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域外变体的类型及功能考察——以东南亚华语为例*

韩晓明， 陈 屏

(1.郑州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2.郑州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语言域外变体的出现是语言国际传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伴生现象，也是语言传播高度本土化的产物。域外变体的全球分布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语言国际传播的整体格局和发展趋势。同时，域外变体的发生、发展和使用状况也是语言国际化进程组成部分。

21世纪以来，已有学者明确提出“汉语的全球扩布，正在催生各种带有地域性特征的变体”(1)戴昭铭.全球汉语时代的文化问题和规范问题[J].南开语言学刊,2007,(1).。李宇明认为新马印尼文莱的华语是一种重要的华语变体，北美华语、欧洲华语正在发展中；
(2)李宇明.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J].语言文字应用,2017,(1).汪惠迪(3)汪惠迪.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探微[A].周清海.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C],新加坡：新加坡玲子传媒，2002.、吴英成(4)吴英成.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等都倾向于认为新加坡华语是汉语标准语在海外的变体；
徐大明等认为与新加坡华语并列的还有马来西亚华语；
(5)徐大明，王晓梅.全球华语社区说略[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2).除此之外，戴昭铭还提到有菲律宾华语、泰国华语、越南华语等；
(6)戴昭铭.全球汉语时代的文化问题和规范问题[J].南开语言学刊,2007,(1).周清海认为，除东南亚地区以外的全球其他地区也存在华语变体。(7)周清海.“大华语”与语言研究[J].汉语学报,2017,(2).从这些论述来看，汉语域外变体发展问题已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得到一致认同的汉语域外变体是以新马华语为代表的东南亚华语。

关于新马华语的研究早在20世纪末期就已出现，如陈重瑜(8)陈重瑜.新加坡华语语法特征[J].语言研究,1986,(1).、周清海(9)周清海,萧国政.新加坡华语词的词形、词义和词用选择[J].中国语文,1999,(4).等对新加坡华语语法和词汇特征的探讨。进入21世纪，新马华语研究的热度不减，相关成果更为丰富。陆俭明考察了新加坡华语的句法特点；
(10)陆俭明.新加坡华语句法特点及其规范问题(上)[J].海外华文教育,2001,(4);陆俭明.新加坡华语句法特点及其规范问题(下)[J].海外华文教育,2002,(1).郭熙对比分析了普通话和新马华语词汇之间的差异，(11)郭熙.普通话词汇和新马华语词汇的协调与规范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02,(12).并探讨了协调与规范问题；
(12)郭熙.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J].语言文字应用,2002,(3).吴英成从语音、词汇、句法层面考察了新加坡华语的特色；
(13)吴英成.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45.邱克威研究了马来西亚口语特殊问句，(14)邱克威.马来西亚口语中的“VP没有”特殊问句[J].国际汉语学报,2016,(1).等等。《汉语学报》自2012年起开设了“全球华语语法研究专题”栏目，有多篇文章聚焦马来西亚华语词类及语法研究。《语言战略研究》自2017年起先后开设了“全球华语研究”(2017)、“‘大华语’多人谈”(2017)、“华语与华语传承”(2021)等专题，多角度、多层面对海外华语的现状和发展问题做了探讨，对新马华语也多有涉及。这些都体现了汉语域外变体研究走深走细的趋势。

从英语的国际化格局来看，各种英语变体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使用是其国际化的突出表征和构成要素。“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的概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出现；
到80年代出现了“国际英语”(International English)一词；
90年代又出现了“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的概念。语言的国际化程度与域外变体的数量、发展状况有密切联系。近年来我国学者提出的“大华语”，也有对标“全球英语”的意味。那么，汉语域外变体在形成过程和类型特征方面有何独特之处？是走向融合还是走向分化？在中文国际化进程中，如何正确认识汉语域外变体的价值、功能和意义？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例加以探讨。

从域外变体的形成来看，汉语与英语有很大的不同。英语域外变体的形成与西方国家殖民扩张时期推行的语言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联系，而东南亚华语的形成与华人移民东南亚的过程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中国人大规模移民东南亚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至今经历过4次大潮。(15)庄国土.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J].南洋问题研究,2008,(1).如今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0%。(16)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20世纪初期之前，东南亚华人社会长期呈现一种 “马赛克”式的语言景观，(17)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286.各种方言(闽方言、粤方言、海南方言和客家话等)集团并存，彼此之间边界分明，并且各自办各自的方言学校，并没有一个统一使用的“华语”。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把海外华文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统一管理，另一方面得益于维新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在东南亚的兴教办学活动，东南亚华人的中国认同得到了有力的加强。19世纪20年代以后，以“国语”进行教学的近代华文学校大量出现，也使得华人共同语逐渐形成。这一时期东南亚华人社会完全是中国在海外的一个“移植社会”(18)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M].马来西亚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54.，华文教育也长期从属于中国国民教育，因此在语言上没有“域内”和“域外”的区别意识。

