带，通过人际互动与合作提高社会效率和社会整合度，本质上是社会资本[4]91。哲学家认为群体信任是群体成员对某种不确定事件大胆确定的过程，心理学家把群体信任看成一种群际互利行为或是对外群体成员的积极期待，社会学家则把群体信任看作是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的利器，而经济学家认为群体信任是降低双方交易成本的手段。无论从哪种学科视角，群体信任的建立都体现了三种特性：(1)群体信任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以群体信任建立的交易或合作关系要求群体双方承担风险后果；
(2)群体信任是基于对他人可信度的判断，其建立往往是以先前的信任经历和社会认知为线索，获得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感知；
(3)群体信任存在背叛性和脆弱性，持续建立的群体信任关系可能随时遭到瓦解或被摧毁[5]。

群体信任不同于人际信任，群体起初建立的信任往往低于人际信任的起始水平，群体信任比人际信任更难建立，更易遭到破坏且不易修复。群体信任模型(Intergroup Trust Model，简称IGT模型)通过分析信任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提出了群体信任的五维度模型假说，即能力(competence)、诚实正直(integrity)、同情(compassion)、和睦共处(compatibility)和安全(security)。IGT模型将群体信任分解为对目标群体的信任和群体关系两部分，安全是群体信任的上位概念，是群体信任的基本前提；
群体信任的内部要素是对群体能力的认可和诚实正直关系的建立；
群体关系中的同情与和睦共处则是群体信任的交往策略。这些维度之间是连续、共存的整合体，它们之间相互依存且存在着因果关系[6]。虽然IGT模型主要用于解释群体冲突或者群体关系紧张情景下的信任现象，但为理解群体信任的内涵及构建群体信任理论模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图1 群体信任模型

(二)群体信任的作用

社会互动与合作时，不同群体为了共同利益驱使各自建立平等对话的关系，搭建互信共赢的交往方式，几乎所有的群体合作与交易都离不开信任的支撑。从社会互动产生的意义和本质分析，群体信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群体信任使得群体合作与利他行为的发生越来越频繁，让群体关系更为紧密、牢固，提高了社会成员共同协作的能动性，使得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合作得以可能，加速了财富积累，促进了社会繁荣，也使“风险社会”中的异质性群体逐渐走向团结、融合；
(2)群体信任力的传播，使不同群体成员产生归属感和依赖感，增强了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水平，有利于培育共同体意识；
(3)群体信任增加了不同类属群体的安全感，减少了群体猜测、压抑和提防，拉近了群体间的心理距离，让不同群体成员自由地分享共同的情感和理想；
(4)群体信任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力量，降低了群体合作的成本，规避了群体间的矛盾与摩擦，是超越法律和制度约定的道德工具，有助于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有效抵御造假、欺诈等失信现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7]。总之，积极的群体信任为群体接触与合作奠定了基础。在国际局势变革时期，更需要加快群体信任的建构，加速地区间在能源、通信、金融等领域中的合作，将互信互惠的理念传向全世界，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

依据社会互动的单元主体，无论是互动的个体还是群体，信任的发生过程及其作用往往存在于社会互动中。文献研究发现，群体信任的影响因素涉及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变量，如个体层面的信任经验、隐形偏见，群体层面的接触程度、群体地位、威胁与认同等，社会层面的社区文化氛围、制度性信任与社交媒体的互动状况等。

(一)个体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体的信任经验。个体建立信任时会依赖先前的互动经验，如先前接触时获得的刻板印象，当个体对群体互动的前景越乐观时，越容易产生较积极的信任感知。Robbins等人通过情境实验，验证了此假设。他们认为，操作精良的实验室研究很难建立与现实社会相一致的信任情景，无法真实测量个体的信任变化，主张在模拟化的现实情景中收集有关信任的数据。因此，通过模拟“汽车修理”和“学生课题小组项目”两种实验情景，分别提出“在汽车维修过程中工人是否以次充好，收取高额费用从中获利？”“小组成员是否都分配到了学习任务？”等问题，操纵“双边与单边交换”“市场与非市场交换”“有形与无形资源”“相互依赖与相互依存”“可转让与不可转让的货物”等实验条件，检验个体信任的建立是否会依赖于情境特征或个体特征(信任经验)，结果发现，个体对社会的信任是由平时所积累的信任经验决定的，对特定人物或事件的信任经验影响着个体对其信任的水平及回应的行为方式。也有研究揭示了不同信任经验个体的信任感变化情况，发现相对于来自低信任水平地区的个体而言，高信任水平地区的个体会更容易对他人产生信任感[8]。这些研究均表明，个体的信任经验会影响人际信任或群体信任的生成与建构。

