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空间分布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王一川

(香港中文大学 教育学院,香港 99907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飞跃式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55%上升到2021年的57.8%,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快步通过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城市发展对于先进技术、知识生产、高端人才的需求也急剧上升。这一需求使得城市与高等院校之间产生了更强烈的“引力”。大学城在城市空间扩张和经济发展中的充能、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成为城市吸引优秀人才的重要“引力源”。高校的空间分布格局影响人才的流向,处置不当会造成“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在社会舆论中,高速增长伴生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失衡、高素质人口数量差距等问题成为热议话题。教育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对高校分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聚焦于高校空间分布格局[1][2][3][4][5]、区域差异[6][7][8][9]以及高校分布对区域发展的影响[10][11]三个方面。现有研究在空间尺度上均选取省域尺度,缺少市域尺度的分析,局限于东、中、西部宏观上的格局及差异分析。在时间尺度上现有研究集中在1999-2015年,且多只采用个别年份数据,对空间分布演化过程研究不深入。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定量研究的学者具有较强的数据可视化手段、统计分析方法,但局限于对数据分析结果和专题地图特征的总结归纳,缺少具有足够深度的定性分析;进行定性分析的学者(以教育学者为主),虽然对高等院校分布格局的历史阶段及演变模式、影响因素及作用进行了讨论,但缺少数据可视化手段,难以对空间格局有精准的把控,流于抽象描述,难以深入。

本研究从省域、市域(县级以上城市)两个尺度,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我国不同时期普通高等学校空间分布的结构和特点进行总结与分析,研究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空间分布格局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高等院校布局的现状、成因和其造成的影响,为高等教育资源的协调配置提供参考。

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是指实行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由国家部委、省级人民政府、省(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或联合主管的学校。普通高等学校包括大学、学院、独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一般划分为研究生、本科、专科三个层次。根据教育部公布的高校名单,截至2022年5月31日,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已达2759所。普通高等学校的数量是高等教育规模的最直观体现,也是评价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的重要指标。1984-2019 年间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增长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本文根据1985-2020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将1984-2019年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各市普通高等学校数量进行汇总,并制作折线统计图。如图1 所示,其中1988 年、1992 年、1994年、1995年、1996年数据缺失。分别计算1999年至2019年各年增长率,绘制折线统计图(见图2)。

图1 普通高等学校总数变化

图2 普通高等学校数增长率变化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1984-2001年18年间,我国普通高校总数始终在1000所上下波动,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基本可认为在该时期我国普通高等院校数量增长处于停滞。为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教育部于1999年出台文件《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高校大扩招就此拉开序幕[12]。图1、图2显示,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从2002年开始大幅增长。2000-2008年是增长速度最快、幅度最大的阶段,总数由2000年的1066所增长至2008 年的1996 所,增长超87%,增长速度先增高后降低。2009-2019年是大幅增长时期的第二个增长阶段,增长率呈逐年降低的态势,最终稳定在2600所左右。在大幅增长期的两个阶段中高等学校数量均呈现出由高速增长到趋于平稳的特征。

从图2可以看出,上述两个阶段中增长率的两个峰值,分别是2002年、2009年。2002年达到峰值后增长率波动下降至2008年,于2009年上升至第二个峰值后逐年下降至2012年。此后增长率仍有波动但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这也标志着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后我国高等学校数量趋于稳定。

2002年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2012年达到30%,2019年达到51.6%,与上述的高等学校数量增长三个阶段高度吻合。1984 年至2019年包括了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的长期停滞阶段、第一阶段增长、第二阶段增长的全过程,高等学校数量在这一时期经历了“长期停滞-快速增长-缓慢增长-再次加速-趋于平缓”的变化过程,并最终在2019年进入历史新阶段[13]。

近代以来,高校与城市的利益纽带愈发紧密,中世纪的大学与城镇关于租金与特权的争端(如牛津城与牛津大学)早已被利益相关的深层次互动所替代[14]。高等学校与城市的关系密不可分,城市为高校提供了发展空间、完整的配套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而高校承担着输出知识、技术、高端人才的责任,成为城市的发展动力和重要资源。近年来,人才资源成为各大主要城市争夺的焦点,高校已然成为城市建设的重点。本文整理了1985-2020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1984-2019年间县级以上城市普通高等学校数据,对学校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分布重心、集聚情况从省、市域两种尺度进行研究。

由于数据年际变化并不显著,在具体处理中依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间段:1984-200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2002-201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0%)、2013-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30%提升至51.6%),计算各时间段平均值。本文统一采取2019年行政区划图作为底图,以避免行政区划变更导致在局部地区难以比较。

