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缘有幸与朱寿桐同框——兼述朱寿桐的“东方翡冷翠-澳门”愿景
时间：2023-03-10 18:4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香港|黄维樑
题目中对朱寿桐没有任何称谓，因为不知道从博士、教授、博导、客座教授、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到主任、会长等中选哪一个入题最为恰当。于是根据“简要是最佳策略”的原则，迳呼其名。
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与朱寿桐共进午餐或是晚餐，地点大概是大学宾馆餐厅，一起进餐的应该还有朱栋霖。我喜欢在这里招待同事或访客。对访客，边吃边聊天，我会指点江山，告诉他们对面是八仙岭和吐露港，山青而水秀；
餐厅的楼上，住过巴金、王蒙等，来访皆大家。
寿桐博士过境，来东方之珠的黉宫参观一下，话题大概是现代文学吧。是何年何月的初逢呢？不记得了。一直到最近读到《朱寿桐学术年谱》，“信史”有了：“1996年3月，由韩国飞香港，在香港盘桓数日，与黄维樑教授、黄继持教授以及时在香港研究的朱栋霖教授、王光明教授交游。后访问澳门，并从澳门进入内地。”末句可注意：访港后经澳门入内地，这与十一年后进入澳门大学有没有关系？
第二次与寿桐兄相见，想不到是在维也纳，我们来此参加香港回归一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百多年前根据《南京条约》香港被割让给英国，1997年回归祖国。我提的论文讲香港回归一年来的教育情况，寿桐讲与回归有关的香港小说，书名好像是《归航》。我在香港教书，应邀来讲香港教育的发展，顺理成章。为什么朱寿桐也来呢？寿桐兄是现代文学专家，1996年在南京大学升为正教授（才38岁！），著作日丰，声名日显，而香港历史和《南京条约》相关，应该就是获邀来讲香港文学的原因吧。无论如何，二人会中用英语同台作秀，会外高兴致同游维城。作秀事有朱寿桐、董保中、卢景文和我四人同桌合照存证。
古人校点书籍，为了表示区别，用了朱、黄二色；
那时朱、黄二人在异国，却是投契的同行。会议晚上的园林佳酿美食，继之露天音乐会，如此文友欢聚，可比桃李芳园夜宴、雅士秉烛夜游，同享其乐。寿桐中等身材，气盛声宏而谦谦温煦，君子也。维也纳会议结束，寿桐继续在欧洲旅游。我印象深刻的是寿桐前在韩国买了飞机模型，后在欧洲准备继续“军购”。为什么？为了宝贝儿子。
维也纳会议相遇是个意外，一别两年后在武汉相见，也令我惊喜。华中师范大学的黄曼君教授研究郭沫若等“五四”时期诗人，继承其浪漫余风，热情豪爽地召开“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是沙田一文士，自然躬逢其盛。黄先生法力无边，把南京的朱寿桐也请来，且发表文章《黄维樑散文：写出心灵的健康与壮硕》，长达万言。我对寿桐兄的气盛声宏已留下印象，对其鲁迅、创造社、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诸论著之滔滔雄辩更不能忘记；
如今读他评我之作，觉得简直是韩潮苏海新来了波涛；
题目中“健康与壮硕”语词，应该转而用来形容朱寿桐的为人与文风。2000年是我困顿的一年，朱文无形中为我鼓舞激励。
大半年后，即2001年5月，我们又在研讨会见面了。朱寿桐主持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学术研讨会。是主场，他指挥若定；
是主持，他忙不胜言。筹办会议之外，他还写作论文，在会上做主题报告《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中国现代文学深受西方影响，朱寿桐专研现代文学，自然涉及西方作品与思潮。他涉足比较文学，曾发表这方面的文章。英国学者李维斯（F.R.Leavis）有书名为The Great Tradition，中译作《伟大传统》。朱寿桐这篇主题报告的题目可能来自李维斯的书。无论如何，英国和中国，文学都有其伟大的传统，朱文洋溢着自信与自豪。