第二，个体隐性偏见。内隐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过去的经验虽不能被个体所意识到，却是个体如何解读他人行为的内在参照线索，是个体社会行为判断的认知依据[9]。群体交往时，个体内隐认知及隐性态度会被自动激活，构成其对外群体信任评价的经验。随着理性群体交往策略的普及和社会道德规范的规约，互动时的显性偏见正在逐渐减少或变得更加隐蔽，但隐性偏见却持续地、直接地影响着信任关系的建立。当社会文化中有明确反对偏见和歧视的制度或规则时，个体趋近于有意识地避免公开表达外群体偏见；
当社会规范中的群体行为准则模糊时，个体的隐性偏见逐渐外显化，行为上的偏见表达会更直接。目前，学者们关于隐性偏见的测量还存在一些争议，一是缺乏具有合理性、代表性的测量群体；
二是还没有开发出具有高诊断力的内隐测量工具；
三是还没有很好地理解隐性偏见与外显行为之间的变化关系，致使不能客观地揭示个体隐性偏见与群体信任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10]。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个体隐性偏见通过个体的知、情、意和行影响着其对群体信任的建立。因此，群体信任建构的难点也在于如何消除或弱化个体的隐性偏见，避免心理及行为上的隔阂。

(二)群体因素的影响

第一，群体接触程度。研究已经证实，直接的、广泛的跨群体友谊——拓展性接触(extended contact)和间接群体接触——包括替代性接触(replaced contact)和想象性接触(imagining intergroup)——对群体信任的建立、维持和瓦解都起着重要的作用[11]。通过直接的群体接触，个体感受到了群体交往的情绪情感，并通过建立亲密、友好的同伴关系，改变先前持有的片面的、固着的与消极的社会认知，使群体信任得以建立[12]。拓展性接触假说认为内群体成员在外群体成员中有自己的朋友时，会重新评估外群体的风险程度，降低群体焦虑感，更多地意识到外群体的积极品质，提升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感。替代性接触是通过观察他人之间的接触行为，达到群体接触的目的和效果，以此提升群体信任感，降低威胁。想象性群体接触则是在心理上模拟、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的互动情境，能激活个体在真实情境中与外群体成员互动时的信任经验，减少了群体信任建设中的社会成本。总之，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都会影响群体成员彼此的了解与共情程度，成为制约群体信任的直接因素。对于被污名化的特定人群，虽然群体接触程度能直接预测对外群体评估的结果，但是，其群体信任的增量却是有限的[13]。

第二，群体认同。群体认同是个体对自我归属于某一群体的认可以及个体身份所具有的价值和情感意义的理解，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群体认同对群体信任的影响需要辩证分析，一方面，具有高群体认同的个体所产生的内群体信任，可能会降低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认为内群体成员比外群体成员更值得信任，更愿意做出冒险的举动和行为[14]；
另一方面，高内群体认同让内群体成员之间合作时，倾向主动承担更多的风险，对内群体成员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与信任，合同与契约往往被口头承诺所取代，却往往导致交易风险的增大。社会认同的研究已经表明，当个体持有较高的群体认同水平时，他们会将自我内心和人格倾向弱化，以便更好地适应与趋从该群体，产生群体依附感，而对外群体成员持有更多的偏见，降低对外群体的信任。因此，群体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所伴随的群体观念、社会判断和群体情绪等，最终会影响对个体、外群体的合理判断。固着化、片面化的社会信念更牢固，势必造成群体信任的丧失，甚至瓦解先前建立的信任关系。

