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醉翁”到“六一居士”——欧阳修的生命哲学
时间：2023-03-10 09:4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王连侠
关注欧阳修的生命哲学，即把他的生命形态和生命过程作为关切重心，以文化为外在语境，以生命意识为内在脉络，以接受者的生命感悟与这位千古文人对话，在文本、生命、文献、传统、地理、民俗等各种学术维度交相映照中，贯通古今，还原欧阳修的生命过程和他的文化 DNA 的发生时空，从而发掘北宋那个独具魅力时代的文化和精神价值。
欧阳修的一生经历、人生际遇是他生命哲学的源泉和基础。我们可以根据欧阳修人生中几次重要的转折点将他的一生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年少求学(1007—1029)，“当时意气尤骄矜”
欧阳修三岁失怙，跟随母亲投奔叔父。母亲“画荻教子”，言传身教；
叔父欧阳晔为人正直，廉洁自持。欧阳修十岁读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爱不释手，“为诗赋，下笔如成人”[1]。这些为欧阳修打下了人生品格和学养的底子。笔者去过江西庐陵，见过那里高大端肃的泷冈阡表亭，了解到欧阳修积20年情感创作的《泷冈阡表》，感受到仁爱德孝及欧阳氏“一门十进士”家谱族系的巨大影响力。
(二)步入官场(1030—1035)，“曾是洛阳花下客”
这是欧阳修性灵放飞的阶段，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赴西京任留守推官，后回京任馆阁校勘。春风得意，呼朋唤友，纵情声色。这段时间对他影响较大的人是胥偃、钱惟演、梅尧臣。胥偃是伯乐，是恩师，也是“榜下择婿”的岳父；
钱惟演是上司，是文学爱好者，北宋“西昆体”骨干诗人，算是欧阳修粉丝，两人忘年交，志趣相投，都爱玩乐。欧阳修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经常一起切磋诗文。
(三)跌宕仕途(1036—1064)，“醉翁之意不在酒”
欧阳修支持改革，被贬夷陵；
参与新政，被贬滁州；
后来主考礼部，提携新人。三起三落，却也是人生辉煌闪耀时期。夷陵和滁州虽是闭塞偏远之地，但他却在这两个地方建构了一个山花缭乱、诗酒漫游的文学世界。尤其是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虽是贬谪期间所作，但没有丝毫幽怨，而是寄情山水、与民同乐。也许是自己青年时受到胥偃、钱惟演的赏识和推举，令他对“知遇”感触颇深。所以他不避亲疏，对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吕大均、包拯、韩琦、司马光等有真才实学的后生都大加赞美、竭力推荐，使这些默默无闻的后辈逐渐崭露头角，成长为文坛巨匠、旷世大儒或历史名臣。他提倡平实文气，扭转北宋文风。这一时期对他影响较大的是范仲淹、苏轼等。初识苏轼的欧阳修曾称，三十年后，世人将只记得苏轼而不再记得欧阳修。如今，千百年过去，世人不仅记得苏轼，也未曾忘记过欧阳修。《醉翁亭记》“欧文苏字”记录了一个不可复制年代的斑斓风华，成为文坛千古佳话。
(四)晚号六一(1065—1072)，“楼高莫近危栏倚”
欧阳修再次受辱，老衰病苦，多次上疏辞官。“六一”是他的性情兴趣所在，也是他的理想归所。欧阳修作为北宋正统儒家的代表，其人生追求是“内圣外王”之道，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生命哲学崇尚中和之性，沉稳平静。而北宋时期三教并用、儒释道兼济的社会思潮特征鲜明，“到了北宋，儒释道合一的生命哲学才真正内化为一种人心和诗心的自觉”[2]。在此大背景浸染和跌宕人生经历影响下，欧阳修形成了由锐意进取、报国立业的入仕性格和恬淡脱俗、意在山林的闲适性格所构成的两重及两端的生命品格。
欧阳修一生创作各类作品两千余篇(首)，诗文词赋是他生命哲学的花朵，也是其生命历程的折射和精神再现。他的文学呈现了他作为一代文坛领袖在苦难坎坷世界里的诗意生存，他的生命情境表达了北宋一代士大夫厚重凝敛、坚持坚守的性情、精神与心灵。
过去学术界较多地关注作为儒者、政治家、经学家、史学家、文坛领袖身份的欧阳修，这是一个社会角色层面的“大写”的欧阳修，有儒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有达者坚持有所不为的操守，在极为艰难的境遇中包容忍耐，在频繁的死亡阴影中努力不懈，是北宋中后期集学者、文人与官员于一身的综合型人才的典范。经由他提携举荐的士人群体继承他的文学思想与政治人格，在相互呼应、共同扶持中屡黜而不悔，历经磨难而始终不渝，影响了北宋政局的演变。
