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属性、奢侈品与自由时间：马克思美学/经济学二重性重构

刘方喜

近代以来，康德标榜非功利主义的美学存在“去经济学化”倾向，而亚当·斯密等标榜极端功利主义的经济学则存在“去美学化”倾向——美学与经济学相互割裂、各自孤立，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史重要现象。由于20 世纪之前资本尚未大规模侵入艺术、文化领域，孤立的美学大体上还能解释当时的艺术审美文化现象；
20 世纪尤其“二战”之后，资本大规模侵入文化领域，文化、艺术与经济日趋交融——面对这种新现象，传统孤立的美学的解释力大大降低；
而思想的传统惯性加上当代学术研究更加体制化的影响，使美学与经济学相互割裂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批评马克思存在经济决定论倾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激进的审美批判、文化批判，总体上也存在“去经济学化”倾向，导致其批判的有效性、科学性受到很大限制。与现代资产阶级美学相比，马克思美学的独特性在于超越了孤立性：如果说马克思有着一种独特的现代美学思想的话，那么，这种美学就是建立在美学/经济学二重性结构上的——这种理论上的二重性，对实践中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对抗、“直接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抽象对立具有现实针对性，对此加以重构，有助于更有效、更科学地解释当代艺术审美文化与经济日趋交融的新现象。

《资本论》开篇第一句话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因此，关于资本的研究应从分析“商品”开始，而“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巴尔本有云：“欲望包含着需要；
这是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大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满足精神的需要。”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47 页。如果说经济学首先研究“庞大的商品堆积”的话，那么，美学首先研究的也应该是“庞大的艺术品堆积”，而艺术品是满足人的审美的需要这种精神的需要的“物”，其基本属性是美学属性；
最狭义的生存资料（必需品）所满足的是人的“由胃产生”的“肉体的饥饿”的需要。在不是满足这种需要的意义上，艺术品这种人造物就像黄金等自然物一样是一种广义的享受资料（奢侈品）。由此可以给艺术品下一个基本定义：具有美学属性能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享受资料。这不同于“艺术是意识形态形式”的定义。商品作为满足人的肉体或精神需要的“物”的属性，体现为使用价值：“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而李嘉图“不善于区别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54—55 页，第97 页。可见，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及商品劳动的二重性，是马克思“批判”的秘密所在，是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枢纽、支撑《资本论》和其整体思想大厦最基本的柱石之一——一种以马克思思想为基础的美学当建立在这种二重性之上，而这种二重性可以把美学与经济学勾连在一起。现在面对的问题则是，建立在现代学术体制基础上的美学与经济学相互割裂、各自孤立——不改变这种学科分化状况，就无法科学、全面、深入解释艺术与经济已高度交融并将更趋于交融的当代社会文化现实和趋势。

大道至简，两千多年前，《庄子·人间世》有云：“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
《天下》篇又云：“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道术将为天下裂”。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指出：

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128 页。

但是，马克思之后，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总体上越发疏远，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总体上越发分裂，不仅不是一门科学，似乎还是两门毫不相关的科学，“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势愈演愈甚，世间之道越发杂、乱、散而不救。当代专业主义学术体制所造成的学科分化，不仅使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分裂，还进一步使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分裂，其中，美学以标榜无功利性处于人文科学一极，经济学以鼓吹功利性处于社会科学另一极，从而形成两极分裂乃至对抗。这使美学与经济学都存在片面性，无法科学而全面地解释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及其具体经验，不扬弃这种专业主义的片面性，“人的解放”不可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在马克思看来，造成这些疏远、分裂的原因之一，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分裂（分工），其中经济学与美学尽管分裂，但都只从有用性来看待物质生产（工业），但马克思却揭示了现代工业、工厂劳动积极性的一面：“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172 页。而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这种精神生产部门却越来越强化专业的性质而或多或少出现“专业和职业的痴呆”——不消除这种“专业和职业的痴呆”，美学、经济学等就不可能在顺应“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中发挥现实作用。

