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与田野文本①之社会学意义的提炼

杨善华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在《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一书中，笔者对“社区情理”曾经作过这样一个阐释：“在一个相对封闭及文化相对落后的社区中，存在着由地区亚文化决定的某些为在该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及与此相适应的观念，这些规范和观念可能有悖于一定社会的制度和规范或者与一定社会的制度和规范存在着某种不适应。但因为社区的封闭性，且居民的文化层次较低，所以这样的社区行为规范和观念仍得以存在并发生作用，而在社区中生活的人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则首先考虑自己的行为能否为社区中的他人所接受，并把它看作是自己行为选择的主要标准。换言之，只要他们的行为能够得到在同一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的赞成，他们就认为可行”[1]。读完笔者对“社区情理”的这一阐释，大家自会发现，其实此种社区情理的存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而这种乡土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小农经济以及与这样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

在这样一种父系父权家庭制度主导下，家庭角色的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故笔者赞同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将“家”看作“绵续性的事业社群”，以及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2]这样的观点。这是因为在小农生产方式背景下，家庭首先是一个生产的组织单位，夫妻首先承担的是家庭中的经济角色，这也是“男耕女织”这样的性别分工的由来。不过随着农村工业化和非农化的进程，这样一种性别分工会逐渐被夫妻同时从事非农职业这样的家庭角色分工所取代。但是，因为文化滞后的缘故，这样的“男性为先”特征的男权主义的性别意识并不会因为生产方式的改变而立即消失，它依然会留在当地的社区情理当中，成为生长于该社区的人们评价自身与他人行为的标准。

这种情况就导致了第二种性别视角的出现。以往我们运用性别视角的时候，几乎都是女性主义的模式，批判的是社会上因为男权主义导致的性别不平等对女性的压迫或者是对女性权利的漠视，随之而来的是对性别平等的呼吁与追求。但是，正如鲍晓兰在《女性主义、“差异”和研究本土的重要性》一文中所指出的，在女性主义研究的初期，“知识界所谈的‘妇女意识’往往只反映有话语权的妇女的心声”。因此，在谈到妇女的视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否已涵盖了各社会组成的妇女？有无出现话语权倾斜的现象？”[3]这样一种话语权的倾斜，往往会使我们忽略另外一种性别视角，即相当部分在乡土社区中成长与生活的女性，其将已有的性别不平等不加任何批判地作为理所当然的既成事实来接受。换言之，她们亦是按男权主义的观念和行为规范来评价自己以及周边人的行为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性别视角看成是“普通妇女的男权主义视角”。

2004年，笔者在《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一文中指出：“女性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全方位的(应该包含社会各阶层的妇女)，但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占妇女多数的非精英群体即普通妇女群体”，因为她们是“城乡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从事女性研究的知识女性是妇女解放的“先知先觉”者，或者说是女性个人自主性的有力倡导者，那么普通妇女群体也并非“后知后觉”，因为“她们有着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清晰和理性的认知，知道如何在观念和行动方面达到和社会环境的协调以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空间；
知道如何将自己个人的利益融入家庭(家族)或集体的利益以在‘家本位’或‘集体本位’的体制下获得‘自主性’；
在她们的意识和行动中同样有着中国妇女几千年所积累的生存智慧的显现”[4]。

显然，生活在上文所言的乡土社区中的女性就是这样的普通妇女群体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主体)，她们采取的是“在观念和行动方面达到和社会环境的协调以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这样的策略，这恰恰是她们认知理性之表现。所以，“第二种性别视角”作为乡土社区中多数女性行为选择和行为评价的原则，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笔者认为，对于以意义探究为目标的深度访谈来说，这样的性别视角首先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被访人叙述意义之理解。

