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俗地》里的空间、民间与时间

山东大学新世纪文学阅读会

时间：2022 年10 月13 日

领读人：马兵

分享人：廖尔伊多、曹鑫源、王玥枭、刘适南、李侑珊

黎紫书的《流俗地》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也是近年来华语文学创作中一部现象级的小说，小说对锡都的市井书写极为传神，其中蕴含的空间叙事、女性视角、离散诗学、民间性和中华性等都很值得讨论。

全书以眼盲心不盲的盲女银霞为主视角展开，在黑暗中突破障碍用声音符号和触觉感知来认识世界，而文本的叙述在“盲”的视角上形成了更为精巧的主题层次。银霞之盲带来的是身体残疾的尴尬遭遇，将她置于边缘的境地，这同时与银霞作为马来西亚华族，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身份相交织，共同塑造了一种“中心—边缘”的困境格局。盲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先验的困境，因为看不见，因此银霞无法从外表辨认人的种族身份，突破了视觉中心主义，反而解构了权力；
而银霞正常地工作、生活，她在记忆力和象棋水平上的超高天赋，也打破了刻板印象下的对盲人的价值尺度估计。银霞是全书中唯一全程处于共时性在场之人，她的存在和视觉的失位也为此书解构国族寓言的历史，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从故事起始银霞听声辨人认出大辉，到结尾大辉的归来，如同回声一般构成了环形的结构。小说破除了线性叙事，作家的文字在不同的时空中来回穿梭，以大辉的归来为线索一一牵出前尘旧事、市井人物，正是在多个角色的情节交织下，空间时间切换构成了一种微型的复调结构，情节事件在时空体中得到具体化，如马票嫂逃离陈家后向当时的丈夫讨一只南乳包，后来老年马票嫂患阿尔茨海默病，众人到巴刹里寻找马票嫂，“她无一认得，只说我好饿，卖我一个南乳包吧”。而陈家包子生意也比不得从前，不复当年盛况，只数笔写得几十年沧海桑田，人间流变。时间的错置、转换和共存，创造了一种共时性的时间观，将时间结构空间化，角色在叙事时间里自由进出，时间意识在此得到重塑。在不同时段的空隙里，银霞在边缘、狭小的空间中进行对话，多种族裔对话，不同的种族语言，男女在权力规则下有别的话语，多种声音交织出一个文化混杂交融、地方经验重现的场域。

在黄锦树、张贵兴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书写中，文本内部往往暗含一种不安、躁动的破坏性力量，显得暴烈、阴郁、疯狂，而在《流俗地》中却呈现出平和的气质。出生于20 世纪70 年代的黎紫书相比前者更加远离了那个殖民压迫、族群冲突、马共斗争的年代，选择了将叙事下放到自己的流俗年代，不在场的她只能在细枝末节处回溯，用微观视角来窥测并以时间性悼念那个先辈的岁月。历史时空的多维度构建在具体的角色经历上，黎紫书在此书中没有选择宏大叙事，只以40 个近乎独立的故事共同构建40 余年归去来的市井浮世绘，大时代的蝴蝶振翅为普通人招来龙卷风，轻描淡写创伤与传奇，黎紫书将边缘作为历史的主角来写，不自觉带有某种隐秘性和隔膜感，显现了人并没有穿行于历史，而是不断地创造着历史并被历史造就。在《流俗地》中呈现的历史是冷感的，黎紫书采用了本土视野来进行写作，本土风景的呈现也采用一种自然的角度，不再直接提及马共、“五一三”、华文教育和本土的冲突性，经过唐人三代甚至更多世代的繁衍生息，马来西亚不再是中国人的流亡之地，而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乡。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强调这样一部来自东南亚的文学作品的民族性和纯洁性是对西方文化影响的抵制，焦虑于失去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但同时作为华文写作，中国性的剔除和重建是复杂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语言和文化场景的“中国性”多少带有神话的建构色彩，那么它是否可以具有自身的“纯洁性”呢？在马来西亚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场域下，中国文化经过无数次“外来”的洗礼，经过百年，马来西亚华人已落地生根，马来西亚已具有作为他们精神原乡的自足性。因此，当黎紫书细密地书写锡都，描摹城市的空间图景和文化风情、马来西亚华人的生活场所，人们熟悉这些场所，切实地将其作为家，尽管我们可以看到组屋等建筑明显处于大城市的边缘，是社会底层群体的居所，但是人们对其的安全感和依赖感在文本呈现中远大于焦虑的生活态度。在此基础上，《流俗地》成功地摆脱了中国性的神话，建构起独属于马来西亚华人的本土性视野，而隐于凡人俗事、方言俚俗的《流俗地》也为地方书写的突破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流俗地》中，黎紫书将锡都的风俗铺展在细枝末节，通过对语言的运用与叙事节奏的把控，使人觉得这个故事只能发生在锡都，它是生长于此的。盲女银霞和小人物们的人生与锡都、楼中楼、细辉的便利店和拉祖家的理发店相融，空间在这里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载体，更是人物性格生长的本因。如同巴赫金所说，小说的空间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既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外在表征，也是社会各文化力量的地理再现，是一种艺术时空体。

