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天使》的叙事策略与年龄主义批判
时间：2023-03-04 18:1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刘春蕊，李会芳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0)
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1926—1987)是加拿大文艺复兴时期举足轻重的作家，其作品曾于1967年和1974年两次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石头天使》通常被视为她的代表作。小说以九旬高龄的哈格·希伯利(Shipley H)的口吻展开叙事，讲述了她与儿子一家的相处状态，以及她抗拒到养老院养老的经历，期间穿插着她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最后，回忆与现实在老人临终的病床上汇合。在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的当下，西方社会的老年人仍处于一种“隐形(invisible)”的状态。他们既无法发声，也不被看到，常常被视为毫无价值、行将就木的“废物”。一种忽视老人真正需求，甚至污名化老年群体的“恐老”文化大行其道。在以往的老年学话语中，往往过多强调老年人的衰老多病、思维下降以及生产和创造力丧失等消极因素，从而导致一种针对老人的“消极叙事”的盛行。二十世纪后期，随着叙事老年学(Narrative Gerontology)的诞生，各个领域的老年叙事开始受到关注，老年学研究也开始从社会外部转入个体内部，与老龄群体有关的文化观念、代际伦理、叙事逻辑等成为研究热点，劳伦斯的小说《石头天使》是文学叙事的代表作品。
目前学界对于劳伦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她的“马纳瓦卡系列小说(The Manawaka Cycle)”。作为其中的第一部作品，《石头天使》自出版之初就受到广泛关注。在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中，年龄主义批判是一个重要的批评视角。按照这个术语的发明者罗伯特·巴特勒(Butler B)的说法，年龄主义指的是一个年龄群体对另一个年龄群体的偏见[1]。维克托·米尼奇略(Minichiello V)等人将其理解为一整套歧视老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对老年群体进行过分简单化、概括化的理 解来将他们区分出来[2]。年龄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代际隔离、老龄歧视、恐老症等，年龄主义与性别歧视的叠加导致了老年女性的极端弱势地位。布鲁克斯·布森(Bouson J B)在其论著《耻感与老年女性：当代女性写作中的年龄主义反抗》(ShameandtheAgingWoman：ConfrontingandResistingAgeisminContemporaryWomen’sWritings)[3]125-136中就以劳伦斯的作品作为抗拒年龄主义的例证，并肯定其对老年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
佐伊·布伦南(Brennan Z)在她的《近年来小说中的老年女性》(The Older Woman in Recent Fiction)[4]93-100中，则从家庭与社会角度对劳伦斯的年龄主义批判立场进行了解读；
艾米里·德·法尔科(Defalco A)的《“而后”——叙事身份与神秘的衰老》("AndThen"——NarrativeIdentityandUncannyAging)[5]侧重研究《石头天使》中的自我生命讲述在个体衰老过程中的意义。国内的劳伦斯研究主要以宗教原型、空间叙事、生存主题和女性主义研究为主。杜丽霞和张敏在《论〈石头天使〉女主人公夏甲》[6]中分析了主人公的圣经原型及其孤傲性格的形成原因；
文珊在《论〈石头天使〉主题建构的空间之维》[7]中以空间叙事为切入点，分析作者依靠特定叙事技巧所营造出的空间结构，以此来凸显主人公哈格心理空间的变化以及她内心的矛盾和困惑；
刘意青在《存活斗争的胜利者》[8]中肯定了劳伦斯《石头天使》的老年主题，认为劳伦斯在“存活斗争”主题中起着先锋作用。整体来看，目前国内外对《石头天使》的研究视角虽已非常丰富，但将叙事与主题结合起来的研究却相对匮乏。本文认为小说的叙事形式与作品主题有着密切关系，讲故事的方式直接决定了作品主题是否足以打动人心，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总是体现着形式与主题的完美契合。本文将从《石头天使》的三种叙事策略入手，来探究劳伦斯的叙事形式如何服务于其年龄主义批判主题，从而对这部小说的独特魅力作出解析。
