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机理：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研究
时间：2023-03-04 18:2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许忠明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机理：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研究
许忠明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政党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353)
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奥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双向耦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以自强不息和脚踏实地为核心信念的中华文明的当代表现形式。鸦片战争后，中华文明受到西方列强的强势冲击而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此洞若观火，敏锐认识到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激活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着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激活机制，以精神的力量、科学真理的力量、社会革命的力量、物质实践的力量走出了中华文明在近代徘徊不前的历史困境，全面激活了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双向互动、深度融合，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升华了中华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
中华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党的二十大报告着眼于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深刻揭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明确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指明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得到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奥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双向耦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2016年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2］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3］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性：“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4］这些重要论述启发我们，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之间存在互通互容互助互荣关系。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激活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还把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联系在一起，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5］党的第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党的历史决议的方式，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再次进行确认。“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6］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特质。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关系进行了一些研究。郭建宁、王炳林等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融相通，在知行观、辩证法、大同理想等方面都有契合之处［7］和内在契合性［8］。王伟光等则对这种融通关系的实践方式和历史背景进行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融合是通过“两个结合”来实现的，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之中［9］。陈先达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是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达成的。他认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变革中国社会”，“只有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取得胜利”［10］。傅凯华、唐洲雁等侧重论证马克思主义“用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11］。辛鸣等侧重指出：中华文明从“精神力量”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12］。郑飞等认为，中华文明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而达成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13］。还有学者以“两个结合”为视角，着力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部机理。奚洁人把“两个创造”与“两个结合”联系起来，认为“两个结合”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奥秘［14］。
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不同场域内论及中国式现代化，为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提供了参考。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命题，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要求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的深层原因。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分析框架，尝试在大历史场景中揭示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场景、过程和结果，以期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机理。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历史性相遇，带来了人类文明的全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理论，对中华民族怀有深深的敬意和同情。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理论，对任何专制制度都会猛烈开火。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起源于工业文明的现代化理论，通过中国化和时代化成为指导当时处于相对落后状况的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武器，成为推动中华文明实现现代转型的巨大力量。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发生于近代以来中国探寻现代化之路的历史背景之中。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深刻认识启动了这一激活机制。
（一）分析中华文明在近代蒙尘的原因
中国是礼仪之邦、文明国家，历来受到西方重视。在明清之际，资本在欧洲快速发展，西方对华交流出现重要转折。清廷与罗马教廷分别禁止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由此引发莱布尼兹、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参与论战，导致欧洲形成对中国的固化认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进行了“否定”。黑格尔把中华文明贬低为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声称“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的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
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自然的愚昧状态。一切属于精神性的东西，都离中国人很远”［15］。随着1792—1793年间英国人马戛尔尼访华、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访华、1834年苏格兰海军军官内皮士（律劳卑）访华，西方殖民主义者借此把“华夷之辩”和“跪拜之礼”曲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掀起一场妖魔化中国的“伤害控诉”。西方殖民主义者以其特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和偏见夸大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素，造成中西两种文明的严重隔阂和尖锐对立。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导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的际遇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切同情。鸦片战争后，中国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注意。马克思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等，恩格斯写成《波斯和中国》《英人对华的新远征》等。马克思强烈谴责“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认为这是中国人受辱的直接原因。马克思援引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说：“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
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