其实在欧阳修的文学创作中，还大量呈现了一个面向自己、面向内心、更具个体生命情境和审美情趣的欧阳修。之前那个外在事功的欧阳修，其实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内在情感丰富、生命力量刚强且有血有肉的欧阳修身上，这是一个在困境中创造美学典范、在感慨中体现风神的北宋士大夫代表。他以政治的守成、学术的开创、文学的复兴，以多方面的尝试与兼容，为北宋的古文、诗歌、词赋树立了后人可以师从的典范。如欧阳修词的创作，受到“柳体”与“晏体”的双重影响，俗艳与雅正并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情感欲求与理性哲思两重生命形态的欧阳修。
还有，欧阳修中晚年的生命情境在其日常往来书简中有更清晰的呈现。新发现的欧阳修96篇散佚书简，是其政事之外的日常生活琐事的真实记录，书简中有友人诗歌唱和的风雅，有不愉快的各种人际关系，更多的是老衰病苦的沉痛告白。如，他向好友孙沔诉说疾病，“修病暑，目昏，绝无生意。承见教宽节，以终襄事，敢不自勉。但体病，皮骨形骸不复类人矣，必非久在世者也。事亲毕矣，何必延生?”[3]37向好友杜植诉说疾病，“自去年夏秋以来，百疾交攻，尤苦牙车，饮食艰难。此前所谓理宜然者，不足具道也。”[3]37
欧阳修中晚年长期承受疾病的折磨，这些书简，是他日记式的倾诉，对君主、对上司、对亲友，几乎遇人辄诉，反复不断，近乎唠叨。
与苏轼比较，同样面对衰老疾病，苏轼旷达超脱，很少萦系于怀；
欧阳修则过于执著，沉溺于痛苦中几乎不可自拔。可能他晚年再三辞官，除了身形劳顿、心理疲惫，与其身体疾病不无关联。
“盛游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谯号醉翁。白首归来玉堂署，君王殿后见鞓红。”[4]这首诗写于嘉祐四年的春天，诗的前三句概括了欧阳修完整的生命历程。洛阳时期的欧阳修神采飞扬、意兴勃发，那是青春年少的生命盛年；
被贬至滁州“醉翁”，不到四十，正是人生的壮年，“名虽为翁实少年”；
“白首归来玉堂署”，经过漫长的贬官岁月和两年守母丧期满，重归京城，他已是真正的老翁了。
夷陵和滁州期间的欧阳修，虽“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其实“意气尚在”，他对天下大势、世态人情的生命感悟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和强烈，这是一个潜藏着深层忧患与愤慨的“清醒的”醉翁。以称号来说，欧阳修在洛阳时称“达老”，这是他对明朗豁达的真切向往；
贬谪夷陵时自称“迁客”，在某种程度上则是一种对自己贬谪身份在意与失落的自我标签；
到滁州时期的“醉翁”，其自放山水无论是真实还是虚写，都有明显的超越贬谪穷愁形象的积极作用[5]。在滁州期间，欧阳修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与韩愈之“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不同在于，韩愈重在内容，而欧阳修重在生命个体，强调的是生命的困顿挫折与失落沉痛对“穷者”的激发。如张玉璞《论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所言，宋代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心态与此前历代有明显的不同，其谪居心态一般比较稳定平和，并且总能找到各种方法来消解谪居的苦闷，调节自己人生低谷时的心态和生活[6]。而这样的消解和调节，欧阳修或是首开其端者。
所以，醉翁时期的欧阳修面对狂风暴雨的恬淡从容，是仍然积极入世，心怀大义，是虽处山水亭林的“江湖之远”，还是“心忧其君”的。“醉翁之乐”是与民同乐，是“达则兼济天下”。
“六一居士”时期的欧阳修发生了变化。晚年自号“六一居士”，一方面，身体上“病多能使壮心摧”，另一方面，“报国如乖愿，归耕宁买田”，报国“不逮”，更加思归退隐。《与高司谏书》《朋党论》时慷慨正义、侃侃而谈，不畏时局之难，不惧贬谪之艰，《醉翁亭记》处逆境而不悲、历经磨砺仍豪放旷达，而庆历新政失败之后，他已经有了明显的忧惧退缩、逃身逃离的心态。多年宦海沉浮，他感到身心疲倦，官位越高，离自己的本真越远。“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7]，这些是他的性情所向，是他向往的生活。离开了纷纷扰扰的官场，他转入了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具个性和趣味的“六一”世界，他的眼光更加清澈，他的心灵更加纯净，他的情趣更加高雅。
“六一居士之乐”是人生在世的有所寄托有所归宿，是自由解放，回归本真回归自由回归自己，是“穷则独善其身”。作为一种标尺，欧阳修的观念、趣味、修为与性情，他“六一风度”所体现的处穷自若、豁达自娱、超越功利却务实以利天下的精神面貌，成为勾勒北宋一代士大夫阶层之意趣、修养和追求的体察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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