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差距、南北分化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时间：2023-03-05 09:35: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余东华 王 山
(1.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2.山东大学黄河国家战略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197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长达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经济奇迹”。中国GDP由1978年的3678.7亿元跃升至2021年的114.3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宝座；
年均增长率达到9.3%，高居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首。然而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不均衡和不协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东西差距仍然较大，南北分化日益明显。这既难以适应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战略需要，也阻碍了各地区之间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交换，致使国内循环效率相对低下。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导致国际经济低迷，中国外经外贸面临更多挑战，逆全球化趋势对国内供应链和产业链得稳定和安全造成冲击，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分工地位，不利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高效参与国际循环。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多数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距主要体现为东西差距，并对其特征表现、形成原因、政策建议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杨锦英等(2012)[1]通过观察库兹涅茨曲线，发现东西相对差距逐步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扩大。牛树海和杨梦瑶(2020)[2]引入泰尔指数，对东西差距的演变趋势进行了分阶段考察，并结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了缩小东西差距的相关举措。魏后凯和刘楷(1994)[3]则认为，资金投入、产业结构、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是东西差距逐年扩大的重要原因。刘生龙等(2009)[4]分析了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开发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区域经济逐渐由东西差距向南北分化演变。盛来运等(2018)[5]认为，长期以来，由于北方省份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其深化改革进程、经济结构优化以及新旧动能转换动力不足，导致经济增速明显落后于南方。换言之，南北分化的原因不单单局限于自然地理差异，已经转变为深层次的市场化程度差距的问题。杜宇和吴传清(2020)[6]基于GDP占比、人均GDP差距、城市竞争力等经济指标，对南北分化的表现进行了剖析。蔡之兵(2019)[7]、邓忠奇等(2020)[8]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南北分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认为结构性改革、工业化进程、南北分工格局、地域文化差异是南北分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为了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国适时提出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马建堂和赵昌文(2020)[9]、江小涓和孟丽君(2021)[10]、程恩富和张峰(2021)[11]等学者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演变、宏观背景和构建对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陈劲等(2020)[12]从创新政策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企业创新模式三重视角揭示双循环背景下科技创新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陈彦斌(2020)[13]考察了居民消费与有效投资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任保平和豆渊博(2021)[14]分析了“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实现路径和政策取向。金碚(2021)[15]认为，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战略关切取向从效率和公平、零壁垒和零关税向安全的调整，研究提出经济分析的域观范式，解释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制度创新与贸易规则等问题。
虽然学者们围绕东西差异、南北分化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仍存在进一步研究和拓展的空间：(1)多数研究是对东西差距与南北分化背后原因进行单独考察，未能将两者结合起来，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视角对其成因差异进行比较分析。(2)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微观—宏观范式视角探究东西差距或南北分化的成因，但是考虑到东西差距与南北分化是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有必要从制度视角进行重新审视，在对比分析中探究其真正成因。(3)已有研究探讨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对策，然而中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亟需结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探寻缩小区域差距有效路径。鉴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在客观分析东西差距与南北分化特征事实的基础上，从制度和文化视角对比分析二者成因，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
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经济结构调整和刺激政策消化等转型压力，北方省市尤其是东北和西北地区出现经济增长不景气、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导致南北分化不断加剧。与此同时，近年来西部地区投资下滑，经济增长放缓，致使东西差距依然明显(1)借鉴邓忠奇等(2020)的研究[8]，并结合我国农业、气候、地形等特征，对东西部地区和南北方区域作出如下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南方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一)东西差距
