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研究

孙 帅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规避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发展陷阱”，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原则，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价值偏见与霸权主义，实现了民族国家的利益与人类命运共同利益相结合的发展，为人类现代化贡献了新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

（一）现代化的原初语境

现代化的原初语境是指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动态发展的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又包括生产关系的变更以及社会生活的进步、文化思想的发展等。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工业革命的推进，率先开始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占有先发优势，具有现代化的一些共同特征，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唯一的现代化模式。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有的科技与经济优势地位，在全球交往活动中，西方把其自身的利益优先化，奉行“资本逻辑”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推行其现代化进程，他们企图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他们也企图以其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来解读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并不断制造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言论，企图以西方道路垄断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权。但是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西方现代化道路并不是人类现代化的唯一途径。西方现代化已经呈现一系列发展困境，而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现代化的新道路，实现着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超越与发展。

（二）西方现代化存在着资本对人和社会的奴役与异化关系

西方现代化存在着被资本所奴役的扭曲性关系。西方现代化是“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发展道路，资本的增值逻辑和权力逻辑贯穿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与现实，它支配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和社会发展过程。在西方社会中，人的主体性隐退，资本通过支配各种生产要素来支配人的生活。资本的发展逻辑促使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都变成为资本服务的工具，资本实现着对人的生产、生活的奴役，资本成为统治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资本的增值逻辑和权力逻辑推动下，资本通过物的所有权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支配着生产资料和活劳动，实现着超经济强制。资本从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扩展到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控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都成为服务于资本的工具，资本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力量。

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中，资本成为凌驾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上的总体性权力。资本的增值逻辑推动资本进行经济扩张，资本的权力逻辑推动资本追求全球霸权。从政治方面来说，资本一直是西方政治运行的支配因素。西方国家所推崇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是以资本为后盾的选举模式，其服务对象始终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始终是被限制与被统治的对象。从经济方面来说，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发展与演进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无产阶级始终是被奴役、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对象。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所有制基础，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与非公平性，也决定着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的弱势性。从文化方面来说，西方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始终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文化产物，其产生与发展都是在资本的影响与推动下进行。西方政治哲学是为资本主义正名的思想理论，它始终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其受益者始终是资产阶级。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拥有超级资本和先进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不平等的贸易。当其国内市场不能满足发展需求时，遵从资本逻辑的西方国家不惜发动侵略与战争来实现新的增值与权力扩张。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全球化活动中，不断推行全球经济霸权、政治霸权、文化霸权与军事霸权。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成为“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被奴役的道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被资本所扭曲，资本成为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主导者，人与社会都成为被异化的存在，人与资本、社会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出现本末倒置。

（三）西方现代化存在治理不善的现实主义困境

从西方竞争性选举的政治实践到贫富分化、社会极化的治理现实，西方现代化日益面临治理不善的现实主义困境。西方现代化既无力解决其自身面临的发展困境，更解决不了其他国家的发展难题。

首先，西方竞争性政治选举不断遭遇治理困境。近代以来经过熊彼特等西方理论家的塑造，注重程序正义的竞争性选举取代人民主权原则，成为西方政治的主流。在竞争性选举中，程序合法性凌驾于绩效合法性之上，西方不断出现民主内容与民主形式分离的民主异化现象。西方政党之间奉行零和博弈思维，在选举中进行相互攻击，大量社会资源浪费在选举宣传与选举互殴中，其政党政治的着力点不是侧重于提出对人民有利的政策，而是在于寻找对方政党的政治失误，以拉对方下马的方式来换取己方上位。此外，西方民主的治乱困境，又导致政治冷漠与政治极化现象，底层人民对西方民主政治既失望又充满愤怒与怨恨情绪，西方社会处于极端脆弱的高压状态，面临着矛盾冲突激化的危险。

其次，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一方面是社会财富与资产阶级财富的增加，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形成了“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1]，西方社会日益撕裂化。少数富人占有大量财富，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与社会的不公平。广大穷人有消费需求，却没有消费能力。这导致西方社会总体消费的不足，社会再生产与资本的再循环之间出现消费链断裂，经济发展疲软，西方日益面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此外，贫富分化导致社会矛盾丛生，社会心理失衡，阶级对立严重，这进一步加重民粹化与政治极化现象。