首先故事本身的空间架构。小说开篇标题《归来（一）》，蕴含了明确的方向性的动作，是一种空间上的定位。“大辉回来了。这种事，怪不怪呢？光天化日，一个死人，活生生出现在大街上。”小说开篇在时、空皆以大辉的归来为起点展开。此时银霞已是一名的士接线员，她的工作就是帮乘客订车、完成空间上的位移。黎紫书为银霞安排的这个工作很巧妙，有一种空间的纵深感，能够从电话线遍布锡都各地，巴士的流动性也勾连起了这片土地。小说中人物在空间上几乎都以楼中楼为起点，有着明显的位移，并且伴随着生活状态或人生阶段的变化。银霞一家去了美丽园，细辉结婚搬了新房子，拉祖当上律师搬去了华人街区，大辉逃离到了日本，莲珠马票嫂等人也因为换了伴侣而搬迁新家，唯有蕙兰一直停在此处。但她的停留，是功能性的，是外出的大辉的锚。在人员的配置上，黎紫书也为这份“留”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定点，她将二女儿夏至描述为一个似童子一般的孩子，本就不属于世俗的流转，自有一份定在其中。

这种空间感的叙述我认为是十分贴合叙述主体的。银霞是一名盲女，在她的世界中似乎“看”与“被看”的关系被自动忽略了，其实作者只是将这种关系巧妙地隐匿。视觉方面的缺失使银霞对空间的感知更加敏感。在小说中多次写到银霞通过听觉，勾画出属于她的楼中楼与锡都。比如银霞因是锡都的“活地图”而闻名，作为一个盲人，她成为健全人的“眼睛”。银霞的明与暗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视觉对立，更是一种范围的划分，一种阶级的对立、从属之关系。盲女银霞的暗，也就能延伸出多重含义。第一层是视觉上的暗。第二层是身份所属关系上的暗，底层小人物、女性、马来西亚华人，多重身份标签下的每一层来看，她都属于弱的一面，是暗的一面。第三重指的是小说的叙述方式，也就是王德威在序中提到的全知透视视角和明暗对立，作为故事见证者银霞，每章的焦点并非全然围绕银霞展开，全文多篇章节均以人物命名，有固定的视点，则自然有了属于银霞的暗。

其次是小说结构上的空间感。《流俗地》采用了非线性的叙述手法，通过并置、拼贴、回溯等多种技法使故事时间与叙述者的叙述时间之间形成了错位，有意打破、消融了时间的顺序，形成了小说自身的空间形式。例如标题的闭环结构和情节的重复出现，在不同的叙述视角中反复使用，丰富了故事自身的意味。在小说中，顾老师曾是银霞幼年荡秋千摔跤时帮助了她的老师，但隔了半本之后，作者才将这个故事接续完整，使读者读到后面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欣喜，这些都可以证明黎紫书在小说结构、语言等多方面都有精细打磨的痕迹。