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首要指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2001-2019年，东西部地区实际GDP增速的演进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为2001-2007年，东西部地区实际GDP增速逐年上升，东部经济增长快于西部，但是增速差距不断缩小，东部地区增速由10.09%跃升至14.65%，西部地区增速由8.99%跃升至14.84%，增长率年均分别上升6.41%和8.73%。第二阶段为2008-2019年，东西部地区实际GDP增速由升转降，西部增速一直保持在东部之上，不过领先优势逐渐消失，东部地区增速由11.40%下降至6.16%，西部地区增速由12.97%下降至6.68%，增速年均分别下降5.45%和5.86%。东西相对差距(2)实际GDP相对差距(相对分化)=东部(南方)地区实际GDP/西部(北方)地区实际GDP。呈缩小态势，由2000年的3.32下降至2019年的2.95；
然而，绝对差距显著扩大，由2000年的40136亿元跃升至2019年的245559亿元，差距扩大高达20万亿元。
图1 东西部地区实际GDP及增速(以2000年为基期)
(二)南北分化
2001-2019年，南方和北方地区实际GDP增速演变同样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见图2)。第一阶段为2001-2007年，南北方地区实际GDP增速相近，并呈逐年上升趋势，南方地区增速由9.62%跃升至14.75%，北方地区增速由9.71%跃升至14.45%，增长率年均分别上升7.38%和6.85%。第二阶段为2008-2019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表现为南北方地区实际GDP增速不断下降，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显现，南方地区增速由11.67%下降至6.83%，北方地区增速由12.36%下降至5.71%，增速年均分别下降4.76%和6.78%，显然北方地区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相对更大。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东西相对差距的缩小，南北相对分化程度呈温和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1.39升至2019年的1.47。南北绝对分化程度小于东西绝对差距，由2000年的16224亿元升至2019年的125428亿元，绝对差距为11万亿元，说明南北分化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
图2 南北方地区实际GDP及增速(以2000年为基期)
(三)泰尔指数分析
借鉴学术界常用做法，通过测算实际GDP的泰尔指数可以清楚表明东西差距和南北分化的演变趋势(见图3)。
图3 东西部和南北方地区实际GDP的泰尔指数
从图3可以看出，东西部地区泰尔指数由2000年的0.077下降至2019年的0.065，表明样本考察期内东西差距大体呈下降趋势。从演变过程看，东西差距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0-2007年东西部地区泰尔指数逐年上升，2008-2019年东西部地区泰尔指数由升转降。这说明在第一阶段中，东西部地区的相对差距有所扩大；
在第二阶段中，东西相对差距开始缩小，这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南北方地区泰尔指数由2000年的0.0038上升至2019年的0.0055，表明样本考察期内南北分化呈显著加剧趋势。从演变过程看，2000-2012年南北方地区泰尔指数波动下降，2013-2019年南北方地区泰尔指数急剧上升，这说明在前一阶段中，南北相对分化程度有所降低；
在后一阶段中，南北相对分化程度明显加深。此外，借助中国实际GDP的标准差椭圆，可以直观展示中国经济发展空间集聚的区位演进特征，从而为东西差距与南北分化提供事实依据。标准差椭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实际GDP的分布重心位于安徽与河南的交界处附近，表明在东西方向上东部经济发展水平整体高于西部，在南北方向上南方经济发展水平整体高于北方。从分布重心移动轨迹及方向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重心表现出由东北向西南移动的趋势，说明西部和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换言之，在样本考察期内，东西差距有所缩小，南北分化逐渐加剧。
(四)城市层面分析
从城市层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东部城市表现亮眼，西部城市动力不足(见图4-1)。城市名义GDP前20名中，2018年西部地区席位最多，但也仅有重庆、成都、西安三市，其余年份均只有重庆和成都两市入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东西部城市经济发展差距较为悬殊。就南北方比较而言，南方城市成绩可人，北方城市相对落后(见图4-2)。2019年排名前20的城市中，南方城市占了15席，名义GDP高达259783亿元，而北方有5席，名义GDP仅为82250亿元，与南方地区相差177533亿元，大于同年广东省名义GDP(107671.07亿元)。反观2000年，南北方地区分别有15和5个城市入围，名义GDP分别为21071和9531亿元，两者仅相差11540亿元。这说明南方城市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北方城市经济增长较为乏力，并且南北分化程度越来越显著。
图4-1 东西部城市GDP前20名分布
图4-2 南北方城市GDP前20名分布
(五)区域财力分析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是政府行使职能的财力保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东西部和南北方地区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演变趋势见图5。从图5可以看出，2000年东西部地区间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差距为2820亿元，2019年这一差距跃升至29895亿元，是2000年的10.6倍；
2000和2019年地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排名前10的省份中有9个位于东部地区，1个位于中部地区，排名最靠前的西部省份四川省仅位列第11名。这说明过去20年间，东西部地区间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差距一直在随着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而扩大。从折线图的走势看，近年来东部地区折线斜率明显大于西部地区，表明东西部地区间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差距仍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再看南北方地区，2000年南北方地区间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差距为1357亿元，2019年这一差距跃升至11265亿元，是2000年的8.3倍；
2000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排名前5的省份中有3个位于南方地区，2个位于北方地区，2019年排名前5的省份中有4个位于南方地区，1个位于北方地区。这说明南北方地区间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差距呈现明显扩大的态势。从折线图走势看，近年来南方地区折线斜率有所放缓，而北方地区折线斜率相对较大，表明南北方地区间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差距可能存在收敛趋势。