（四）西方现代化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偏见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西方政治文化思想，不断炮制“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民主与威权”等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西方企图以此占有现代化发展方式的解释权，其目的在于把西方国家界定为文明与先进的民主社会，把非西方国家歪曲为野蛮与落后的威权国家，否定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理念与生活方式，打击非西方国家的民族自信心，企图把西方价值理念强加给非西方国家，用毁灭的方式对非西方国家进行西方化的重塑，实现对西方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与价值理念的全球推广。但是这一“西方中心主义”的野蛮行径是对多样化世界文明的侵犯。这一行径干涉了其他国家的内政，侵犯了其他国家和人民的道路发展自由选择权，造成了国际关系中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使得人类社会面临更加严重的挑战。而且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所推动的“民主化转型”并未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善治的道路，反而使其陷入发展困境与治理混乱的泥淖。

这一价值偏见表现为西方利益优先主义。在西方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采用“血与火”的方式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2]等，西方“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3]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西方现代化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血泪史之上。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积累开始回避直接战争掠夺的方式，他们转而利用不平等的贸易规则来获利。一方面，西方用国际金融资本操纵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收割全球财富。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利用国际贸易组织制定对其有利的政治经济规则。利用这些不平等的贸易规则，西方国家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掠夺与产品倾销，“把整个世界都纳入自己的经济轨道”[4]，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丧失了独立发展的权利，成为西方国家的依附性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国家的资本避难所和廉价劳动力供给源，这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与依附性，使其不断遭遇经济社会发展瓶颈。

这一价值偏见还表现为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恃强凌弱，推行双重标准，奉行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推行零和博弈思维，把西方国家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造成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面，对世界安全与稳定造成威胁，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挑战。此外，西方国家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推行冷战思维，以二元对立的傲慢态度对待新兴国家的发展。一方面他们以批判性的眼光，对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进行歪曲化的解读，不断否定其发展成就；
另一方面，当他们不得不正视新兴国家的崛起与发展成就时，打着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旗号，把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视为威胁，以对立性和偏激性的态度对待新兴国家的发展。

（一）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至上超越西方的资本发展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至上的发展逻辑，超越西方的资本优先主义发展思想，摒弃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对人的“奴役”以及资本对社会的“奴役”关系，实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原则，摒弃了西方“资本逻辑”引致的人的异化与扭曲，又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对广大底层人民的蒙蔽、欺骗与压制。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史观，又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正如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现实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强调人的主体性，批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对人的剥削与奴役关系，主张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提倡“重民、爱民、护民、安民、亲民、恤民”的朴素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又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传统。从党的历史发展来看，党在不同时期都始终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而不是西方政党那样的资本和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党始终坚持尊重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5]，“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6]。党的理论与实践活动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中国共产党把人民满不满意、高不高兴作为检验其执政的标准。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牢牢根植于人民，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7]。

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解决民生问题，超越了西方社会两极分化困境，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民生发展，不断造福人民，着力解决困扰民生发展的重点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感受着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的和谐稳定超越西方治理不善的困境

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系统治理思维，统筹推进和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着社会治理的有序性，不断开创人类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中国式现代化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超越了西方程序民主的虚假性特点，实现了民主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的统一，形成了完善的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建立了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民主异化的乱象，实现了人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真实参与，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8]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共同富裕，不断健全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和分配制度，尽力避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现象，超越了西方“资本逻辑”下的两极分化鸿沟。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为导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避免了西方社会利益集团化、民粹化的问题，实现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与社会稳定的统一，为全球脱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系统整体的治理思维，超越了西方民主衰退的政治难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推进，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思维推动改革与发展，促进了现代化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协调和谐统一。此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推动各民族大团结大繁荣，避免了西方国家的种族冲突与政治极化问题，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三）中国式现代化以文明共存原则超越西方文明优越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与平等性，超越了西方文明优越主义的价值偏见。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和谐共生，尊重文明差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9]世界文明发展具有多样性，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多线性，中国式现代化以平等的多样性思维超越了西方单线发展逻辑，如其主张的文明平等理念超越了西方的文明优越主义；
等等。