河北P县有一个我们已经追踪了10年的农村社区，2007年我们去之前听说村里一户人家的父亲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个事件在当时影响挺大。进村后我们了解到，这一户的父亲和前妻有个儿子，儿子长大后也没有找到正经的职业。父亲后来离婚另娶，“这个女人带了一个女娃儿过来，过来又生了一个男孩儿”(1)2007年3月29日访问QSS。。不过因为他前妻的儿子和继母明显不和，所以为了避免家庭内部不断的争吵，这个父亲就和儿子一起又盖了栋新房，但他把老房子给了自己的儿子，自己和现任妻子住在新房里。这样的做法激起了他儿子的不满，他儿子觉得当爹的应该把新房让给自己住。所以儿子就三天两头跑到父亲的家里和父亲及继母吵架。吵架当中自然没有好话，出现了类似“你不让我活，你也活不了”这样的过激之词。这个父亲觉得既然这样，他还不如先下手，就在一天中午来到儿子家里，与儿子交手，最后用铁锹拍死了儿子。

这件事情让村庄蒙羞，与这个父亲同族的人也觉得抬不起头。但是我们在访谈这个族里的媳妇时，她们七嘴八舌，却是众口一词，都是骂这个继母“太坏”，迷惑了这个男的，才让他做出这样的不伦之事(2)2007年3月29日访问LMM等。。这样一件案情非常明确、罪责也很清楚的因家庭矛盾导致的凶杀案，为何对罪责该归于谁还有这样的看法？我们通过讨论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当这些媳妇从外村(或外家)嫁到这个家族的时候，她们自己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即她们认同自己是婆家的人，所以她们要竭力维护婆家这个家族的荣誉和利益。但是，这个男的后娶的妻子，却没有被她们认为是自己人，所以她们把罪责加到她的头上也就毫无顾忌了。同样，减轻杀子的那个男人的罪孽也意味着减轻了自己家族蒙受的羞耻，这也是她们乐于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至少这几个媳妇对自己归属的认识是很清楚的，即她们认识到必须把自己融入某个家庭和家族才能确保个人的生存和利益。如上文所述，在这个意义上，她们是家庭本位或家族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的。

其次，这样的性别视角有助于增强我们对文本的敏感度。2005年9月，我们在山西Y县G村访谈一个姓罗的31岁的青年妇女，她在开始接受我们访谈时就说：“就那样活了”，说了好几遍。一开始我们都有点惊愕，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把一句很平常的话重复好几遍。直到展开了她的生活史之后，我们才逐渐理解了她的想法。这个女的不是本村人，她是外嫁过来的。上学上到初中(这在当地女青年中就算很有文化的了)，结婚之前在县城的一个胶囊厂做胶囊，每月有约500元的收入(这样的收入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Y县就不算低了)。其与丈夫是在她丈夫来她村里打井时结识并自由恋爱直至结婚。但是对于婚后生活她补充说，“来了不好，公公没钱，没房子”，“那时候小，不懂事”。她21岁结婚时，公公家里有六间房，当时他们分了两间(但是有了孩子后不够住，她就在外面租房子住)。结婚两年后生了孩子，但是婆婆不帮着带，说村里没这个规矩，没办法她只好辞去了工作，回家专职带孩子。跟公公婆婆分家时，公公说他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拿一块宅基地(公公花了3700元从村里买的)，另外是拿公公给的4000元钱自己去弄房。当时她和她丈夫选择了拿宅基地，但是拿地之后发现宅基地不平整，需要他们自己垫平才能盖起房子来。现在已经花了三万多元了，还要再花一万多元才能住人。分家时分的两亩地现在就是她来种，种点玉米和吃的菜(3)2005年9月2日访问LHY。。

晚上讨论时笔者就问同去访谈的同学，从罗姓妇女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什么，笔者特别提了一下她最初说的“就那样活了”这句话。因为这些同学大都第一次来Y县，对当地的人情世故不熟悉，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笔者就说，从生活史看，这名女性算是当地的一名知识青年，又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所以她对未来是充满幻想的，她坚决地不想步她母辈的后尘，做一个围着锅台地头转的农村妇女，故而她的恋爱婚姻也带着很浓的浪漫色彩。但是，她的幻想是经不起传统的乡土文化那种坚固的石障般的碾压的，因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她先是有了孩子，婆婆以“这里没这样的规矩”为由拒绝了她想让婆婆帮着带孩子的请求，逼着她只能辞掉了工作，接着因为婆家不能提供现成的房子，她只好接受一块还要她出工费钱费力的宅基地，为了生活而奔忙(所以她现在认识到“那时候小，不懂事”)。现在在家种地，等于是又回到了她母辈的原点。因而，我们看到的是，她努力过，可是最终还是挣不脱传统的乡土文化所规定的男女角色分工这张无形的大网。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就那样活了”被赋予了一种挣不脱大网的无奈，这才是整个访谈中最画龙点睛的一笔。所以“就那样活了”是对她这30年人生的总结和评价，也是我们了解她整个叙述的意义脉络。

