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皖鄂湘赣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
时间：2023-03-04 16:10: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王 珊，陈 新 保，*，龙 欣 悦，刘 友 金，曾 小 明
(1.湖南科技大学地球科学与空间信息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2.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国际产业转移对构建现代化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以及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作用[1]。近年来，中部地区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凭借优越的资源、地理和交通条件，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200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至2018年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累计超5 000亿美元，显然，中部地区作为“十三五”期间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生力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需看到中西部地区发展仍相对缓慢，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2018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以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跨省合作园区等为平台，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因此，在国家将产业转移作为缩小区域差距和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的背景下，研究和厘清中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对中部地区提高国际产业转移承接规模、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豫皖鄂湘赣是中部地区崛起的核心区域及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重要引擎，是链接和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关键节点。其中，皖江城市带、湖南湘南湘西州、湖北荆州、江西赣南等地区相继成为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并上升国家战略。在2008年开始的全球第四轮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豫皖鄂湘赣依托自身优势，接收大量来自东部和国际的产业转移，成为新一轮承接国内和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战场，但该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存在产业粗放、体量不够、强度不足、过度集中等问题，导致承接区引领示范作用不显著[2,3]。众多学者围绕豫皖鄂湘赣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差异与格局演变[4]、承接能力与承接效率[5]、经济与技术溢出效应[6]、促进和阻碍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7，8]等开展了相关研究，探寻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分异规律、影响机制及其承接效应。其中，张建伟等[4]研究了豫皖湘赣承接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但只涉及国内产业转移，缺乏该区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研究。虽然有部分研究从实证角度探索了中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及效应[9-15]，但往往基于相互独立因素的基本假设[16]，或只考虑区域内因素的相互影响，而忽略区域间的空间交互作用及其时间有效性；
即使考虑了承载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却又忽视其对产业转移空间效应距离衰减规律的认知，难以全面剖析综合影响因素对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作用机制及转移成效，导致无法保证政策制定上的偏差。基于此，本文以豫皖鄂湘赣五省75个地级市为研究区域，从传统经济因素、制度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空间交互等多维视角构建综合影响因素分析架构的空间计量模型，引入具有可变时间效应的内生时空权重矩阵，深入探究不同影响因素对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效应，并考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空间溢出的距离因素，以期为豫皖鄂湘赣五省乃至中西部地区提高国际产业转移承接规模和促进区域均衡协同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1 综合影响因素分析模型构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几次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的兴起，国内外学者相继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7]、“比较优势论”[18]、“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和“新经济地理理论”[20]等国际产业转移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模式、路径及效应进行系统性探讨[3]，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产业转移理论分析框架。
(1)比较优势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早期新古典贸易理论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论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为企业首选[21]，此时国际产业转移重点关注承接地的成本优势，如基础设施便利性、劳动力成本[22]。便利的基础设施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随着区域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对外商投资的吸引逐渐下降；