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开放包容的文明交流互鉴，超越了西方文明冲突论的狭隘视角。中国式现代化倡导消除文明隔阂，打破文明交流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进行文明交流互鉴，倡导文明的“和而不同”，主张促进文明开放与创新，体现了大气、宽广、开放的文明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10]。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跳出了西方对东方文明的否定性陷阱。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相结合，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拒绝全盘西化，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持、创新与发展，为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集先进性与革命性于一身的政党，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西方政党利益、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分离化缺陷，摒弃了资本政治化的困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原则，坚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真正实现党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此外，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11]。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零和博弈的狭隘视角，坚持中国的发展与世界进步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具有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发展道路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实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机制，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全面系统整体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西方“否决性政治”的效率低下困境，始终保持团结统一，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统一思想、坚定方向、站稳立场，具有高度的行动执行力和坚强的实践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超越了西方政党资本工具化的困境。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勇于进行自我革新，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断加强执政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努力将自身打造为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摒弃了西方政党为夺取政治权力不择手段的乱象，实现着政治建设的稳定性与有序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跨越了社会形态发展的“卡夫丁峡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丰富了人类现代化的发展方式。

中国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普遍性原则下的特殊性体现。马克思曾多次强调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结合。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在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发展的总体规律下，存在社会形态发展顺序的跨越式发展。马克思曾指出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2]。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他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13]，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获得胜利。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从实践上印证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的可能性。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案在中国不断遭遇失败，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播到中国，鼓舞中国共产党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阐明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指出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中国近代社会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和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着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更加印证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既具有理论基础，又具有现实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着社会形态的跨越性发展，也意味着西方模式不是所有国家必经的发展模式。西方现代化只是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方式，人类现代化文明具有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现代化的生机与活力，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多形态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着对资本的驾驭与管控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现了对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双重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改革，加强对政府公权力和资本权力的制约与监督。资本成为服务于社会的力量，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下运行，不能凌驾于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经济发展以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主旨。同时不断加强对资本的管理和规范化，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极力避免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无序化行为。

中国式现代化摆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资本依赖困境与脱钩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相结合，把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放在重要地位，其发展既不会受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又不会脱离国际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实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结合的新发展格局，其根本立足于国内发展。中国不断加强国内经济发展，加强科技创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为突破口，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与稳定发展。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既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政治、经济威胁，也不会受到国际垄断资本的胁迫。

（四）中国式现代化奉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追求，致力于建构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全球发展格局。

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这与西方资本逻辑追求的狭隘扩张性不同。资本逻辑下衍生的西方政治哲学，认为文明的差异性必然带来冲突，因此，其最终诉求往往追求世界文明统一于西方文明的单一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尊重主权国家的崇高性，奉行主权平等的政治正义，主张通过对话与沟通来解决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马克思主义的视阈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以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具有具体的普遍性，它既尊重了个体作为实践的人的存在，又尊重了人类的共同利益。

和平与发展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贯的主张和追求。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从政治上来说，“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15]。这不同于西方国家奉行的政治强权和政治霸权。从经济上来说，中国主张开放合作、包容普惠、共同发展的全球经济贸易体系，推行合作共赢的全球化经济发展方略，这不同于西方奉行的国际经济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从文化上来说，回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主张和为贵的包容文化。从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和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6]中国不走西方国家通过掠夺、殖民侵略发家的老路，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17]，中国把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结合，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人类共同利益的一致性。“资本逻辑”影响下的西方传统政治哲学把民族国家作为研究主体，他们的理论核心主旨是民族国家间的权力争夺、冲突、对抗以及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利益对立。这一理论加剧了西方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心理焦虑，他们不断以对抗性的态度看待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与西方政治哲学的狭隘视角有着本质不同，中国看到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共同追求，把人类的共同发展看作一个整体。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全球化的视野，心系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其所奉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合作共赢、团结协作、互信互利，超越了西方的零和博弈思维，实现了对以“修昔底德陷阱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哲学的超越，以包容共生的态度回答了国际政治哲学的终极追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主张平等的国际秩序，倡导国际正义，追求国际权力的共生机制，主张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单边制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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