如今面对的一种基本经验现实或现象是：传统所谓的艺术审美活动与经济活动、技术活动的交融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将进一步提高，但是，美学却在近代以来的康德审美主义惯性作用下，依然遵循孤立主义路径而拒绝把当代新经济纳入美学研究范围，或者即使重视美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也最多只在“有用性”的意义上讨论艺术审美活动中的经济问题。而在传统惯性作用下的经济学即使重视与美学的交叉研究，也只是从手段性的意义上看待当代新经济活动中的艺术审美问题。美学、经济学各自的片面性，阻碍着对当今世界基本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的全面的科学认知和判断，而马克思美学/经济学二重性批判，对此有针对性的矫正之用。

《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人会否认马克思是批判的大师，但大众对于马克思所谓批判的内涵却缺乏深究。马克思认为自己《资本论》“最好的地方”之一是“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331 页。。他强调这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而李嘉图“不善于区别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参见前引），“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11—12 页。。可见，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对事实理解的全面性、批判性的基础和全部秘密所在，也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至简之大道所在，而不善于把劳动的二重性质区别开来的斯密、李嘉图，所缺乏的恰恰是这种全面性和批判性。但是，这种二重性绝非仅仅只是理解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现象的经济学枢纽，也是理解其审美现象的美学枢纽：马克思说黄金具有美学属性，黄金在资本主义流通过程中又是交换价值的符号，而美学属性所体现的则是黄金的使用价值属性，因此，黄金的货币属性/美学属性所体现的就是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二重性——由此可以提炼出经济学/美学二重性结构。

马克思对“贵金属作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有非常专门的研究，并分析了贵金属的“美学属性”。他首先强调贵金属研究的重要性：“对于作为货币关系的主体，即货币关系的化身的贵金属的研究，决不是像蒲鲁东所认为的那样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就像颜色和大理石的物理性质没有超出绘画和雕刻的范围一样。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所具有的、商品的自然性质所不相适合的那些属性，反映着对那些主要充当货币材料的商品所提出的要求。”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121 页。如果说贵金属物理性质是经济学应该包含的研究内容的话，那么，作为绘画和雕刻艺术自然基础的颜色、大理石的物理性质也是美学应该包含的研究内容——反对艺术“观念性”而强调艺术质料本身性质的现代形式主义美学，部分地体现了这种真理性，由此也就可以对贵金属与艺术商品进行比较分析。物品的交换价值（货币）属性与其自然属性不同类，但又存在关联性：“一切贵金属的一个共同的地质性质是稀有性”，“稀有性就这一点来说是交换价值的要素”。以此来看，在货币框架下，艺术商品其实也是以其“稀有性（个人原创性、独创性等）”成为“交换价值的要素”的；
“稀有性”使黄金“作为一种剩余是财富最初出现的形式”，而在当代艺术品市场中，具有稀有性的艺术品也成为富豪们显示、炫耀自己财富的形式；
然后马克思把金银的分析纳入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框架：“价值的第一个形式是使用价值，是反映个人对自然的关系的日用品；
价值的第二个形式是与使用价值并存的交换价值，是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是个人的社会关系：最初它本身又是节日使用的、超出直接需要之外而使用的价值。”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册），第121—125 页。这实际上揭示了交换价值（货币）的两个基本特性：一是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的权力性，二是超出直接需要之外的非必需性或剩余性。

“交换价值本身要求有共同的实体，并且使一切差别化为单纯量的差别”而具有“质的同一性”，“金银是一种单纯的物体，本身可作纯粹量的分割”，并且易于分割又易于“重新合为一体”，因此“表现为交换价值本身的天然实体”——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金银的第三种属性：

最后要指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金银的美学属性，这种属性使它们成为显示富裕、装饰、奢侈、满足自发的节日需要的直接表现，成为财富本身的直接表现。……金银可以说表现为从地下世界本身发掘出来的天然的光芒。……金属的使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同它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有关。金银根本不是必要的使用对象，所以它们也被排斥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