第三，群体威胁。群体威胁是群体关系中的消极变量，会导致群体认知的失准，认为外群体成员怀有敌意、善于操纵他人，群体互动时会变得谨慎、抗拒和不信任[15]。整合威胁理论(integrated threat theory)认为，消极的群体态度与信任是来自于对群体外成员感知到的威胁预测的(现实威胁、象征性威胁、群体焦虑和消极刻板印象)。现实性威胁是个体对群体占有的物质资源以及群体本身安危等方面产生的威胁感知；
象征性威胁则是对群体价值观、群体地位等方面感受到的威胁。因此，群体威胁成为个体能否信任外群体的重要心理常量，在预测群体互动行为及后果方面至关重要；
同时，群体威胁对群体信任的调节作用机制，还取决于威胁源是来自内群体还是外群体，当内群体威胁升高时，内群体信任和凝聚力也随之下降。

第四，群体地位。群体地位的高低影响着成员社会活动中群体话语权的威信以及群体利益与资源分配的均衡性，群体信任会因为群体利益分配的问题而遭到瓦解。恶性社会竞争中，高地位群体掌握了话语优势，可能占据更多的资源，低地位群体恰好相反。资源分配不均及贫富差距等问题一旦被激化，势必影响地区安全。倘若高地位群体占有更多资源时，他们要求获得更多利益，这是低地位群体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优先考虑的因素；
然而，高地位群体会担心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地位以及话语权等受到低地位群体的冲击，会扩大资源占据优势，低地位群体会因此遭遇非公正的待遇。甚至，当高地位群体成员向低地位成员提供帮助时，低地位群体有时会拒绝其给予的帮助，群体利他或互助行为受群体地位的影响而失去原本的社会意义。一项调查研究揭示了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籍犹太人的信任以及他们对以色列籍犹太人提供帮助时的反应倾向，结果表明，低地位群体对高地位群体越信任时，其对互助行为的反应越积极，信任关系的建立也越容易[16]。

(三)社会因素的影响

第一，社区邻里关系。社区是人们日常互动的空间领域，它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要素：一是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联系密切的、相互交织的网络关系；
二是有一套社区成员共同约定和遵守的价值规范、社会身份与文化系统[17]。社区不仅是群体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阵地，是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场域，也是培养群体信任的基本单位，和谐的社区邻里关系有助于提升社区成员的信任感与安全感。Yuan等人的研究发现，存在威胁性和危险性的社区中，个体更容易产生焦虑、愤怒和抑郁的负性情绪，导致邻里间的信任水平降低；
与那些住所稳定的家庭相比，流动性较大的社区成员，邻里互动时投入的信任感往往较低，如外来移民的涌入会大大降低社区居民的群体信任水平[18]；
在族群身份异质性较高的社区中，邻里交往频率往往较低，相应的邻居信任水平也普遍较低。

第二，制度性信任。制度性信任是以制度规范为中介，使群体互动不再拘泥于血缘、地缘因素，组织间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信任的建立有了制度的保障，改善了以情感为纽带建立的脆弱的人际信任；
制度性信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使信任突破了人际范畴，实现了普遍性的社会信任。一些关于社会制度、公共机构与社会信任关系的研究表明，健全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信任建构的基础，社会制度并不是直接促进了信任的建立，而是创造了信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环境。通过法律、制度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目的在于提升社会成员之间的向心力，提升国家认同意识，提高大众的群体信任水平，因此，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助长着社会信任；
反之，当社会成员普遍具有较高的社会信任感时，又会增加对社会制度的信赖，巩固和发展现有的社会制度。在低冲突的社会制度中，公共事业组织的效能与群体信任之间往往成正相关[19]。然而，在社会制度不健全或存在政治风险的社会中，群体信任随时会跌破零点，群体冲突和动荡随之而来。