图5 东西部和南北方地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以2000年为基期)
现实的社会经济空间是由无数“经济域”所组成的复杂多维空间，可以从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制度形态的三维视角来观察和刻画。在经济活动和管理实践中，价值文化和经济理性共同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推动形成了各“经济域”中人的行为表现以及习俗和制度的特殊属性。与经济理性相关，同时也是作为经济理性存在的必要条件的现实因素是制度规则。中国社会经济的内部结构十分复杂，多元文化、制度特质和地域特征使中国经济体成为一个巨大且具有多层结构的复杂空间。南方(东部)地区和北方(西部)地区可以被视为不同“经济域”，它们之间存在难以同化的多维特性，表现在自然地理条件、体制机制建设、思想文化观念、市场成熟程度等多个方面。所以南方(东部)地区的价值文化、制度形态和市场系统必然显著有别于北方(西部)地区，这为我们探究东西差距与南北分化背后的成因提供了全新视角。
(一)东西差距的成因分析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东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从资源禀赋、自然地理因素、国家政策因素、资本流动因素和生产效率因素等维度进行分析讨论。
1.资源禀赋、自然条件和地理区位差异。从自然条件来看，东部地区以平原地形为主，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力较高，产业发展基础良好；
西部地区降水稀少，山地、丘陵、荒漠等非耕地资源面积广阔，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以农业为例，西南地区水量丰富，但耕地稀少，水土资源匹配欠佳，不利于农业发展；
西北地区水资源匮乏，土地荒漠化程度较高，水土条件不足以发展农业。此外，西部地区复杂的地形地貌，给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工作增加了难度。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提高了生产活动的成本，限制了要素资本的流动。这些由自然条件所引起的产业发展水平差异，不仅是东西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东西差距继续扩大的重要因素。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外临太平洋、内通长江，无论是远洋运输还是内河航运，均已达到较高水平；
东南沿海省市毗邻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区、日本、韩国，地理位置优越，通过大力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强了产品国际竞争力，推动了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反观西部地区，远离海岸线导致其无法发展远洋运输，深居内陆不利于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科技等，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较大限制。
2.宏观经济政策倾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在东部地区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等经济特区，并通过一系列改革创新，改善了投资环境，引入外商投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特区自身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为东部地区其他城市的经济增长提供了示范样板。西部地区直至2010年才设立霍尔果斯和喀什两个经济特区，这一方面表明了东西发展差距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中国政府大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决心。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东部地区拉开序幕，在此背景下，全国范围内的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开始向东部地区集中，直接推动了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碍于要素流出及体制机制改革滞后的影响，西部地区发展活力不足，导致东西差距进一步扩大。直至进入新世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逐渐提上日程，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落地生根，在“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通过发挥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加大沿边开放力度，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3.资本流动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在“先富带动后富”思路的指引下，政府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极大推动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也使得东西部地区间的资本利润率差异逐渐扩大。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社会资金大量流入东部地区，促使其经济快速发展。西部地区由于资本利润率相对较低，资金流入量小于流出量，导致经济增长后劲不足，东西绝对差距越来越大，“马太效应”显著。此外，由内生增长理论可知，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能够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率。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存量较大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人力资本存量较小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根据王小鲁和樊纲(2004)[16]的研究，无论是以教育程度还是专业技术人员为衡量标准，东西部地区间人力资本存量都存在一定差距，更为突出的是西部地区科技成果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即人力资本的产出率比东部地区较为落后，这显然会导致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增长率差距趋于扩大。
4.生产效率差距。一般来讲，在要素投入相同的前提下，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主要来自生产效率上的差距。生产效率高的地区，往往能够以低投入获得高增长；
而生产效率低的地区，若想实现相同增长，则必须耗费更多的资源投入，或在相同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只能实现较低增长[17]。总的来看，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社会经济基础较差，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其生产效率远低于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生产效率获得大幅提高，东西部地区间生产效率差距也相应不断扩大，最终导致东西差距越发显著。
(二)南北分化的成因分析