劳动力成本具有行业差异化影响，低成本区域对承接国际密集型产业转移有明显效果，而劳动力生产效率高的区域对技术型产业转移更具吸引力[23]，基于此，改革初期中国内地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2)政策环境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市场、环境、制度、文化等因素被纳入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考量中。此时，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拥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市场化程度是影响其国际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24]，反映出政府对市场的干涉程度，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有效促进资源的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进而降低生产成本、提升效率。另外，有关政府的税收及土地优惠等政策亦有助于吸引国际产业转移和外商投资，胡志强等[11]将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政府参与度，政府参与度越高，市场化开发水平越低，越不利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3)市场规模和产业集聚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新经济地理学理论[20]重点关注市场规模和产业集聚等因素对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供给和需求也较大，使之对以“逐利”为目的的外资更具吸引力[25，26]；
而产业集聚较高的区域往往专业化水平较高、生产要素较集中，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和流程，吸引国际产业转移[27]。但产业过度集聚可能会导致要素拥挤、成本上升、竞争加剧等现象，产业逐渐扩散则有利于吸引新的国际产业转移或邻近溢出。同时，集聚规模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由于早期信息不对称及对新区域缺乏了解，为降低生产成本和风险，后续产业转移更倾向选择带有“亲缘”性质以及产业相对成熟的集聚区域，进而可能阻碍国际产业转移的邻近溢出效应。
(4)空间交互性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空间经济学[27]认为区域经济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系统，区域不均衡性导致的要素流动、商品贸易、知识扩散和技术溢出等在空间上相互影响和作用。区域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本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投入，还依赖邻域或周边区域的增长，即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国际产业转移边际影响的放大效应往往被忽略，基于“干中学”理论，邻近区域可通过与优质区域的交流、传播、模仿、借鉴、竞争、带动等方式吸引新的国际产业转移或邻近溢出，但也受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等条件约束。张建伟等[4]研究发现，空间交互作用是影响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空间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但其忽略了国际产业转移因素的边际效应，本文将重点弥补该缺陷。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从比较优势、市场规模和集聚经济、制度政策与时空交互4个理论维度，选择基础设施水平(INV)、劳动力成本(LAB)、人力资本(STU)、市场规模(PGDP)、产业集聚水平(AGG)、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FDI)累积效应(CME)、政府参与度(GOV)作为解释变量，构建综合影响因素分析框架(表1)。鉴于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接收国际产业转移的首要途径，本文被解释变量以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FDI)表征，基于GeoDa软件计算得到FDI的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I)均大于0，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国际产业转移承接活动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溢出效应，即本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不仅会影响周边城市的承接活动，也会受周边城市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将空间特性纳入豫皖鄂湘赣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水平计量分析框架。
表1 影响因素及其变量描述
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与设定对空间效应分析至关重要[28]，目前常见的空间权重矩阵有：1)地理邻接权重矩阵，两个区域拥有共同边界则视为邻近，权重为1，否则为0；
2)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根据欧氏距离或弧度距离倒数计算地理距离权重，因涉及大范围场景，本文采用地球弧度曲线距离计算，距离越近，权重越大；
3)经济距离权重，采用人均实际GDP衡量。由于空间权重矩阵基于截面数据构建，仅能考察空间邻近关系、空间距离或空间经济-社会联系等外生要素对空间效应的影响，无法准确考察空间效应的时间转移和传导效应。本文借鉴范巧等[29]的研究，进一步构建具有可变时间效应的内生时空权重矩阵：首先，根据被解释变量的年度Moran′sI比构建时间权重矩阵，并将空间权重矩阵和时间权重矩阵标准化；
然后对其进行克罗内克积组合，构建邻接时空权重矩阵(TW1)、地理距离时空权重矩阵(TW2)和经济距离时空权重矩阵(TW3)，以此作为控制变量。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2019年豫皖鄂湘赣五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政府统计公报。对经济变量采用GDP指数进行消胀处理，换算为以2009年为基期的实际值。为缓解变量间的共线性和异方差问题，对涉及的绝对量进行对数化处理。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4.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1.2 空间效应测度模型与最优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测度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效应，即在面板回归模型中引入空间交互效应，以检验本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及相关因素是否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域的国际产业转入。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3种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基于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检验结果均在1%水平上显著，确定面板模型类型为时间和空间双固定效应模型；