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之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16］。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冲突的深层原因。西方列强把贸易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政府不守诚信”，但实际不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7］他们还认为，除了经济基础这个根本原因之外，处于愚昧状态、持有“东方宿命论”、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天朝帝国”这个“半文明制度”［17］622，即封建专制制度，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他们认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7］632
（二）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要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观察中国，高度评价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要求世界经济一体化，开放的市场一开始就要把全世界的资源和商品卷入其中。自然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决定着封建王朝的前现代性质。马克思把鸦片战争将中国卷入世界的历史时刻视为“世界历史”的真正开端，中国从此走向世界，而世界因为中国的加入而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16］779。恩格斯预见中华文明在告别古老帝国后的再生，认为中华文明将迎来“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6］800。
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这种理想社会，并将社会革命视为构建理想社会的必然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关注欧洲革命、美国发展和俄国形势，而且对中国革命寄予很高的希望。他们认为，中国变局下的民族革命与欧洲的工人革命密切相关，决定着共产主义革命的未来走向。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必须建立“兄弟联盟”［16］313。恩格斯认为压迫别的民族是一个“民族的污点”，“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16］314。遵循这一思路，马克思在世界历史视野中展开对中华文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认识。1853年5月，马克思在对立统一规律下思考中国的作用，认为“天朝帝国”是“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16］778。马克思认为，中国革命将是超过俄国因素对欧洲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中国革命是欧洲革命的决定因素，中国的强大革命必将引发欧洲的财政危机和商业危机，而这种危机恰恰是引发欧洲革命的导火索。马克思把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视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体现。他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6］783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中国走向现代化具有世界性意义。
列宁在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视野中看待中国革命，高度评价中华文明的作用。1900年，列宁揭露沙俄充当“文明使者”侵略中国的面目：“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18］。1905年，列宁写下《旅顺口的陷落》一文，评价俄国在旅顺口的投降“不仅意味着俄国的自由即将来临，它还预示欧洲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19］。1912年7月，中华民国建立不久，列宁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进行展望。他认为，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蓬勃高涨，能激发劳动群众，使得中国人民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获得解放。民主主义者要对中国劳动群众给予“最真挚的同情”，“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20］。民主主义一旦唤醒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革命方面的“高度主动性、坚定性和果断精神”，就会振兴中国［20］295。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内忧外患，俄国共产党更加认识到中国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作用。1920年，列宁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向东方民族提出了革命口号——“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将中华民族纳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文明形态中，加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沃土，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青春的科学指南。中华文明蕴含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国人民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正在于中华文明始终具有能够不断适应环境、迎接内外挑战的历史主动精神。”［21］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素来重视历史的教化作用，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历史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既蕴含中华民族的自我认知，又蕴藏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天下大同，讲仁爱、重民本、求和谐，求同存异、兼容并包，这是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文化来源。虽然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曾经面临困境，但中华民族内在的历史自觉一次又一次唤醒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精神命脉从未中断，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从未消失，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诞生和成功的深厚土壤。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历史性相遇，引发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马克思主义如“黑暗中的一道霞光”，照亮了在黑暗中徘徊的中国先进分子的道路。“走俄国人的路”成为20世纪初中国人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纽带在于中华文化。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两种文明的精神对接，以科学真理的吸引力量、社会革命的强大洪流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唤醒了在稳定系统中处于沉睡状态的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凤凰涅槃和时代升华。
（一）马克思主义以精神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在近代遭遇的整体性危机从深处来说是一种文化的危机。正如有研究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22］中华传统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这种以宗法制度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形态在“成己”与“成物”的伦理实践中形成安于现状、安分守己、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道德化的人文主义，促成中华文明的成熟稳定形态，但也留下了整体竞争活力不足的痼疾。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遭遇高速发展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力冲击，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异质文明，以理性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显然处于以礼义伦理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之外。中华传统文化无法提供能够应对内外危机的现代化解决方案。“中国怎么办”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关键。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