(一)省域普通高等学校空间分布总体格局演化

省域是相关研究中大量采用的尺度,许多学者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仅对空间分布特征的变化进行分析。本文根据1985 年至2020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统计数据,运用Arc-GIS软件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学校数分为少、较少、较多、多四个等级,制作三个时期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省域空间分布专题地图,对其分布格局的演化进行分析。具体情况如图3所示。

图3 省域尺度普通高等学校分布格局演化

在省域尺度上,存在一条与胡焕庸线近似平行的分界线。连接黑龙江与四川可以发现,分级最高的省份均处于该线以东地区。该线以西地区高校数量长期落后,其中西藏、青海、宁夏三省在三个时期中均处于最低分级。在三个时期的发展中,东西部省份的差距没有发生变化,分界线东部省份在普通高等学校数量上长期保持绝对优势。

1984-2001年,分级最高的省份集中在环渤海地区的京、津、冀、辽、鲁,此外还有江苏省以及湖北省。2002-2012年,最高分级省份开始向华中华南地区延伸,安徽、湖南、广东进入到最高分级。这一时期,拥有高等学校最多的省份呈现从北京向南贯穿全国的格局,而原先领先的东北地区,辽宁、吉林省的分级均下降了一级,可能与东三省整体的衰落相关。2013-2019年,分布格局再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河南省进入最高分级,湖南、安徽从最高分级中退出,而辽宁重新进入。整体空间格局变为以环渤海省份、华中省份加上江苏省为重心的模式。在此之外唯一的最高分级省份是广东省。

纵观三个时期,从环渤海地区到江苏省的东部沿海省份是我国普通高等学校集中分布的省份,在三个时期均稳定处于最高分级梯队。中部地区省份发展较快,已经成为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密集分布区。整体上看,东西省份间在院校绝对数量上的差距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东北地区衰落状况的缓解也并不显著。

(二)市域普通高等学校空间分布总体格局演化

本文计算了三个时间段中各市平均学校数,并将学校数量分为0或无数据、1～10所、11～40所、40所以上四个等级,以便更为清晰地对比各级城市高等学校数量的变化,运用ArcGIS 软件制作各时期普通高等学校分布专题地图,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市域尺度普通高等学校分布格局演化

1.东西分异持续与高点相对固定

如图4所示,从绝对数量来看,三个时期专题地图的共同点是普通高等学校分布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到云南保山市一线为分界线,该线以西的绝大多数城市始终处于0或无数据一级。这一点与上文中省域尺度黑龙江-四川一线的东西分异相吻合。除新疆乌鲁木齐等少数城市之外,没有城市出现高等学校数量大量增加。拥有超过10所高校的城市绝大多数位于该线以东。

另一条重要的分界是胡焕庸线,分级最高的城市全部位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三个阶段中普通高等学校数量最多、增长最大的城市均位于该线以东。从表1可以看出,三个阶段中拥有40所以上普通高等学校的城市增加了17个,结合图4(a)、(b)、(c),可见这些城市主要位于华北、京津冀以及长江中游、下游、三角洲区域,没有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的城市。普通高等学校在东西方向分布极不均衡,这种绝对数量上东多西少的显著差距是我国高等学校空间分布格局的基调。受到人口与资源的影响,预计这一格局也是一种常态化的存在[15]。

表1 各时期40所以上高校城市

从相对数量来看,各个阶段中学校数最多的城市保持了极高的稳定性,形成了一批较为固定的“高校数量高点”城市。将三张图中排名前二十的城市整理出来排序,结果如表2。

表2 各时期高校数前20城市

可以发现,北京市、上海市、武汉市、西安市、广州市、天津市六市在三个时期都位列前十。南京市、沈阳市、哈尔滨市、长沙市、杭州市、重庆市、成都市、郑州市、济南市、石家庄市十座城市也是在三个时期都进入前二十城市。这表明,各时期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分布最多的城市相对固定,普通高等学校数量最多的一批城市长期占据着优势地位。同时,这些城市均是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形成了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各省中心城市集中分布的格局,并长期持续这种特征。省会城市往往占据省内大部分普通高等学校,使得省际高等教育规模的对比事实上成为省会城市之间的对比。