在田野调查，尤其是农村的田野调查中，家庭和家庭关系是必须关注的重点。因为被访人的日常生活正是以家庭为依托，通过共同生活这样一种相处方式而展开的，从而也使彼此之间的关系得以展现，而经由这样的途径，我们也可以去开掘在社区情理中属于“社会底蕴”(4)所谓“社会底蕴”，主要是指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在国家力量进入民间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在“难变”的层面上体现为“恒常”，却往往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被习惯性忽视的东西。它可以表现为意识层面的结构性观念，也可以表现为一些非正式的制度(风俗习惯)，或者是与道德伦理相联系的行为规范。参见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载《社会》2015年第1期。的那一部分，进而深化对社会的认识。

在《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一文中笔者曾谈到，“等到我们真正进入普通妇女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她们生活的平凡，这种平凡就如同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一般定义：重复，单调，没有英雄史诗般的传奇，也没有置身政治和生活旋涡之中的紧张和激动。即使是类似生老病死这样的个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似乎也与他人雷同。但是，这正是普通妇女生命历程的特点，是她们的共性。而且，只要揭开这样的表象，我们就会发现她们的生活仍然充满了意义。这样的意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她们自我或者人格的形塑与再形塑是在她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完成的，因此，她们对自我的定位不可能不受这种环境的制约”。另外，“她们与他人及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是一种符号的互动，这样的符号必然承载着意义。同时，在她们能动地适应或者改变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时，她们也赋予了社会环境一定的意义。因此，对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妇女来说，她和他人交往时的行动和言语都有着很强的主观意图，而按韦伯的说法，这样的主观意图就是主观意义，是可以被理解的”[4]。简而言之，即使是农村的普通妇女，她们也是韦伯笔下的“社会行动者”，她们在清醒认知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之后，一定会作出一个她们认为相对合理的行动选择，并赋予这样的行动以主观意义。而社会则会通过制度和舆论两种方式对她们的行动作出回应，适应者得到肯定，行动过激者则被边缘化。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充满了社会学的意义，也确实有性别分析的价值。那么第二种性别视角的展现有哪些种类？通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我们大致归纳出以下类型。

(一)不越“底线”

2019年2月，我们在四川宜宾作田野调查时在S乡H村碰到了W大姐。她在村头开早餐店，每日起早贪黑地工作。因为自从结婚以来，她的丈夫就不爱劳动，种地不勤快，后来去镇上的酒厂上班，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点闲钱就去打牌，从来不给家里钱。按W大姐的话来说，“他就是那种懒散的人，也不上进，不想多挣钱那种，不注重儿子，也不注重老婆，反正他一天只要自己过得好”。所以，从儿子上学到老人生病，家里的一切开支都是W大姐承担，她也曾想过离婚，几番下定决心，最后还是因为儿子的挽留而放弃。W大姐还向我们谈到，自己曾一度感到不公平，怨恨为什么只有自己挣扎着支撑起家庭，丈夫却可以日日打牌享乐，她也想要和丈夫一样过轻松的生活，但最后念及孩子和老人，她还是决定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我们就一起(笑)，以后要打牌一起打，要做一起去，但是不行啊，女人你就比不赢男人，他不管你明天有没有吃，你女人你比如说今天有一碗稀饭吃，你今天吃了，你还要考虑明天，还有孩子，那个时候还有老人。他就不管那么多，管你明天有没有饭吃怎么样，他就打牌。那个时候，三天三夜不回家，他都可以。比如说晚上我们一起都睡了，他说我去上个厕所，出去就跑了。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他门打开着，人没看到，又打牌去了”(5)2019年2月15日在H村访问WDL。。

