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时间：2023-03-10 17:20: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 李 实
如何有效促进共同富裕，是当前中国的一大热点理论和实践议题。为抓住该议题的关键所在，并探寻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本文将根据问题研究的基本逻辑，主要讨论以下四个方面相互关联的问题：合理设定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
缩小三大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
近期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化及其特点；
完善收入分配的基础性制度。
(一)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目标
党中央提出实现共同富裕要分阶段进行，并提出了不同阶段的目标。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到2035年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虽然这只是一个定性的目标，但也设定了在2035年这一时间节点，推进共同富裕所要取得的目标性进展情况。第二个阶段的目标：到2050年要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不等于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后，还要继续努力来全面实现共同富裕，这需要20年或者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第二个建党百年内要全面实现共同富裕。
(二)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富裕目标+共享目标
要从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来理解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一是富裕目标，因为我们现在富裕程度不高，还要继续通过发展来提高富裕程度，所以要确定富裕方面的目标；
二是共享目标，共享目标也就是现在各方面的差距都比较大，要进一步缩小差距，实现更高程度的共享。到2035年，富裕方面的目标是人均GDP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到2035年，共享方面的目标是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到2050年，富裕方面的目标会更高，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居民收入方面要赶上发达国家；
到2050年，共享方面的目标是收入差距、财产差距能够更加明显地缩小。这是两个阶段的富裕目标和共享目标。
1.富裕目标：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难度不算大。到2035年，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实现富裕方面的目标，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实现目标的难度不大。因为中等发达国家不是发达国家，它属于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人均收入排名，基本上在全球当中处于21位到40位。但对这个问题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我们要赶上这些国家现在的水平，也就是2020年的水平。还有一种理解，是说我们要赶上这些国家到2035年的水平。应该说这两方面理解还没有达成一种共识。如果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那就需要知道这些国家现在的人均GDP水平。根据相关资料介绍，这些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的平均值大概是34 000美元左右，人均GDP的最低值大概是25 000美元左右。2020年我们国家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0 500美元。到2035年，我们要赶上这些中等发达国家的最低水平，也就是说能够进入到这类国家的行列，我们每一年需要名义增长率大概达到6%，到2035年可以达到25 000美元。如果我们想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需要每年的名义增长率在8%左右。当然，如果按照另外一种理解，到2035年要赶上这些中等发达国家那时的最低水平，我们每一年就要保持大概9%的名义增长率。为什么说我们在富裕目标上赶上中等发达国家，虽然有难度，但难度不大，这是基于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经验而言的。
首先，在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在1978—2010年期间大概是9.8%，在2010—2018年间是7.2%左右。同时需要看一下中国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和美元衡量的增长率。在1978—2019年间，中国经济的名义增长率是14.6%左右，远高于8%的水平。从2010年到2019年，虽然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名义增长率大概还有10%左右。其次，从2010年到2018年，虽然经济实际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用美元衡量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下降，仍是10%左右，这是因为人民币的升值。因此，如果中国能够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到2035年，无论是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还是赶上同时期的水平，难度都不是很大。
即使近几年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增加了追赶这些中等发达国家的难度，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内生的，会受到各种内在因素的影响，在更大程度上会受到改革开放的进度和力度的影响。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不断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改革，进行经济政治上全方位的改革，坚持全面对外开放，可以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和居民的收入增长。也就是说，通过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来促成一种倒逼改革的态势，会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来实现共同富裕的富裕目标。
2.共享目标：收入差距要明显缩小，但难度较大。对于共享这个目标，党中央提出到2035年，收入差距要有明显缩小。一是可以通过数量指标来加以判断，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高低收入组收入比值。一些学者建议，将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到0.4以下作为一个共享目标。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基尼系数需要更大幅度的下降，需要下降到0.35以下。当然，反映收入差距明显缩小需要一些客观的数量指标，但还要考虑到收入分配当中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且很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很难通过数量指标体现出来，而是取决于社会公众对收入分配过程和收入分配结果的认同程度，如通过民意调查方式来反映社会民众对收入分配公平性和收入差距的认可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现共享的目标难度非常大。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缩小三大差距应该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将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要抓手，从而来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