2.五区两带“L”形轴线的形成

在相对稳定的高点城市带动周围的次级高点城市经过三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普通高等学校分布最多的城市形成了五个明显的密集分布区以及两条分布带,形成了“L”形空间分布格局。这五个密集圈分别是:(1)以哈尔滨、长春、沈阳为核心的东北密集区;(2)以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济南为核心的华北密集区;(3)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成渝密集区;(4)以长沙、武汉、南昌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密集区;(5)以合肥、南京、上海、杭州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密集区。东北密集区与华北密集区间有秦皇岛、大连两处高点作为连接,华北密集区与成渝密集区间则有郑州、西安等城市过渡,成渝、长江中游、长江三角洲三个密集区则以长江为纽带紧密联系,从而形成了如图5所示的普通高等学校空间分布的“L”形轴线格局。

图5 五圈两带的“L”形轴线(2013-2019年)

从哈尔滨到成渝地区的这条高校密集分布带与胡焕庸线几乎平行,与长江密集分布带形成了高校密集城市“L”形分布的空间格局。这一格局经由三个时期的演化,在最初的高点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周围发展起一批新的次级高点城市(如保定、潍坊等),逐渐形成密集区并连接成条带状的分布格局。哈-成轴线与长江轴线上的两个分布带贯穿了我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也聚集了全国最丰富的高校资源。

从表3 可知,哈-成轴线分布带中(不含成都、重庆)的19个主要城市占有全国27.80%的普通高等学校,长江轴线分布带12个城市占有全国21.89%的普通高等学校。“L”轴线主要城市总数仅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却拥有近一半的普通高等学校。这一空间分布格局也表明,在整体形式上保持东西巨大差异的同时,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数量并不是由东向西简单线性递减的,而是存在着贯穿东北、华北、华中以及长江流域的集中分布地带,集中分布大量的普通高等学校资源。

表3 2013-2019“L”形轴线分布带主要城市数及普通高等学校数占比情况

在“L”形轴线以南地区,存在昆明、广州等几个零散的城市拥有较多的普通高等学校,但仅是省会城市突出。这与珠江流域经济上的成功并不匹配,仍有待发展[16]。不过,随着近年来广东对于高校建设的投入,如深圳市引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我国南部沿海很有可能发展出新的高校密集带,从“L”形的空间格局转向“倒F”形。

(三)普通高等学校空间分布重心演化

使用ArcGIS软件对三个时间段各市普通高等学校数进行平均中心分析及标准差椭圆分析,制作普通高等学校重心变化图,结果见图6,三个时间段标准差椭圆相关指标如表4所示。平均中心是标准差椭圆的中心,反映了普通高等学校在空间分布上的重心位置。标准差椭圆长轴表征普通高等学校空间分布的方向,短轴表征其空间分布的范围。长短轴差距越大则普通高等学校空间分布的方向性越明显。重心位置是高等学校空间分布的地理中心,重心的偏移反映高等学校空间分布态势的演化方向。

图6 普通高等学校重心变化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分布重心在三个时间段均位于河南省周口市境内。前两个时间段中,重心向南发生了明显的偏移,向西略有偏移,第三个时间段中重心南移不明显,向西有一定偏移,总体来看高校的分布重心发生西南方向的偏移。这一重心位置的变化与成渝地区以及南部城市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的增长有关,但偏移并不明显,高校分布格局没有重大变化。三个时间段中,标准差椭圆长短轴差虽然有一定的缩小,但整体上形态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覆盖了胡焕庸线以东,北至辽东半岛,南达广东北部的中国东部地区,沿东北-西南方向分布,方向趋势显著。

由此可见,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分布最为密集,其重心位置基本处于该线以东的中心位置,密集分布区向东北及西南方向展开。与上文中高等学校东西分异持续的结论相吻合。重心位置与“L”形轴线分布带的中心位置相近,并且“L”形轴线分布带除东北地区以外均处在标准差椭圆范围中,属于密集分布区。根据现在的变化趋势,在国家“一带一路”及西部大开发等政策以及南部沿海城市大力兴办高等教育的影响下,普通高等学校分布重心可能进一步向西南移动[17]。

(四)普通高等学校空间分布集聚区域演化

冷热点分析是通过对要素进行Getis-Ord Gi*计算,求出z得分和p值,从而得到具有统计显著性的低值和高值要素在空间上集聚情况的分析方法。所谓具有统计显著性,指的是高(低)值要素被同样具有高(低)值的要素所包围。采用ArcGIS软件,运用冷热点分析绘制普通高等学校在1984-2001年、2002-2012年、2013-2019年三个时期的分布冷热点图(图7),可以反映出普通高等学校的空间集聚区域的演化过程,分析其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

图7 普通高等学校分布冷热点演化

冷点区相对固定是以上三图的共同点。新疆、西藏以及青海大部分均处于冷点区,在三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冷点区的空间结构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始终是普通高等学校分布最为稀疏的区域,与集中在东部的热点区和中部不显著区构成了鲜明的东-中-西分层的空间结构。这一点也与上文中指出的东西差距持续的观点相吻合。