有意思的是，虽然W大姐流露出想离婚的念头，但是她在村里人缘很好。我们在讨论时分析过她人缘好的原因是她“顾家”，尽到了自己对家庭的责任，而她的丈夫则成了舆论谴责的对象，原因是他毫无家庭责任感。这就是一桩婚姻不会破裂的底线——夫妻双方虽有矛盾但都尽到了对家庭的责任。因此，个人的事情再大，也大不过你对家庭的责任。这就是宜宾的农村地区为大家所恪守的行为规范。

好在后来W大姐的丈夫终于浪子回头，但是改正的决心却来自他们的儿子对他的警告。W大姐说，“本以为一辈子会就这么过去，情况在儿子成年后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儿子18岁时决定去当兵，当兵每月都有收入，从那时候开始，他的话在家里有了分量”，“以前我老公爱喝酒嘛，别人就说啊，你今天又喝酒了，我要给你老婆打电话了，他说我怕我老婆个球啊”，但是“(他)怕我儿子！因为我儿子跟他说，‘我妈妈为这个家已经付出太多了，你再不改，今后你老了，我也不会养你了’”。

W大姐回忆道，“就是从丈夫和儿子发生了这样一次对话后，丈夫开始把工资交作家用了，打牌也有了节制”。他当然不至于去“担忧几十年后的危机”，但他所不能容忍的是，“不养”就意味着儿子“不认”自己这个父亲了，儿子要和自己断绝父子关系，自己就成了“绝后”之人。而从家庭中脱离出来的个体一旦失去了丈夫和父亲的身份，也就同时失去了一个农村社区中“正常人”的身份，他就会被村民边缘化，沦落至村庄的底层，即他被开除了“社(会)籍”。因此，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了“家本位”文化在社区中的普适性。

(二)“枪打出头鸟”

对于不愿意承认男性为主，一心追求男女平等的女性来说，社区的舆论和制度运作都会把她们看成异类，然后千方百计地将她们逐出主流，“枪打出头鸟”就是常规方法。

这是我们2001年在浙江省C市TY镇Q村做田野调查访谈S姐时听她讲的故事。“S姐”是Q村的妇女们对妇女主任ZSJ的称呼。S姐1981年嫁到Q村的L家。她娘家在C市的CH镇，离TY镇不远。她的丈夫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家中父母都健在。S姐嫁过来之后，夫妻俩就和老人分了家。六年后，夫妻俩还清债务，就开始弄房子，将原来分家时拿到的一间房翻建成二层小楼。S姐嫁过来差不多二十年时，正赶上Q村房地产开发的热潮，他们就在新村委会办公楼的马路对面买下了一幢三楼三底的新房。S姐一共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当时18岁，在C市中学上高二，小儿子12岁，在TY小学上五年级。

S姐是个性格比较开朗、好强的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自尊心很高”。她在娘家因为排行最小，受到全家人的宠爱。后来读完了高中，这在当地妇女中就算高学历了。能上完高中，说明了两件事：第一，S姐聪明；
第二，她勤劳能干，因为在她上学的时候，大家普遍贫困，读书并不很受农民重视，孩子上学是要自己去挣学杂费的。1976年，S姐高中毕业，就在C市找了一份工作。虽然她还是农业户口，但是能够在城里找到工作在当时也算一件光荣的事。在C市财政局下属的家属厂工作期间，她还曾经当过一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一直到1989年儿子出生，她才回到Q村。

S姐的这些经历使得她对自己的能力颇为肯定。她觉得无论是文化还是工作能力自己并不比周围的男性差。但是，这种意识在她嫁到Q村来以后，就不断地受到挑战。

第一次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发生在女儿出生以后。丈夫和公婆都希望她生个男孩，结果女儿出生后，家人就不高兴了。S姐说：“我当时很气愤，她(指女儿)爸爸只有初中文化，我当时一直在浒山工作，女儿(出生)只有72天，我就带到厂里去了，不回家了。”女儿取名时，公公婆婆想给女儿起个“陆牡丹”(当时有一首歌《红牡丹》很是流行，“陆”在C市方言中和“绿”同音)的名字，但S姐坚决不同意，她给女儿起名叫“胜男”，她说“我既然生了个女儿，就要胜过男的，才华胜男”。她笑着对我们的访谈员说，当时那么做，“没有其他什么意思，就是想打破这个陈旧观念”。即使现在女儿大了，她还对女儿说，“你多想想这个名字，妈妈为什么要给你取这个名字，一定要为这个名字争气”。