近年来，在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作用下，中国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初露逆转之势，但是南北分化现象逐渐显现。南北分化的成因与东西差距形成原因明显不同，需要从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制度形态、体制机制等维度进行分析。
1.市场化程度和产业结构的差异。在“微观-宏观”范式框架下，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所有微观经济主体都具有同质性，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扭曲资源合理配置的各种垄断或合谋行为都将被禁止[18]。在上述假定前提下运行的国民经济体系，最终可以实现“一般均衡”状态，表现为一国中的各区域均能达到相同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然而，从发展实践看，由于自然历史因素的深刻影响，南北方地区的经济基础并不相同，经济发展也未能向着同质化的“均衡经济”方向演进，而是越来越具有新时代的时空经济特征。从经济理性视角来看，市场化程度差距和产业结构差异是导致南北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市场化程度而言，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南方地区凭借更长的海岸线和更佳的港口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通过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的内河航运，形成了广阔的经济市场和内陆腹地，省市间的经济联系较为密切。北方地区能够进行远洋运输的省市较少且周边贸易环境较差，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面临天然劣势，加之黄河水量少且结冰期长，航运能力较差，使得北方省市间的经济联系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及南方。另一方面，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三省的计划经济思维相对固化，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多，导致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受到限制，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南北经济差距也随之扩大。就产业结构而言，过去北方地区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为主，提供了大量上游产品；
南方地区凭借沿海地理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将北方地区生产的上游产品进行加工后再出口。这一南北分工格局导致北方产业结构整体偏重，南方产业结构总体较轻。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近年资源价格大幅下跌的冲击，北方地区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动能转换、城市动能转型难度较大，这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速在短期内出现下滑趋势；
南方地区部分城市早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制造业也开始朝着高精尖方向进行转型，经济发展态势整体良好。这就导致南北方地区间的经济增速出现背离现象，南北分化现象愈发显著。
2.价值观念和区域文化的影响。“微观-宏观”学术范式假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个人或企业均符合“经济人”假设，能够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决定社会资源配置，所以在自由竞争和产权保护条件下，各区域通过“看不见的手”实现经济同步增长。但是，由于社会历史和地域环境的影响，中国南北方地区具有显著的非同质性，其价值观念存在系统性差异，各自呈现出自身独特态势，价值理性和文化差别是研究南北分化的重要视角。价值文化差别主要是由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环境方面，历史上的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土地肥沃且地广人稀，人均耕地资源较南方地区更为富余，“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过去北方经济的真实写照，这也造就了北方人知足常乐的思想观念，缺乏创新创业的意识和动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动机相对淡薄。加之北方地区土地广阔，人口密度较低，市场交换并不十分频繁，导致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南方地区情形与北方相反，南方地形多山，人均耕地稀少，自然灾害频繁，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南方人不得不四处奔波谋生。在巨大生存压力下，南方人形成了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敢于创业的性格特征，而且伴随着人口的不断迁移和频繁流动，南方地区的市场经济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人文环境方面，北方地区密集分布着大量传统行业和国有企业，计划经济氛围浓厚。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企业管理者中的“官本位”思想盛行，企业职工存在“等靠要”意识。一方面，“官本位”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管理”和“管制”而不是服务于市场主体，甚至人为设置障碍以便捞取个人利益，这显然不利于营商环境的改善，无助于创新创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职工长期生活在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于躺在国有供给制的温床上“等靠要”。久而久之，不思进取的“惰性文化”就冲淡了创新创业的激情和氛围，导致经济发展活力不足。反观南方地区，国有经济占比较低而民营经济相对发达，政府为民营经济服务的意识较强，人们的依赖观念较弱而独立意识较强，创新创业氛围十分浓厚，因而市场经济活力较强，经济发展后劲十足。
3.经济体制机制改革进程差异。社会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中发生，并且制度本身不是由纯粹理性所建构的，而是在长期社会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经济体而言，地区之间的经济主体存在显著差异，这也导致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发散特征。从制度形态视角看，北方地区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体制改革滞后，是导致南北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2017年北方地区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的比重为54.30%，明显高于南方地区的40.37%，两者相差14个百分点。北方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导致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不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具体表现为，某些市场资源和重点行业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民营企业只能作为国企的“配套”，形成生产经营上的“依附”关系，从而难以在市场准入、政策支持、执法环境等方面获得平等地位，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南方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更具活力，规模更大，非公有制经济对南方的经济增长贡献大于北方，这就导致北方地区生产总值与南方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一)研究方法、变量界定及数据来源