在黎紫书有意塑造的小说空间中，她始终以锡都为原点进行创作。酒楼、密山新村、小学等都是她故事里常见发生地，包括《告别的年代》中的五月花旅馆301。这种重复有利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建构一种空间感的阅读印象，比如鲁迅小说中反复出现的S 镇。

灯光镇流器烦人的噪声，宛如某种漫无止境的诅咒；
楼上楼下的声响透过薄薄的墙壁，历历可闻；
妇人之间喋喋不休的唠叨乃至家里家外刻意嚷嚷的争吵不绝于耳……听觉的充盈打破了现代都市对隐私的尊重，却也借由马票嫂这样奔波于邻里之间的“传话人”构筑了一种超越原子化个人的肝胆相照之感。比起颇带有俯视意味的“底层”，或难免夹带“小资”情调的“市井”，借用印度思想家查特杰（Chatterjee）的概念“政治社会”来描述这片场域可能更为贴切。这里不是抽象或中产阶级式的自由的公民社会意义上的公民共同体，而是由边缘人群依托共占的生存土地发展出的社会空间。世界大部分人正侧身于此。

巴布理发店不仅是附近最具号召力的店铺，也栖息着小说三位主人公银霞、细辉和拉祖天真烂漫的童年。墙上挂着象头神迦尼萨色彩鲜艳的画像，屋中巴布与顾客以淡米尔语交谈，袖珍收音机播放着印度歌曲，三位少年却以广东话，甚至华语载笑载言。拉祖曾向他们解释迦尼萨身上的法宝，银霞牢记于心；
细辉反而在一次输掉棋局后，大发脾气，抱怨道“你家拜象神，下象棋自然是你赢的了”。两种文化、不同信仰，却因一个汉字息息相通；
两个民族也因共居于此、三小无猜仿若毫无芥蒂。流之离散、多样在俗世的时光中悄然落地。

然而，流俗之地的罅隙也会随时光生长。或许两人本就天赋相异、秉性不同，何谈长相厮守。拉祖更近“神性”，他是华人学校的“黑状元”、华文教育的奇迹，还曾被首相接见。但他却以反对党领袖“落日洞之虎”巴尔 · 辛格为偶像，一心一意“锄强扶弱”“铲恶锄奸”，宛如大慈大悲的“菩萨行”。而细辉全然是凡夫俗子：跟在拉祖身旁度过毫无闪光点的童年少年，随即卷入一波三折，诸事纷扰的婚姻与家庭。黎紫书从他身上出发，铺衍出何门方氏、大辉、莲珠乃至婵娟、蕙兰、叶公、春分等一众人物，勾连起浮世百态。盲女银霞身处二人之间，虽“盲”但聪慧，反而更凸显出她际遇的可惜与困顿。在她的梦境中，巴布理发店相较细辉看到的镜像更加立体，有着欢笑，也有争吵，还有许多微妙混杂的气味。所梦的不仅有已逝的拉祖，更是“我们，是我们三个”。但更真实的触感同时也昭示出它乌托邦的建构性质。现实的生活远比记忆里的童年充满叹息，比如就在听戏归来的路上，外人看来的三人欣喜，其实压抑着银霞自己终究无缘同行的深深悲哀。