金银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剩余的，即没有也可以过得去的东西，而且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显示奢侈、装饰、华丽的材料，成为剩余的积极的形式，或者说成为满足日常生活和单纯自然需要范围之外的那些需要的手段。因此，除了执行货币职能外，金银本身还具有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金银是单纯数量关系的天然代表者——由于它们的质的同一性——那么它们在被个人使用时则是富裕，从而是财富本身的直接的天然代表者，这既由于它们具有天然的美学属性，又由于它们昂贵。

延展性是金银适于用作装饰材料的属性之一。光泽耀眼。交换价值首先是用于交换的必要使用价值的剩余。这种剩余与剩余物本身即与超出直接需要范围之外的东西相交换；
与不同于日常用品的节日用品相交换。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454—460 页。

从生产过程看，金银被“排斥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它们相对于生产是非必需的；
从交换过程看，金银是“必要使用价值的剩余”，或者说是一种非必要的使用价值；
从消费过程看，金银所满足的是“单纯自然需要范围之外的那些需要”，它们在人的消费中也是非必需的。马克思在描述“黄金的美学属性”时还引用了品得的诗：“黄金，这熊熊燃烧的火焰，/在黑夜里闪闪发光，/在高贵的财富中，/显得无比辉煌”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下册），第516 页。；
而金银“表现为从地下世界发掘出来的天然的光芒，银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则专门反射出最强的色彩红色。而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144—145 页。。可见，马克思认为，金银的美学属性就体现在以其光泽、色彩而使人产生美感上。他实际上揭示了金银的两种基本功能：稀有、昂贵使之可以炫耀财富、显示社会地位，美学属性则使人产生美感——当代艺术商品大抵也具有两种基本功能，前者主要体现在富豪们对稀有、昂贵艺术商品的购买上。

使人产生美感的金银的色彩主要是自然物的自然属性，艺术商品则是一种人造物，而金银也可经过加工而成为人造物：“除直接的贮藏形式以外，还有一种美的贮藏形式，即占有金银制的商品。它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一同增长的”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154 页。。在传统社会中，“金银制的商品实质上不过是贮藏货币的美学形式”，但是，“金银制的商品不管具有什么样的美学属性，既然它们用的材料是货币材料，那就可以转化成货币，就像金币或金条可以转化成这些商品一样”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 卷），第124—126 页。。如果说金银商品主要靠质料、质地取胜的话，那么，一般艺术商品则不是。但是，绘画调制了自然颜料、雕刻改变了大理石的自然形状，并由此使人产生美感，而使人产生美感的美学属性离不开颜色、大理石的物理性质。总之，物品具有使人产生美感的美学属性是一种使用价值属性，主要体现的是人与物（自然物、人造物）之间的关系。