在《石头天使》中，劳伦斯使用第一人称叙事，使小说中老年人物的话语无需经过全知叙述者的转述，而是以个人化的视角与声音直接呈现出来，读者也不再是第三人称叙述中隐藏在受述者背后被动接受讲述却不需尽任何义务的角色，而是一跃成为第一人称讲述者“我”话语呈现给的“你”，不再扮演纯粹的旁观者，而是成为小说人物的倾听与倾诉对象，无形中承担倾听与理解的义务，“在接受和判断上被迫介入的程度增强了。”[9]同时这种叙述手段也是不可靠叙述呈现的最佳方式，劳伦斯通过这一叙述策略的应用，描述出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老年人表述的前后不一，呈现出老年人最真实的记忆和叙事状态。而读者也会通过介入文本去积极观察人物叙述的主观性，进而走进老年女性的内心世界，了解记忆衰退带给这一群体的困境，同时也能够增加对其的理解与共情能力。
在《石头天使》中，借助第一人称叙事，劳伦斯多次直接描写哈格在面临身体和心灵困境时的内心独白。当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儿子带去参观养老院时，她内心的恐惧和挣扎一览无余，“他们会强迫我吗？如果我争吵、发怒，他们就会让强壮的护士监禁我吗？把我捆在马具上，他们能吗？把我当成疯女人对待？我非常害怕这个地方，我甚至都不去看它。”[10]88这里第一人称内心独白把老人的内心世界展现了出来，她的反抗和无助变得可触可感，内心话语的直接呈现激发了读者的共情心理。除此之外，当儿媳多丽丝带哈格去医院并不顾她的感受替她向医生汇报身体情况时，老人心中涌出一股强烈的愤怒，“她如此的瞎扯……她为什么不让我来告诉他？不管怎么说，这些症状是谁的？”[10]140老年人对话语权的追求恰恰体现了西方社会老年话语权的丧失。这里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让读者看到了隐藏于日常话语实践之下的老年群体的“失语”症状以及老人强烈的叙述需求，“让人物自己说话，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主体，并按他们自己的逻辑生成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11]。在西方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之下，虽然文学作为反映社会问题的镜子不断地触及老年主题，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老年形象都是被讲述的对象，是作为第三人称叙述下的存在，无法体现出老年群体真实的主体意识，而劳伦斯正是将第三人称对“她”的叙述变成主人公哈格“我”的自述，让全文的故事都是出自九旬高龄的老妇人哈格之口，使她由言说对象转变为言说主体，恢复了她的话语权，也让读者有机会进入这个陌生的心理世界。
除此之外，劳伦斯的第一人称的叙事还呈现出鲜明的不可靠叙述效果。这不但没有削弱文本的真实性，反而在形式上更加符合老年叙事的实际情况，从而更加凸显其老年关怀的主题。“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是由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Booth W C)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他认为，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范式)保持一致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12]158-159而在申丹看来，不可靠叙述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对文本进行“双重解码”，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离和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13]在小说中，哈格把自己的所想所感包括其性格中的缺陷都通过第一人称呈现给了读者，但是读者会发现老人在上下文的叙述中，总会出现自我矛盾的表述。而这种叙事策略的应用，无形中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和参与欲，使其在追随老人视角的同时，不由自主地联系前后的文本对其话语进行解读。九旬高龄的哈格在与儿媳对话过程中对于不小心暴露出来的遗忘现象虽然总是极力去挽救，但仍有一些信息始终无法自圆其说，如前文提到过的人名，后面再叙述时就会叫错；
为了逃避去养老院而独身一人冒险来一个废弃鱼厂蜗居，最后却分不清自己是离家出走还是被抛弃。她在叙述时不由得自言自语道：“他们都走了，把我留下了。我从没离开过他们，恰恰相反，我敢发誓。”[10]153在第三人称叙述中，叙述者与读者站在一起，读者理所当然地接受叙述者无所不知的信息披露，第一人称叙述却给予了读者更多的参与和思考空间，不可靠的叙述真实体现了老年群体身体机能退化下大脑与心理的自然状态，展现他们在思考和遗忘面前的挣扎与无助。