二战以后，东南亚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1946年到1965年的20年间，菲律宾、柬埔寨、缅甸、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纷纷摆脱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这些新国家产生以后，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国家认同、凝聚人心、树立政府威望，此时当地华人对新国家的效忠问题就成为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当时东南亚大部分国家为了切断华人与中国的联系，普遍对本国的华人实行同化政策，关键词包括“菲化”“印尼化”“马来化”“越南化”“泰化”等，在经济上则出现了把华人经济“国有化”。从中国方面来看，新中国出于拓展外交关系、争取国际支持的需要，也实行了支持华人融入住在国的策略。1955年中国与印尼签订了《中印双重国籍条约》，明确了不承认双重国籍，鼓励印尼华人融入当地。随后，关于华人问题，中国对东南亚其他国家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使得华人融入当地势在必行。这样一来，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海内外的语言生活就开始产生了“隔离”。

周清海认为，“1949年以后到中国改革开放，是汉语的分离年代”(19)周清海.“大华语”与语言研究[J].汉语学报,2017,(2).。这一时期，在中国国内不断进行语言规范化的同时，海外华语也在独立发展，逐渐与住在国社会生活深度融合，在汉语方言、当地土著语言、英语的综合影响下，形成了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使用等方面的个性特征。“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华人既然称了族群，就有了‘华族’，也就有了‘华语’”(20)郭熙.论华语[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2).，“华语”与“汉语”在“名”和“实”上逐渐有了区分。1961年，许云樵出版了《南洋华语俚俗词典》，总收词量为874条，是第一部全面收录新马华语特有词语的词典。1999年，汪惠迪又编著了《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辞书编纂进一步推进了变体形式的固化。

域外变体的形成过程中，认同因素也同样重要。变体的存在必然是出于社会需求，除了最基本的交际需求之外，还有实现身份认同的需求。郭熙认为，我们过去讲语言大多只讲 “交际工具”，现在必须强调语言是一种 “认同工具”(21)郭熙，崔乐.对华语语言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郭熙教授访谈录[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1,(4).。汉语域外变体的形成和保持，实际上体现了华人对自身政治身份和族群身份的认同。吴英成认为新加坡华语“是新加坡华人增强本土认同感的重要基石”(22)吴英成.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3.，“即使是身在海外的新加坡人，也颇注意保留本土口音，而不会一味模仿‘标准汉语’的口音，这就显示了新加坡华人的自我认同”(23)吴英成.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3.。而马来西亚华人也会为自己独特的语音、词汇、语法体系而自豪，反而会认为中国大陆人说的普通话因带“中国腔”而不是标准的华语。(24)据笔者在马来西亚华文中学调研时了解的情况。这些现象反映出“语言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人们有意为之的结果，因为独特的、唯一的语言是他们身份的标志”(25)苏·赖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M].陈新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通过主动构建自己的语言规范，摆脱在语言上对别国的依附，是东南亚华人身份由“中国侨民”转变到“住在国族群”的必然选择，是确认和彰显自己的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的行为，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与英语相比，我们对汉语域外变体的认识和研究尚处于初期。可以发现，从语言地位来看，英语域外变体往往是使用国的官方语言或社会通用语，而汉语域外变体则通常只是族语或者外语。新加坡虽然把华语定为四种官方语言中的一种，也包含明显的平衡族群关系的意味。在印尼，虽然华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地位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但是华语则不属于印尼的地方语言，其法律地位是外语。(26)卓宥佑.印尼华语的法律地位对华语教学的影响[J].南洋问题研究,2018,(4).因此，汉语域外变体必然走出与英语不同的发展道路。

