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至上”的唯物史观意蕴和当代价值

戴明新，方世南

（1.常熟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2.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背景下，针对世界格局和现实环境所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重大变化，特别是针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对人民生命安全的重大威胁，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下简称“两个至上”），这一重要论述的核心意蕴就是从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强调要坚持把人民群众利益及其生命安全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人民群众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民至上就是要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伟业的力量源泉，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把增进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作为奋斗目标，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它，生命存在即确保生命安全是人民至上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人的生命存在即无法保障人的生命安全，人民至上也根本无从谈起，因此，“两个至上”之间是内在统一的，只有坚持生命至上才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两个至上”重要论述作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践中社会发展的主体、目的、本质等以及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对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真理性认识和价值性判断的全新的具象化的理论表达，是对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理论、世界历史的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与唯心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以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为出发点，得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进本质上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离不开人的参与，劳动者即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中首要的和最活跃的因素，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主体力量，当然也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既不取决于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也不是按照个别英雄人物的思想和意识构造的，而是由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实践活动推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神圣家族》中就批判了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将“自我意识”即“精神”视为创造人类社会历史的“神话了的绝对”，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精神是历史进步的唯一因素，而群众不配拥有精神，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只要代表精神的少数英雄人物提出了更高的理论或思想，历史就会改变，而代表物质的群众则完全被排除在历史的进程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怒斥了“神圣家族”将精神和群众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深刻地阐明了思想、利益和群众的关系，认为只有反映群众利益的思想才能变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现实，从而提出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287这一极其卓越的思想。这一思想反映了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和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性质和历史进步的速度与人民群众作用发挥的不断增大相互制约的历史规律，强调了看待和处理社会历史问题时应具有的基本立场。

习近平“两个至上”重要论述从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价值主体和利益主体三个方面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动力和目的，凸显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最高地位，蕴含了生命安全是人民群众实现主体地位的根本前提和基础，丰富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有助于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人通过生产实践即劳动生产出维持自己生命的物质生活资料，才有了人类的延续和人的历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196。唯物史观认为，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通过实践将天然自然日益转化为满足自身需要和体现自身目的的人化自然，自然人化的过程本质上也是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实践所创造的社会财富都是其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现，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创造性成果。因此，坚持以生命安全为首要前提的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财富，也不可能有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不可能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并决定其进程，而生命的存在则是人民群众开展实践活动的现实基础。“两个至上”重要论述蕴含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确保其进行实践活动的首要前提的重要思想，是对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继承和深化。只有把人民群众及其生命安全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才能激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创造事业的伟力。“两个至上”就是始终坚持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坚持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投身于伟大事业的实践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汇聚起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从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不断开创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新篇章。

人民群众是价值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活动的实践主体，其现实的实践活动都是既按照真理性知识的指导即物的尺度，又按照自身的价值要求即人自身的尺度进行的，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活动。因此，社会发展的过程，在其本质上，是人民群众按照两种尺度相统一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价值表示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是指主体即现实的人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处处运用自身的尺度作用于客体即对象之上的特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163这里所谓“固有的尺度”就是人的尺度，是人按照自身的尺度去改造客体，从而实现客体主体化以满足人自身的需要和目的。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的实践活动中根据自身的需要与对象发生关系，从而改变对象以满足自身的目的，因此，人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是人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物的结果；
同时，人作为价值创造主体也必然是价值享有主体，并且也是价值评价主体。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民群众作为价值主体不断创造、享有以及评价价值的过程。而生命安全即维持生命存在是实现人民群众作为价值主体的前提，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且是首要的价值，因此，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是以创造生命安全价值为前提的。“两个至上”重要论述凸显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价值追求从而实现人民群众价值主体地位的深刻意蕴。“两个至上”实际上就是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价值创造主体，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激发人民群众的活力，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而凝聚起社会发展的无穷力量，焕发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2]15，这一总体价值目标是要靠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不懈奋斗实现的。“两个至上”就是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价值享有主体，坚持发展的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要“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3]183。“两个至上”就是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价值评价主体，坚持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评价作为判断标准，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3]142，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代价。

人民群众是利益主体，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利益问题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社会活动的基础和动因，是一切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产生、变化的最终原因，利益的满足是调动劳动者即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利益动因。正是由于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接触到了贫苦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才促使其创立了唯物史观，也正是由于从唯物史观出发，才得出了利益是人民群众进行历史活动的动因，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坚持利益观点是唯物史观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的利益追求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社会发展的价值也在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体地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追求。“两个至上”重要论述凸显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利益主体，体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两个至上”就是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首位，坚持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即“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5]，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充分发挥利益的动力作用，从而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力量。“两个至上”就是始终坚持生命安全利益至上，人民群众作为利益主体所追求的人的生命安全是最基本的利益，生命安全利益是其他一切利益的基础，离开了生命安全利益，人的任何利益追求都无从谈起，“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不会再来。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6]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社会发展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自然而然进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能动的创造过程，而这一能动的创造过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社会生活及其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是由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形成的，社会发展就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实现所确立的价值目标而引起的社会各方面的进步过程，人在这一实践活动中既推动了社会发展，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人自身；
而社会发展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人的发展，如果离开了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也就失去了价值，因此，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相统一的，在这一意义上，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7]。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实际上就是为了寻求人类解放的途径，旨在建立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这是唯物史观的理论主题和实践旨归。自唯物史观创立之时起，马克思就致力于研究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统一的道路和方法，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发展的更高级形态即共产主义应该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8]。因此，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既是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实现的崇高目标，也是其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两个至上”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人的存在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终目的、社会发展要为人的存在和发展不断创造条件的思想意蕴，继承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理论。