好在象神迦尼萨的目光从未远去。拉祖曾反复向银霞提问：银霞，银霞，迦尼萨断掉了哪一根象牙？断了的是右牙，象征为人类做出的牺牲。通过“人类”这一在汉语中宏大的词汇，一家神祇也染上了普遍性的光辉。这段颇具宗教意义的问答是拉祖对银霞俗世苦痛最好的安慰，它暗示出丢失并不一定无谓、残缺也能成就一种圆满。何况红事白事分不开搬离楼上楼的邻居，三人之间也为彼此的生活互相惦念。就连银霞最后或许并不完美但终究可喜的姻缘，也确是故人来，顾有光正是往日借与拉祖《象棋术语大全》、搭救从秋千上摔落的银霞的老师。坐落于郊区的美丽园依旧如楼上楼般混杂、喧闹，伊斯兰信仰的祷告与华语金曲的卡拉OK 此起彼伏，拉祖选择居住在华人的街区，隔壁的施工声也会叨扰搬入洋房的细辉夜晚的睡眠。声音无处不在，在另一种意义上提醒着他们未曾分开。因为只要寄住于世，就总斩不断人与人无穷的关联。

在三人幼年，楼上楼的居民还曾一度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下，让人一度胆战心惊地记起二十年前的“五一三”事件。而在结尾，小说却细致描摹了一场众人都积极参与其中的大事。政治自觉是一种更深刻存在方式的暗示，它让作家此前一直酝酿于字里行间的恋地情结昭然若揭。虽然对于小说众人来说，锡都未必是他们的“理想”之地，却始终承载着对他们对生活的每一点奢求与遗憾，隐然通向了宏大共同体与美好生活的想象。银霞也在最后的似梦非梦中听见一场人声与国歌旋律的狂欢。在此刻，社会与公民的割裂趋于弥合，拉祖于黑社会手下的惨死似乎也得到了补偿。未来的走向仍尚未可知，就像我们无法回答归来的可曾是“普乃”，但“朝雨浥轻尘”般的欣慰与清新已然将小说悄然变成了一处乌托邦。作家亦完成了“吾若不写，无人可写”的使命，功德圆满。

这是个发生在第三世界、亚洲的故事。它在记录的同时也构建了怡保这片土地上，多元文明在差异中共存甚至和谐生长的可能。全书最后一处回忆同样关于三人，在新年之际，拉祖会带着细辉到处演唱“龙腔雅韵”的《财神到》以收获红包，银霞每每为他们的歌声所逗笑。而此场景正源自细辉对候选海报的联想。巴布理发店的“铁三角”永远是主人公们祈盼未来，也同样是烛照作家笔触的光源。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中文写作形式，难免长期遭受大中华文化“中心/离散”范式的审视，其中“离散”被视为不言自明的天然存在。所幸黎紫书并没有陷入“中心/离散”范式的泥淖，她说《流俗地》写的是“我这一辈马华人的经历”——既是“一辈人”，也是“马华人”，更重要的则是“若吾不写，无人可写”的使命感。当她抛掷出这一句充盈着主体性能量的宣言时，其写作野心也显露出来：与其说是创作大马华人的浮世绘，毋宁说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主体，即通过盲女银霞对时间独特的感知与记忆的摄取，去建构一个历史的、物理的族群，是区别于大马华人与中华文化的黎紫书等“一辈人”的独特经验。

如果说《流俗地》世界是一个魔方，那么银霞的记忆便拥有将魔方打乱，重组成为另一个和谐美好的样貌的能力。安德森将现代民族类比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的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事实上，时间作为现代性带来的线性的、不可逆的历史概念即已预设着一个固定的前进向度，而倘若我们把银霞的人性剥离而对象化，则她在《流俗地》的叙事中实现的，恰恰是一个对现代性时间的拆散与重组：一切事件被叙述、被发生的缘由都是银霞记忆潜在的选择，从《归来》到《归来》（之二）,本应线性发展的时间反而在银霞的记忆中首尾相衔，银霞的记忆无形间打破了现代时间规定的节奏，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族群在银霞的回忆中被拆解，而创造了某种新的、异样的民族形式。