一种文明的激活，首先是文化上的激活。文化作为文明的灵魂和根脉，不但直达文明的深处，而且引领文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精神上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指导地位。从此，中国人民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有力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把精神力量导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转化为激活中华文明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华文明经过长期的繁荣后在近代进入一个下降期，在进入19世纪后遭遇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中华文明一度彷徨与徘徊，但在遇到马克思主义之后，二者立即发生了耦合和共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激活中华文明，是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中介达成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激活，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斗争精神很好对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立自主这一中华民族精神之魂。两种精神一经相遇，中华文明的澎湃活力立即被激发。“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6］16马克思主义的“闪电”一旦击中中华文明的“园地”，便激活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经验一再表明，外来文化内化为本土文化，会深入到社会群体的性格结构之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牢牢锚定在中华文明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唤醒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作为一种超越性的人生理想和信念嵌入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二）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的本质属性。《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最为基础、最为根本的则是它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体现了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运用。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多次谈到马克思学说的“基本思想”和“核心的基本原理”，这就是对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和精神现象之间关系的精准把握。1883年的德文版序言把此对关系以“基本思想”形式突出强调出来。“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6］3801888年的英文版序言以“核心的基本原理”的形式突出强调此对关系。“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6］385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这一点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伦理文化尚未做到的。以儒家为主导的伦理文化体系往往把“天”或“天道”作为世界本源和终极规律，从天道中导出君主一元化统治和大一统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种思维方式和阐述方式显然不是将政治统治和社会存在放置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种思维方式桎梏了社会内部的活力，不容易产生政治文化回应经济社会变化的适应能力和调整能力。虽然康有为等人通过对传统经典的诠释，指出传统文化中存在“能变则全，不变则亡；
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3］的智慧，但这种“全变”论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进化论，没有深入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中。只有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人们才深刻认识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只有服从于这一规律才能获得自由。
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决定着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大规律一经被中华民族所接受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很快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中华文明开始焕然一新。
（三）马克思主义以社会革命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
革命与改良是清末民初不同政治力量争论的焦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虽推翻了皇权专制，却无法消灭封建专制。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它打开了历史进步的闸门，但没有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无力扭转中华民族近代不断衰落的历史趋势。究根溯源，不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都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能唤起的有限革命力量，根本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无力唤起民众千千万，无力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这也表明，掌握革命的理论具有极端重要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伦理文化与封建专制统治互相耦合，士人依靠经学传统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实际上垄断了君主之下的政治活动。政治与文化结成共同体，文化从思想上强化政治，政治又反过来从行动上支持文化，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政治—经济”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文化—政治—经济”秩序的实质是“儒家的文化设计”［24］。“仁政”是“仁”与“政”的结合，“德政”是“德”与“政”的结合，二者非常深刻地说明了政治与文化的深度勾连。这种政治与文化勾连机制奠基于农耕社会基础之上，顽强主导着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属于同一种社会形态。近代以前的王朝轮替、治乱循环中，社会结构基本恒定不变，文化与权力高度结合，形成“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士大夫与帝王共治天下”的独特政治现象，出现了“文化主体和政治主体合一的士大夫政治”［25］。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互相耦合并高度统一的社会结构成为“超稳定系统”，虽然有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却由于内部缺乏互动和外部缺乏应变力而长期无法适应现代化发展。
封建专制制度遭遇历史性危机，造成中华民族的历史困境。中华民族这种境遇一旦被作为中华文明智慧结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察，一场文化自救运动立即展开。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为具有民主与科学特质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文化观念上的接引。其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从唯物史观角度介绍和推崇马克思主义，触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阶级斗争理论。这种理论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革命，即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学习“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
第二步，接受“唯物史观与社会革命”的变革方案；
第三步，建立“强固精密的”“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26］，即中国共产党。
中华文明接受马克思主义存在合理性。中国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所处的“困迫不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联结果，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的无产阶级”。李大钊认为：“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众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了困迫不安的现象。”［26］143-144为此，中国人是“世界的无产阶级”，受到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更加广泛和深刻的社会革命实现自身解放具有自然性。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节点一步步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接受社会革命的行动方案。为达此目标，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社会革命为基本方式的救国救民方案被确定下来。社会革命广泛动员了处于社会基层的人民群众，破解了中国高度一致的文化结构与权力结构、经济结构之间的“榫接”，改变了长期以来压迫人民群众的社会结构，全面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创造活力。
（四）马克思主义以伟大实践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
“激活”是一种双向互动，经历从“马克思主义唤醒中华文化”到“中华文化从觉醒到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再到“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双向互动结合”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激活中华文明，从客观上来说，是因为中华文明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从主观上来说，深层原因在于中华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接受和主动接受。能够将主观与客观有机结合则非中国共产党莫属。中国共产党以其先锋队的自觉能动作用，以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以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创造性活动，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奥秘。在这些创造性活动中，中国共产党以伟大的历史自觉引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实践，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的历史责任，焕发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改变了中华民族在近代不断衰落的历史命运。“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并举，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度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邃历史规律。中国共产党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从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双重维度唤醒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双重坐标中重构中华文明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创，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经过百年融通结合、双向互动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社会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资本逻辑，具有强大的包容能力，包含着中华文明要素、社会主义要素和现代化要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根植于一万年的中华文化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坚定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华文明升华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在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现代化要素同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文明交融共生、相得益彰，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崭新选择。