在时空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再进行LM 检验和Robust LM检验，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在不同时空权重矩阵下SLM和SEM模型均成立，但部分Robust LM检验结果不显著；
进一步对时空双固定效应的SLM和SEM通过Wald检验和LR检验进行筛选，其结果均在1%水平上拒绝SDM可以退化为SLM或SEM的原假设，即确定空间交互效应模型为SDM；
最后Hausman检验结果在1%置信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进一步证明固定效应模型拟合效果俱佳。综上，本文选择时空固定效应下的SDM对豫皖鄂湘赣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表2 空间计量模型相关检验过程及其结果
为更好模拟空间溢出效应规模及其时序动态转移过程和传导效应，本文用前述构建的时空权重矩阵替代空间权重矩阵，纳入SDM基准模型。为消除异方差，对部分解释变量进行对数变换，最终构建的空间效应测度模型为：
lnY=ρ(TW·lnY)+β·X+θ(TW·X)+ε
(1)
式中：TW为时空权重矩阵；
Y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水平；
X=[lnINV,lnLAB,lnSTU,lnPGDP,AGG,lnCME,GOV]为解释变量；
ρ、θ分别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
β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ε为随机扰动项。
2.1 空间计量估计结果
为考察不同空间交互权重矩阵对空间效应估计结果的差异，本文运用Matlab软件，利用极大似然法获取SDM的参数估计(表3)，可以看出：1)在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被解释变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量)的空间回归系数ρ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研究区国际产业转移承接活动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正向溢出效应，即本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规模每扩大1%会带动邻近地区国际产业转入增加0.444%～0.779%。2)各解释变量对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直接影响效应在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估计结果较一致。其中，基础设施水平、市场规模、产业集聚水平及FDI累积效应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这些影响因素对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活动起正向促进作用；
而人力资本(lnSTU)均显著为负，表明该影响因素存在负向阻碍作用。3)各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TW×lnX) 对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直接影响效应在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估计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市场规模(TW×lnPGDP)、人力资本(TW×lnSTU)、FDI累积效应(TW×lnCME)等均显著，但其余解释变量不显著。综上，SDM空间滞后项的参数估计结果并未体现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全部影响效应，存在部分偏差，故不能根据回归系数对其进行解释。
表3 基于不同时空权重矩阵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2.2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为克服和避免上述因为空间滞后的 “反馈效应”[30]导致解释变量回归估值的误判，本文借助偏微分解法[31]，进一步将空间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兼顾总效应分析，用于反映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空间交互影响，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1)直接效应，用于衡量本地区各解释变量对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如表4所示，基础设施水平(lnINV)、市场规模(lnPGDP)、产业集聚水平(AGG)、FDI累积效应(lnCME)的直接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且稳健性较好，而人力资本(lnSTU)的直接效应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基础设施水平、产业集聚水平及FDI累积效应的提升对本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力资本的提升对本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具有一定的负向阻碍作用。1)FDI累积效应(lnCME)对吸引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活动作用显著，其直接效应最大，3种空间交互权重下的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454、0.435和0.434，说明豫皖鄂湘赣地区的国际产业转入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具有自我强化的“滚雪球”效应，即前一期承接产业转移量处于较高水平的城市，后一期的承接量也会持续走高。2)市场规模(lnPGDP)的直接效应位居第二，3种空间交互权重下的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171、0.175和0.189。随着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出台及持续推进，豫皖鄂湘赣地区经济不断增强，研究期内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98.17%，人均消费支出提升84.55%，居民购买力和消费力不断增强，地区市场规模和潜力巨大，在一定程度上对FDI产生强烈的吸引力。3)基础设施水平(lnINV)的直接效应位居第三，3种空间交互权重下的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93、0.104和0.103。便利的基础设施有利于缩小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经济距离，降低外在化的企业运营成本，对劳动力的流动和产业转移企业的空间布局产生正向影响。