区分类型是对变体进行细化研究的前提。由于目前学者们对汉语域外变体数量的认识并不一致，在此有必要对语言变体的认定标准做一个厘清。

根据赫德森的观点，变体具体是指“具有类似社会分布的一组语言项(a set of linguistic items with similar social distribution)”(27)Hudson R A.Sociolinguis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45～47.,也可以说这种语言形式是“具备相同社会属性的人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中所普遍使用的”(28)祝畹瑾.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9.，“普遍使用”是一个必要条件。库玛也认为，所有的英语变体都是“有轨可循的，……都受到语音、句法、语义和修辞规则的制约，用于国内和国际交流，相比较而言，国内交流更多些”(29)库玛(Kumaravadivelu.B.).超越教学法——语言教学的宏观策略[M].陶建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88.。所谓“用于国内交流”，也强调了其交际工具的性质。根据以上论断和语言实际，判定是否是语言变体应同时考虑两个标准：第一，从本体的角度来看，在语音、语法、词汇等各语言要素层面具有明显的独特性；
第二，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被一定群体作为交际语言长期使用，具有明显的社会交际功能。这两条标准中第二条往往容易被忽略。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语言域外变体应是指一种语言在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使用过程中，由于受到当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诸语言要素层面产生变异，从而形成的各种独具特色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与当地社会保持一定的关联，在一定的地域或群体中被普遍认同和接受，并在当地作为交际语言长期使用。东南亚华语明显具备了这些特征。

关于语言域外变体的类型，一些西方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如 Kachru 在1985年提出的世界英语体系 “三大同心圆”(Three Concentric Circles)理论,把使用英语的国家划分为内圈(the Inner Circle)、外圈(the Outer Circle)、扩展圈(the Expending Circle)，分别对应标准提供型英语变体(Norm-providing varieties)、标准发展型英语变体(Norm-developing varieties)和标准依附型英语变体(Norm-dependent varieties)。(30)Kachru,B.B.Institutionalized Second-language Varieties[A].The English Language Today[C],Oxford：Pergamon Press.1985：12～13.这虽可以说是一种分类，但其理论存在明显的不完善之处。第一，把英、美、加、澳等国英语称为“标准提供型变体”，具有明显的“核心标准”观，难以为外圈国家所接受。第二，忽视了英、美、加、澳国家英语之间的区别，掩盖了他们的不同标准。第三，对于扩展圈“标准依附型”英语的界定比较含糊，到底能不能视其为独立的变体并没有明确的说明。Quirk也提出过“二分法”，认为英语变体可分为本族语和非本族语，本族语变体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英语，非本族语变体包括印度、尼日利亚、东非等国(地区)的英语，并进而指出本族语变体是稳定的、标准的英语，而非本族语则是不稳定的、是正在走向标准完善的英语。(31)R.Quirk.Language Varieties and Standard Language[J].English Today，1990，(21).由于其观察对象仅限于英语变体，对其他语言来说解释力稍显不足，对于什么是“标准完善”也语焉不详。

本文认为，域外变体的类型可以从使用主体和使用范围两个方面来考察。

从使用主体来看，域外变体可以分为“移民型变体”和“非移民型变体”。由人口迁移而产生语言传播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语言变体的产生也与移民密切相关。移民型变体指同一种母语的人分别迁移到不同国家生活，从而在不同国家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变体。比如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英语等，都是由英国移民带来的英语发展而来，变体使用主体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移民及其后裔。反观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菲律宾英语等，则是由于历史上英国或美国的殖民统治，英语被植入了当地语言生态，并在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而形成的变体。这种变体原本是殖民遗留语，但是使用者和传承者是当地国国民或原住民，所以属于非移民型变体。从汉语的情况来看，目前普遍认可的东南亚华语变体是由华人移民带到东南亚的，其性质属于“继承语”(32)韩晓明.继承语理论对东南亚华语传播的启示[J].民族教育研究,2018,(1).，其使用者主要是华人移民及其后裔，所以东南亚华语属于移民型变体。由于“非移民型变体”的形成是语言长期跨文化传播的结果，而目前汉语的跨文化传播尚未深入到一定阶段，汉语较少真正进入异质文化社群的语言生活，在全球范围内是否已出现汉语的“非移民型变体”还有待考察。