开会之外，主持人寿桐兄还拨冗在夜晚和与会者逛街；
马森教授和龚鹏程教授也与会，也参与夜游。那时两岸来往通畅，交游与聚会频繁，马森有长篇小说即名为《夜游》。
同行、同台，还有同文：《朱寿桐谈戏剧》和《黄维樑谈新诗》作为“惠风论丛”都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朱书在2002年，黄书在2006年）。2003年朱、黄更成为同事，年谱写道：是年“9—12月，到台湾佛光大学讲学半年。为博士生开设“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专题课，为硕士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专题”课程。佛光大学同侪有龚鹏程、赵孝萱、黄维樑、黄德伟、王宁、朱嘉雯、林明昌诸位。博士生中，有杨宗翰等，时已颇著文名”。
佛光大学由星云大师敦聘龚鹏程教授创办，坐落在宜兰市礁溪乡林美山顶，向东与太平洋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风景之佳，允为所有台湾大学之冠。某年的招生小册子上这样自赞，有人认为应该谦虚一点，改为低调描述（我想起香港中文大学校园的“天人合一池[亭]”，金耀基校长称其壮阔景致名列香港第二，但补充说没有香港第一景）。朱寿桐、王宁、黄德伟和我，都为龚校长所聘，都在2003年到职；
连同龚校长等原有的教师，其博士班教授阵容一时可谓鼎盛。
王宁出口不离SSCI，黄德伟喜谈文学史分期（periodization），朱寿桐最为谈笑风生。三五之夕举头赏月怀乡之后，寿桐兄就冷静下来，低首读写，时刻不离手提电脑。我那时写作依旧是“手工业”，他早已奏起敲敲打打的现代文字音乐。2004年孟樊任总编辑的扬智出版社推出三百多页的朱寿桐《文学与人生》，就是他任客座教授时补充修订完成的。
林美山下的礁溪乡，是温泉之乡，店店有汤，家家有汤。我这“唯凉主义者”怕热，与诸同事包括朱寿桐一起泡汤，实在只是“陪君子”而已。温泉水洗凝脂或洗凝垢之后，却真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乐。温泉乡是温柔乡（请勿过度联想），也是“风骨镇”。
朱、黄两个山人下临红尘，如参观台北市的台湾大学和世新大学，如参观《文讯》编辑部。还应王润华教授之邀，在元智大学做学术报告。主人好客且留客，朱、黄二人夜宿润华大兄所设“陈蕃之榻”，成为同室了。润华院长有孟尝雅风，会后带众与会者游莺歌陶瓷镇，尝莺歌美酒肴。餐厅莫名其妙，竟然有蔬菜曰“大陆妹”。朱、黄二色顷刻变为怒色，指着旁边的一种蔬菜，特意称其为“水莲菜”，比出欲吞而吃之的姿势。二人可谓“同仇敌忾”了。
佛光大学四个月的同事，留下了长久的追忆。朱寿桐回到南京后，事业蓬勃发展，论文与专著络绎面世，学术社团兼职越来越多，这棵学术梧桐树越长越壮大了。他是江苏盐城人，南下南京，再南下广州；
不像橘北迁成枳，不像樱花移植枯萎，朱寿桐越来越发皇。2004年他以“珠江学者”身份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过了三年，再南下一城，到了澳门大学。从珠江重镇到珠江口岸，他的发展土地越来越肥沃。
21世纪头十年，我一半时间在宜兰，一半时间在香港、深圳（我把“双子城”之名给了港深或谓深港）。朱寿桐2007年8月入职澳门大学中文系之前，在澳门科技大学的研讨会上我们曾“同会”一次，其他时间疏于音讯。某年某日，我在网上偶然看到一则文字，大概是两个拟报读中文系研究所的青年，讨论怎样求学拜师；
其中一人说，在南方呢，一是黄维樑，一是朱寿桐。对此我甚吃惊。我把讯息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朱寿桐，这次朱、黄是“同榜”了。