在热点区方面,虽然整个热点区域的范围未发生较大变动,但热点区内部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一级热点区这一普通高校分布空间集聚最为显著的区域有较大的改变。在1984-2001年时期,一级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至东北三省的东部地区,东北地区除黑龙江北部外基本都处于一级热点区,是普通高等学校最集聚的地区,长江以南仅有极少的几个城市是热点区。而在2002-2012年时期,东北地区就仅剩通辽市以及辽宁南部沿海城市处于一级热点区,进入2012-2019年时期更是只有大连等五市是一级热点区。与东北地区相反,长江以南的热点区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扩张,浙江、江西的大部分城市都成为了二级热点区。现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已经由1984-2001年时期的长江以北至东三省南移至南达长江流域南部,北至京津环渤海地区的中东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区的衰落和人口流失可能是该地区逐渐退出一级热点区的主要原因。

从三个时期热点区的变化来看,我国普通高等学校集聚区有继续向南延伸发展的趋势。但南部发达的广东地区三个时期均处于不显著区。广东省只有广州市、深圳市高校数量较多,省内其他城市均为低值,没有形成高校分布密集区,与其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的快速增加不吻合。这可以与前文中对这一地区的分析结论相互印证。

高校扩招政策对城乡之间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也存在着分化。其中，高校扩招政策对城乡不同收入群体教育产生扩大的“马太效应”，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间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

普通高等学校分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一个地区本身的各种属性,如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以及高等教育的历史等都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国家的发展战略带来的政策倾向也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空间布局息息相关。本文将主要分析历史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一)历史因素

在我国古代漫长的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大量劳动力、技术人员、贵族因北方的战乱移居长江以南。南方湿润温暖、适宜农耕的气候以及南迁者带来的先进生产力使得南方农业发展迅速,并得以产生更多剩余劳动力从事手工业及商业,而北方则需要长期保持军事上的戒备。因此,南方首先在经济上超过了黄河流域,而后在先进的经济条件下文化教育领先于北方的现象才开始出现,科举结果是这一变化最直观的体现。唐宋两代,南方状元占总数的39%,而到了明清时期,南方状元占比则高达86.6%[18]。

进入近代,清政府开始兴办新式高等教育。1895年,中国第一所高校——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建成,至1948年,全国除港澳台地区外共有国立大学31所。其中上海4所、北平3所、南京2所、天津2所,武汉、长沙、重庆、成都、广州、西安、杭州、金华、安庆、南昌、青岛、开封、太原、兰州、厦门、桂林、贵阳、昆明、沈阳、长春各有1所[19]。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是以这些民国国立大学为基础的,民国国立大学的分布对今天高等教育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深远。上述国立大学所在城市如图8所示。

图8 民国国立大学所在城市分布

对比图8和图5可以看出,在上述国立大学分布的城市中,大部分属于上文提出的“L”形轴线分布带,如北平、南京、天津等国立大学最多的城市。西北、西南部城市如兰州、桂林、贵阳、昆明等,在抗战期间作为后方,在大学内迁中高等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今这些城市仍是西北、西南地区少有的高等教育高点城市。然而,由于民国时期战争的影响以及国力的限制,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从未设立国立大学。这些省份至今都是高等教育最为薄弱的地区。民国时期的高校历史沿革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各地的高校建设奠定了根基,原先根基较好的城市高等教育发展始终处在领先水平。

(二)社会经济因素

社会经济条件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有着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本文选用人口数、人口密度、GDP、人均GDP、非农业产业占比作为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指标。其中人口数采用各市年末户籍人口进行计算,与人口密度一起反映该市人口情况,GDP、人均GDP分别从宏观、微观反映经济发展情况,非农经济占比反映了该市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研究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采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以研究各因素对学校数、学生数的影响。为研究1984—2019年间各因素相关性的变化,本文选取了三个时期的最后一年,即2001年、2012年、2019年三年数据分别进行分析。本文数据非正态分布,使用Spearman相关性检验。

Spearman相关系数是一种等级变量下的pearson相关系数,样本被转化为等级数据。对于样本容量为n的原始数据,相关系数ρ为:

整理2001年、2012年、2019年各社会经济因素与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相关性分析结果数据如表5,其中2001年样本数量为178 个,2012 年样本数量为278个,2019年样本数量为281个。