“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的需要”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第1 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435—437 页。；
“音乐家给我一种美的享受，我购买他的演奏”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151—152 页。。艺术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而使人获得美的享受的美学属性是一种使用价值属性。马克思还初步分析了艺术商业化的对抗性：“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第1 册），第442—443 页。这两方面似乎是可以各安其事，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即使资本家只满足于单纯的支配权，而不让工人实际劳动，例如，把工人的劳动作为后备等，或者为了从他的竞争者手里夺走这种支配权（剧院经理购买女歌手一个季度，不是为了让她唱歌，而是为了不让她在竞争者的剧院里唱歌），交换还是完全实现了。”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册），第240—241 页。“剧院经理购买女歌手一个季度”而不让她唱歌，不影响她成为剧院经理的生产工人，但对于听众来说，却失去了一个歌唱家因而无法从她那里获得美的享受。这最终体现的就是艺术服务活动作为“使用价值”的美学属性与其作为交换价值之间的对抗性：受交换价值（货币）支配，艺术生产并不是不发展，艺术也并不会丧失美学属性：当具有较高美学属性、能给人以较强美的享受的艺术生产可以带来更多货币时，资本就鼓励、刺激、推动艺术生产的发展。但是，具有再高美学属性、能给人再强美的享受的艺术生产如果不能带来更多金钱，资本也毫无兴趣，如果这种艺术生产会影响赚钱的话，资本就会想方设法阻碍其发展（如不让歌女唱歌等）。这大致可以揭示当代消费资本主义艺术审美文化繁盛同时又存在对抗性的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还从使用价值角度，对物品做了分类：“只要‘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是主要目的，使用价值就起支配作用”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下册），第388 页。：“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完全不能应用了。”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年，第652—653 页。生存资料（必需品）、享受资料（奢侈品）、发展资料三类，所满足的是人依次递升的三种需要：生存、享受、发展，以此来看：艺术消费活动满足的是人的享受需要，而艺术生产活动满足的则是人的发展需要。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目的，不在这三类作为使用价值的资料，而在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货币）所体现的是“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具体地说，就是支配他人的作为使用价值的生存、享受、发展资料的权力，这在马克思所处的生产或物质性商品的资本主义时代主要表现为对工人大众生存资料的支配：工人只有成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获得生存资料；
而在当代消费或文化性（符号性）商品的资本主义时代，则主要体现为对工人大众享受资料（奢侈品）的支配：工人尤其白领工人只有成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获得享受资料，而由支配生存资料到支配享受资料，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倒逼资本做出的让步。20 世纪尤其二战以后逐步形成的消费资本主义较之马克思所处的生产资本主义，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以享受需要去逼迫白领工人劳动，较之以饥饿这种生存需要去逼迫蓝领工人劳动，无论如何要更文明一些，但更文明的当代消费资本主义依然没有摆脱内在对抗性。

“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当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只是以对立的形式实现的。”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下册），第19—20 页。这种“对立”在19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表现为阶级对立：资本家阶级可以消费奢侈品，工人阶级总体上只能消费必需品（生存资料）；
而在当代资本主义则突出表现为：艺术等奢侈品的炫耀财富、显示社会地位的功能被扩展、增强了，如富豪们以极高的原价购置确实具有美学属性的时装（较之仅仅为了保暖的服装，时装更像艺术品），以炫耀自己拥有的财富、显示自己较高的社会地位；
而当白领们以较低的折扣价购置到这些同款的具有美学属性的时装时，会产生自己与有钱人的阶级差异被拉平的幻觉。由此白领大众就被纳入费舍斯通所称的犬兔追逐战式的奢侈消费游戏或消费的自由竞争中，为了获得这些不断翻新的奢侈品，白领们就必须不断出卖、付出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增殖由此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但由此认为资本将永世长存下去，也只是一种幻觉。作为显示社会地位或所谓身份认同而被用来拉开、拉平阶级差异的奢侈品，只是享受资料的对抗性形式，在奢侈消费自由竞争中获得的享受也是对抗性的——扬弃了建立在货币（交换价值）、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对抗性，这种“奢侈”也将被扬弃，人从艺术等享受资料获得的享受的对抗性也将被扬弃。

在当今消费资本主义时代，白领大众可以相对自由地获得艺术类享受资料，而当现代生产力更进一步发展，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获得发展资料的时候，建立在交换价值（货币）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消费领域，是无法充分揭示这种必然大势的。说黄金具有美学属性、美的形式而使人获得美的享受、产生美感，这些恐怕不能说不是美学话题，但在中外对马克思美学的已有研究中，这些话题却很少被涉及。这里需略加辨析的是：作为相对于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的使用价值（use value），不同于实用价值（practical value）或功利价值（utilitarian value），所以，某物的美学属性或审美价值才可以归类为使用价值。这表明：有用性或可使用性（useable）不等于实用性（practical）或功利性（utilitarian），而西方现代美学讨论不清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结合三类使用价值就会被较好地厘清：生存资料所具有的就是最低也是最狭义的功利性（自然必要性），而享受资料、发展资料所具有的就是相对而言的非功利性。生存、享受资料主要在消费领域发挥作用，发展资料主要在生产领域发挥作用，因此，还需结合生产，才能把相关美学问题讨论清楚。