从使用范围来看，域外变体可以分为“国家型变体”和“族群型变体”。国家型变体指被确定为官方语言或全国通用语的变体形式。目前使用英语变体的国家，大多是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使用，无论是澳大利亚英语还是新加坡英语，都具有国家身份的象征意义。我们对这类变体的划分和考察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所以目前的英语域外变体无论是移民型变体还是非移民型变体，大都可归为国家型变体。反观我们所说的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实际上并不是当地国的通用语言，只是国家内部“华人”这一族群的通用语言，其他族群并不把华语作为交际语言使用，所以目前汉语的域外变体主要是族群型变体，我们对其考察也是以族群为单位的。由于国家对官方语言的规划具有长期稳定性，不同国家的英语变体也将长期稳定地存在。而作为族群型变体的汉语域外变体，对所在国语言政策、民族政策、教育政策的依赖性就比较强，也会随着华人族群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发生变化。20世纪东南亚华语传承在各国的曲折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族群型变体相较于国家型变体，会受到更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与英语相比，汉语全球性传播的历史较短，域外变体并未经历充分分化的过程。21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国力大幅提升而形成了语言向心力，域外变体又出现了一些趋同的现象。有学者甚至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就已进入了“汉语大融合”的时代，并认为这种融合是不可避免的。(33)周清海.“大华语”的研究和发展趋势[J].汉语学报,2016,(1).也有学者对多种融合现象进行了考察。比如一些原来仅用于某一华语区的“区域特有词语”会通过相互借用而相互吸收，从而使得原来单一区域内使用的“区域特有词语”逐渐变为“双区通用”甚至“多区通用”的词语，比如“T恤、飙车、播报、残障、操控、车程、撤资、出炉”等等。(34)汤志祥.论华语区域特有词语[J].语言文字应用,2005,(2).又如“手机”一词，2002年以前在不同华语区有流动电话、手提电话、行动电话、随身电话、无线电话等10种说法，到2002年则都以“手机”占绝对优势。(35)游汝杰.全球汉语融合趋势日渐明显[N].社会科学报,2012-4-5(05).另据统计，自19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新加坡华语在词语的使用上受大陆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大。以“短信”和“博客”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中的使用频率为例，1998年时“短信”使用频率为4，而到了2010年则达到135，代替了原先使用的“简讯”；
2003年时“博客”的使用频率为2，到2010年则达到562，代替了原先使用的“部落格”。(36)邱克威.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语词汇差异及其环境因素[A].邱克威.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论集[C],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8.游汝杰经调查后认为，海外华人社会在外来词的使用上会更多采用中国大陆的外来词形式。(37)游汝杰.谈谈海内外华人社会的外来词[J].语言战略研究,2017,(1).

融合现象的发生可以归因于几个条件。第一，融合意识的增强。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高，普通话的声望也不断提高，海外华语变体在标准上积极地向普通话靠拢、主动寻求互通已成为一种自觉行为。新加坡《联合早报》主编称，《联合早报》一直受北京媒体的影响，在新词语规范上“一律跟北京走”(38)王玲玲.汉语的国际化及传播与维护[J].语言文字应用，2006，(3).。马来西亚也有学者认为，马来西亚华语“以普通话马首是瞻”(39)吴文芯.本土华语——马来西亚华语口语词汇初探[A].庄晓玲.敲开语言的窗口——多样性、变异性和规范性[C],吉隆坡：艺青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这些虽然代表不了普遍情况，但体现了一定的靠拢意识。第二，信息技术的推动。汉语的国际化发展适逢信息时代，这是不同于以往的独特的时代机遇。据统计，当前海外华文媒体之中，以网站、移动客户端、社交媒体账号为平台的华文新媒体数量已突破4200家。(40)搜狐网.风雨磨砺两百载：海外华文媒体的昨天、今天与明天[EB/OL].https://www.sohu.com/a/191580617_307935，2017-9-12/2021-12-10.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人与人的语言交流超越了国界，呈现出全方位、即时化的特点，有力促进了域内外汉语的互融互通，频繁而无障碍的信息共享使得语言差距越来越小。第三，人际交流的增加。在中国的主导和推动下，海外华人与中国间人文交流不断扩大。如2012到2017年，国务院侨办联合各地侨办、华文教育基地组织了300余期“中国寻根之旅”夏(冬)令营中华文化体验活动，辐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万余人次参与；
“中华文化大乐园”“中华才艺学生汇演”“中华文化大赛”等活动则在5年中吸引了30多个国家30多万华裔青少年参加。(41)据2017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披露的信息。这样的交流可以说是规模空前的。更重要的是，参与者大多是海外华裔年轻人，他们心态开放，接受能力强，与普通话之间的沟通隔阂越来越少。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自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域内外汉语的所谓“融合”，并非实质意义上的融合，而是经历长期隔离后的一种“反弹”，是随着语言接触增加而发生的一种同向变异，是增强互通性的表现，而非真的是遵循统一标准去发展。不同的社会生活必然有不同的语言形式，海外华语的变异是客观存在的，至少各区域的特有词语是无法融合的。目前向心和离散两种态势并存的状况可以看做是中文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可以肯定的是，汉、英语域外变体的发生发展有着完全不同的路径，中文国际化的历程必然会与英语有所区别。