第三，社交媒体的调节作用。社交媒体信息的高速传播，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信息共享、沟通、交流与合作，智能化的媒体技术极大地推进了地区、社会与群体之间的联系。如在线社交资源的建设帮助个体获得了丰富的情感体验，使跨地区、跨群体的群体接触变成可能，改变了个体先前持有的群体接触经验，间接地影响了群体信任的水平。有研究发现，个体在社交媒体共享知识与信息的程度与获得的社会财富之间成正比，并以此影响群体决策，巩固和维护共同内群体利益[20]。也有研究显示，依赖社交媒体建立的群体信任会受性别、年龄因素的影响，女性和年轻用户会对群体信任持有较高的期望，社会互动中更容易表现出同理心和善意的行为[21]。Uhlmann等人通过模拟群体交往情境，揭示出主流媒体意志会影响群体信任关系的建立，受信息传播而被污名化的群体将遭遇更多的不公平对待，其群体信任水平持续下降[22]。总之，社会媒体传递的社会理念和价值观深刻影响着公民的社会认知与人际态度，调节着他们持有的群体信任水平。

群体信任策略的建构，需要联动多方利益主体，通过巩固情感关系、均衡利益差异、拓宽交往广度和创新互动媒介等方式，培养国民持久的信任态度与宽广的信任范围，夯实信任的心理基础；
不断强化群体接触，凸显社会共同身份，培育共同体意识；
同时，努力推进信任型社区建设，发挥社会媒体的价值引领作用，彰显社会信任力。

(一)个体层面：扩大个体信任半径，提升国民普遍信任

信任半径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信任他人的范围和广度，是信任水平的度量[23]。信任是互动双方彼此平等对话的情感基础，当个体信任形成时，会逐渐向互动对象或周围辐射，将积极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传递给群体成员。以家庭为单位建立的群体信任会扩展到人际交往的公共场域中，表现出对公共制度的遵守与信任，建立互惠的邻里关系，追求信任的生存环境，发生更多的利他与互助行为。当公民的个体信任范围普遍扩大时，整个社会的信任力也随之增大。李伟民等人指出，中国社会的信任结构中，不仅存在基于人际关系建立的信任，还存在基于人性和法律制度的认同而形成的“普遍信任”，普遍信任是个体理解和判断他人及行为时的心理参照物[24]。关于普遍信任稳定性的研究，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趋势，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信任是脆弱的，个体容易受环境变迁的影响，认为普遍信任感是动态变化的，其持久性存在不确定性；
文化主义的观点则认为信任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通过代际传递建立的稳定特质，信任是持久的、稳定的人格特征，建立的关键期在于青年早期，会持续影响个体的社会性发展[25]。Smith的研究也指出，持有普遍信任感的个体更愿意付出时间从事慈善事业，更容易谅解和宽容他人，促进社群间的团结合作[26]。信任者数量越多，社会凝聚力越强，组织的运作会更流畅，社会越趋于稳定。新时代，要加强青少年社会信任感的培育，将信任品格培育纳入家庭教育中，提升全民的普遍信任感，营造信任的社会氛围。

(二)群体层面：增进群体互动，培育共同体意识

第一，打破群体边界，推进跨群体接触与跨群体友谊的建立。奥尔波特(Allport)的“群体接触假说”认为积极的群体接触可显著减少群体偏见，并提出了改变群体关系时具备的四个条件：一是群体地位平等，二是群体之间要有合作，三是要有共同的目标，四是有权威或法律的支持。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群体之间通过直接接触、想象性的接触、替代性接触和拓展性接触等，能有效改变其对外群体的态度，建立互信友好的群体关系。英国的一项大规模社区调查共抽取了1666名被试(其中白人868人，少数族裔798人)，结果显示，当主流群体成员对少数族裔持有一定的消极态度时，感知到的群体边界就越凸显，并建构积极的群体接触策略来模糊群体边界意识，以此增强主流群体对少数族裔的信任感[27]。拓展性接触的研究表明，跨群体友谊减少了群体成员持有的群体威胁感知和负性情绪，在态度和行为上更信任对方，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Bagci等人的研究证实了拓展性接触比想象性接触产生的积极效应更明显，群体信任的提升作用更大[28]。一项学校教育的研究也发现，跨群体友谊帮助不同族裔的青少年改善了他们的族际交往方式，在同伴互助游戏中，对不同族裔同伴的依赖性增强。因此，在多族裔共存的班级中，跨族群友谊成了不同族裔青少年建立信任、合作共进的交往策略[29]。因此，要打破长期僵着、固化、封闭的群体边界，搭建持续性群体接触和跨群体友谊的桥梁，培育共同的信任意识。