（一）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保证
人类文明新形态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结果。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创造。中华民族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时代危机，催生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历史自觉和伟大历史主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创造。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走不通、走不顺利，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独特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事关人类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与西方现代化形成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有自己独特的基本问题、研究范式、概念命题、理论阐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全新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理论与实践的一些重大课题作出回答，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一社会形态有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支撑，有着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支撑，构筑了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同心圆格局。党的领导把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成果以制度化形式固定下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条件。
（二）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族底色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精神标识，冲破了所谓内生型现代化和外生型现代化的两元划分，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话语垄断。中国式现代化既继承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大一统文明形态，又有继往开来拥抱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无限活力。中华文化源于自然、反映人伦、注重情感，擅长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这与西方文化中的极化、对立思维明显不同。中华文化独具特色的知情意三者统一的伦理特性，与西方偏重理性的文化知识明显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大一统之下的和谐稳定，推动形成了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文化既有守正创新的思想伟力，又有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
既有立己达人的大国担当，又有开放包容的精神理念。这种文明形态既追求大团结大联合的和谐状态，又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种文化具有爱好和平、追求发展的文明底蕴，又有坚守公平正义的文明基线，还有容纳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张力，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激发出来，形成全民族守正创新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磅礴伟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西方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走出了非升即降、非赢即输的竞争逻辑，摆脱了你赢我输、分裂动荡的极度焦虑，体现了中华文明中执其两端、允执厥中、和平共处的智慧，展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巨大包容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取向
西方不能垄断现代化话语权，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日益暴露出难以克服的弊端，在国内形成了福利病、民粹主义、政党极化、社会撕裂等弊病，在国际上造成了信任赤字、民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一系列后患，严重波及国际社会团结稳定。西方现代社会中以权利为本位的政治自由观念，消解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内聚力，凸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现实中演变成族群对立、政党恶斗、民粹主义、政治极化和否决政治等各种社会顽症。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具有不同的历史传承，二者创造的人类文明形态迥然不同。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一视角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明确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团结合作思想，对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一统、和而不同等理念，形成了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社会主义新文化蕴含鲜明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新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种新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核心，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推动中华文明升华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新文化以人民为本位，追求天下大同、美美与共，主张海纳百川、文明互鉴，注重和而不同、和生万物，超越了西方的个人中心主义，有力遏制了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现代病，有力地维护了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于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命力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既有马克思主义引领人类未来的理想精神，又有中华民族穿越万年的文明底色；
既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作为基础，又有中华民族坚守公平正义的道德支撑；
既有马克思主义重视实践的鲜明品格，又有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历史主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与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融通起来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力量根基在于立足中华文明并坚持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中华民族，其时代价值在于创造以人民为中心而富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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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56.1
A
2096-3378（2022）06-0022-11
10.13946/j.cnki.jcqis.2022.06.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的全面领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实现机制研究”（20BKS086)
许忠明，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政党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共济南市委统战部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许忠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机理：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研究［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6）：22-32．
责任编辑：林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