表5 普通高等学校数与社会经济因素相关性系数

对学校数影响最大的社会经济因素是GDP。2001年,GDP 与学校数相关系数为0.482,次于人口数,仅中等程度正相关,但在2012 年、2019年的数据中相关性一直上升,均高于0.7,属于强正相关。相较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所需的人才、资金等资源更多,新建普通高等学校有赖于地方经济强有力的支持。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经济支持的要求不断提高,GDP与学校数量的相关性也不断加深。

人口数量是相关性第二高的影响因素。在2001年,人口数的相关系数是五个因素中最高的(0.522),在2012年、2019年则是仅次于GDP 的第二大影响因素。人口数的相关系数始终保持在0.5上下,属于中等程度正相关。人口数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入学人口的数量,体现了高等教育需求量的大小,人口多的地区需要更多的普通高等学校以满足适龄人口的受教育需求。因此人口也是学校数的重要影响因素。

人均GDP、非农产业占比在三年中相关系数均在0.4～0.5之间,属于中等程度正相关,印证了经济发达程度对于高校分布的影响。与个人经济情况相比,学校数量与经济总量的相关程度显然更高。人口密度因素在2001年相关系数较低(0.214),在2012 年和2019 年则不断上升至0.465,说明人口密度对于学校数量的影响逐渐增大。结合人口数较高的相关系数来看,相关性分析结果与上文中高等学校数沿胡焕庸线呈现东西明显差异且差异逐渐扩大的结论相吻合,学校分布与人口的分布联系密切。

经济总量决定了高校发展的物质基础,人口数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高校的需求量。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在空间上倾向于人口多、人口密度大、经济发达的地区。“L”形轴线分布带上的主要城市均在此列。从省域上来看,东南部省份相对发达也符合这一结论。

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反映在以胡焕庸线为主要界限的我国高等教育东西部的巨大差异。西部经济落后、人口稀疏,高等教育发展也处于落后水平,且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继续扩大。同样明显的还有东北地区由于经济衰落以及人口流失导致的高校数量相对衰落现象。在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东北地区高等教育失去了扩招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总之,社会经济因素是普通高等学校分布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塑造高校空间分布格局的主要动力。经济总量越高,人口越多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越高,从而产出更多的人才资源与知识技术,并进一步提升生产力,形成相互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而落后地区则缺乏突破的机会,在各个方面持续落后,并在人才、科技愈发重要的发展潮流之中与发达地区差距扩大。

本文运用ArcGIS 空间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分析了1984—2019年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演变。从省域、市域两种尺度总结了普通高等学校空间分布特征的演化情况,分析了其空间分布重心以及集聚过程的变化,并对影响空间格局演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相关系数计算、原因分析。

第一,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经历两轮增长,增长速度减缓。省域尺度上普通高等学校有向环渤海地区到江苏省集中分布的趋势。在市域尺度上,普通高等学校以巴彦淖尔-保山一线为界线东西存在极大差距且差距不断扩大。院校大量集中分布的主要城市形成了从哈尔滨至成都,再从成都沿长江到上海的“L”形轴线分布带,高校分布重心向西南偏移。从空间集聚来看,东部热点地区出现南移,西部冷点地区较稳定。

第二,在影响因素方面,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历史沿革奠定了后来我国高校分布的基础。此外,社会经济因素是高等教育发展最直接的影响因素。GDP和人口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高等教育发展在空间上趋向于经济发展、人口稠密的地区。

第三,东西差距扩大、东北地区衰落是我国高等教育布局发展面临的大问题。这些地区在高校数量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指标上处在全面的落后地位。虽然高校的集中分布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知识、人才产出的效率,但全国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

近年来,部分学者从学校的相对数量出发,认为西部地区学校数量和人口数量相适应,不存在严重的不均衡,从而得出不需要再进行高等教育资源调配的结论[20]。在创新驱动发展的今天,这种结论从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学校数与人口数量相适应是由于西部落后的经济条件和人口外流的现状导致无法建设更多的高等学校,难以形成高校与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非由于已经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达到饱和。放弃对中西部地区进行高等教育资源的调配等同于默认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巨大不平衡是合理的。中西部人才将进一步向东部地区流动,造成社会经济发展全方面不平衡的加深。

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继续保持“L”形轴线分布带城市在高等教育上的先发优势,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全面发展华北、华中、华南其他城市的高等教育事业,形成各具优势的高等教育集聚区,依托集聚效应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其次,以东部名校设立分校等形式,向西部地区重要城市输送高等教育资源,并以优惠政策为西部高校吸引人才。与经济扶持措施相结合,缓解我国严重的东西发展不均衡现象。对于东北老工业区的振兴也应采取类似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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