在年龄歧视的文化语境中，能进入大众视野的主流媒体呈现出来的老年形象，往往被蒙上了一层理想化的滤镜，而真实的老年群体无论是声音还是形象都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而劳伦斯赋予了老年个体叙述权力的同时又承认了其叙述不可靠的可能，这种现实主义的呈现方式也暗示了现代社会对待老年群体的两难处境和关怀成本，即老人既需要拥有自我讲述的权力，也需要拥有被理解和被解读的权利。这种用真实叙述去对抗简单剥夺的做法，体现了劳伦斯理性务实的人道主义情怀。这种叙述手法并不会拉大读者和老年叙述者的距离，而是使读者在上下文的解读中，不断地去考证老年人话语的真实性以及其背后所展现出来的老年人身体的困境，正呼应了费伦(Phelan J)提出的契约型不可靠叙述[14]，即不可靠叙述不仅没有拉大反而缩小了叙述者和作者的读者之间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之下，作者和读者心照不宣地默许了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这种叙事策略所产生的叙事内容的不可靠恰恰突出了叙事行为的真实和可靠。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劳伦斯正值三十八岁的黄金年龄，但却能身体力行地关注老年群体，体察老人的心理状况，并通过自己的叙事赋予老年群体话语权，让他们发声讲述，体现了她深切的共情能力和人文关怀。
《石头天使》在叙事结构上新颖独特，并没有按照传统的线性叙事将人物的一生依照时间顺序娓娓道来，而是由两个平行的时空交织而成，并统一于同一个文本空间之内。现实时空的老年哈格讲述与儿子儿媳一起生活并想尽办法逃离被送往养老院的命运，她的抱怨与不满遍及整篇的叙述，而在这期间，哈格的思绪不断地因生活细节的触动而沉浸于往日的时光，同时又不断地被拉回现实。这种时空并置的叙事方式将人物当下的生活空间和她从童年、青年、中年到老年的人生经历并置起来。叙述在现实时空和过去时空中不断地跳跃，并在小说的结尾汇合在一起，展现了个体人生故事的全貌。其中包含具有相同性质的过去和现在生活经历的并置，这种叙述安排一方面是突出人生的连续性，老人通过不断回忆去找寻自己逐渐丧失的主体性，是面临身份危机的老年人的自我救赎。除此之外，老年哈格一遍遍地通过回忆审视自己的生活，并在现实生活中作出完善人格的努力，通过今昔的对比，读者一步步深入了解她的个性，同时也能够看到哈格的反思与人格的成长。
随着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下降，社会角色的丧失，过去一切习以为常的事情逐渐失去掌控的能力。所以在晚年生活中，老年人会不由自主地思考：我是谁？我的人生是怎样的？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15]24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场身份危机。叙事老年学[16]作为新兴的老年研究领域，其特点是将人生比作故事，关注个人尤其是普通人讲述的生命故事，将视野投向衰老的内在性，走进老年个体的内心世界。我们不仅拥有故事，我们就是故事本身，并且每时每刻不停地在书写着人生的故事。随着个体的变老，对现实状况的无奈与敏感会促进老年人的叙述冲动，他们热衷于讲述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自我主体性的肯定，不断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是出于自身精神世界的需要。老年是距离死亡最近的人生阶段，在老龄歧视的文化语境中，老年人需要更多的意义来支撑生活中所面临的损失和挑战，进而来维持自己的主体身份。在《石头天使》中，劳伦斯利用时空并置的叙事策略，使回忆不断地冲进老年人压抑的现实生活，并经由老人叙述出来。这是把过去的人生经历当作现在的参照，是体现人类生命整体感，并赋予老年人生意义的体现。面临着大儿子玛文将自己送往养老院的决定，出于对尊严与自由丧失的恐惧，哈格进入回忆时空，叙述出自己中年时毅然决然逃离不幸婚姻的经历，这为她的心理提供了支撑。因此在新的现实中，她不顾身体的病痛，再一次毅然逃离，这一次是从她与儿子共同居住的房子逃离。这种时空的并置，即过去经历与现实生活的并置，体现了老年人特定行为的内在合理性，如同年轻时一样，老年的哈格仍然在追求身份危机下的自我救赎。老年是人生的一个必然阶段，老年群体同其他年龄群体一样有着对于尊严和身份的需求，他们远远没有堕落到年龄歧视者眼中只谋求身体存活的程度。
除此之外，时空并置的叙事策略也能体现老年人在回忆与现实的互动中所实现的人格成长，从而打破固有的年龄偏见。对于人类来说，生命由一系列的生命故事组成，每一个故事或长或短，都赋予了人生不同的意义。然而，老年人身份危机的困境很多时候会让他们内化叙事闭锁，这一 概念指的是一种生命叙事的停滞，即老年人认为人生故事已经结束，未来与现在无异，认为已经 发生的就是一成不变的，不会再有任何新的可能性[17]，只剩下对于过去的被动总结，进而生命叙事呈现出断裂的状态。因此，在生命故事相对薄弱的晚年时期，老年人很容易向叙事闭锁投降，尽管人生还在继续，但在他们的头脑中，一切都已固定且闭锁，生命故事已经结束。然而，正如梅·萨顿(Sarton M)曾言：“过去是永远在改变的，从来不是静止的，并不像架子陈列的书一样，固定摆放在一个位置，而是随着我们的成长和变化，总是会以全新的角度去看待过去的事情。”[18]95所以现在的生活会影响对过去的阐释，而对过去的阐释也会渗透进我们未来的生活，对人生故事的阐释永远没有结局。