2009年11月，澳门大学把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颁给王蒙，并为此举办“王蒙作品研究学术研讨会”。朱寿桐没有忘记远在太平洋岸边的黄维樑，把我邀来珠江口岸。寿桐兄筹备颁奖仪式和研讨会非常忙碌不在话下，还敲键完成《关于王蒙研究的学术链接》在会上发言。他宏观王蒙研究大形势，我则定个小标题《王蒙与诺贝尔文学奖》交出发言稿。研讨会之后，相关论文结集成书名为《论王蒙的文学存在》，朱寿桐是主编。“文学存在”是寿桐兄的自铸伟辞，后来我引用之，2015年写了《金庸：雅俗广泛的文学存在》一文。
翌年即2010年朱主任又用电子邮件发来任务：参加4月下旬由他主持的“汉语新文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遵命。澳大的会议厅书香四溢，新鲜从滚筒式印刷机印出来（所谓just rolled off the press）的《汉语新文学通史》（上下两大卷，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分赠各与会者，包括严家炎、黄修己、骆寒超诸位前辈。我宣读的论文题为《〈文心雕龙〉与汉语新文学史的撰写原理》。朱寿桐似乎像陶朱公那样擅于理财，知道要“物尽其用”，这样支付交通费、食宿费才值得。他给我额外工作：在研讨会闭幕式做大会总结。临时荣膺此任，我在称赞济济一堂的同行高论之余，在肯定“汉语新文学”用词确当之余，神思略为驰骋，从澳门的威尼斯人飞到意大利的翡冷翠。我说，澳门大学的人文学科，有中文系这样的发展和表现，则我们所在的“威尼斯人”（The Venetian娱乐场）之城，大有成为文艺复兴之城翡冷翠的可能。没有一同奔向翡冷翠，这一年的夏天，朱、黄倒是在韩国的光州和丽水参加论坛，同为朴宰雨教授的客人。
2012年初的农历春节，内子回扬州娘家，我与犬子陪同。探亲、过节快结束，和寿桐兄通了个电话。恰巧他在盐城陪老父亲过完年，正打算单骑南下回南京。约好时间地点，他驱车下扬州来接，于是我们坐了顺风车，一起到南京（我们将从南京飞回深圳）。二人互道近况，学苑事、文章事，营营役役、风风光光岂有“宁日”？当然寿桐兄掌澳大中文系，兼负责澳门特区政府多种文教事务，和各种学会事务，其忙碌应是我的许多倍。谈话间，我说65岁了，此年夏天就退休。寿桐兄快人快车，快人快语，说那就来我们澳大客座吧。这次同车，预告了我们会又一次成为同事。
2012年8月，我与妻儿从深圳移居澳门，成为澳大中文系的客座教授。这时的澳门大学位于氹仔的原来校舍，小巧的校园藏着个大气的中文系。教授、讲师有十多位，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有三十多人，本科生自然更多。教授中有杨义、徐杰等博士，来自北大的商金林先生和我是客座教授。朱寿桐看来是更大的一株梧桐树了，众多研究生在树荫下拿着奖学金安心读书，教授、讲师包括客座教授则拿着高薪栖居于树枝树干。杜甫诗句“碧梧栖老凤凰枝”调整为顺装，意思是凤凰在碧绿的梧桐树上栖居到老。我当然只是老黄而不是凤凰，只是短期客座，并没有在此终老之意，却真是感受到有这样一株大梧桐树的存在。
我一栖就是两年，首年有商金林教授做伴，次年则有刘勇强教授，也是北大来的。这两年中，还先后来了王蒙和余光中两位先生。王蒙担任驻校作家，余光中一次来领受荣誉博士学位，一次来担任驻校作家。王、余两位都是我极为敬重的大作家，与他们相关的种种活动，包括典礼、研讨会、讲座、游览等，我跟内子都参与了。两年中，最“密接”的当然是寿桐兄。看他越忙越起劲，运筹帷幄不用说，颁授荣誉文学博士的赞词也是自己动手敲键而成的。金庸、王蒙、余光中、莫言、白先勇等先后得到殊荣，有些荣誉博士还获赠朱寿桐毛笔手写的赞词长卷。
系主任的办公室，我自然无事不登。有几次登门要和他一起去打乒乓球，进门一看，偌大的房间，只见书刊文件堆叠繁乱。书桌和地板的狼藉堆上，飘着一张张宣纸，宣纸上飞着朱体笔墨。夏志清、郑子瑜（都已故），还有香港一位单教授（不好意思写出全名），书室的豪放不羁我都见识过；
相比之下吾友朱寿桐的豪放奔放毫不逊色——朱是正色，怎能逊色呢？在豪莽失序中，能表现出学问和写作的条理、文理、道理，那才叫作别才、天才！当然，书房简洁整齐的钱锺书（是我亲眼“目测”的）自有另一种大别才、大天才。
朱寿桐允文允武。文学文化文章的文功高强不用说，打乒乓球和一些学术表现，有时是需要一点武功的。在不同场合讲话，寿桐兄通常语调淡定舒缓；