第二，弱化群体差异性，凸显社会共同身份。社会分类理论认为，内群体与外群体类别化过程中，群体差异性会被激活，并产生固着化的刻板效应，影响人们的群体认知、群体决策、群体态度和群体行为等。群体差异性凸显了内群体或外群体的边界，内群体偏爱意识得到助长，加剧了群体竞争。Rosenthal等人的实验研究发现，女性受到的数学刻板印象威胁与职业选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研究者试图通过弱化女性和男性在数学成就中的群体差异性，来减少女性在理工科职业领域受到的刻板印象威胁，发现通过弱化数学能力的群体差异性，显著减少了被试对女生持有的消极刻板印象，提升了人们对女性从事理工科职业的信任感[30]。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和社会分类理论都在强调，通过去分类(decategorization)、再分类(recategorization)和交叉分类(crossed categorization)等方法，凸显群体成员共同的社会身份，弱化群体差异性，提升群体信任力。但是，个体持有的群体差异性感知会受到群体互动情景、社会期望和群体接触程度等因素影响，从而发生变化。因此，建构包摄性水平更高的上位认同或共同体认同，培育群体共同的情感与心理，促进不同群体间的了解与理解，有助于提高群体信任水平，促进社会团结进步。

第三，树立全球化理念，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强调，共同体认同水平越高，群体间相处越融洽，群体信任水平越高。当前，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频发，国际社会已经警觉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全球化理念认为，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无论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阶层、种族(族群)、宗教信仰等有何不同，全球群体成员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国家(地区)之间的信任是跨地区合作交流的基础。跨地区的群体信任，需要凸显全球化社会身份，培育全球社会的共同体意识。全球化身份是个体社会身份中的最上位的身份，是共同体认同的高阶形式[31]217。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意味着不同群体成员要超越原有的地域空间，发生更大范围的情感联结，将共同的心理与情感信念延伸至世界各个角落。全球公民间相互信任，为全球共同体伸张正义，建构互利互信、共享共赢的“全球社区”，当然，这需要更多跨群体的支持与承诺[32]。

(三)社会层面：打造信任型社会，彰显社会信任力

第一，打造信任型社区。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群体信任的微观表现是对邻居、社区委员会的信任[33]。信任型社区使民众更具有安全感、归属感和认同感，邻里关系更加和谐，促进了不同群体成员的交往交流，提升了整个地区的社会信任力[34]。2017—2018年间，德国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社区协会成员感知到的群体信任显著地高于非社区协会成员；
社区志愿者和社区体育俱乐部成员的群体信任水平也显著地高于其他非属成员[35]。基于此，Bagci提出建立社区“人类图书馆”，以此提升社员的群体信任，社区“人类图书馆”本质上是一项非营利性的社区对话活动，模拟图书馆的工作流程，社区工作人员扮演“书籍”的角色，社区成员扮演“读者”的角色，通过面对面的接触，达到彼此思想、情感、意志与行为上对话交流的目的；
研究发现，参与了社区“人类图书馆”的个体，明显减少了对污名化群体的刻板印象，增强了同理心，尤其是提升了他们对“被污名化群体”的群体信任[36]。也有研究者提出，通过打造社区“剧院论坛”缓和群体暴力和冲突后的群体关系，“剧院论坛”的目的是提升群体成员的社区归属意识和集体行动的意愿，本质上是重构群体信任[37]。这些研究均表明，打造信任型社区可显著提升社员的群体信任水平，夯实社会信任基础。

第二，发挥社会媒体的信任力传播作用。群体信任的提升离不开社会媒体的舆论与传播作用，影响着社会成员价值观的养成。新时代，社会媒体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在尊重新闻规律的同时，发挥信任力的传播与引领作用。首先，要发挥社会媒体的公益价值作用，监测社会环境，推进信任型社会环境的建设；
其次，在舆论导向上，传播信任信息，引领社会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再次，媒体要发挥协调社会关系的作用，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摒弃群体偏见性的报道与信息传播，为不同群体间的交流交往构筑良好的社会氛围[38]；
同时，也要防范社交媒体信息传播中引发的群体矛盾等问题。虽然，智能化和便捷性社交媒体使信息的传播更加高效，但也要看到不同群体在网络空间互动中滋生的网络暴力与虚拟群体攻击等问题。因此，社会媒体在促进不同群体交往交流的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职能，将虚拟空间的群体信任转化为现实交往中的社会信任，推进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