从这一“创世神”的视角出发，我们有理由剥除银霞的肉身而探求她神性的一面。可以觅见，众人古庙听戏时均心不在焉，而银霞端坐、脸透微笑且神情庄重如菩萨低眉；
幼时在秋千摔倒后，她竟无哭喊，而是颤颤巍巍向前举起两手宛如祈祷；
在收拾拉祖的手表时银霞猜测银铃对拉祖的想象，脑中不禁浮现了巴布的儿子、会考状元、律师、捧杯少年等多个记忆，任她摄取；
她是最强大脑、盲女之光，拥有近乎过心不忘的记忆力，更不必提作者鲜有的借拉祖之口现身而为她涂抹上的“前世为别人牺牲”的神性光辉——银霞是时间之神，毋宁说银霞就是时间本身，她以神性的记忆取代了具有固定向度的现代时间，相互攀附勾连重构为一个银霞的历史——近打组屋一辈马华人的历史，任由她的意识前进、倒退，通行无阻。不可逆的现代时间在银霞的精神中失效了，正如在下象棋时她所说的，“我们可以逐步退回去”，于是死去的马便复生了；
她听见春分生女儿时，十余年前细辉生女的消息便一并涌上心头。银霞能做到，因为在她的记忆中，她是神。在这一意义上，拉祖的死成为必然：拉祖自幼成绩优异，竭力打拼向上奋斗，成为律师，拥有政见、追求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正义。他个人的时间向度是固定而向上的，因而他无法跻身银霞的世界，这确是一种作者的暴力，但他固然美好、光明，却也格格不入。

在《流俗地》中，作者尽可能地规避“五一三”事件对叙事的影响，然而这一运动后华人身份迅速变动、历史主体缺失的焦虑仍始终为不可忽略的存在。黎紫书并没有建构整个马来西亚华人族群主体的野心与能力，因而她选择将笔触投入“一辈人”中，即通过对小群体坚实的控制收获建构的安全感。

她将笔触限制在近打组屋的人物群体中：以巴布一家、大辉一家、银霞一家、马票嫂一家为核心——这一小社群的写法并不罕见，无论是革命中国传统的《龙须沟》，还是承袭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上海屋檐下》，或是坚持民族形式的《三里湾》，作家都力图通过对一个较小空间的整体性把握实现某种叙事野心：从救亡到解放、合作化。但无论是现代中国还是革命中国都始终坚持发展主义的现代时间观。《流俗地》的小族群则生活在银霞的记忆中，受银霞精神力量的统摄，因而没有固定的向度，给人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温柔感，但不可忽略的是，《流俗地》是结束在大选与朦胧的梦境交错之中的，表现出一种与政治暧昧不清、若即若离的关系。梦是意识中被压抑的欲望，而梦境与大选的结合则显得更具意味，或是银霞意识中依旧存在着对政治、对马来西亚华人境遇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银霞的神性似乎在写作中泵出超出了作者的预期的能量，抑或是其淡淡的叙述缺乏了对故事的参与感，因而黎紫书在后半部又为她添上了更多人的色彩，甚至不惜以暴力摧残的模式。某种程度上，银霞可自顾有光出现而分割为二者解读，一者为神、一者为人。诚然，从时间之神跌落人间值得叹惋，然而一直固定于神格而不入凡尘不亦是对银霞的一种暴力吗？在这一意义上，顾有光的出现也确是一抹温情。

不同于“直接”从历史大事写起，《流俗地》以小人物世俗生活为叙事重心，时间发展和“宏大”的历史事件似以“闲聊之笔”带过，历史的更迭与发展被消融在日常琐屑之中，勾勒出一条纷繁“多杂”的历史发展脉络。