从本质上来说，海外华语是一种跨境语言，它依赖于跨境族群而存在，通过族内传承实现赓续；
但是与我国其他跨境民族的语言相比，它又有着明显的特殊性，它是中国通用语言文字——中文的域外变异形式，因而被赋予了特殊的传播职能。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东南亚华语虽然经历了逾百年的传承，但是在20世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中文国际化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推进作用。从20世纪末期开始，随着东南亚华人社会本土化转型的完成，华语的定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厘清，海外华语的发展与中文国际化进程才逐渐形成了联动。

域外变体的全球分布状况不仅是语言国际化格局的组成部分，也是语言国际化的突出表征，其发展过程是语言国际化进程的必经阶段。海外华语在汉语国际传播全局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是体现传播成就。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域外变体是语言国际传播高度本土化的产物，是语言传播成就的一种体现。变体的产生并非由学习而来，而是由使用而来。域外变体是语言在域外长期使用的结果，因而是语言深入、持久传播的佐证。在今天语言传播注重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前提下，对传播成效的评估应由注重学习人数转移到注重使用人数。变体的发展与语言使用人数密切相关，能够从一个侧面较好地体现传播成就。

二是发挥支点作用。从全球语言传播格局上看，英语和汉语有着“多核多元”与“单核多元”的区别。主导英语传播的是一个国家群，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不但可各自制定标准，分别成为传播主体，还可以形成传播合力，推动英语的国际化。这种格局是历史形成的。而汉语的全球传播目前主要靠中国一国的力量来推进，缺乏国家间的协同，在传播规模和传播效果上颇多受限，需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英语传播的道路。在中华文化海内外共兴的格局下，海外华人社会在语言传播上可以与中国形成呼应，成为接续传播的力量。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华语正在实现从传承到传播的跨越。比如在文莱最大华校的中华学校，2014年时非华裔学生已占到30%(42)许月兰.海外华文教学可持续发展之探讨——以文莱中华中学为例[J].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4，(1).。菲律宾在2018年时华校中的非华裔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纯粹的华人子弟。(43)黄端铭.华校何位 华校何为——以菲律宾华校为例[J].世界华文教学，2018，(1).马来西亚在2019年时全国华文小学中的非华裔学生总数已经达到了19%(44)据2019年8月10日至11日在吉隆坡召开的“第三届东盟汉语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马来西亚汉语文化传播学会会长陈志雄的致辞。。这些现象说明，海外华语在实现传承的基础上正在发生向族外的扩散；
这不但可以巩固传播成就，还可以在海外形成新的传播中心，推进当地其他族群对华语的学习和使用。

三是形成反构机制。东南亚华语长期以来是自主发展的，当其与中文国际化形成对接，对中文传播格局也能够产生明显的反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增加国际化语言的交际维度。国际化的语言应该具有三重交际维度：本族语使用者之间、本族语与非本族语使用者之间、非本族语使用者之间。目前汉语在全球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前两个维度上。域外变体的发展与当地生活深度结合，推进汉语在异质文化族群的传播，能够有效扩大使用人群，增加汉语的第三重交际维度。第二，丰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维度。具备承载、表现不同文化的能力，是对国际化语言的必然要求。域外变体的充分发展能够改变语言和文化一一对应的单维关系格局，经历“从用汉语承载中国到用汉语表达世界”(45)韩晓明.从用汉语承载中国到用汉语表达世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1-9(03).的嬗变。这是语言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因此，域外变体在本身发展的同时，也在参与构建语言全球传播的良性发展格局。

语言域外变体研究是语言国际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汉语国际化必然体现在域外变体的多样化发展，而域外变体的多样化发展又能推进汉语国际化的加深，两者是相辅相成关系。随着汉语国际传播的深入推进，汉语域外变体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汉语域外变体的发生动因、类型特征、发展趋势都与英语有很大的不同，有着独特的发展规律。从现阶段来看，汉语域外变体发展的特点是对海外华人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与华人社会发展的联动性较强。汉语国际化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对汉语域外变体的研究也还处于初期。我们需要在全面认识国内外语言传播格局的基础上，加强理论建构，对接时代需求，做好域内和域外的协同、传承与传播的协同、国际中文教育与海外华文教育的协同，推动形成汉语传播合力，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国际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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