4)产业集聚水平(AGG)的直接效应位居第四，3种空间交互权重下的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94、0.073和0.063。可见转入产业偏好分布在产业集聚的地方，如全国六大汽车产业集群之一的武汉拥有5家整车生产企业，吸引了近500家外商投资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5)人力资本(lnSTU)在3种空间交互权重下的直接效应系数依次为-0.120、-0.139、-0.122，这主要因为流入豫皖鄂湘赣地区的外资及其产业转移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难以吸引较高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质量较高的本地人口多转移至北上广经济发达区域，因此，人力资本对促进本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存在负向影响。6)劳动力成本(lnLAB)对本地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对本地区吸引国际产业转移作用有限。7)政府参与度(GOV)在经济距离时空权重矩阵下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在地理距离时空权重矩阵下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承接地政府参与度对GDP接近区域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地方政府的税收减免、投资奖励、土地优惠、代建厂房等政策措施能增强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可加速产业转入。
表4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空间效应分解
(2)间接效应，用于探究邻域各解释变量对本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如表4所示，仅有人力资本(lnSTU)、市场规模(lnPGDP)、FDI累积效应(lnCME)的空间溢出效应系数在不同时空权重矩阵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其中lnPGDP的系数为负，lnSTU和lnCME的系数为正，表明邻域的人力资本和FDI累积效应对本地区国际产业转入具有显著带动作用，市场规模的扩大具有显著阻碍作用，劳动力成本(lnLAB)和产业集聚水平(AGG)对本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活动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上，间接(溢出)效应中大部分解释变量系数大于直接效应中解释变量的系数，说明邻域因素对本地区的间接效应要强于本地区内自身因素的直接效应，邻域差异更有利于本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活动。1)人力资本(lnSTU)的溢出效应系数在3种时空交互权重下分别为0.761、0.597和1.557，表明邻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本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作用，且溢出效应强度呈现出经济邻近城市间>空间邻接城市间>距离邻近城市间，即经济差距越大的邻域，其人力资本对本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更具成效，这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的社会关联属性及其区域间自由流动实现。2)FDI累积效应(lnCME)在3种时空交互权重下的溢出效应系数分别为0.227、0.353、0.356，表明邻近地区前期的承接活动对本地区产业转入依然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是由地区间经济竞争和示范效应引起的。当邻近地区通过政策措施、战略思路的优化获得大量外商投资时，本地区也会模仿和学习其做法，从而实现自身及共同发展。3)市场规模(lnPGDP)的溢出效应系数在3种时空交互权重下分别为-0.942、-1.349、-1.916，表明邻近地区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对本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产生虹吸效应，不利于本地区的发展，且该效应在经济水平相当(即经济距离最小)的邻近地区之间最强。转入企业将生产环节设置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方，能接近消费者市场，不仅可以节约运输成本，而且可以快速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获取更多利润，因而邻近地区的市场规模扩大容易吸引本地区已有外资企业再次转移。4)基础设施水平(lnINV)和政府参与度(GOV)在3种时空交互权重下存在差异，其中地理邻近时空权重不显著，而经济距离时空权重和地理距离时空权重显著。中部地区交通组网逐步密集降低了远距离运输成本，对于打破行政分割、加速要素流动、促进市场融合具有积极作用。5)政府参与度(GOV)间接(溢出)系数为负，显然，本地区强有力的政策优惠力度不利于邻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即容易滋生政府政策优惠攀比等不良竞争。
(3)总效应，表示各解释变量对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总影响。从回归结果看，基础设施水平(lnINV)、市场规模(lnPGDP)和FDI累积效应(lnCME)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只有市场规模为负，说明整体上基础设施水平、FDI累积效应对中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规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会更吸引外商企业落户；
前期承接产业转移量如果处于较高水平，后期承接量可能持续走高，即“滚雪球效应”；
而市场规模系数为负，结合市场规模的溢出效应，可以发现溢出效应过大，即虹吸效应过于强烈，给周边城市带来不利影响，影响地区整体的产业转入，需要加强城市群中边缘城市和中心城市的经济“竞合”效益。劳动力成本(lnLAB)、产业集聚水平(AGG) 总体效应均不显著，而人力资本(lnSTU)和政府参与度(GOV)在不同的时空权重矩阵下存在显著性水平差异，其中人力资本在经济距离时空权重矩阵下系数最大，这是由于经济优势越大的地方越能留住高素质人才，越容易吸引国际产业转移。
2.3 空间效应的距离因素
为进一步探究豫皖鄂湘赣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空间溢出的边际效应，本文构建空间溢出距离衰减模型，探讨其距离因素。从图1可以看出，空间外溢系数随地理距离的增加呈先增后减、先正后负变化，在80 km处正向溢出效应达到最大值(0.619)，在290 km处负向溢出效应达到最大值(-0.683)，显著性水平的变化规律与其高度相似。按照空间溢出系数的符号及显著性水平可将曲线划分为0～80 km的显著促进区、80～170 km的普通促进区、170～200 km的负向衰减区和200～570 km的负向波动区。显著促进区是外溢密集区，空间溢出系数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大幅攀升，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普通促进区的正向溢出效应减弱，显著性水平也较低，在110 km和150 km左右出现一定幅度的抬升;负向衰减区内的空间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小，但显著性水平较低；