地理探测器是分析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统计学方法，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区际经济分异、生态空间异质性、民生发展差异等多个领域。其核心思想是如果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重要影响，那么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空间分布应该具有相似性。下面，使用地理探测器考察东西差距与南北分化的驱动因素及影响程度。“因子探测”公式如下：
出于数据可得性考虑，在样本中剔除了西藏自治区，选取2000-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划分为东西部地区和南北方地区。根据前文对于东西差距与南北分化成因的理论分析，选择以下变量作为东西部和南北方地区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差异(PGDP)的驱动因素：自然条件(NA)和地理区位(LOC)，参考刘长生等(2009)[19]的做法，以第一产业实际增加值近似表示自然条件，以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近似表示地理区位；
政策倾斜(POL)，政策的有效性最终要体现在居民的福利水平上，故以居民实际消费水平近似表示；
资本存量(K)，通过永续盘存法估计得到；
生产效率(TFP)，以全要素生产率近似表示，全要素生产率通过SBM模型测得，投入为劳动力(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和资本，产出为实际地区生产总值；
市场化程度(MAR)，以王小鲁和樊纲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近似表示；
产业结构(IS)，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近似表示；
价值文化(CUL)，参考李善民等(2019)[20]的做法，将其设置为虚拟变量，即南方和东部赋值为1，北方和西部赋值为2；
所有制结构(OS)，借鉴吴振宇和张文魁(2015)[21]的研究，以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比重近似表示。上述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各省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其中对于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通过几何增长率法或插值法进行补全。
(二)实证结果分析
采用地理探测器对东西差距与南北分化的全样本和分时段(3)根据泰尔指数结果，东西差距与南北分化趋势的转折点分别出现在2008和2013年，故本文以此为界进行分时段考察。因子探测分析，同时实证分析各驱动因素空间差异的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水平，结果见表1。
表1 东西差距与南北分化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在东西差距方面，全样本下各驱动因素的影响力由大到小依次为：政策倾斜(0.9384)、自然条件(0.9375)、资本存量(0.8831)、生产效率(0.4958)、地理区位(0.3084)，且所有因素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政策倾斜差异是东西差距产生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地理区位的解释能力相对较弱。其中，不同因素在不同时段内对东西差距的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2000-2007年，自然条件、地理区位、政策倾斜、资本存量的影响力较高，生产效率的影响力相对较低；
2008-2019年，自然条件、地理区位、政策倾斜、资本存量的决定力较2008年之前有所下降，生产效率差异的决定力有所提高，并且排名超过地理区位。
在南北分化方面，全样本下所有制结构差异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因素，决定力达到0.6931，这说明体制机制因素对于南北分化具有重要影响；
产业结构差异的决定力为0.5553，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于南北经济发展差异发挥了较强的支撑作用；
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决定力相对较低为0.2394，表明市场化程度对于南北差距的解释能力相对较弱。分时段来看，2013-2019年市场化程度差异和产业结构差异对南北分化的决定力高于2000-2012年，而所有制结构差异的决定力低于2000-2012年，并且排名从第一位下降至末位。这说明市场化程度差异和产业结构差异逐渐成为南北分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所有制结构差异对南北分化的解释能力有所减弱。此外，价值文化的q值逐年增加，表明价值文化因素在南北分化过程中的作用逐渐显现；
2013-2019年价值文化的影响力超过了市场化程度和所有制结构，成为影响南北分化的第二大因素，这表明近年来价值文化差异对于南北分化的影响不容小觑。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为主体的区域发展战略，即在东部地区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等，优先支持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经济总量不断上升，“先富带动后富”的区域协调发展条件已经形成，党中央适时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为缓解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东西差距和南北分化为典型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阻碍了地区间要素合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已成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体现。在此背景下，为了破解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提高国内经济运行效率，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了更好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破解东西差距和南北分化等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引入新的范式进行制度设计，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战略举措。
(一)缩小东西差距
根据前文中成因分析和驱动因素检验的结果，可以从自然条件、地理区位、政策倾斜、资本流动和生产效率等要素入手，探寻缩小东西差距的可行路径。