这件事可以说是S姐的“自尊心”和Q村乡土文化的一次冲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Q村，由于集体工业刚刚复苏，所以农业收入仍然是家庭的主要收入。老一代的Q村人的思想中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传宗接代的观念。Q村原来一直是个家族聚居的村落，钱、王、许三个大姓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格局。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思想有着坚固的根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家族势力虽然看似销声匿迹，但是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如婚姻)等方面仍可以感受到其存在。如果我们把这一事件当作是S姐遭受的第一次思想冲击(由此她的自主性也开始萌芽)，那么她和丈夫开办工厂的十年则是她的自主性成长的阶段。

和村中其他有工厂的家庭一样，S姐家的工厂里，他们夫妻俩也都是“老板”。他们两口子的分工有点类似于传统家庭中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丈夫负责跑销路、原料、发货、讨债，她则承担了工厂的生产管理以及账务。在浒山工作时她已经学会了一定的技术，也积累了相当的管理经验，因此做这些事情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所以，在S姐身上我们看到，“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角色有了新的诠释。S姐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妻子不再是夫妻关系中的配角，她们所承担的也不仅仅是操持家务、辅助丈夫、管教子女、孝顺公婆等按传统属于“本分”的事务，她们同样可以进入到从前只属于男性的领域。只不过她这种做法并未得到社区的认可，比如Q村村委会主任QSJ就曾说，“我们这里，女的应该管家里的事，男的应该在外面赚钱，家里打算(过日子)是女的好，男的不行，外面大事情拍板，还是要男的”。

对S姐来说，让她觉得最不公平的是，她在村庄事务中被边缘化。1997年S姐接任妇女主任一职，当时村委会成员有五人，分别是村委会主任、治保主任、调解员、出纳员和妇女主任，只有她一名女性，而且除她之外的四人均是党支部成员。1999年党支部和村委会换届选举后，村委会成员则由五人减为三人，即只是村委会主任、治保主任、调解员，党支部成员变为四人，此三人仍在其中。经过这次选举，Q村的政治权力核心高度稳定，几乎仍是原班人马，不同的是，唯一的女性被排除出了村委会。

Q村的这次村委会选举是第一次直接选举。根据我们的了解，选举的程序可以说是公正的。因此，我们关注的是S姐落选在社区中引起的反应。选举之后我们去访谈S姐时，她很激动地说，她在选举中失败，说明“村里对妇女工作不够重视”，因为在其他村里，妇女主任都是选上的。据她说，镇里负责妇女工作的干部对此也“感到很吃惊”，特地打电话给她，让她仍然安心工作。不过后来的访谈中我们再与她谈起这个问题时，她已经看得比较淡了，但还是表示了遗憾。

然而，在我们访谈其他村庄的妇女主任时，她们还是能够明显感受到自己和其他村干部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不仅仅是体现在报酬上。比如，在村委会讨论诸如经济发展等事项时，妇女主任就是可有可无的，她们要么不参加，要么参加了也不说话，因为“说了也不会照你的去办”。于是，妇女主任通常会对本职工作以外的事务都表示沉默，因为她们觉得自己要“有自知之明”(6)以上S姐的故事及妇女主任的叙述主要来自2001年1月19日对S姐及两个邻村妇女主任的访谈记录。。

对照其他村妇女主任的情况，笔者认为，S姐落选村委会的原因是她在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方面表现得过于强势。不管她主观上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她的行动所表现的是她想尝试冲破传统的角色定位所形成的“妇女进入公共领域的天然屏障”[5]，这自然不为村庄所固有的传统乡土文化和习惯势力所容，因此掐掉她这个“尖”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笔者一直记得在村委会办公室和W书记谈及选举时他莫测高深的笑容。