在现实时空中，当大儿子玛文带哈格去参观养老院以及儿媳带她去医院接受医生安排时，哈格的无助使她回想到玛文小时候对来自母亲的肯定以及关爱的渴望，“我干完了活。”“我已经看到你干完了，我有眼睛，现在出去吧……” “我把木箱装得太满了吗？” “不，不——可以了。很好。走吧。玛文——我要告诉你多少次？”“你从没看一眼。”[10]104哈格从老年孤独的现状，不由得重新审视自己当年作为一位母亲时感情的冷漠，因此在生命垂危之际，她对玛文说出了那个善意的谎言，“你是个好儿子，比约翰强”[10]288来弥补他所缺失的母爱。同样，回忆到当年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而对小儿子约翰处处限制并最终间接导致他的死亡时，哈格内心同样充满了忏悔。所以在遇到中年男性莫利向她抱怨母亲时，哈格在神智不清的状态下把他当成了约翰，把自己的愧疚与遗憾全部向他倾诉了出来，“我并不是真的不许你带她到这儿来，也不是有意要伤你的心。有些话不知怎么就脱口而出了，我脾气不好。”[10]233哈格通过不断地去回忆自己的人生，不断在脑海中重温过去的经历，尤其是一些没有解决的矛盾和创伤，来对过去的人生进行重新审视。因此，人生故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一个重新阐释甚至改变的过程，而老年人也会随着对过去经历的再回顾来实现人格的不断完善与成长。
在西方年龄主义(Ageism)的文化语境中，对于老年人的社会期待是沉默、隐形和顺从，因为西方社会的舞台不再属于他们这些已经丧失生产力的群体。然而，劳伦斯通过时空并置的叙事策略，不仅将老人的一生完整呈现在读者眼前，同时让面临身份危机的老年人通过回顾和讲述人生故事使回忆和现实进行不断碰撞并以此来实现身份的延续以及人格的成长，从而对流行的针对老人的衰退叙事(narrative of decline)提出了挑战。
《石头天使》以第一人称写就，主人公哈格在描述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衰老体验时，在语气上总是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语言风格，表现在对身体的距离感以及将自己非人化的自嘲表述上。在现代性消费文化的驱使下，身体越来越成为表达自我的中心，人们总是不停地监管着自己的身体，对身体的控制可谓史无前例。各种美白产品和节食行为的盛行无一不昭示着女性的身体正在作为被消费的对象，迎合着无处不在的凝视目光。因此，在崇尚年轻的西方现代社会，拥有年轻美丽的身体是女性获取社会地位与社会认可的方式之一，而老年女性的身体由于衰老和疾病，远不能满足这种消费文化，拉希(Lasch)指出老年“对于今天的人们成了特别可怕的东西”[19]207，在这种谈老色变的年龄主义文化中，身体外表的视觉规范助长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压迫，所以老年女性的身体会以一种 “失常” 的方式在社会中变得无形，甚至是经历社会性死亡，身体的衰老成为消极自我的主要源头，并最终导致内在自我和外在身体的分歧。这种自我异化的表述，是借用他者眼光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审视的结果，当老人不由自主地以时下流行的年龄主义观念打量自己时，内心会再现出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究其根本，老人的这种体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敏感又脆弱的老人深受年龄主义文化的影响，将在与年龄歧视者相处时感受到的敌意和厌恶投射到自己身上，从而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排斥，其实质是年龄主义文化在老年群体身上的内化。
在整部小说中，哈格把自己表述成陌生化的动物、廉价物品的情形有数十次之多，如“便秘的母牛”[10]84“狂暴的鸟”[10]87“沼泽中受惊的鸭子”[10]131“后背着地、四肢朝天的硬壳虫”[10]179“行李”[10]85“洗碗布”[10]143等等。波伏娃(Beauvoir S D)认为女性衰老的过程就是去经历引发羞耻的自我他者化的阶段，因为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是欲望的存在，所以当她又老又丑的时候，便不再是欲望的化身，所以也失去了在社会的定位[20]138。因此，身体的衰老对于女性的打击尤为强烈，年龄主义文化的歧视性力量对她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衰老的身体标志着她们是被社会所排斥和厌恶的对象。年龄歧视者无视她们，甚至在公开场合敌对她们。这些充满耻辱感的身体体验会让老年女性觉得自己是有缺陷的，是毫无价值的，她们会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低人一等。她们视衰老身体为遮蔽内在年轻自我的面具，这种“衰老面具”[21]371-389的体验在老年女性身上尤为常见，成为他们消极主体身份的重要源头，所以她们才会在描述自己的身体时，将其异化成非人的动物形象，甚至是废弃的物品，这体现出老年女性在年龄主义语境中对自我身体的高度厌恶。