第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海陆联动促进对外开放。一方面，西部地区土地广袤，由北向南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区域特征较为显著，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因地制宜，结合当地自然环境发展特色产业。例如，西北各省水资源相对短缺，应重点发展节水型产业，加快对高用水行业的节水技术改造，淘汰落后的用水技术设施；
西南地区丘陵、山地广布，应优先发展鲜切花业、热带水果种植业、旅游业等高附加值产业，提升产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科技进步是经济循环的根本动力，西部地区可以深耕生物育种、智慧农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农业为例，加紧推广精准农业、机械化耕作、无土栽培等新型农业运作模式，以适应西部地区石漠化、荒漠化、水土流失等恶劣自然环境。另一方面，西部地区需要依托东部港口服务能力，大力建设东西向陆路出海通道，强化海陆联动机制，并以“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为契机，增强开放功能，畅通外循环，将西部地区深居内陆的区位劣势转变为对外开放新优势。具体而言，内蒙古可以“联蒙通俄”，积极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新疆西接中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桥头堡，可以进一步深化与亚欧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开放交流；
广西、云南、贵州南临东南亚，可以在促进东盟“10+1”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同时，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依托，深化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和西亚地区之间的合作；
西藏毗邻南亚，需要借此区位优势加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联通作用，从而助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第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统筹东西协调发展。中央与各级政府要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在有序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础上，加大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扶持，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体制改革、财税金融支持、开放平台构建等方面予以倾斜。加快川藏铁路、渝昆高铁、西成铁路等重大工程规划建设，深化科技人员薪酬制度改革，推进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此外，建立健全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促进东西部地区之间相互融通补充；
以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跨省合作园区等为平台，支持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共建产业合作基地和资源深加工基地，以强补弱，缩小东西经济发展差距。
第三，加快资本流通循环，健全资本市场体系。西部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投资边际效率较低，在资本逐利性的作用下，难以有效吸引外部投资。因此，西部地区在资本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加快资本流动速度来提高资本丰裕度，以解决资本要素不足的问题。资本流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快资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运动，即增加资本周转次数；
二是扩大资本的空间移动，即有效吸引外来资本，这一方面要求西部地区提高自身经济水平来创造投资机会，另一方面需要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和银行信贷，以期在短期内获得大规模资金。依靠国家财政支持，固然可以摆脱资本短缺困境，但却不一定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解决西部地区资本不足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资本的外部注入，还要大力培育西部地区资本市场，提高融资能力，加速资本流动，盘活现有资产，最终实现资本的合理配置。
第四，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作为落实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区域创新驱动能力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率，从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西部地区可以立足国内大循环，积极参与跨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大力促进创新要素的区域间流动与聚集。同时，立足比较优势布局区域创新网络，科技创新活跃的东部省市应注重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的提高，重点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主体，科技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要着力在重点领域实现创新驱动，通过科技创新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科技含量、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西部地区在增强自身创新能力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创新资源、国内国际两个创新市场，提高对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等创新要素的吸引力和集聚力，助力西部地区生产效率改善，在相同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实现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增长。
(二)遏制南北分化
从前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可知，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差异是南北分化的形成根源，所以从上述角度出发可以找到缓解南北经济分化的可行路径。
第一，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培育市场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北方地区应借鉴东南沿海地区经验，深化土地要素、户籍制度、技术要素、数据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引导土地合理流转，推动劳动力有序流动、技术资源有效配置、数据要素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从而全面破除阻碍要素循环的体制机制障碍，助力国内经济大循环。北方地区还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对于市场机制无法有效配置的领域，如航天航空产业，需要政府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加以引导；