一到关键之处，口大动而眼圆睁，手舞以至几乎足蹈，表情凌厉，真有威武之姿。一次他讲述以“汉语新文学”代替“中国现当代文学”之称时，就有这样的表现。不称这为表演，我想他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称别扭，意义不准确；
我与朱寿桐同心，一片丹心响应他的正名说，曾先后发表两篇长文支持其论调，希望学术界多些朋友从善如流。
从“从善如流”我要说到他的著名散文《从俗如流》了。此文写他回乡奔丧，先是反感于各种丧礼仪式的粗俗喧嚣，慢慢体念到亡母的生活背景和乡镇风俗，他“妥协”了，乃从俗如流。此文写来形象饱满、层次丰富、深挚动人。阅读时正是我非常怀念已故父母的时候，乃写作一文评赏之。后来在香港一学院讲港澳文学，我特别标举此文作为散文佳例。
朱寿桐雄心万丈致力于澳门的学术文化事业，我忝为澳门大学的客座教授，又经常参与其种种学术文化活动，这里一定要趁机略述我的体会和感动。当时疫情还在困扰着我们，各地许多重要的学术文化活动都受到阻碍。澳门却能够如期举行中国文化节，举办中国文化论坛和南国人文论坛；
并在较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其他丰富的文化学术活动，让四面八方的著名学者和文化人聚首澳门，畅谈学术，使得这个目前显得有些冷清的娱乐之城，多少还能荡漾起一种文质彬彬、文采斐然的文化气息。这不正是相当的“翡冷翠”么？
早在2020年，朱寿桐为了能够让学者们借澳门平台探讨学术，凸显在抗疫中的文化坚守精神和学术讨论热忱，在至少是大中华人文圈内首创了通过视频举办学术会议的模式，使得第三届中国文化论坛以及当年的南国人文论坛举行了，且获得巨大成功。论坛在12月上旬举行，线上和线下参与者都有，我是亲临会场的少数与会者之一。在忧患的年代，论坛以“中国文化的时艰关怀与忧患意识”为主题。我的发言题为“汉语新文学的‘忧患之书’和‘忧患之诗’”，是为时为事而写的文章；
题目中“汉语新文学”一词，则又一次呼应朱寿桐的倡议。
这种会议模式现在已经相当普遍，其学术文化领域的首创之功，归于朱寿桐。包括马来西亚艺术家朵拉在内的许多文化人，都认知和表扬了朱寿桐的创意。而寿桐兄之所以迎难而上，克服重重困阻，首开新型会议模式，也还是为了让学术界在抗疫之中不忘学术，也不忘大千世界中的澳门。这也和他努力把澳门营造成“东方翡冷翠”的雄心相应。
这次在疫情未稳的情况下举办声势浩大的中国文化节，已举办的中国文化论坛和南国人文论坛，则已产生相当大的学术影响。凡此种种，无不彰显朱寿桐及他领导的学术团队的胆识、魄力和信心。这个信心，充分表现于近期他在各种场合所做的陈述。寿桐兄还豪迈地对我说：疫情终将过去，新冠必然倒下；
正常和日常的交流，平凡和频繁的往来，一定会重返我们的生活，重返我们的社会，重返我们的世界。我和他同心同德，相信他经年热心营构的“东方翡冷翠”澳门，学术文化的景象将更为“翡”然，而且斐然。
写作这篇文章时，《中国文化论丛》总第二辑快递来到舍下，书名乃寿桐兄所题写。大才大略的寿桐兄真是多才多艺：2020年6月出版了《为了春天的纪念——朱寿桐诗书集（庚子编）》，同时还举行同题的“朱寿桐抗疫诗书展”。诗歌与书法兼之。
2012—2014两年同在澳大，期间可记可述的事，敲敲打打会变成五个乐章的交响乐的。目前所作曲，是未完成的交响乐。刚才说的《中国文化论丛》让我想起2014年之后在澳门大学多个研讨会或论坛的二人同场。如果2022年11月上旬疫情不反复，我在寿桐兄主持的澳大文化论坛又可同会了。
赞叹观赏这大株梧桐树，又常常诗意地文意地栖居于其间，不论是同行同道同文同榜同会同场同台同游同事，二人常常同心同在，在海峡两岸四地以至韩国和欧洲无数次“同框”。《中国文化论坛》旁边，刚好放着中大前任校长金耀基教授年前出版，充满亲情友情的《有缘有幸同斯世》。灵感来了，这篇文章就题为《有缘有幸与朱寿桐同框》。未完成的交响乐还要加上一小节音符：上文数次提到的《朱寿桐学术年谱》，原本刊载于古远清教授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6》；
这本年鉴同期也有我的年谱，然则我们也是“同谱”了。