(三)普通妇女女性主义自主性萌发的前提条件

舒茨认为，处于生活世界中的人，其基本特点就是自然态度(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它使人们认为生活世界是不言自明的现实，这些抱有自然态度的普通人都会想当然地接受它(7)舒茨认为，这些被普通人想当然地接受的自然态度包括七方面的内容(参见李猛：《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原因则是生活世界具有预先给定性的特征，即它存在于社会个体对它进行任何理论反思和理论研究之前。因此，在每个个体开始社会化的时候，其所要学习的有关社会的知识和规范都是已经存在的。这种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接受，这是因为个体会发现别人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知识和规范，其若不接受就会变成异类而被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群体所排斥。乡土社会中的“男主女从”“男尊女卑”观念就是这样被村庄中的普通妇女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下来的。

1998年8月，我们在河北P县村庄调查时访谈过一个老太太，她是家族里的长辈。话说到兴头上，她的儿子来了。她儿子曾经当过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可是在1995年因为领导班子变动被免职了。她儿子觉得有点冤，就跟我们诉说这件事。老太太也为儿子抱不平，没想到她儿子很粗暴地打断了她，说：“你不懂”。老太太没有因为儿子打断了她觉得丢了自己面子跟儿子去争执，而是理智地选择保持沉默，之后一直没有再就此插话。这件事表明，老太太的儿子是根据当地社区的观念和规范来处事的，因此他认为政治是男人的事，女人不应该参与。同时老太太的沉默则表明，老太太也是这样看的，所以她不跟儿子辩驳(8)1998年8月21日访问W婶和QZX。。

我们分析的时候，觉得有意思的恰恰是被儿子打断后老太太的沉默，这意味着她觉得男人搞政治、女人管家里是不言自明的铁律。很显然，她是按照上文所讲的“第二种性别视角”来看这件事情的。而如果按照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那么这恰恰说明了这个老太太缺乏自主性且不自知，这也就是舒茨所言的对生活的想当然(未加任何批判和反思)的自然态度。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对于大多数农村妇女来说，当其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的时候，由于她接受了社区的男权主义乡土伦理，她是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女性主义那种自主意识的。她的自主性的萌发(以自主意识的形成为前提)恰恰是在她置身于一个新的、与自己生活的社区不同的认知参考框架并且接受了这样的框架从而发现了自己没有自主性的时候。

以西部Y市郊区我们的朋友HFQ为例。我们是在2002年第一次去她生活的村子调查的时候认识她的。她1975年出生，初中毕业后报考了中专和师范但都没考上，1996年嫁入巴村。结婚后，她本想一心操持家务，协助在外打工的丈夫把生活搞好。但没想到她丈夫因身体不好，不得不辞掉工作回家同她一起养猪。因村里养猪的人多，竞争激烈，所以他们夫妇也挣不了几个钱。同时，家人又不断生病，高昂的医药费几乎花光了他们微薄的积蓄。“公公婆婆也不说话，也只能我自己想办法去干。”公婆之所以会这样，原因之一是她公公婆婆确实不富裕，原因之二是怕引起她丈夫兄嫂的不满，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好，曾为HFQ夫妇结婚所盖的房子比他们大而吵闹过。当时婆家人的态度不免让她心怀怨愤。

不过，她的娘家人在物质上还是给了她一些帮助，比如她养猪拉泔水的三轮摩托车就是娘家人出钱买的。她深知自己虽受父母兄嫂的喜爱，但毕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不能太依赖娘家人的帮助。她自己说，“但我毕竟有哥嫂，我不能让他们(指HFQ自己的父母)对我太好”，“我不能让爸妈哥嫂负担太多，他们也要发展”。

1999年，巴村的妇女主任退休，村里公开招聘新的妇女主任。按理说，妇女主任主管计划生育，这是件容易得罪人的工作，但由于村里的妇女没有多少外出挣钱的机会，因而妇女主任一职也受到一些妇女的青睐。HFQ了解到这一信息，认为是一个机会，经过认真考虑，她决定报名竞聘，“我不喜欢服务行业，所以就去了妇联。也是一种机遇，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也就是在家养猪了”。