《流俗地》中的时间点和“大事件”被藏得十分“隐秘”，“历史”的痕迹遍布在各个领域和角落里，不动声色地渗入生活里，成为后来者“判断”的标志和符号。比如关于主人公银霞年龄的确认。银霞、细辉和拉祖在21 岁时曾一起去看过一部电影叫《铁达尼号》，《铁达尼号》即《泰坦尼克号》，1997 年于马来西亚上映，由此可以得出银霞于1976 年左右出生；
又如大辉的女儿出生，叶公起名叫“多莉”，大辉埋怨将自己的女儿起小狗的名字，而叶公则说：“这哪是小狗的名字？你都不读报纸吗？这是绵羊！”克隆绵羊多莉于1996 年诞生，春分的祖母于2016 年去世，那时春分17 岁，所以，春分晚生于多莉，于1999 年出生。这样的突破口是在多莉羊的身上。

在时间点确认的同时，那些“大事件”带来的效应潜移默化渗透到生活点滴中，人人都被历史的洪流所裹挟。作为多种族聚集，经历殖民而又独立建国的马来西亚，历史文化复杂，而华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起伏，也如一根紧绷的银丝在历史发展脉络中，发出冷冷的光。小说开篇提到细辉和大辉的父亲去世，未满二十的大辉“被迫”成为一家之主挤进近打祖屋由各家男人组成的小圈子里。那段时间“外头风乱雨急，学校的老师罢课，许多反对党人被政府抓进牢里。”根据小说中提供的信息，查阅相应资料，大辉比细辉年长7 岁，他们的父亲去世时，大辉17 岁，所以马来西亚老师闹罢课应该是指1987 年，马来西亚教育部陆续指派不懂华语的马来人出任多家华文小学校长、副校长等职位，激起了全马华人的强烈抗议。语言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语言。华文教育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基础，因此官方对华文教育的打压，变相就是对华人的“排斥”。近打祖屋各家男人们虽然在社会上地位“低下”，但是政策相关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生存，并且小说直接点明另一轰动马来西亚华人的事件——“五一三”事件，该事件迫使在马华人境遇的改变。因而当大辉一方面在青年和成人之间挣扎、矛盾之时，外面动荡对华人影响的猜测，似乎成为一种呼应。

可见，在《流俗地》中，在这些鸡毛蒜皮的日常之中，依然可以触摸到一条“脉络”，它被“隐晦”记录在小说中。作者虽然“刻意”处理与政治之间的距离，但是透过人物的生活，依然有着不愿“放弃”的温和思考。

小说背景时间横跨近半个世纪，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在《流俗地》中勾勒出另一条有关经济发展，也有关华人下南洋淘金的历史脉络。如透过马票嫂的母亲邱氏的经历，可以隐约触摸到20 世纪初期中国人前往南洋谋生活的身影；
而通过何门方氏收藏的报纸以及细辉的回忆，亦是可以感受到20 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乘着“亚洲四小龙”的东风，马来西亚经济高速发展，1997 年的金融危机亦被记录在日常生活中。1949 年后，下南洋的热潮平息，但在千禧年初有一段时间，大批中国女性去往南洋，自主或被迫从事一些“不体面”的工作。因而中国女性的名声一段时间内在南洋被“污名化”。自然，小说中也描写了一些“桃色”事件，然而，“下南洋”的热潮终究不及20 世纪，2008 年次贷危机，世界经济发展逐渐陷入“瓶颈”，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批发”来的女子，一个个又重新回到故土，这些风流韵事和被冠以“小龙女”的名号也成为“历史”。华人下南洋淘金的线索和近半个世纪马来经济发展线索，就这样被描绘出来。

有学者曾指出：“黎紫书的《流俗地》创造性地书写了极具当代性、现实性的马来西亚中部城市锡都的地方性生活及其文化。”如开头所指出，黎紫书通过“华文”构建了有关马来西亚城市的想象传达给使用中文的读者们，展示出这种从“地方”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的可能。然而当透过《流俗地》这一个例，结合自身与马华作者的交流经历，不仅仅是小说中对于华人在马来西亚所面临的描写与思考，延展开来有关马华作者、马华文学所面临的困境，涉及有关地方性文学如何有效构建，都需要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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