《资本论》揭示：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包括两大部类，即第I 部类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这对应的是发展资料）与第II 部类的消费资料的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又包括必需品的生产（这对应的是生存资料）和奢侈品的生产（这对应的是享受资料）——三类资料或使用价值就对应于三种生产，并对应于社会生产的时间结构：社会物质生产时间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其中必要劳动时间生产生存资料（必需品），剩余劳动时间生产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游离出物质生产的剩余劳动时间就转化为自由时间。如果不存在不劳动阶级—劳动阶级的分化而自由时间属于每个人的话，剩余劳动时间就是整个社会的自由时间，但在阶级分化的情况下，“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自由时间被不劳动阶级垄断，社会整体的剩余劳动时间对于劳动阶级来说却是直接的劳动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
而这种自由时间可以用于闲暇，这对应的是享受资料，也可以“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第215—16 页。，这对应的是发展资料。“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
另一方面与此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这样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客观的条件就是发展资料，“在这些条件下，在这些条件下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下册），第112—113 页。，“真正自由的劳动”就是“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科学）”的活动，这种活动所运用的时间可称之为“真正自由的劳动时间”，所满足的是人的发展需要；
而闲暇时间则是用于娱乐、消遣的时间，所满足的是人的享受需要——这是两种不同的自由时间和需要。

因此，与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对应的，就是“必要劳动时间—闲暇（娱乐、消遣）时间—真正自由的劳动时间”。从消费角度看，艺术品就属于享受资料，人消费艺术品的时间大抵就属于闲暇、娱乐、消遣时间，满足的是享受需要；
而从生产角度看，艺术品的生产时间则属于真正自由的劳动时间，满足的是发展需要——在这样的三种资料、时间、需要框架下，美学与经济学就可以勾连在一起。“自由时间的多少，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下册），第114 页。，历史地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不断下降，用于生产生存资料（必需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加，相应地，用于生产享受资料的时间、闲暇（娱乐、消遣）时间和真正自由的劳动时间就会增加。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579 页。，即自由时间全部被非劳动阶级垄断，而劳动群众能动活动的时间全部表现为直接的劳动时间。由此，就出现“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社会整体的剩余劳动时间在劳动阶级那里却表现为直接的劳动时间，而“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象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下册），第222、225 页。，这种抽象对立及其相关一系列对立必将被扬弃。

直接的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抽象对立，不仅造成阶级对立，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生产的失衡而爆发经济危机。资本的不变趋势是：“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在产品上就是表现为把物质生产创造出的剩余产品不是游离出而是重新投入物质生产，以生产出更多剩余产品，“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下册），第221 页。，这在19 世纪商品资本主义中表现为：工人劳动收入被限制在只能购买生存资料（必需品）的范围内（形成所谓“工资铁律”），机器自动化使物质生产出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而攫取、垄断这些剩余产品的资本家将这些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重新投入物质生产，由此必然造成生产过剩及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在当代消费或符号资本主义中，工人尤其白领工人的劳动收入超过了购买生存资料的费用（“工资铁律”被打破），也可以购买艺术品等享受资料，如此也就化解了19 世纪那样的生产过剩及周期性经济危机。从时间上来说，就是化解了直接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中的闲暇（娱乐、消遣）时间的抽象对立，但依然没有化解与真正自由的劳动时间的抽象对立：“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659—670 页。。艺术劳动及其从业者（艺术家）也根据商业价值（交换价值）来估价：受商业价值（交换价值）支配的艺术劳动就不是真正自由的劳动，19 世纪物质生产异化所造成的与人的享受需要的对抗，在当代资本主义就转变为艺术等精神劳动异化与人的发展需要对抗。

“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第1 册），第296 页。这些话常被美学研究者引用，但大都未深究其意：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和诗歌与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总体上并不相敌对，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的艺术和诗歌等才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相敌对；
而资本主义艺术活动的基本对抗，不是体现在美学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之间的冲突上，而是体现在美学属性作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冲突上。这种冲突的根源就是：直接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抽象对立，并与艺术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化等相关。这种实践上的抽象分化、对立，在观念上就反映为：研究艺术问题的美学与研究物质生产等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的分化、对立。这在资产阶级近代思想史中突出地表现为：当康德在美学上标榜极端的非功利主义之时，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上却标榜极端的功利主义。由此，就形成了美学/经济学的二重性对抗，这种对抗、分化在当今学术体制依然存在，而其产生的根源也就是：实践上直接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抽象对立、商品和商品生产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对抗等。