最终，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脱颖而出，被聘试用一年。并在后来与邻村一位妇女的竞选中又获胜，顺利当上了并村后的巴村妇女主任，并在200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2002年我们访问HFQ时她的言谈中，不难看出她之所以去竞聘妇女主任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那个时候，她认为担任妇女主任和养猪一样，都只是一种增加家庭收入的途径，丝毫没有考虑担任妇女主任对她个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很显然，她这样做并非出于对自身政治权利的诉求。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在计划生育工作上。哪怕村干部一起开会，她对于自己工作之外的事也并不积极发言，只是书记让她讲时，她才会“说几句”。

不过，情况总是在变化，到了2005年，HFQ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他们村要拆迁了。他们的户口也会转成非农户口，而她所在的M乡则将改为街道办事处，她自己也搬进了村里集资建的小产权房。更令她振奋的是，之后的拆迁，他们还可以拿到相对更多的房屋作为补偿，所以她的眼界开始改变了。

2006年我们访谈HFQ时，她在村委会已经工作了8年。她坦言：“我现在从事的村委会的工作，让我学会了‘和人’的道理，学到了社会经验，但是商场上的知识我没有学到。如果那时候把精力放到了商场上，也许可能学习到一些做生意的经验。你要从干活里面学到经验，学到知识，你不能只知道挣钱，结果活到老都不能再发展了。”“我对那些小媳妇说，你们别看五百块钱工资少，跟着老板干，学习经验很重要，老板也不容易，他要进货，搞好外界关系，要考虑很多很多事情，当手下受的都是皮肉之苦，你要跟着老板学呢。”“说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乡上组织计算机培训了，她们就喊我去学，学得还挺好的。”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她最重要的变化是学会了用长远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发展，而不是执着于眼下的经济利益。而且，也学会了“换位思考”，知道“老板也不容易”。

2010年我们再访谈HFQ的时候，她已经是社区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了。在这个职位上，她一直干到现在。2021年我们去访谈的时候，能感受到她的成熟和老练，这也已经让她可以应对社区内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了。因为是老朋友了，见了我们，有时她也会袒露一点自己内心的想法，比如基层工作繁重但待遇上还差一点之类，但是说过就拉倒。这个时候，我觉得她已经学会当领导了，这是她学习的非常重要的收获(9)HFQ的材料来自2002年、2005年、2006年、2010年、2021年我们团队对她的访谈。。

总结HFQ的成长历程，我们应该承认，当上村妇女主任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一个原居于传统、相对封闭的社区的妇女要想确立起女性主义所言的妇女自主性，就必须跳出自己生活的家庭，将自己从社区的“社会人”变为广义的“社会人”，开放自己的心态，拓宽自己的眼界，需要找到更多的与自己生长于其中的社区不一样的参考群体以供学习，还要善于总结经验，同时，又能在经济上取得自立。

(一)虽然本文中的案例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段，但是因为我们团队一直跟踪着其中的大多数村落，所以笔者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由于上文所言的“文化滞后”和习惯势力的作用，对于仍生活在乡村社区的普通妇女来说，她们持有第二种性别视角的情况至今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二)如上文所引笔者在《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的阐述，在田野调查中，我们要更多地关注普通妇女的生存处境以及她们所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因为她们是妇女的多数并且是“城乡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真正了解了她们才能谈得上全面、历史与结构性地认识中国社会，尤其是认识中国社会在变迁中没有被改变的“社会底蕴”。

(三)性别视角，不管是女性主义性别视角，还是男权主义性别视角，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就如同人分男女一样。但是一个人落生和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则是“命”，是一种舒茨所言的“预先给定性”，是这个人无法选择的。这也是一个人为何会将某地的社区情理当作理所应当的规范和观念内化于己，用以选择和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原因——他会发现别人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规范和观念，他若不接受就会变成异类而被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群体所排斥。但是这样的社区情理，其对行为的评价标准必然是包含了性别视角的，由此去考察社区中妇女的行为选择和行为特征，就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社会学的意义，并进而可以去挖掘在社区情理中属于“社会底蕴”的那一部分，达致深化对社会的认识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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