(一)缩小收入差距是缩小“三大差距”的关键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中提到，“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可见，浙江省已经明确把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这三大差距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
在缩小“三大差距”过程中，关键是要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是多维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发展程度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收入差距。城乡差距是一种多维的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是其中一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既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也有助于缩小全国收入差距。地区差距也是一种多维的差距，地区收入差距是其中一种，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既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也有助于缩小全国收入差距。
我们的地区差距确实非常明显。2020年，各省市人均GDP的差别较大，例如北京市与甘肃省相比人均GDP相差4倍以上，江苏省人均GDP与甘肃省也相差3倍以上。2020年，浙江省的人均GDP是10万人民币左右，与甘肃省相比还是相差近3倍。所以全国地区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如果把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作为我们的一个追赶目标，各个省份在追赶的过程当中，即使保持同步的发展，有些省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追上这些中等发达国家。对于全国而言，每年保持6%的收入增长，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当时的水平，需要20年左右。这个进程对于北京市只需要9年左右，但对于甘肃省则需要35年。所以在推进共同富裕上，要充分考虑区域发展差距的问题。
(二)明显缩小收入差距是一个挑战
缩小收入差距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方面，由于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处于高位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2008年中国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接近0.5。随后几年收入差距略有缩小，但仍处于高位波动状态。近几年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又有所反弹，收入差距又进一步扩大。2008年后几年全国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由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但是城市内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仍然扩大。目前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仍在缩小，主要出现在2008年以后，从2003年国家开始实行的各种各样的惠农政策，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导作用。一个政策的出台到实际产生效果有滞后期，从数据来看，这个是滞后期会有3—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由此看来，现在要想缩小收入差距，即使出台一些有力的政策措施，但是短期内也不太容易见到效果。
同样，虽然目前浙江省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全国省份中是最小的，但是如果看一下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历史变化，还是处于比较高的状态。具体而言，2021年浙江省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已下降到2倍以下，相对其他省份来说有明显的进步。但从浙江省的历史数据来看，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还没有达到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在1982—1984年，浙江省的城乡收入差距都在1.5倍左右。即使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浙江省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在1.8倍以下。由此可见，浙江省缩小城乡差距，仍是很重要的任务。
另一方面，对收入差距带来重要影响的，是财产差距的急剧扩大。因为财产差距的扩大，会进一步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是说财产差距扩大，会使得收入差距的缩小变得更加困难。2002年全国居民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5左右，到2018年上升到0.7左右。应该说财产差距在急剧扩张，而且不同财产组人群的财产差距扩大更为明显。根据CHIP数据计算的结果显示，财产最多的10%的人群与财产最少的10%的人群之间的财产差距，已经由2002年的37倍扩大到2013年的160倍。这是我们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缩小收入差距面对的另外一个困难，是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并不明显。根据相关的测算，税费总体上讲，是在扩大收入差距，而不是缩小收入差距。个人所得税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缩小的幅度非常有限。另外间接税，例如增值税、消费税等等，是在扩大收入差距。综合来看，目前的“税和费”都是在扩大收入差距，这就是当前推进共同富裕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归纳起来，这一变化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978—2008年这30年中，中国收入差距全方位扩大。无论是城镇内部、农村内部还是全国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所以说是全方位的扩大过程；
第二个阶段在2008年以后，收入差距变化呈现出高位徘徊的特点。这个时期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而全国的收入差距则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缩小。
(一)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主导作用