而对于那些高度竞争性领域，如房地产、食品加工、消费电子等产业，则应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北方地区应坚持“先立后破”原则，通过智能改造、绿色改造、技术改造，推动家电、纺织、化工、轮胎、农机、造纸、家具、建筑陶瓷等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基础上量力而行发展新兴产业，提高北方地区传统产业竞争力，重塑工业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的内循环。同时，有效防止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出现经济增长断层，保证经济发展的连续性以及降低产业升级的不确定性。北方地区还应依托其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制造强国战略为行动纲领，抓住自主创新研发这个“牛鼻子”，合理布局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优先发展。确保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心节点位置，从而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进而更好地参与国际大循环。
第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一方面，要深入开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大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通过减持国有股份，引入非国有产权主体，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改造成为股权结构合理、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激励约束制度完善的现代公司，从而激发企业内在动力，提高经济整体运行效率。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北方地区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培育有利于其发展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等。例如，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禁止进入的行业领域，都应允许民营资本进入；
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使得民营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有同等待遇；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精简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行政服务。
当前，在全球新冠疫情冲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资本贡献度逐年走低的背景下，缩小东西差距、遏制南北分化，不仅是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对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新发展格局是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化拓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缩小东西差距、遏制南北分化，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合理规划产业布局以及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等，而这也是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的必然之举，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同时，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能够为缩小东西差距、遏制南北分化提供动力和机遇，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效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问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现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表现出“东西差距仍在、南北分化明显”的典型特征。进入21世纪以来，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扶持，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较快，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但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基数较大，因此东西绝对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导致东西差距的原因复杂多样，其中要素禀赋、自然条件、地理区位、政策倾斜、资本流动和生产效率差异是主要因素。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北方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下滑严重，南北分化现象开始显现，尤其是2013年以来，南北方地区生产总值的泰尔指数急剧上升，说明南北分化程度明显加深。从制度和文化范式的视角分析，南北分化成因主要集中在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价值观念以及所有制结构差异等方面。
中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化解东西差距、南北分化等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能够缩小东西差距，缓解南北分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中国是一个具有明显时空差异性特征的超大经济体，缩小东西差距、遏制南北分化，需要引入新的思维方式，在价值理念、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提出可行路径。缩小东西差距，西部地区需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提升产业发展质量；
通过海陆联动促进对外开放，加快资本流通循环速度，建立完备的资本市场体系，扭转自然条件和地理区位劣势；
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以期实现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增长。同时，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统筹东西协调发展，缓解高端要素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遏制南北分化，北方地区应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打造亲清政商关系，优化营商环境，提高要素吸引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同时，深化国企改革，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为国内经济大循环赋予微观主体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