负向波动区内的空间溢出系数在-0.683～-0.243范围内起伏，这主要与矩阵中存在空间关联的城市数量减少有关，但大部分系数仍能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整体看，豫皖鄂湘赣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溢出效应符合距离衰减规律。
图1 空间外溢的距离衰减过程
从以上分析可知，豫皖鄂湘赣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促进产业转入的空间溢出在80 km范围内极显著，国际产业转移承接活动带来的资金投入、技术溢出、经济增长等正向效应作用最强，可吸引国际转移产业流入。当区域边界超过170 km后，空间溢出转为负向影响，说明区域间承接产业转移的关系由合作变为竞争。结合实际数据可知，中部地区各省会城市不仅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规模最大的地区，而且是溢出效应的主要来源地。以各省会城市为中心，辐射半径170 km的范围刚好覆盖五大城市群，城市群中绝大部分城市间距离也在该范围内，说明城市群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最佳空间尺度。相比于单个城市，城市群的协同效应使其内部的资源禀赋得到优化配置，获得超过简单加总的规模效益，有利于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当地理距离过大时，城市间关联下降，合作基础薄弱，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更倾向于“各自为政”，因而形成竞争关系。
本文基于2009-2018年豫皖鄂湘赣五省的7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引入具有可变时间效应的内生时空权重矩阵，探究豫皖鄂湘赣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和规律。结论如下：1) 在3种时空交互权重下，豫皖鄂湘赣的国际产业转移承接活动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正向溢出效应，被解释变量的空间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规模每扩大1%,会带动邻近地区的产业转入增加0.444%～0.779%；
2)地区基础设施水平、产业集聚水平及FDI累积效应提升对当地产业转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廉价劳动力对国际产业转移产生的吸引力正在减弱甚至消失；
3)邻近地区人力资本及FDI累积效应提升对本地区的产业转入具有显著带动作用，邻域市场规模扩大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其他因素的影响尚未达到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水平；
4)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先正后负”的变化，其溢出强度在0～80 km范围内显著为正且随距离增加不断扩大，超过80 km呈现距离衰减特征，超过170 km转为负向影响，表明城市群是国际产业转移承接合作的最佳空间尺度。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下列政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提高豫皖鄂湘赣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水平和质量，通过加强城际空间邻近关联和空间溢出，推动五省产业转移的区域协作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亦可为中西部省域或城际产业转移联动协作提供经验。1)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空间互联基础。基础设施水平每提高1%，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规模的总效应增加0.2%～0.596%。显然，提升中西部地区“硬件”和“软件”实力，是提高产业发展吸引力，实现产业转移的根本保障。要进一步完善豫皖鄂湘赣五省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可着力降低产业的生产和物流成本。虽然五省过去在基建方面投入巨大，但区域内的城乡之间、省际/区际之间的基建发展不平衡问题仍存在，城市轨道交通、城际铁路干线、高速交通网络、特高压电网等建设还有较大提升空间。2)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开放人力资本市场。人力资本虽不利于本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但对邻域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致使总效应为正向促进，即人力资本每增加1%，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总体规模可增加0.641%～1.434%，说明引进和培育人力资本对于吸引国际产业转移非常重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创新能力，满足市场高级技术人才的需求，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做好人才准备。豫皖鄂湘赣地区高校众多，其中武汉高校数量位居全国第二，高校可以根据社会需求变化，适时调整专业学科设置，以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
政府应提供优越条件，创造良好创业环境，通过各类优惠政策吸引和留住地区的技术人才。同时，开放人力资本市场可以促进地区间人才资源流动，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3)重视地市竞合关系，建立跨地域的协调承接机制。市场规模每提升1%，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将缩小0.777%～1.727%，表明地市间存在激烈的“非合作”竞争关系，阻碍国际产业转入。由承接产业转移空间溢出的距离衰减效应可知，其溢出强度在80 km内显著为正，超过170 km承接产业转移关系由合作转为竞争。因此，首要从城市群层面建立承接产业转移合作机构，加强武汉经济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合肥都市圈和郑州都市圈的全域竞合关系，以“优势互补、注重实效、共同发展、实现双赢”为原则；
而后从提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空间溢出地理距离邻近的有效性出发，加强跨省域城市间的经济产业联系和合作，促进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跨地域间的合理分工和联合招商。统筹城市群内和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之间的产业布局、用地指标、优惠政策、公共服务等，形成协调发展和有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格局，避免资源浪费、无序竞争、同质化产业重复承接等一系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