全国收入差距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第二部分是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第三步部分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果前两方面的差距在扩大，而后一方面的差距在缩小，那对于总体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就取决于前者和后者相对作用的大小。2008—2015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幅度，超过了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从而带来了全国收入差距的缩小。2015年以后收入差距反弹，带来全国收入差距反弹，是因为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超过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从而造成全国收入差距的反弹。
(二)近几年全国收入差距处于高位稳定水平
我们最近做了两次居民收入调查，用这两次调查数据测算了这个期间收入差距的变动。可以看到，从2013年到2018年，全国收入差距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不论是使用不同的收入定义，或不同的测量指数，亦或是采取不同的加权方式，最后得出的计算结果都显示收入差距基本上处在稳定状态，几乎没有变化。这说明2008年以后中国的收入差距基本上是处在一个高位波动的状态，没有出现一个持续下降的趋势。
(三)扩大收入差距因素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
目前，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其主导性因素有两个：一是财产性收入快速增加，对收入差距扩大起到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由于财产积累不断增加，同时财产差距不断扩大，使得财产性收入在整个收入分配中作用愈发明显。2008年以后，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二是学历差异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人力资本的差别直接影响工资差别和收入的差别，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如图1所示，把高中学历的工资水平作为标准化水平，初中学历相对于高中学历的相对收入在不断下降，特别是从1995—2013年下降速度非常明显，在2013—2018年还在下降。与此相反，高学历(大学学历)人群的工资收入相对于高中学历人群的相对工资水平在不断上升。尤其是2002年以后，工资水平在急剧上升，扩大了不同学历人群的工资差距，从而引起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图1 各教育水平与高中学历相对比的对数工资差距
另外一项研究，利用收入分配课题组过去五次的调查数据，分析教育对于工资差距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在20世纪80年代，教育水平差别能够解释收入基尼系数4%左右，到1995年上升到6%，到了2002年上升到8%，2013年上升到14%，2018年就进一步上升到16%(见表1)。而且2018年在所有解释工资差距的变量中，包括性别变量、工作经验变量、行业变量、职业变量，都相对学历来说变得微不足道。也就是说，学历在整个收入差距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主导性的作用。如何缩小个人受教育水平所带来的收入差距，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我们要推进高质量发展，就需要更多的人才，同时还希望教育收益率能够不断提高，形成对高素质人才的激励。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程度的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很难找到更加合适的政策来加以调节。
表1 工资差距变动分析: 基尼系数分解 (Shorrocks分解，%)
(四)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不足
近期收入分配变化的重要特点，就是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不足。把税收和转移支付综合起来看，可知再分配政策对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不明显。税费是在扩大收入差距，它会使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升0.05%。公共转移支付会缩小收入差距，使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不到9%。如表2所示，在再分配之前，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52左右，经过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后下降到0.47左右，下降幅度并不明显。而大部分欧洲国家，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可下降20%—40%，但我们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只有8%左右。在英国，收入再分配政策之前的基尼系数是0.53左右，经过再分配后英国的基尼系数就大幅度下降到0.35左右，下降幅度接近40%。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应该加大调节力度。
表2 2013年中国税费与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应
2021年中央的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一次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把三个层次的分配制度纳入到一个基础性的制度框架，真正做到市场主导初次分配，政府主导再分配，社会参与三次分配，进一步完善三个层次的分配制度，使得收入分配基础性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要调节收入分配并消除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另一方面，要缩小收入差距，到2035年明显缩小收入差距。
(一)初次分配的改革重点是完善要素市场体系
如何进一步完善初次分配制度？主要的任务应是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中国在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当中，基本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但是我们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要素市场。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数据市场等等。例如，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而是一个分割的市场。户籍制度问题造成的城乡之间劳动力的分割，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从而出现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对于受到制度歧视的劳动者，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以及城市大多数农民工等群体，在就业机会、收入决定、享有的社会保障等方面一直处在弱势地位，他们没有受到和城市户籍劳动力相同的对待。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流动障碍问题、歧视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么由此带来的工资差距、收入差距、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