重构美学/经济学二重性批判结构，在理论上有助于反思美学与经济学分化的不足，在实践上则具有现实和未来意义。把艺术定位为享受资料，就可以将艺术生产置于两大部类生产中加以考察：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用于生产生存资料的时间和财富越来越减少，相应地用于生产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时间和财富越来越增加。当代生产艺术、娱乐、消遣产品和服务的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一定量的社会总财富，投入到生存、享受、发展资料三大生产中一种领域的增加，必然相应减少投入到另外两个领域的社会财富。在市场框架下，资本的目的不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生存、享受、发展资料的任何一种，而是交换价值（货币）：哪种资料能赚钱，资本就流向哪种资料的生产，资本扩张本身就具有无序性，而生产艺术符号和服务的文化产业，有助于资本更快、更多地赚钱，于是更多的资本就汇集到这个领域进行疯狂、无序地扩张。这相应就会减少投入生产发展资料领域的社会财富，在当今时代尤其突出地体现为会减少投入到高新科技研发领域的社会财富。高新科技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激烈竞争的国之根本，如果任由资本在文化娱乐产业的无序扩张，国之根本必然会受到冲击和动摇。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平衡理论、美学/经济学二重性理论，对于探讨和解决这种问题有重要指导作用。

美学/经济学二重性理论还具有未来意义：“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
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真正物质生产领域”存在于“直接的劳动时间”中，这种“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的生产体现了人作为“自然主体”的“自然必要性”，“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
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种扩大了的需要就是人的“享受（娱乐、消遣）”的需要，“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926—927 页。。“工作日”即“直接的劳动时间”，其缩短就意味着“自由时间”相应地延长；
处在“必然王国”的“真正物质生产”是“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处在“自由王国”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活动就是“真正自由的劳动”，前者存在于“直接的劳动时间”中，后者存在于“真正自由的劳动时间”中。“直接的劳动时间”缩短、“自由时间”的延长，就意味着“必然王国”的缩小、“自由王国”的扩大，这就是扬弃了资本主义“直接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抽象对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状况。

消费领域奢侈与自然必要性的对立、生产领域自由时间与直接的劳动时间的对立，又表现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对抗。这一系列对立是相互规定、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只有同时被扬弃，资本主义的对抗性才能被全面扬弃：“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这就扬弃了“自由时间”与“直接的劳动时间”的抽象对立；
“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这就扬弃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对抗；
“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这就扬弃了多数群众的“体力劳动”与少数人的“脑力劳动”的分化和劳动阶级/不劳动阶级的阶级对抗；
“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这就扬弃了处在“必然王国”的“直接的物质生产”与处在“自由王国”的“真正自由的劳动”的抽象对立；
“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也就是把“工作日”或“直接的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所有的人就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下册），第218—219 页。。每个人作为“真正自由的劳动”的艺术创造就会获得充分发展——这是《资本论》“自由王国”“工作日的缩短”论暗含的美学主题，这一主题可以说是三卷《资本论》的基本结论之一，而仅仅只局限于孤立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是无法充分揭示到这一点的。

总之，从人类社会文明漫长发展进程看，表面上美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割裂而各自孤立，只不过是实践上艺术等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自由时间与直接的劳动时间等一系列现实的分化、对立的观念反映而已。这些理论和实践现象只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一旦实践上的一系列分化、对立被现实扬弃后，理论上美学与经济学的割裂、孤立也将被扬弃而成为一门科学。今天推动美学与经济学的交融，一是基于当今艺术审美文化与经济等已高度交融的新现实，二是基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大势即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重构马克思美学/经济学二重性结构，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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