第三，彰显社会契约的信任力。社会契约是社会成员就社会行动的基本准则取得的一致协议。群体信任彰显在社会制度、群体规则与社会契约中，社会契约的达成也映射着群体信任力。一方面，社会契约的制定有利于督促不同群体成员共同遵守承诺与约定，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共同建构利益共同体，助长群体信任；
另一方面，当群体信任提高时，又会促进社会契约作用的持续与巩固。例如，市场经济竞争中，需要不同群体成员共同遵守市场契约，培育共同的信任力，打造良好的市场竞争与合作环境，共同促进市场经济繁荣。博弈论的观点认为，个体或群体行为受“成本收益”的影响，当违约收益大于违约损失时，个体或群体便会选择违约(不信任)。群体合作时常常伴随着博弈，倘若违背了社会契约，会造成群体名誉损毁，其损失常常大于收益。因此，建立积极的群体信任可减少博弈中的猜疑，使群体合作更加容易，降低了群体交易的成本，达到群体双方或多方共赢的目的[39]。总之，群体共同遵守契约精神，以群体信任带动群体合作，彰显了社会契约信任力，形成信任、互利、共赢的良性社会运作机制。

群体信任作为社会道德、法律与规范的基础，为社会治理提供向心力，加速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增进了社会繁荣，有利于培育共同体意识，对构建和谐群体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群体信任的发生受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多维因素的调节和影响，建构积极的群体信任策略，不仅需要提升公民个人的普遍信任水平，还要促进群体间互动与友谊的建立，弱化群体差异性，培育群体共同性的认同机制。同时，要不断营造良好的社会信任风尚，建构信任型社会，共同推进社会繁荣富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基于价值观、宗教、权利和资源分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时刻发生着，国际(地区)间的信任关系随时存在瓦解的风险，如何增进地区间的信任，建立平等、互助、和谐的社会关系，是学者们急需研究的问题。从群体信任研究的理论视角、作用机制和实践策略看，未来的研究还需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推进群体信任概念与作用机制的研究，赋予时代新内涵。目前，群体信任内涵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心理学将群体信任视为一种群体心理，经济学将群体信任看作是一种资本或资源，而社会学则将其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或社会互动。未来的研究需要从多个维度分析群体信任的内涵及其作用，继续探索群体信任的发生机制，分析社会价值取向、群体情绪等变量对群体信任的影响。

第二，开展跨文化、跨群体的信任研究，明确群体信任的作用机制，特别是揭示威胁性社会环境下群体信任的变化规律。目前，关于群体信任的研究群体仍然比较单一，跨文化的群体信任研究相对较少，社会比较的研究论据不足。多群体共居的环境中，群体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明确群体威胁、社会公正系统、群体差异、群际剥夺感、共同体认同等变量在群体信任的作用机制及其变化规律，加强群体信任中介机制与调节机制的研究，为建构群体信任理论模型提供依据。

第三，采用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分析群体信任的影响机理。目前，关于群体信任的研究方法仍然较为单一，以社会测量和问卷调查法为主。一方面，应加强群体信任社会性情境实验的研究，开展仿真模拟实验等类型研究，在社会对照实验与情境实验方法下，分析群体信任的变化趋势；
另一方面，开展大量跨学科的实证研究，如将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哲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技术和视角，更系统、全面地揭示群体信任的影响机理。

第四，不断丰富群体信任的提升策略。目前，关于群体信任策略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群体层面，缺乏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策略的研究。如将群体信任的内隐观念与外显行为联系起来，研究不同群体信任的表征方式和建构策略；
同时，开展大量的干预研究或行动研究，把群体信任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关注共同体意识培育在群体信任中的价值，从提升群体归属感、培育共同信念、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探寻有效策略。

第五，开展本土化的实证研究。目前，关于群体信任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社会制度不断完善，为增进群体信任提供了制度保障。开展群体信任的本土化研究，探明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因素，创建不同群体成员互动和交流的平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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