“两个至上”重要论述体现了人的存在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终目的。人的存在是人的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两者都依赖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然而，社会发展并不是简单等同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社会发展并不必然确保人的生命安全和人得到发展，如果仅仅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社会发展，就不可能确保人的生命安全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此，只有将人的存在和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高目的，才能使其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得到真正实现。“两个至上”实际上就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19，这就是说，社会发展要以人的存在和发展为核心价值准则，不能为了纯粹追求经济总量而发展，要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需要、实现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而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事实上，人的发展与人的利益的实现是密切相关的，人的利益能否充分维护是实现人的发展的前提和关键，如果没有以生命安全利益为基础的各种利益的实现，人的发展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发展价值定位的重大和原则问题”[9]，体现了社会发展要“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2]11-12，要保护好人民群众以生命安全权益为基础的各种合法权益，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三感一度”，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两个至上”重要论述体现了社会发展要为人的存在和发展创造社会条件。人的存在和发展与自己所处的特定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是紧密相关的，是一个具体的、现实的过程，只有积极创造条件、改变条件才能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加快人的发展。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只有始终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推动各个领域的全面整体性高质量发展，才能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排除各种障碍，创造各种条件，促使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得到具体落实。“两个至上”实际上就是在新发展阶段要始终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人的存在和发展创造条件。创新发展为人的存在和发展创造物质性条件，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初动力，创新发展解决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促进了社会发展动力的不断增强，推动了生产力持续发展，从而为人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协调发展为人的存在和发展创造整体性条件，协调发展是增强社会发展全面性、整体性、协调性的制胜法宝，协调发展解决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社会整体协调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没有社会的整体性发展，没有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协调发展，没有经济和国防之间的融合发展，就不可能有人的全面发展。绿色发展为人的存在和发展创造永续性条件，绿色发展解决了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如果发展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等生态问题，那么，人的生命安全和永续发展必然会遭到严重威胁，因此，必须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从而为人的永续发展创造条件。开放发展为人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交往性条件，开放发展解决了社会发展中人的普遍交往的问题，因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10]，扩大社会交往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开放发展为人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世界历史性的普遍交往条件。共享发展为人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平等性条件，解决了社会发展中公平正义的问题，公平正义的实现实质上就是要把人们从各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因此，共享发展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了平等和公平的条件。“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11]200，它们共同为人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必需的社会条件。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绝对趋势。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以各民族、国家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打破为前提的，不打破各民族、国家的原始的封闭状态，历史就不可能成为世界历史。打破原始封闭状态、跨越空间障碍而形成世界范围的各民族、国家相互依存并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就是历史转变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扩大、世界市场的形成，人与人的交往日益具有普遍性，“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540-541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凸显的全球化趋势作出的科学判断，当今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人类交往的世界性和普遍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和广泛，各个国家的联系性和依存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和紧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历史和现实都不断证明了这一思想的科学价值。

恩格斯曾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1]687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交流合作的日益深入，全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中国人民的生存、发展和利益实现离不开世界，世界人民的生存、发展和利益实现也离不开中国，人类社会已经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仍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态势中，但是也面临着一定的更具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灾难性的风险和危机，全球经济衰退、贫富差距过大、流行病毒蔓延、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军事对抗持续等风险和危机以公共性的样态呈现于现代社会中，已经和世界人民的现实生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些风险和危机已然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全局性和总体性的问题，由此对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利益实现和个人发展造成了威胁和侵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2]58各个国家只有将本国的发展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发展统一起来、将本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同舟共济，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确保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和永续发展。

习近平“两个至上”重要论述不仅立足于当代中国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的发展思想、价值旨归等根本性问题，而且着眼于当今世界为应对全球性的风险挑战、维护和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等全球性问题指明了方向，“不仅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3]437“两个至上”重要论述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科学的回答，继承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世界历史的基本思想，体现出重大的当代价值。

“两个至上”实质上就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58-59，从而为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实现、生命安全和永续发展创造现实的前提和基础。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构建理念。“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1]522，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该价值理念构建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唯一能够打破和超越任何界限的价值共识。在这一价值共识的指引下，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必须坚持“两个至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以公平正义的原则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把本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统一起来，树立人类整体利益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享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12]，从而不断增进世界人民的民生福祉。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价值旨归。人类解放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追求的美好理想，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核心思想。实现人类解放就是要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况，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继承了历史上关于人类解放的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面对全球性的风险和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揭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条件和正确道路，为全人类的解放提供了理论武器和实践路径，即惟有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风险和危机，才能实现人类生命安全基础上的全面发展和永续发展，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两个至上”生动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胸怀天下的世界视野为人类谋大同的高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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