老年女性对自我仇视感在照镜子时会被加倍放大。在听到儿子因为自己每夜都尿床所以想送她去养老院时，哈格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夜晚她坐在梳妆台前审视着自己，“我斜眼看着镜子，看到了一张喷着烟雾的脸，血管使这张脸变成了紫色，就像有人用擦不掉的铅笔在脸上涂抹过一样。”[10]71看着镜子中的形象，老人用的是“一张喷着烟雾的脸(a puffed face)”[22]60而不是“我喷着烟雾的脸(my puffed face)”，这种表述体现了老人对自己身体的陌生与内心的排斥，体现出严重的自我分离感。她们意识中的自我还是年轻的自我，衰老的身体让她们产生一种受到身体背叛的感觉，自我和身体呈现出一种对立的状态，因此语言上也体现出一种距离感。对此，凯瑟琳·伍德沃德(Woodward K)提出“老年镜像期”的概念[23]，也就是第二镜像阶段，这与拉康所提出的第一镜像阶段从效果上来说是对立的。不似婴儿对镜中身体的迷恋，老人对镜中的身体是极度排斥的。因为经历过生活的酸甜苦辣后，老年人的内在自我是完整的，然而镜像中的身体却往往是破碎瓦解的，所以内在自我和身体就形成一种类似于以完整自我来防御碎片化身体的状态。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老年人对消极的身体体验都是防不胜防的，因为和第一镜像阶段类似，老年镜像阶段中的镜子，不仅仅是老年人面前的那块玻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之镜，老年人从他人对自己的反应上感受到了自身被社会排斥，因此更会有自我异化的感觉。哈格被带去医院拍X光时，医生冷冷地让她把钡喝下去。面对着就诊室压抑的气氛，她试图通过幽默来缓解，打趣说之前的医生告诉她钡的味道就像牛奶冰淇淋。她本以为通过这种愉快的口吻，医生会跟自己正常地沟通。然而医生却以一种“厌烦的、抽象的声音”给予回应，然后又不耐烦地说：“请再喝一点。”[10]102哈格从医生的反应上照见了自己的形象，内在自我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从而造成了她的自我分离感，“它进了我的脑子里，给我一种类似地狱深渊的感觉……这是一种光明的缺乏，就像真正意义的地狱……我甚至连忍耐也被剥夺了，只能不做声地靠在那里，等待着他们到我身上来做任何事情。”[10]102-103所以，通过社会之镜的反映，老年人看到内在自我不断地脱离衰老的肉身，并且认为真实的自我隐藏在衰老的躯壳之内，进而导致了她们对自己身体的陌生化表述。
劳伦斯通过老年人自我异化的语言叙事，让老年人以自己之口对自身形象进行嘲讽，使内在自我和衰老身体产生分裂，从而揭示出歧视性的年龄主义文化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于作为受害者的老年群体本身也将这种观念内化为无意识，不时冒出来打击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这种异化的叙事风格也是劳伦斯赋予老年哈格排解压抑性心理能量的方式，通过这种强化的自我贬低，老年人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宣泄了年龄歧视者对她们的敌意和厌恶，体现出劳伦斯对老龄人群的细致观察和深刻同情。同时，劳伦斯也打破了针对老年女性身体的写作禁忌，通过让老年人将自己的身体描述出来，让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她们的身体感受，从而呼吁一种对老年女性身体困境的善意关照。
西方社会中存在着对老年人的偏见与歧视，这种局面的产生部分来源于社会对老年群体认知的缺乏，这种缺乏主要是指对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感受经验的排斥和无知。老年并不仅仅意味着丑陋的容貌和衰老的身体，还包括他们丰富的精神体验和人生智慧。《石头天使》中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现了劳伦斯极富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和情感态度，她带领读者深入老年人的内心世界，以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而非对象物来呈现老人的所思所想；
她所使用的回忆与现实时空并置的叙事策略，将人物的早年与晚年交织互动，既体现了人类生命的连续和完整，也暗示出老年人同样具有人格成长的力量。此外，劳伦斯陌生化语言风格的运用也体现了长久存在的年龄歧视对老年女性的摧残，她们无法在心灵和身体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结，因此对自身的衰老形象充满排斥和嘲讽。总之，劳伦斯的《石头天使》实现了叙事和主题的高度一致和密切契合，其中的每一种叙事形式都体现和深化着作品的年龄主义批判主题，体现着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