另外，资本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垄断的市场，资本的价格是扭曲的。所谓垄断是指大资本在市场上具有垄断的地位，而小资本受到限制和歧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间资本、民间小资本是不公平的。我们需要破除资本市场上的垄断和扭曲，让民间资本和小资本具有同等的发展机会。
同时，要加大土地制度的改革力度，培育和发展土地市场。要把土地资源盘活，让土地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得到优化配置。如果农村的土地制度不改革，农村便很难真正做好招商引资，就不能创造就业机会。盘活土地之后便会有大量资本流向农村，资本的流入会带动人才的流入，这样农村的产业就可以得到发展，农村的服务业也能发展起来，而人才的进入会对公共服务提出要求，从而公共服务也可以发展起来，从而实现“一活百活”。但现在是“一死百失”，所以乡村振兴的破局点要放在盘活土地上。要让农民土地真正归农民所有，让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交易权，从土地中获得收益，提高其财产性收入。所以应建立一个较为完善、充分竞争、充分流动的生产要素市场，避免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以及要素报酬分配的不合理。
要素市场若是不完善的市场，就很难做到多次分配的公平有效性。所以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是初次分配中很重要的改革方向。农民收入增长，虽然最近几年超过了城市居民收入，但农民的收入主要是靠工资性收入，因为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由于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影响，工资性收入增长比较快，提高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但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过去十多年中，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处在一个低水平上，只是2%左右。但相对来说，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实际上是不断上升的，到2020年，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超过了10%，而且在不断地增加。因为农民确实没有财产或金融资产，只有土地，但目前又不能从土地中获得收益，土地不能交易也不能转让，也就不能从土地中获得应有的收益。
(二)二次分配要抓住两大改革重点
1.提高税收的调节力度。如前所述，目前我国收入差距处于高位波动是由于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不足，所以二次分配的重点是提高税收的调节力度。让税收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要调节税收结构，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直接税比重偏低，间接税比重偏高。从调节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间接税不会缩小收入差距，只会扩大收入差距。例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都是在扩大收入差距。因为穷人和富人购买同样一件产品支付税额相同，但税额在其收入中的占比却不同。对穷人来说，同样的税额占他收入的比重是很高的，而对富人来说可能微不足道。所以，间接税是在扩大收入差距。而直接税特别是累进税，也就是随着收入提高税率不断上升的这类税，例如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在我国的税收结构中，间接税的比重过高，从而阻碍了税收发挥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所以要调整税收结构，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在企业和居民税负不变或减轻的情况下，可以适时出台房产税和遗产税，以增强税收的调节力度。要进一步改革个人所得税，使其覆盖所有的高收入人群，在调节“过高”收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好的改革方式，就是采取个人所得税不是按照个人收入来征税，而是按照家庭收入来征税。考虑到家庭的其他收入和生活负担问题，这样的税收设计具有更大的合理性。要改革社保缴费制度，让社保缴费和直接税具有同等功能。比如说不同的收入人群，缴费率应有所差别。高收入人群应多缴纳社保费，而低收入人群应该少缴，让社保缴费具有累进性，就可以起到缩小缩差距的作用。
2.提高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二次分配的另一个重点是提高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再分配包括两个层面问题：税收和转移支付。从转移支付的角度来看，应该对低收入群体增加转移支付。我国低收入人群是非常庞大的群体，2019年我国月收入不足500元人群，大概全国有1亿人左右，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群大概有3亿人左右，月收入不足2000元，接近7亿人。一方面，要促进低收入人群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需要缓解相对贫困，使得相对贫困人口的福祉水平不断改善和发展能力不断提高。这需要借助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措施，也需要进行在职培训，提高他们的发展能力。更重要的是要给社会弱势人群的子女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让他们分享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增加其人力资本投资，从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机制。
(三)三次分配改革：培育慈善事业发展的环境和制度，出台鼓励性政策
一方面我国现在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三次分配，另一方面三次分配相对于我国的发展水平是相对滞后的。不论是社会慈善捐款占GDP的比重，还是社会组织的数量、慈善组织的数量、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员和规模等等，均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所以应促使三次分配发挥更大的作用，鼓励社会组织慈善事业健康发展，这样不仅有利于其在收入分配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事业的发展。推进三次分配改革，一是要形成良性的环境和风尚，形成人人愿意做公益，富人乐意做慈善的社会风尚；
二是要出台配套政策，鼓励社会组织慈善事业发展，包括慈善信托的发展；
三是政府要对慈善组织、慈善事业，提供更多更加便利的公共服务，现阶段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严重不足的；
四是慈善捐赠要有税收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和抵扣；
五是要实施政府资金配套政策。
当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需要配套的制度创新。归纳而言，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
二是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镇非户籍人口市民化，让其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和市民待遇；
三是改革财政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是构建“发展—共享”的兼容模式，通过发展实现共享，以共享促进发展。特别是在初次分配、在微观层面、企业层面、社区层面、乡村层面，要构建资本和劳动的双赢模式和分享模式，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